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往事-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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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拨乱反正工作的全面展开，对建国后的历史进行认真全面的总结的时机也日臻成熟。1979年，建国3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决定由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发表一个重要讲话。这个讲话不是一般的讲话，而是要对过去30年作一个总结，对30年中的问题，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也作出一定的说明，但又不是全面的总结，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庆祝讲话。
随后，以胡乔木为主的起草班子，对建国以来的历史进行认真研究，并多次听取党内外的意见，反复斟酌和修改，写出了讲话稿，呈交9月25日至28日召开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重点讨论。29日下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在讲话中，第一次明确地指出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同时也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指导作用，以及建国30年来的成绩给予充分的肯定。他还强调说，“中共中央认为，对过去三十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实际上这次讲话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30年的历史，已经作了一个初步的总结。不少同志听了讲话以后认为，在这一讲话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充实、丰富、发展，我们的国史就好写了，党史也好写了。然而，也有不少同志认为，这个讲话距离给“文化大革命”作结论，距离给建国30年来的历史作全面具体的总结，还有很大的一步……这样，就建国以来的重大历史问题作出决议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并统一思想，已经提上中共中央的议事和工作日程。
1979年10月30日，在北京市前毛家湾1号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胡乔木、邓力群等召集会议，传达了邓小平同胡耀邦、姚依林、邓力群等的重要谈话。邓小平指出，常委研究，准备为明年五中全会、六中全会和后年“十二大”做点准备工作，主要是思想工作。现在就要着手起草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决议，明年底六中全会讨论通过。邓小平还说，有了国庆讲话，历史决议就好写了，就是以讲话为纲要，考虑具体化、深化。传达完邓小平的指示后，胡乔木对起草决议工作做了布置，决定以起草国庆30周年讲话的班子为基础，再从新华社、《人民日报》社、《解放军报》社和档案部门调人组成起草班子。他还要求分四个阶段做准备，当天就开始脱产，分段看材料，借阅档案，找人访问、谈话。
此后不久，历史决议起草小组成员陆续集中到北京复兴门外万寿路的某处开始工作。
1979年12月13日，胡乔木同起草小组成员谈话，提出了起草决议的初步设想。他说，起草文件与研究历史的关系很密切，但毕竟是两件事。这个文件只能限于30年历史的若干问题，不能作为30年历史的读本提纲。关于这个文件与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的区别，胡乔木说，那个历史问题决议是把那些时期的问题归结为两条路线，然后作历史分析，而现在情况复杂多了。他提出，总的是不能说多了，说多了劳而无功，不能贪大求全。这次谈话为早日定下决议的轮廓打下基础。
【“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
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牵头主持的。起草小组日常工作主要由胡乔木具体负责，它的组织、协调和联络工作则由邓力群分管。邓小平非常重视和关心决议的起草工作，起草伊始，他就要求“决议要力求做好，能使大家的认识一致，不再发生大的分歧”。从1980年3月到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一共有十六、七次谈话，讲起草决议的指导思想、框架结构和基调。每次谈话，胡耀邦都参加，并同意和补充发挥了邓小平的意见。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是拨乱反正的重要一步，为人们实事求是地对待毛泽东，坚持毛泽东思想创造了条件。刘少奇的平反，是党内外大多数人的迫切愿望和要求，为国内外舆论所强烈关注，但也引起党内一定程度的思想异同：有人认为这样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人则认为，给刘少奇平反这件事证明毛泽东思想错了。这就提出了如何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严峻课题。
于是，起草小组邀请社会各界人士进行座谈，听取对起草决议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以及他们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经过反复讨论、酝酿后，起草小组搞出一个供领导参阅的决议写作提纲，送给了邓小平审阅。
3月19日，邓小平找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三人谈话，提出他对决议的看法。他告诫大家，写决议不是写文章，不需要多方面展开论证，而是要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重要的历史人物作出正确的判断，话不要多。不要担心，怕说这个判断根据是什么呀？为什么对呀？要论证一下。这样不好。
他说，中心的意思是三条。第一，最核心的一条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邓小平提出，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现在这一次，要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
第二，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作出公正的评价。“文化大革命”的10年，毛泽东同志是犯了错误的。在讲到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要对这一时期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在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的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当然，议论过去，将来也难以完全避免，现在要一心一意搞四化，团结一致向前看。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还对当时习惯使用的“十次路线斗争”的提法，发表了看法。可以看出，邓小平从一开始，就对起草决议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思想。
根据上述三点基本要求，起草组人员又对提纲作了修改，并送到邓小平处。4月1日，邓小平把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找来，谈了对修改后的历史决议提纲的看法。他首先讲了1957年到1966年的10年间，我们党和国家经历的重大事件，并对这些事件作了基本评价。他说，总的说来，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建国后17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但基本方面还是对的。社会主义革命搞得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讲到这里，邓小平着重指出了总结历史教训的一个基本原则：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这些方面，要运用马列主义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邓小平还以“大跃进”为例，实事求是地进行了自我批评：“‘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
在谈到如何安排决议的结构框架时，邓小平更以平等协商的口气问道：“整个设计，可不可以考虑先有个前言，回顾一下建国以前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段，话不要太多。然后，建国以来十七年一段，‘文化大革命’一段，毛泽东思想一段，最后有个结语。结语讲我们党还是伟大的，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勇于纠正自己的错误。”这次他仍然强调，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在邓小平谈话前几天，胡乔木也看过决议提纲，他提出了送审的稿子中没有涉及的然而又难以解决的两个问题。一个是为什么发生“文化大革命”？他指出，说“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不难，但是必须答复为什么发生这个错误，不答复这个问题，决议就失掉价值。一个郑重的马列主义政党，就得对这个问题有个科学的分析。另一个是毛泽东思想的实质是什么？我们讲坚持毛泽东思想，是讲坚持什么，不答复这个问题，坚持毛泽东思想的这个口号就没有力量。他还对解决两大难题做了具体说明，为起草决议提供了良好的思路。胡乔木关于两大难题的想法，解决了起草决议中的难点和重点问题，是对邓小平三条要求的重要落实和补充。
在起草时胡乔木、邓力群一致认为，讲历史要讲理论，不要陷到一件一件历史事件里面去，否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说了许多历史，反而看不到历史。胡乔木说，写这个《决议》，理论部分要给予很大的注意，这方面确实要有跟“七大”前的那个《决议》差不多的分量，不然在党内国内树立不起信心。非常首要的就是要把中国革命究竟走了一条什么道路，要怎么继续走下去写出来，既要提出实际发展的道路，又要提出一种理想。所以，《决议》要有一种现实的力量、理想的力量。
起草小组的同志夜以继日。终于在5月23日再次起草出一个决议提纲；紧接着，又拿出了首次供中央书记处讨论的决议初稿。
【“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
决议初稿给邓小平看后，他并不满意，感到整个文稿写得太沉闷，不像一个决议。1957年以前的几部分，列举事实方面差不多，但叙述的方法、次序，特别是语调，要重新斟酌。6月27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赵紫阳、胡乔木、姚依林、邓力群谈了他对决议初稿的意见。他表态说，不行，要重新来。现在这个稿子没有很好体现原先的设想，即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要说清楚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有哪些贡献。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这些方面，毛泽东同志都提供了一个基础。要把这些思想充分地表达出来，要给人一个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些什么内容。在座的人都明白，邓小平是对决议初稿没有重点论述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没有把毛泽东的正确与错误清楚地表达出来，感到不太满意。邓小平提醒在座的同志，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7月3日，在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决议起草工作时，胡乔木就落实邓小平提出的要求发言，讲了几个原则问题。他说：“在起草文件的过程中，小平同志找我们谈过几次，中心任务是要把毛泽东思想旗帜高高树起来，用它来统一党的思想。我们现在没有理由离开这个方向，要向对于这个方向有怀疑的同志做说服工作。这个决议就是说服那些同志的重要武器。”胡乔木并提出了解决难题的一条重要原则，这就是：要把毛主席晚年在思想上、行动上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对毛泽东思想加以肯定，对毛主席晚年的错误的理论和实践加以评判。中央书记处同意了胡乔木提出的原则，为解决邓小平提出的起草决议的核心问题找到了答案，起草工作顿如柳暗花明，进度明显加快。
7月上旬，起草小组连续三天召开座谈会，随着讨论的展开和对邓小平所提要求的深入理解，起草工作渐入佳境。而这时胡乔木不仅参加稿子的修改，还亲自起草重点段落，“文化大革命”10年这一段即自始至终是他执笔的。到8月初，又拿出一稿，也有了正式的名称，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0年8月8日稿）》。
在中国共产党着手起草历史问题决议的时候，全世界都在关注着中共中央将如何评价毛泽东。8月21日和23日，邓小平连续接受了意大利著名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采访，法拉奇以提问题尖锐、泼辣而著称，邓小平也想借此向全世界宣示中国的态度。法拉奇开头便问：“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名记者的提问一针见血，邓小平的回答也一语中的：“永远要保留下去。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法拉奇又提出，中国人民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但他们说的是“四人帮”，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邓小平毫不回避，他说，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但是很不幸，在他一生的后期，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毛主席犯的错误是政治错误。另一方面，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他们的目的就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
法拉奇又问：“你们对‘四人帮’进行审判的时候，以及你们开下一届党代会时，在何种程度上会牵涉到毛主席？”邓小平明确回答：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8月28日，法拉奇将这次采访的经过和内容全文发表在意大利报纸上，世界各国报刊纷纷予以转载和评论。其中，某外电这样评论道：“邓小平第一次宣布，在明年的党代会上，将不会像批判斯大林那样，全面批评毛泽东。但是将总结大跃进以后的总路线，今后的中国将与毛泽东路线诀别，进行四个现代化。”邓小平后来回忆这次采访时不无幽默地说：“我同她谈了七、八个小时，她给我出了许多难回答的题目，我总算通过了考试。”
与此同时，针对来自国际上的各种传说和国内的各种声音，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主动站出来，积极维护毛泽东的形象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在8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李维汉说：“现在的年轻一代，不少人不能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不能正确估价毛主席的功过，存在着不少问题。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这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不了解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