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往事-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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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980年，学术界在首先为陈独秀五四和建党问题上正名的同时也对“汉奸”论提出质疑。中国革命博物馆研究员夏立平首先在该馆主办的《党史资料研究》上发表《陈独秀被开除出党以后》一文，提出“汉奸论”不能成立，然后唐宝林等一批学者发表《旧案新考——关于王明、康生诬陷陈独秀为汉奸问题》等论文，此事立即引起上层注意。1984年3月19日，一份发向全国的13号文件，在指示注意严肃防止不妥当地宣传陈独秀的同时，也承认“陈独秀在建党时期有不可否认的功绩，30年代王明、康生诬其为日寇汉奸，亦非事实。”实际上为陈独秀的“汉奸”罪，非正式地进行了平反。
【关于“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
从1928年11月蔡和森发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起，中共领导人及广大学者，把陈独秀视为“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者”，起因是1923年陈独秀发表的两篇文章：《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陈独秀在文章中明确认为：“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批判者都把这个观点想当然地断定为陈独秀主张在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横插一个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但是，日本学者江田宪治1990年从陈独秀两篇文章的原意出发，推翻了这个“想当然”的推理，指出陈独秀是“两阶段连续革命论”。因为陈独秀认为，不管民主革命由谁来领导（即使是资产阶级领导），胜利后由谁来掌握政权（即使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紧接着无产阶级就应该而且能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陈独秀的这个观点在1922年发表的文章和为党中央起草的文件中多次提出过。
但是，由于传统观念影响太深，几十年来，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像江田先生那样认真研究陈独秀文章的原意。直到1999年3月，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召开的修改《中国共产党历史》讨论会上，唐宝林转达江田先生的观点，并问如果陈独秀所指的国民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握得政权的情况，是指俄国二月革命后的状况——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建立了资产阶级政府，但由于紧接着发生十月革命，能不能也说列宁是“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在场的众多权威学者才承认“不能”！然后，唐宝林又指出：现在，当我们总结苏联建设社会主义进而又瓦解的历史教训和毛泽东在建国后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教训，我们发现，在民主革命后，即使是无产阶级握得政权，在社会经济上，必须有一个长期的发展或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阶段，否则侈谈社会主义就是空想。所以，陈独秀在1923年两篇文章中的思想，不是右，反而是“左”。因为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会接着很快发生，排除了有一个漫长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1927年3月与吴稚晖辩论时，他还说中国只要20年就可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关于托陈取消派、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叛徒】
陈独秀于1929年被开除出党，并被定为这四项罪名，都是因为他走上了与托派相结合的道路。但是，人们只知道陈独秀转向托派以后采取了与共产国际及党中央对立的立场，至于他究竟有什么主张，进行了什么活动，为什么是取消派、反革命，大家是不清楚的。党的决议都笼统地说他转向托派后“客观上”“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几十年就这样过去了，几乎成了铁案。即使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称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建党有功”时，也不得不说：“后来，陈独秀反对我们，搞成托陈取消派，走到反革命方面去了。”造成这种状况，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是，1929年陈独秀与托派结合开始，一直到他逝世，他的政治主张、托派活动以及与党的争论，都是在少数人中、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他的政治主张和某些重大的托派活动报道，也绝大多数发表在印量极少的托派油印的机关报、小册子、传单和私人通信上。这些稀少的材料原先保存在少数留存在大陆的托派骨干分子手中。但是，1952年12月23日，毛主席一声令下，全国一致行动，把大陆上的托派分子及其同情者全部逮捕后，搞了一个全国性的肃托运动，所有有关陈独秀和托派的材料被彻底清查出来，作为绝密档案，分别由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一些有关单位严格管理。于是，陈独秀与托派结合的真相，也就封锁了起来。文革中，这些单位失控，资料管理混乱。1980年、1981年，笔者在收集陈独秀后期研究资料时，看到了这些资料，终于了解到陈独秀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到1942年逝世的系统思想和活动状况，同时也了解到中国托派从1927年莫斯科留学生中产生，到1952年在大陆上覆灭的历史情况。
笔者在运用这些资料编辑《陈独秀后期研究资料》（内容包括陈独秀未刊文章、书信、别人写的回忆录及其他各种有关陈独秀的珍贵资料）的同时，写出了《试论陈独秀与托派关系》的论文，1981年《历史研究》第6期以3万多字的篇幅发表了这篇论文，立即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文章以大量无可争辩的原始档案资料，叙述了陈独秀从1929年春到1942年逝世，与托派相结合、争吵、分离的复杂过程，以及在此期间他与共产党的矛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在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上，陈独秀始终没有放弃反帝反封建和反国民党专制统治的立场，并且在他出任托派中央领导人期间，还采取了许多重大的革命行动；抗战爆发后，也作过许多抗日工作。所以不能称其为“取消派”、“反革命”。而他与共产党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反对党走上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认为革命应该像欧洲那样，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不能离开城市、离开工人阶级而到农村去与农民相结合；否则共产党就会农民意识化，革命就会像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那样没有胜利的希望，这自然是错误的，并且已经被历史所证明，完全是脱离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但这个错误的性质只是革命阵营内部的思想路线分歧。
1989年，按照《试论陈独秀与托派关系》的思路，笔者写的《陈独秀传——从总书记到反对派》，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全面否定了托派时期的陈独秀是“反革命”的传统观点。199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陈独秀著作选》三卷本，收录了以上陈晚年内容更尖锐的书信和文章，并且是公开发行。1995年，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目前收录最全的《陈独秀诗集》。1989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收录了笔者所写的“陈独秀”条目和1994年出版的《中华民族杰出人物传》丛书（10）收录的笔者所写的《陈独秀传》，都取消了传统观念上的九顶帽子。1994年，《中共党史人物传》出版第51至100辑时，终于把“陈独秀”列为第一篇。
就这样，所谓陈独秀与托派相结合是“反革命”的罪名，在广大学者的心目中，已经推倒。同时，所谓“取消革命”的“取消派”和“革命叛徒”之类的说法，也不能成立。
所谓“反共产国际”原则上来说，没有错。因为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才能胜利，不能由共产国际在莫斯科遥控指挥。这一点，已经为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所证明。具体到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国民党不惜以发动战争的挑衅，强行收回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是企图煽动中国人民的民族情绪，进行反苏反共，削弱东北军地方武装，残害中国人民。党中央没有洞悉其奸，对这个涉及到中国人民民族利益的复杂问题，遵照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提出了简单化的策略口号：“保卫苏联！”这是错误的。陈独秀从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反对这个错误口号，而提出“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口号，则是正确的。在中东路问题上的争论，是当时定陈独秀“反党、反共产国际”而被开除出党的一个重要根据。现在应该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还他一个公道。
【关于中国托派】
陈独秀的托派问题所以被搞得如此复杂，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托派被深深地钉在“汉奸、反革命”上。所以，要彻底弄清这个问题，必须要搞清中国托派是不是汉奸反革命。
上述195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在注释毛泽东说的“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一词时，写道：
托洛茨基集团，原是俄国工人运动中的一个反对列宁主义的派别，后来堕落成为完全反革命的匪帮。关于这个叛徒集团的演变，斯大林同志于1937年在联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里，作过如下的说明：“过去，在七八年前，托洛茨基主义是工人阶级中这样的政冶派别之一……现时的托洛茨基主义并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而是一伙无原则和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是受外国侦探机关雇用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
紧接着就是上面引述过的说与陈独秀结合后的托派是国民党特务、并在“九一八”后成为日本间谍的那些文字。上世纪30年代以来，直到1991年前，在中共一切文件上，都根据斯大林的这个说法和毛泽东审阅过的这条注释，把中国托派定成“反革命”、“汉奸”。
当初王明、康生如此诬陷时提出的两条“根据”——莫斯科审判苏联托派案时逼供信搞出来一条材料：托派国际总部指示中国托派“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陈独秀为首的托派中央每月向日本间谍机关领取300元津贴，也都写进了这条注释。关于第二条，在上述陈独秀是否“汉奸”的论述中已经被彻底否定。关于第一条，在1988年苏联当局为30年代冤案的平反决定中，也已经否定。
关于“中国的托洛茨基分子公开参加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有些托派分子被捕后，经不起考验叛变投敌的事是有的，正如共产党的张国焘、顾顺章叛变后一样。但不能因此说整个组织变成了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反革命，这是常识。
正是苏联当局为苏联托派平反的1988这一年，笔者应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共党史研究》主编郑惠所约，在一年前已经完成了的24万字的《中国托派史》初稿的基础上，缩写了约1万字的论文《简论中国托派》，刊登在《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上。文章引用中国托派当年发表的文件、机关报、传单、小册子（绝大部分是油印的），介绍了中国托派的具体历史，实际上否定了以上所有的不实之词，指出不仅陈独秀任托派中央书记时的托派是“反日反国民党”的，而且在陈独秀1931年10月被捕后，直到1949年国民党垮台前，中国托派也是反帝反国民党独裁统治的，他们与中共的分歧也是革命阵营内部的路线分歧（虽然他们的路线是错误的），不是反革命。
此文发表后，又引起广泛的关注。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的成员还来向笔者了解有关情况。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对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把中国托派放在“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中国汉奸、亲日派”一起的说法，注释道：
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造成的。
这条注释，基本上符合事实，可以说也为“托派汉奸”、“托派反革命”论，非正式地平了反。托派从绝对的阶级斗争理论出发，当时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显然是错误的，但不能定为“汉奸”，“反革命”。
【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
这个问题最复杂，因此学术界的拨乱反正也最晚。这是因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路线导致大革命失败”的结论，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由斯大林、共产国际定的。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第一个历史决议这样写道：
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最后一个时期内（约有半年时间），“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许多英明指示……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
联共中央、共产国际指导中共中央对国民党右派妥协退让的那些文件，只有他们的代表和陈独秀少数人知道，而这些能够揭露事实真相的证据，在大革命失败后又被莫斯科严密地封锁了起来。与此相反，当时执行共产国际这些指示的中共中央文件和陈独秀的文章却历历在目，被反复引用。于是，当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把失败责任全推在陈的身上，说他违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许多英明指示时，陈独秀就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别人也无法为他说话。
1991年苏联瓦解，过去封闭的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绝密档案陆续开放。1997、1998年，这套档案中1920—1927年联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如何指导中国革命的系统档案，也翻译介绍到中国来。于是，在中国学术界立即引起了一场关于陈独秀与大革命研究的革命。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奎松首先利用这套资料写成《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一文，刊登在《近代史研究》第2期上。文章首次全面否定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传统观念。这时笔者也已经读到公开出版的这套档案资料，思想受到极大的振动，认识到过去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研究和批判是受了深深的蒙蔽，应该重新认识。
1999年3月，中央党史研究室为征求对《中国共产党历史》1923—1927年部分修改稿的意见，邀请一些学者开了几天座谈会。笔者有幸也应邀参加，并在会上对照新的档案资料，就陈独秀的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不执行共产国际挽救革命的紧急指示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向传统观念提出了颠覆性的意见，引起了在场专家学者的极大兴趣，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争论。主持这次修改工作的中央党史研究室领导同志当场表示：“要把陈独秀当做正面人物来写。”12月，为纪念陈独秀诞辰120周年，陈独秀研究会发起，联合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央党史研究室一部等七家单位，在北京召开了“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再次重点宣传了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会后，《人民日报》理论部把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袁鹰写的为陈独秀辩诬的文章《怅望一座墓园——写在陈独秀诞生120周年》，冠以《应当把陈独秀作为正面人物来写》标题，以《内部理论动态》的形式，发到全国各省市领导同志手中。《历史研究》则发表了唐宝林撰写的《重评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长篇论文。文章认为：1923年至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是在联共政治局和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在此期间，联共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122次，作出了738个决定。这些决定绝大部分由莫斯科派驻中国的代表、顾问直接在中国执行，然后把严重的后果强加给中共中央；只有一小部分再由共产国际做成决议、指示，在莫斯科代表的监督下，命令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贯彻。所以，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