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往事-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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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讲党性，我看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因此，在“抢救运动”中，整风班坦白出来的为数众多的“特务”，经过甄别，除一人被挂了一段之外，其他人全部平反恢复了名誉。
这个阶段，我作为党员学生参加了绥师总支委开会，经常作为学生代表担任主席团成员。由此我和仲勋在工作中见面的机会就增多了。即便是见不到面时，他也经常给我写信，仲勋对我的信任，无疑是对我的一种鞭策和鼓励。
这年冬天，他正式向我谈到了婚姻大事，写信说：“一件大事来到了”，“我一定要解决好”，并请李华生、宋养初和我谈话，帮助我打消心中的顾虑。仲勋还告诉我，抗大总校教育长何长工同志曾写信向他介绍我，说他认识我的姐姐，而且见过我的父亲，说我是到延安后才长大的。仲勋让我写了一个自传直接交给他。当时的我，用我姐姐齐云的话说：“我妹妹是一张白纸”，因此，“自传”也就相当的简单。
有趣的是，当仲勋看到我的自传中写到我为早日参加革命队伍，曾盲目地从家里偷跑过两次，而两次都被父亲追了回去时，他笑了，说：“我年轻的时候也和你一样”。但在当时，我对仲勋的历史却不了解，他只在信中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他是陕甘苏区创建者中最年轻的一个。不久，经组织批准，我和仲勋在绥德结婚了。
1944年4月28日，星期六，在绥德地委后院的一个窑洞里，举行了我们的婚礼。这天上午各方人士来了不少，都向我们表示庆贺。其中有我们的证婚人，时任抗大总校教育长，曾是抗大一分校校长的何长工，李井泉（抗大总校负责人之一），独一旅旅长王尚荣，政治部主任杨琪良、绥德专署正、副专员袁任远、杨和亭，地委副书记自治民等。那天，时任绥德地区保安处长，被称为“中国的福尔摩斯”的布鲁同志还给我和仲勋拍了两张相片留念。婚礼上我和仲勋及以上几位来宾同桌吃了一餐饭。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可算得上是很隆重的婚礼了。
婚后，仲勋对我说：“从此以后，我们就休戚相关了。但是，我不愿意陷在小圈子里”。我理解他的意思，在艰难的岁月里，作为革命的夫妻不可能要求彼此的过多关照。这一年的夏天，我在绥师刚毕业，就去农村基层工作了。
1945年，仲勋在“七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继而又调任中组部副部长、西北局书记。而我除在中央党校六部学习外都在农村基层工作。直到解放后，我才回到西北局机关政研室农村组任研究员。现在回想起来，在我一生中有两段受益匪浅的经历令我终生难忘。一是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经受了战火的考验，抗大熔炉艰苦充实的战斗生活培养了我革命乐观主义的情操，坚定了革命斗争意志，树立了共产主义人生观；另一段是在陕甘宁边区农村工作的8年，经历了解放战争和土改斗争，幸运地参加了绥德县几个乡和延安老区的土改工作。在时任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直接领导下的土改，使我在贯彻毛主席的土改方针政策，抵制“左”的情绪，有了切身的体会。比如，不许采用挖底财、使用肉刑、侵犯中农利益、查三代等做法，保护了开明绅士和工商业者等。虽说我和仲勋经常相距几百里之远，但他经常鼓励我，要我安心基层工作。在给我的信中说：“农村是一个大学校，是学之不尽的知识宝库，用之不竭的知识源泉。”还以他自己过去开辟陕甘苏区根据地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的切身体会指导我，让我重视基层经验：“如能做好一个乡的工作，就能做好一个区的工作。”最初，我在绥德地委和县委重点乡（绥德县沙滩坪区第一乡）当乡文书，后来在绥德义合区担任区委副书记、延安市北关区区委副书记，也常以一个乡或村为重点进行调研，并因此兼任《群众日报》的特约通讯员，及时报道基层情况。这个阶段，我和仲勋虽然多是分在两地，但我们的思想感情却日益深厚。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向陕北发动进攻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面对10倍于自己、且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在彭德怀和仲勋的指挥下，正确地运用了毛泽东所制定的“蘑菇”战术，在取得了延安保卫战的胜利后，又接连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使蒋介石“三个月解决陕北问题”的企图化为泡影。当时，我正在绥德备战，因承担了临时任务，才回到西北局机关，5月14日正赶上西北野战军在安塞县真武洞召开5万军民参加的祝捷大会，组织上为了能让我和仲勋见个面，也让我随同以西北局副书记马明芳为首的慰问团去安塞参加祝捷大会，同去的还有马明芳的夫人马淑良。当仲勋惊讶地见到我时，他非常生气，当着众人严厉地批评我说：“这么艰苦，你来干什么！”我为之一怔，但马上意识到自己实在不应该来这里，影响太不好了。随后，他还对我说：“如果战争十年，我宁可十年不见你。”此时，我不仅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他的批评，而且暗为他的伟丈夫的气概而自豪。
1949年3月1日，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了，仲勋的秘书黄植立即电告正在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仲勋，庆贺我们得了一位千金。这就是由我母亲亲自取名为“桥桥”（她出生在延安桥儿沟中央医院，原鲁迅艺术学院校址）的女儿。二中全会结束以后，仲勋跟随毛主席进入北平，并参加了入城式。这一次，他还见到了我的父亲（原傅作义部队起义人员）以及我的姐姐齐云（她从东北调北平参加筹备全国第一次妇代会）。回延安后，仲勋为我带来了姐姐写的家信，那一天，我高兴极了。
仲勋同志非常爱女儿，工作之余常常把未满月的桥桥抱在怀里，记得有一回，一不留神孩子拉尿了他一身，见此，我尴尬得不知所措，仲勋却笑着说：“子屎不臭，子屎不臭”。
自从桥桥降生以后，只要仲勋工作稍有间隙，就会把女儿抱来看看，有时他还亲自为孩子拍照片。当桥桥稍大一点时，仲勋如有机会就带着她外出活动了。尽管仲勋非常疼爱孩子，但他对孩子从不娇惯，记得我在参加长安县“三反五反”试点时，仲勋曾在一个星期天带桥桥（两岁左右）到长安县检查工作，顺便让孩子看看我，因为女儿总要找妈妈。傍晚，当他们就要回西安时，桥桥扑到我的怀里大哭起来，一定要我也一同回去。看到女儿满是眼泪的小脸，我动心了。想想晚上没有什么活动，第二天一大早我可以坐大车赶回县委所在地，不至延误工作。但仲勋考虑影响没有同意我一同回去，硬是抱着哭喊着妈妈的桥桥离开了我。
1952年秋，仲勋先到了北京，任中宣部长，我带着桥桥和安安（尚未断奶的小女儿）于年底来到北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1953年，我们把4岁的桥桥送入北海幼儿园，原因是我已在马列学院学习，照顾不了孩子。可是，每当周末结束往回送孩子时，桥桥就会哭个不停，有一次竟哭晕在爸爸的怀里，但等她一缓过气来，仲勋还是送心爱的女儿去了幼儿园。我那时的感受，凡是做过母亲的人是能够想象到的。为了我能安心工作和学习，仲勋硬让小女儿靠吃奶粉长大。
来京后，我又生下两个男孩儿近平和远平，他们都是10个月就断奶送回家，由仲勋照顾的。当有人称赞仲勋是一个好爸爸时，仲勋便补充说：“我不仅是个好爸爸，而且是个好丈夫。”我在马列学院学习后被留在中央党校工作，单位离家较远，所以和家人总是离多聚少，尤其是在孩子们放寒暑假时，我更是管不了他们。尽管每个星期天晚间去上班时，我都是伴着孩子们依依惜别的“妈妈再见！妈妈再见！”声离开家的，但我却从没考虑过是否和孩子们多呆上一会儿，甚至是否调换一下工作，离家近一些。那时，我心里想的就是服从组织安排，不能耽误工作，甚至孩子患了重病，我也没有请过假，而对于时任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职务的仲勋来说，他宁愿在业余时间多照管孩子们一些，有时还要给四个孩子洗澡、洗衣服，那时我们的孩子都在住校或全托，这期间家里没有请保姆。对此，他视之为天伦之乐，尤其是当孩子们与他摔打着玩时，仲勋总是开心极了。也许是仲勋特爱孩子的缘故，所以他特别重视从严教子。我们的两个儿子从小就穿姐姐穿剩下的衣服或者是花红布鞋，记得近平因同学笑话而不愿穿女孩子的鞋子时，仲勋却对他说：“染染穿一样”。就是在仲勋的影响下，勤俭节约成了我们的家风。
50年代，在参加一次晚会的时候，我听见有人在我身后议论说：“习副总理的夫人穿着怎么那么土啊！”我听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回家后对仲勋说了，他听后笑着说：“土比洋好！”
我工作在颐和园附近的中央党校，家却住东城区。因此，我每周末回家一次，等到了家多已是8点钟了，星期日晚上还赶回单位上班，也就不能和仲勋一起参加周末的文娱活动了，常常是他独自带着孩子们去参加周末活动。周恩来总理十分关心仲勋（仲勋任国务院秘书长长达十年之久，可以说多数时间都是和周总理在一起的。）每当见到仲勋独自带着孩子们参加活动时，总理就要问：“怎么见不到齐心同志呢？”
后来，在一次节日晚会上，我见到了总理，他一见到我就高兴地说：“哪里像35岁，4个孩子的妈妈呢？”并决定让我参加外事活动。但我只在此之后陪同仲勋参加过一次接待蒙古总统泽登巴尔夫妇的外事活动，以后也很少参加涉外活动。直到如今，我还没出过国，连港澳也没去过，最远只去过深圳沙头角。
1962年秋，康生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对仲勋搞突然袭击，诬陷仲勋勾结《刘志丹》小说作者李建彤，授意抛掷《刘志丹》小说为高岗翻案，说仲勋是挂帅人物，是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康生还在全会中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个大发明。”毛主席只不过是在大会上念了一下条子，康生就以此来作为毛主席语录并广为流传。
对于缺乏斗争经验的我，听到这一消息后，有如晴天霹雳一般，顿时吓懵了，欲哭又不敢哭。仲勋看到我难以承受的样子，立即要我安静下来，正确对待。尽管他对这突如其来的不白之冤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关于仲勋参与此书的情况，山西党史文献有过记载：习仲勋曾参加过该小说创作组的两次会议，第一次他在会上了解写作过程；第二次，他明确表态说，要明确陕北根据地是坚决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据我所知，仲勋连这本书的初稿也没看完就交给秘书田方了，后来发表的一些章节，他连看也没有看过。
众所周知，康生迫害仲勋，是事出有因的。在1943年“整风运动”中，康生搞“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把在白区工作的地下党打成“红旗党”等，仲勋曾坚决地予以抵制；解放战争中，康生又在土改中推行“左”的路线，仲勋再次以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予以抵制。
在“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面前，仲勋违心地承担了责任。他在检讨中沉痛地写道：“36年的恩情毁于一旦”。（他从1926年参加革命到1962年整整受党的恩惠36年）由于承受了莫须有的罪名，他的内心所受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当小女儿安安看到爸爸一个人坐在没有开灯的客室中默默思忖时，就问：“爸爸，你怎么啦？”小儿子远平也问：“爸爸你怎么不去中南海啦？”此刻，年幼的孩子们还不知道，他们的爸爸正在承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苦痛。
当时，我深深地处在矛盾之中。一方面要完全站在党的立场上，把他视为“反党”，接受八届十中全会对他的批判。另一方面，我对仲勋怀有深厚的感情。为此，我主动要求参加“四清”去了。
1963年，仲勋受隔离审查期间，组织上安排他在中央党校（独居在“西宫所”）学习。他认真阅读马列、毛主席著作，自觉改造世界观，并利用空余时间在后院空地上种了一大片玉米、蓖麻和蔬菜等，收获多半交公，他曾对我说：“革命不是为了当官，种地同样可以革命。”他准备回农村做个农民。为此，仲勋上书毛主席要求到农村去。主席让中组部长安子文回复他说，农村太艰苦，还是到工厂去。1965年，组织上安排仲勋到洛阳矿山机械厂担任副厂长。在仲勋看来，这是他向工人阶级学习、熟悉工厂工作的宝贵时机。我当时正在北京海淀区搞四清，只请了一天假，回家给他拆洗了被褥，就这样为他送行。不想，从此一别就是8年。回想起来真是一言难尽，不由自主的潸然泪下。
紧接着便是“文化大革命”，所以，仲勋受迫害长达16年之久。“文革”中，仲勋不畏权势，不仅自己坚持真理，而且为其他受株连的同志澄清事实，突出表现了他坚强不屈的性格。
1966年冬天，正在与工人们谈话的仲勋被冲进工厂的红卫兵围了起来。工人们见状，想保护仲勋也把仲勋围了起来。为了防止武斗，仲勋对工人们讲：“你们打伤了红卫兵是我的责任，红卫兵打伤了你们也是我的责任”。然后又对红卫兵们说：“要走就快走。”于是，仲勋被带到西安，批斗后被关入西北大学。当他看到了一些打砸抢的行为后劝阻说：“难道革命就是为了抢几部汽车吗？”并希望他们自觉地维护正常秩序，不要妨碍生产，并上书毛主席，对“文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多项建议。因此仲勋深得一些群众的信赖、保护和关照。
仲勋被押到富平老家批斗时，那里的乡亲们却说，我们不是来批斗习仲勋的，多时不见，我们是想来看看他，要不是他在困难时期拨粮食给我们，我们早就饿死了。那次，乡亲们还自发地给仲勋做了一顿家乡饭。这种来自故乡的亲情，令他终生难忘。
康生仍然不肯放过仲勋，阴谋把他拉到兰州和延安进行批斗，然而最终还是被身处逆境中的周总理制止住了。但此时仲勋的身体已有些支撑不住了。1967年4月5日，他写信给周总理：“我的反面作用起完了，现在只是陪人挨斗了。”1968年1月3日，周恩来采取特殊保护方式，用飞机将仲勋从西安接回北京，交给卫戍区监护。
在仲勋受审查和受迫害的日子里，我和孩子们也都受到了株连。“文革”中我因没有和习仲勋划清界限一直在受审查，被列入康生的500人黑名单。仅在“五七干校”劳动就有7年之余。三个大一点的孩子尚未成年就去兵团或插队，留在身边的小儿子远平在普及高中时，被剥夺了升学的权利，还是在老战友的帮助下才当上了车工学徒。这段时间对我和孩子们来说，可以说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全家人都很坚强。
1972年冬，姐姐给我来信说：我们的母亲将不久于人世，希望能见上一面，请求干校批准我回京探亲。我得到了准许。同时，我的孩子们也因此有了机会从各地返京，在姐姐家中团聚了。我和孩子们商量，决定给总理写信，要求见仲勋。我们在信中提出了几点请求：（1）我和孩子们已经多年未见到仲勋了，请求总理让我们母子早日见到他；（2）我们在北京已无住房，要求解决住房问题；（3）存款早已冻结，希望解冻一部分存款维持生活。周总理很快对我们的要求作了批复，满足了我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