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往事-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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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邓子恢却坦然表示：怕什么！不能为了保乌纱帽不顾农民的死活！
7月上旬，中央决定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着重研究农村工作的大政方针。他感到事关亿万农民的前途和命运，机会难得，决心起早贪黑，以争朝夕的姿态为会议准备有关资料。
7月17日，他再次进中南海见毛泽东，依然汇报安徽的农村情况，继续保荐包产到户责任田。毛泽东照旧一声不吭，耐心听着，始终不表态。直到邓老起身欲走时才表示：把你们的报告和符离集区委同志的汇报送来，我要看看。
第二天，他把毛泽东要的材料送走后，又不顾周围同志的劝告，继续组织人员准备有关包产到户的材料，大有“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决心。
8月初，各省市的主要负责人先后从四面八方赶到北戴河，大家聚集在一起，竟无意欣赏海滨的秀丽风光，反倒七嘴八舌大谈包产到户，包产到户顿时成为谈论焦点。邓子恢目睹人们热情如此高涨，深感包产到户是人心所向，精神为之振奋。他顾不上休息，立即兴冲冲跑到毛泽东住处面谈。他想给老战友多提供一些各地的实情，劝其支持推行包产到户。
然而，毛泽东反对包产到户的主意已定。面对邓子恢滔滔不绝的陈述，他毫不客气说：包产到户搞了几千年了，还要搞吗？！如果搞包产到户，不用几年就有人雇工、讨小老婆。他甚至把包产到户同当时波兰的所谓自由化联系起来责备邓子恢：你怎么又动摇了，波兰搞自由化还不敢解散合作社哩！邓子恢当然毫无这个意思，据理力争声明：搞包产到户，不是解散合作社。话不投机，两人不欢而散。
随后，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作了阶级、形势、矛盾问题讲话，大批邓子恢和包产到户，把包产到户说成单干，并提出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他严厉批判邓子恢等支持包产到户是代表富裕中农要求单干，是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
会议风向突变，一年前刚受毛泽东高度赞扬的邓子恢，突然成了会议批判重点。
邓子恢推荐包产到户，原本是为中央出谋划策，使我国尽快摆脱农业连续减产的困境，谁知却引来这么多批判。他始料不及，深感突然。面对强大攻势，他心底无私天地宽，严正回敬那些批判发言“是无中生有，别有用心。”
他脾气确实“犟”，在北戴河中心组会上，当着毛泽东的面大胆直言：工业上可以搞责任制，为什么农业田间管理就不可以搞责任制？责任田根本不涉及所有制问题，不存在反对集体经济的问题。
由于邓子恢不屈服、不检讨，9月份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又对他进一步开展批判，说他“一贯反对合作化”、“一贯主张单干”、“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者，是民主主义者”，连他领导的中央农村工作部也被批判为“十年一贯制”、“没有办一件好事”。
十中全会后，中央宣布撤销中央农村工作部，邓子恢到国家计委当副主任，分管银行工作。他刚正不阿，10月5日又进中南海见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能接受对他的种种批判。他还郑重提出：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回革命根据地——福建龙岩老家去休养安度晚年。毛泽东当然不会同意，而是安排他同陈毅、贺龙、聂荣臻等一道去广东休养。
【被罢官后到广西秘密试验包产到户】
1962年底，我国农村正处于困难时期，邓子恢在广州哪有心思休养，经常约请广东省委有关同志同他一道到花县、从化、汕头等地了解农村情况。
中央安排他在国家计委分管银行工作，他正好可以名正言顺到农村了解金融财务情况。在花县，他对那里试行耕牛折旧、存放款办法产生兴趣，深入调查后认为它符合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保值、增值、扩大再生产的理论，也是反对刮共产风、制止公社剥夺农民利益的有效措施，有普遍意义。后来，他让人民银行派工作组去花县作专题调查。
无独有偶，1964年元月，邓子恢从四川省委的文件中发现：该省资中县同样有耕牛、大农具折旧的经验，内心充满了无比的喜悦。他当即伏案给党中央写报告说：“从花县、资中县的试点情况看，举办耕牛、农具折旧、存放款，不仅可以保证当前农业的生产力永不衰退，保持农业的持续再生产，而且可以有效地保持生产队的公共积累，巩固集体经济。”他建议各地搞试点，逐步推广，形成制度。然而报告发走后，却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邓子恢后来得知北京、陕西、河南等地也有类似做法时，再次提笔给毛泽东、邓小平等写报告。他从经济学的角度严肃指出：“没有提留折旧金，耕牛、农机具在每年生产中所消耗的价值应该得到的补偿部分，被社员分掉了，到了该更换时就要借贷负债，所留公积金有的不够弥补，这对巩固集体经济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邓小平感到他言之有理，当即批示：印发中央工作会议研究。但因中央工作会议集中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和农业规划，当然顾不上研究这一问题。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不久，邓子恢去中南海游泳，在游泳池见到了毛泽东。他趁机向毛泽东谈起农村建立耕畜、农机具折旧制度的情况，以及其重要性和紧迫性，谈了很久，想引起毛泽东的重视。谁知毛泽东一如既往静静地听着，始终不吭声。此时此刻他正考虑在全国农村开展“四清”运动，清除“三自一包”的修正主义。
有人劝邓子恢怡养天年，不要再为农村操心。然而他是个闲不住的人。同年11月，他竟要求到广西农村参加“四清”运动，而且呆了近两年之久。
1964年11月至1965年7月，邓子恢先在广西玉林地区搞“四清”；1965年10月至1966年7月，又转到桂林地区。由于他多次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上级部门特地谨慎通知地委领导：邓子恢这次是来参加四清，他不代表中央讲话。然而，地委领导对这位年迈体弱、德高望重的革命老人，依然充满了无限崇敬和信任之情，处处热情接待。
他对自己要求极其严格，强调服从当地党组织领导，要求编入党小组过组织生活，在基层实行同吃、同住，不搞特殊化，不给地方添麻烦。
为便于工作，邓子恢化名李建中，以科委干部身份参加“四清”。他经常在生产队走村串户，同基层干部和农民谈家常聊天，了解情况。他熟悉农时季节，懂得耕、耙、种、收，农民误认为他是农业技术员，或者当作农业教授，谈话更为随便。
这期间，他在农村目睹社员“出工一条龙，干活一窝蜂，收工打冲锋”，完全是吃“大锅饭”，大拨轰，搞无效劳动，深感不安。他问社员有什么办法改变这种劳民伤财的状况？大家实话实说：最好是包产到户。
包产到户，这是农民的心声。
但毛泽东多次批判包产到户，怎么办？
邓子恢提请“四清”党小组讨论，实际是借此统一思想，发动群众。
党小组认为包产到户是禁区，不能闯，但田间管理责任制可以搞。因为毛泽东批过包产到户，也赞扬过工业责任制。何况这里离北京那么远，怎么搞谁也不知道！
党员思想统一了，邓子恢决定向地委书记韦树辉打招呼，说要选几个点试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实际是亲自搞包产到户试验。
韦树辉知道邓子恢的用意，也了解农民的心意，表示支持。为确保试验不受干扰，双方商定暗中试验，只做不说，对外绝对保密，不走漏风声。于是，玉林地区一场包产到户的秘密试验，在邓子恢的策划下，借助于“四清”的旗号悄然展开。
他是在为民造福，但也是在冒政治风险。为了亿万农民的利益，他既大胆勇敢，又谨慎细致。他让秘书经常骑着破自行车到试验点上了解生产情况，搜集反映，反复强调要联系产量承包，即联产承包。他曾对地委书记韦树辉说：“农业生产责任制不和产量结合起来是难包的。要解决生产一窝蜂和分配上吃大锅饭的问题，最大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不联产不行。”
为鼓舞包产到户秘密试验的士气，增强信心，有一次邓子恢特地拿了一份广东搞包产责任制的内部资料给韦树辉看，并说：“说不联系产量，实际上是联了嘛！你批你的，下面还是照样要搞嘛！”
邓子恢的包产到户试验原先是保密的。但久而久之还是传到了自治区党委领导人耳朵里。有一次，分管农村工作的副书记霍泛，见到韦树辉关切地询问此事，韦私下悄悄透露了一些情况。霍泛是邓子恢的老部下，曾在中央农村工作部任过处长，一向敬重邓老。他了解此事后，同样守口如瓶，对别人保密。20多年后，他回忆此事总是感慨地说：“邓老对他认为正确的事，即使在强大的压力下，他也是要坚持的。大家不敢去做，他去做；不敢明里做，他就暗里做，除非实践证明它确是错误的。”
包产到户的秘密试验极为成功：1965年，4个试验点粮食总产6911万公斤，增产1887。5万公斤，比上年增长37。5％。基层干部反映，这是农业合作化以来，当地田间管理质量最好，增产幅度最大的一年。
实践证明包产到户责任制既符合农民心愿，又符合农业生产力水平和生产规律，深受当地群众欢迎，他们都由衷地感谢那位领导搞试验的“科委干部李建中”，希望来年扩大试验范围。
然而，第二年“文革”风暴骤起，邓子恢奉命回北京参加运动，群众要求扩大包产到户试验规模的愿望，由此成了泡影。事后，广西一位领导不无遗憾地说：“邓老的试验如果继续下去，这一新生事物定会总结出许多好经验，对农村改革也会起到极好的示范和推动作用。”
邓子恢返回北京不久，中央机关就掀起了炮打司令部高潮。一位中央领导人到农林口机关召开动员大会，他大声指出：“炮打司令部开始了，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炮弹，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我们这里，就是炮打邓子恢、廖鲁言。邓子恢是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在农林口阴魂不散。”于是，一向平静的农林口机关大院闹腾了，炮打邓子恢的大标语、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贴满了大院和他家的门口。各大专院校的红卫兵也争先恐后赶来揪斗邓子恢。他陷入了批斗的汪洋大海之中。
造反派批他一贯反对毛主席，同毛主席唱对台戏，是顽固不化的三反分子，要他低头认罪。他刚正不阿，坦诚申辩：“我从不反对毛主席，对包产到户党内有不同看法，那是正常的，谈不上反党。”
随着“文革”动乱的深入发展，年迈的邓子恢已逐渐进入风烛残年。他原有的保健医疗待遇早已取消，只好到万寿路街道门诊部看病，由于糖尿病日益严重，在周总理的干预下北京医院才收留，给予一般治疗。
1972年12月10日，为我国革命事业和农村工作奋斗一生，为包产到户呐喊呼唤的邓子恢，终因敌不过死神的折磨而与世长辞，享年76岁。当时，“四人帮”尚未垮台，党中央为这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革命老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周总理亲自主持追悼会，叶剑英元帅代表党中央致悼词。重病在身的朱老总悲痛万分，不顾家人劝阻，硬是冒着严寒，拄着拐杖，步履蹒跚地赶到八宝山为老战友送行。毛泽东尽管多次批评邓子恢右倾，但始终敬佩其敢说实话，称赞他“犟脾气”、“搞阳谋，不搞阴谋”，特意送了个大花圈。
历史是公正的，9年后的1981年3月9日，党中央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正式发文指出：“邓子恢是我党农民运动的卓越领导者，在农村工作方面有过巨大贡献。他和他主持的中央农村工作部，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工作成绩是显著的。过去党内对他和农村工作部的批判、处理是错误的，应予平反，强加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恢复名誉。”他积极倡导的包产到户，历经沧桑后，也终于写进党中央的文件，并发展成为家庭联产承包制，在祖国大地普遍推行，成了推动我国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的强大动力。邓子恢也被作为我国农村改革的先驱，载入党的史册，为后人永志不忘。
本书文章在《纵横》发表时间：
·《毛泽东与中共八大》，1996年第7期。
·《周恩来与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2004年第5期。
·《我陪少奇调研人民内部矛盾》，1998年第11期。
·《“七千人大会”上的毛泽东、刘少奇及林彪》，2000年第12期。
·《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的一件个案》，2005年第11期。
·《1965年罗瑞卿挨整内情》，2003年第10期。
·《“文革”初期的叶剑英》，1999年第8期。
·《1966年江青插手军队文艺内情》，2000年第3期。
·《出笼后的〈解放军报〉“文艺黑线专政”论》，1999年第6期。
·《康生相面造冤案》，1996年第10期。
·《张闻天的最后十年》，1999年第4期。
·《周恩来离开西花厅之后》，1999年第5期。
·《邓小平主持1975年整顿的历史机缘》，2002年第1期。
·《抓捕“四人帮”高层决策纪实》，2005年第4期。
·《张春桥缘何在法庭上一言不发》，2005年第11期。
·《胡耀邦在中央党校：拨乱反正的日日夜夜》，1999年第3期。
·《新华社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电讯稿发出前后》，2003年第2期。
·《父亲李立三冤死之后》，1999年第2期。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形成始末》，2001年第7期。
·《“文革”中的陈云》，1996年第11期。
·《我从蒙冤到负责平反冤假错案》，2003年第7期。
·《我与习仲勋风雨相伴的55年》，1999年第1期。
·《学术界正确评价陈独秀的艰难历程》，2002年第9期。
·《邓子恢临终不忘“包产到户”》，2002年第1期。
历史上这位先生
叶匡政
30岁前，文学是我的先生。那时相信“风月无古今，情怀自深浅”，认为文学更能悟得人世之道。所读之书大多是“假洋鬼子”的文学，所谓假洋鬼子，指的是翻译的外国文学，很多拙劣的译笔，倒被我们看成了新奇。虽然从中呼吸了一些理性的气息，但也从此把我笔下的白话文变成了翻译腔。
后来到北京编书，走的也是文学这一路，工作使得我阅读了大量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通读之后，觉得若是把当代和现代作家相比，很多当代作家的话都还未说好，“学”好像是比过去细腻，但看不到“文”，大多数作家的语言中根本摸不着自己的骨头。陈丹青总结得好，“绝大部分作者一开口，一下笔，全是1949年以后的白话文，1979年以后的文艺腔”。再就是不真。真，有两个含义，首先是对人性至真至诚的关怀。文学的真，不是指写清了身边鸡毛蒜皮的流水帐，就可当真了。那样的真，我们过过日子、看看八卦新闻，没准领受的比读文学还丰富。真，同时也是指历史感。中国人的真本就难写，因为源头太远，没有至深的历史体悟，你几乎无从把握这个民族，不是说“生在此山中”，就一定识得真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