大往事-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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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他的反应是可想而知的。
事实证明，父亲离世后，康生仍未放弃对他的诬陷和迫害。1968年，康生向中央递上所谓“叛徒、特务”名单时，李立三被列为“苏修特务”。父亲的遗体被秘密火化，火葬登记表上填写的是：“自杀者李明”，并以无人认领为借口，把骨灰深埋于北京东郊，至今无法找出。
【在逆境中顽强抗争，母亲坚信会获释出狱】
父亲离世的当天下午，母亲就被看管起来，不久被扭送到公安部，关进秦城监狱单人牢房。第二天，我和读高中的妹妹李雅兰也以“谈话”为名，被骗到德胜门外功德林监狱软禁起来，同年10月被正式逮捕转入秦城监狱。整个审讯过程由1967年6月下旬专门成立的中央专案组负责，由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亲自过问。据母亲回忆，她的逮捕证就是谢富治签署的，在1968年审讯高潮期间，谢还亲临现场督阵，表明了中央文革对此案的重视。
专案组认定李立三是国内“苏修特务头子”，通过李莎和国外联络，国内外组织了庞大的“特务集团”，“一直搞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勾当。”这个假案随意定调后，从中央到地方有几十名老干部、老党员被打成“李立三特务集团成员”，遭到逮捕迫害。如：社科院苏联研究所副所长赵洵、北大副校长黄一然、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林利、北京外语学院院长张锡俦、著名导演孙维世、著名翻译欧阳菲等等。可以说，凡是和我家有过来往的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和株连。专案组重点审查李立三和中央各级领导的关系，不断扩大打击范围，力图把“李立三特务集团”和“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捏到一起，借此向杨尚昆、李维汉、伍修权等同志提出了无端指控。
其实，专案组手里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实际材料。他们翻来覆去要求母亲交代的就是和郭绍唐的关系以及她去苏联使馆和几次回苏探亲的情况。母亲说明她和李立三同郭绍唐只是一般朋友关系，回国探亲每次都是经过中央批准，去苏联使馆也只为了办理一些手续，绝没有任何非法活动。专案组得不到口实，就不断施加压力，轮番审讯。母亲在审讯室被连夜提审，不许坐下，回牢房时已经天亮，起床铃一打响就不能上床了。吃饭时，送来的窝头粗饭不够填肚，恐怕是想用失眠和饥饿来摧残她的精神和毅力。但她不顾一切，一直支撑着，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意志。她坚持不撒谎、不说违心的话，不承认莫须有的罪名，更不去诬赖他人。无论是口供、笔供，字字句句都要仔细斟酌、再三考虑，以免失真。母亲以实际行动抵制了专案组“逼供信”的圈套，她在狱中写出几十万字的材料，反映的都是客观事实，至今能站得住脚。“文革”结束后，中央为母亲平反时，赞扬了她坚持真理的精神，并指出她所写的材料为平反许多人的冤假错案提供了依据。
事后，我问过母亲：在当时环境下是什么力量支持了她？母亲的回答很朴实。她说：“是我的信念。我没有做过坏事。我一直相信，我的问题早晚会弄清楚的，我一定会获释出狱”。
1969年“九大”以后，开始落实“可教育子女”政策，我和妹妹被解除监禁，下放农场，1971年陆续回北京。母亲继续被关在秦城，我们根本得不到她的消息。1975年5月才被批准去看望。探监之前，专案组宣布了几条纪律：不许把爸爸去世的消息告诉她，不许说亲友中谁受牵连，也不要抱头大哭等等。公安部的吉普车把我们送回熟悉的地方，我的心情既激动又不安：我终于要看到妈妈了！她的身体不知怎样？人是不是衰老了？我虽然有些心理准备，但没有想到妈妈的变化会如此之大：原来还是健康活泼、充满生气的她如今变成一个动作迟钝、表情麻木的老太太。刚过60，她的头发已经全白，而且脱落得厉害，上下穿的是一身黑色衣裤，从远处看，真分不清是男是女。妈妈开口就问：“你们见到爸爸没有？我想他也在这里。下次你们来看他，不要忘记给他带一条好烟。他从来都是抽烟比吃饭还要紧。”我一听，巴不得告诉妈妈，爸爸早已不在人间了，但我不敢，也不愿增加妈妈在狱中的思想负担。我什么也没有讲，只是鼓励她说，以后我们要争取每个月都来看她，让她多多注意身体。
未料，几天之后，妈妈就被直接押送到山西运城，安置在当地棉科所的大院里。她最惦念的还是爸爸，到了运城就马上问专案人员：“立三在哪里？能不能把他也安排到这里来，我好照顾他。”专案人员支支吾吾，不敢直言以对。母亲又问，她的问题有没有结论，他们还是闪烁其辞，只说“到一定时候”会向她宣布的。我们后来才知道，当时中央三办专案组已经作出“结论”，把李立三、李莎都定为“苏修特务”，并且把被迫害致死的父亲“清除出党”。这种言无实据的所谓“结论”，根本无法拿出来和本人见面，居然成为专案组的“秘密”！
母亲在运城虽然有了一定的行动自由，但仍受到秘密监视，且明文规定不许离开本地回北京。她的身体恢复后，要求参加一些工作，但遭到拒绝，说是让她“安心养老”。在这种没有结论、没有合法身份、命运未卜的处境下，哪能安心呢？1976年春节，我到运城探亲，在妈妈的逼问之下，把爸爸去世的消息终于告诉了她。她眼直直地盯着我，表情十分痛苦，但仍不肯落泪，抑制住哽咽，慢慢地对我说：“你爸爸不在人间，其实我心里已经料到了”。说罢，把脸扭过去，久久不做声。
当时“四人帮”还在继续横行，不断掀起新的恶浪。母亲从不惧怕，她把悲痛埋在心底，坚定不移地面向未来，经常对我们说：“相信形势早晚会变化的，事情也总会搞清楚的。你们就在北京好好工作吧，我们一定能团聚，不可能让我一辈子流放在运城。”我每次去看望她时，她这种乐观、坚毅的精神总要给我以感召和鼓舞。
【我为父母的平反昭雪奔走呼号】
1976年秋，“四人帮”倒台预示了中国大地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和全国人民一样，期望着、憧憬着……
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12月，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1978年春，在一些同志的建议下，我首先到胡耀邦的老友、又是父亲的熟人胡克实家里，向他探讨父母的问题应如何解决。胡克实告诉我，耀邦同志到中组部以后，那里的气氛焕然一新，被人们誉为“解放区”，中组部的工作重点目前就是重新审理“文革”中的案件。他建议我直接去中组部反映情况。
1978年4月初，我来到西单中组部大楼门前。我的心在怦怦地跳动：前不久，这里还是康生一伙盘踞之地，如今会有什么变化呢？我在传达室报了自己的姓名，并鼓起勇气说出：“我是李立三的女儿”。“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李立三”的“称号”在我头上已经压了10多年，我好久好久不敢这样大声说我父亲的名字了。传达室人员听到后，很平静地看了我一眼，让我进门去某某室。我一推开门，一个白发苍苍、和蔼可亲的老人马上站起来，把我迎进屋里，别人都称她为尹大姐。老人紧紧握住我的手说：“你就是立三同志的女儿呀！欢迎你！这里都是自己人，有苦就诉，有冤就申呀！”这几句热忱的话顿时激起我心中的情感波澜，我抛弃一切顾虑，详细叙述了我们一家在“文革”中受到的迫害，也介绍了母亲的近况，希望组织上重新审理父母的冤案，尽早作出公正的结论。尹阿姨热情安慰我，向我介绍耀邦同志在中组部的工作及对平反冤假错案的坚决态度，让我相信问题肯定会得到解决。最后，她留下我的住址和电话号码，表示一旦有了消息，就马上告诉我。
两个月过去了，我一直在焦急地等待着。有一天终于接到中组部的电话，尹阿姨的声音仍是那样慈祥，但其中增加了几分深沉。她告诉我，这一段时间，中组部做了很大努力，想把李立三、李莎的案件从“三办”手里接过来，重新审理，但是“三办”坚持不肯放，中组部目前还不好下手。尹阿姨怕我太伤心，最后鼓励我说：“眼前条件还不够成熟，但我们一定要继续争取，你要耐心等待。”是的，我明白，平息“文革”煽起的邪风、扭转国家的航向，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巨大的毅力和决心。
1978年11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其拨乱反正的历史意义在20年后的今天看得更清楚了，当时，我只听到一些零散的“小道消息”，但也足够使人振奋。人们传得最多的是有关干部平反问题，说是“三办”要马上予以撤销，所有档案都要转到中组部，重新审查。不少朋友，包括父亲的老秘书李思慎，都敦促我赶快给中央写信，并直接把信递到胡耀邦手里。12月2日，我拿着写好的信，在萧三之子萧维嘉的带领下，来到胡耀邦一家当时所住的富强胡同。那是星期六的晚上，胡耀邦没有在家，我见到了他的儿子胡德平、儿媳安黎，他们答应马上把信交到胡耀邦手里，叫我放心。我知道，胡耀邦的工作作风是雷厉风行、一抓到底，但没有想到他的反应会如此迅速，办事速度会有如此之快。星期一上午，他到中组部上班，立即下达明确批示，下午中组部就给北外打电话，没有找到我，星期二一大早又打，让我赶快过去。我骑车赶去，中组部的同志们告诉我：耀邦同志已在我的信件上作了批示，同意李莎马上回北京，然后重新做结论。中组部要求我立即动身去山西，把母亲接回来，并让我注意不要走漏风声。
我怀着极度兴奋的心情，和北京外语学院代表程丽真老师一起踏上去山西的路途，于12月下旬把母亲接回北京，安置在北外筒子楼简单住所里。许多亲友、同事、学生闻讯后，络绎不绝地登门慰问，庆贺她重归首都、与家人团聚。高兴之余，母亲念念不忘她和父亲的组织结论，要求我反复和中组部联系、催问。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内形势有了根本转折，但是极“左”思潮尚未彻底肃清，不少人头脑中“文革”时期的观念仍在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对李立三、李莎冤案的彻底平反也经历了一段过程。1979年夏，中组部干审局提出的一个结论草案不尽人意，没有明确平反昭雪，只是写上：撤销中央三办关于“苏修特务，清除出党”的结论，给李立三同志恢复名誉，按病故中央委员召开追悼会。母亲和我看了这个草案后，当即表示：这里的关键是缺乏“平反”二字。明明是“文革”浩劫时期的冤案，为什么还要保留“1967年6月23日经中央批准，立案审查”的提法？父亲受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致死，为什么要写成“病故”呢？母亲还强调指出：李立三的冤案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也不仅是我们家属的问题，当年制造这个冤案从上到下株连了许多无辜的同志，其中有些人甚至含冤而死，或精神失常。李立三的冤案若是得不到平反，其他同志的问题也无法彻底解决。
母亲当时不仅口头申辩，也给中组部及中央领导写信，反映自己对结论的意见，要求平反昭雪。父亲许多生前好友，特别是受迫害很深的赵洵、林利等同志都支持她、鼓励她争取彻底平反，并建议再一次递信给胡耀邦。母亲平时不喜欢惊动领导，但此次事关重大，必须完成父亲的遗愿，于是她派我再次去胡耀邦家里，把信送上去。胡耀邦此次具体有什么批示，我们不大清楚，但事后不久，事情显然有了转机。中组部对母亲的住房等生活问题很快作出了安排，派来共同研究结论的干部也重新换人，态度和口气与过去大有不同。经过反复推敲协商，1979年12月27日，他们终于为父亲作出一个公正的复查结论，明确写上：李立三同志1967年6月22日因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路线的迫害致死。1975年8月4日，原中专三办结论，纯属冤案，予以撤销。为李立三同志恢复名誉、平反昭雪，按去世中央委员举行追悼会，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我和母亲的结论同时也得到了解决。
198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为李立三、贾拓夫（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举行大规模追悼会，有700多人参加。邓小平、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追悼会由彭真主持，王震致悼词。这篇由中央审定的悼词充分肯定了父亲对中国革命的功绩，指出他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在长期的白区工作和国外工作中，英勇奋战，探索革命真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朝气蓬勃，积极工作，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不顾身受林彪、“四人帮”一伙诬陷迫害的困难情况，坚持原则，顾全大局，坚决抵制对党的老干部进行迫害，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最后，王震同志大声宣布：“现在，党中央决定为李立三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林彪、‘四人帮’一伙强加给李立三同志一切诬陷不实之词，都统统推倒”。我和母亲站在父亲的大画像之下，激动不已，心想：父亲在天之灵，如能听到这些话，也当感到宽慰了！
十九、《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形成始末
沈传宝
1970年代末，正值开辟我们党和国家历史新时期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不久，随着平反冤假错案大规模展开和各行各业拨乱反正深入进行，人们思想更趋活跃，对党和国家历史上曾发生的重要问题和重大事件，特别是对毛泽东以及“文化大革命”的评价等问题议论纷纭，社会上更是流传着各种各样的猜测，甚至在一部分人中间产生了思想混乱。因此，全面、彻底地清理“左”的错误，对历史问题作出全面总结，从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任务，澄清人们的不正确认识，统一党内外的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成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亟需解决的当务之急。后来的历史证明，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以高超的政治艺术和智慧，出色地完成了这一重大历史任务，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形成及通过，就是上述历史任务圆满完成的集中标志。
【“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
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就明确提出，“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看。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他的意见被会议所接受，并写进了随后的三中全会公报。在当时，不急于就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结论，是因为邓小平考虑到，要对这些问题作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为人们较充分地理解，到那时再去评价和说明，可能更好。邓小平还率先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给予科学评价，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打开缺口，积极引导人们解放思想。他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