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往事-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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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尖锐地批判彭德怀写给他的那封信时，连带着又批了反冒进。他说：“这些同志，据我看不是右派。我所谓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重复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的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由此可见，对反冒进的问题，中共中央虽已作结论，但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评并没有就此结束。
回顾和考察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的历史过程，可以得出一点基本认识：冒进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反冒进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反反冒进是错误的。历史已经证明：错误地批评反冒进，违背了集体领导的原则，改变了中共八大确定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错误地批评反冒进，违背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造成强大的政治压力，破坏了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错误地批评反冒进，还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助长“左”的指导思想的滋长和蔓延，造成“大跃进”的严重失误，给党和人民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历史的教训十分深刻，应当永记不忘。
三、我陪少奇调研人民内部矛盾
王光美
1998年是少奇同志诞辰100周年，很多人通过各种方式纪念他。我更是难忘和他在一起的时光。这里，我根据1957年陪同少奇到五省调查研究的随行笔记，回顾少奇同志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所作的探索和思考。
1956年，国际上发生了波匈事件，导致这一事件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处理好国内矛盾。或者将矛盾激化，或者被敌人所利用。为此，少奇曾应邀率中共代表团访问莫斯科，帮助苏共领导妥为处理。矛盾尖锐复杂，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我国，各种矛盾同样层出不穷，各省不断向中央拍电报，反映群众闹事、工人怠工、学生罢课等诸多问题。为了弄清情况，找出解决的办法，少奇决定对具有普遍代表性的京广沿线各省，进行一次深入的考察。
1957年2月至4月间，少奇到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等省，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先后发表了3篇重要讲话，就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出了全新的论述。
记得这次外出，少奇为了不给地方添麻烦，吃、住、办公都在火车上，自带生活用品，每到一站，火车就停在不妨碍运行的叉道上或大工厂的分线上。少奇嘱咐：我们是去工作的，不是给人家找麻烦的，生活上不要向地方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他还就矛盾比较集中的几个部门，针对性地抽调人员，组成调查组，成员有共青团中央的罗毅、张藜群，全国总工会的李修仁，教育部的徐方庭、邢坚，中央办公厅的邓力群、王录、张文健、马尚志和少奇机要秘书刘振德。临行前，少奇同调查组的同志谈话，他说：现在有些地方发生了工人、农民、学生闹事。我们要好好地研究一下他们为什么闹事，如何才能使他们不闹或少闹，对那些闹事群众采取什么政策，如果没有正确的政策，势必发生像波匈事件那样的情况。他讲到：现在地主阶级已经消灭，反革命已基本上肃清，帝国主义也赶走了，因此，和敌人的矛盾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突出了，它是主要的了。这一点，我在1951年就强调过。他还说：因为我们是领导党，什么事办不好，群众就怪在我们身上。群众怪我们有两条：一是我们有官僚主义，二是我们的政策有错误。当然，有些情况下可能还有敌我矛盾。少奇要求大家最大限度地深入基层，了解真实情况。
2月18日，我们从北京出发，抵达河北省会保定，在车上，同省委书记林铁和省市的部分领导一起开了会。林铁同志作了全面的汇报，他特别讲了河北省缺粮十分严重。继而省教育厅长汇报了学生升学中出现的问题，升学比例较去年有很大减少。学生和教员的思想极不稳定；工农生产水平差异大，农民有意见等。省工会主席杜存训就工人的情况作了汇报，他提到，一年半的时间里，罢工、请愿的24起，工人中有人说：“共产党怕罢工，一闹就老实。”“匈牙利工人有办法。”“共产党好，就是吃不饱。”等等。针对河北缺粮，少奇要求尽量采取措施保证不出问题，并就林铁同志提出急需粮食的要求，当夜给周恩来同志打了电话，要国务院尽快调拨。为了摸清情况，少奇在清苑县重灾区的东石桥村，和村民座谈，详细了解到全村粮食运输、养鱼、小商贩、养猪户，甚至纳鞋底的收益情况以及救济款的分配。少奇还视察了栾城贾村生产合作社，听取了学校教职员工和学生代表的意见。调查组的同志则分头行动，邓力群同志在满城南马村、东马村了解合作社和乡干部选举情况（6。7％落选）、主要问题和群众的意见。罗毅、徐方庭同志分别去了一中、三中、医学院、教育厅等单位，调查教育系统的情况。
22日，抵达石家庄。少奇在这里主要了解国棉一、二、三、四厂，华兴纺织厂、大兴纱厂、动力厂、机车厂、焦油厂、发电厂、煤矿以及军工所属的修理厂、鞋厂、被服厂、汽车修理厂等企业和师范、中技等一系列学校的情况。石家庄基本建设部的李德仁详细汇报了工人、学生参加的14起闹事，涉及14个单位500多人。铁路专业学校也作了汇报。少奇还听了李修仁、王录、邢坚汇报石家庄老工人的情况、获鹿东营村合作社情况。徐方庭、张黎如汇报师范学院、技工学校以及小学生的情况。
少奇对当地领导同志讲：工人中积累很多问题，学生中的问题也很多，绝大多数是他们的切身利益，也有带政策性的问题，如合作化、工农生活差异、升学等等，国内矛盾集中到人民与领导身上，要让群众提意见，提批评，要放手，对人民闹事阻止、压制是危险的。
26日火车抵达邯郸，地委书记庞均同志作了全面汇报。地区刘专员，邯郸市委书记郝田役，副书记刘琦、刘英，邢台地委书记李吉平等都分别谈了情况，27日，少奇来到峰峰煤矿听取矿领导王丛成、李书斌，矿工会主席王志文、刘俊峰的汇报。然后召开矿区工人座谈会，就工人生活、生产等问题，广泛听取了工人的意见。
28日，我们离开河北到达河南新乡。新乡地委书记耿其昌、市委书记罗毅分别汇报了情况，谈到农村有20～30％的社员怀疑合作社能否办好，有动摇，合作社存在不少问题；干部个人主义思想有发展，特别谈到前不久发生的116厂100多工人闹事，甚至包围前去调解的市委书记，这件事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少奇决定派调查组对此事深入调查。他还找来116厂厂长张一川和工人分别谈话。事情大体是国营工厂按计划招了工人，开工后发现没那么多位置，便要分一部分人去合作社，但未向工人讲清缘由，工人提意见，又采取压服的办法，结果工人就闹起来。少奇指出：“计划大是中央负责，工作还没开始就先召了人，这是没经验，没吃过人多的苦，事情出了又不分清事非，进行压制，这种处理矛盾的办法是错误的，这不是什么反革命事件”。同时，少奇并不认为“我的一句话就能使此案圆满结束”，他和市里的同志们谈话，耐心地讲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复杂性和处理不好的严重后果，开导他们：能勇于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的干部，会赢得人民更大的信任，实事求是作自我批评，不会降低我们的威信，只有认真吸取教训，将来我们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少奇并没有简单地处理这件事，避免了新矛盾的产生，使有关干部解除了顾虑，由他们圆满地为此案平了反，得到了群众的谅解和拥护。
3月1日我们到达郑州，省委书记吴芝圃从北京赶回，他向少奇汇报了毛泽东同志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这篇讲话后经重要补充和修改，于6月26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至7日，少奇和调查组分别听取了河南省委，郑州、洛阳、许昌、信阳等地市领导的汇报，还找来大学校长、工厂厂长谈情况，召开郑州回民中学，郑州五中、三中，郑州师范，许昌一中、二中，许昌师范等院校的师生座谈会，下基层考察，听取意见。
离开河南，我们到达湖北，调查组的同志们走访了许多工厂、农村。3月9日再一次向少奇作了汇报。湖北省、武汉市的同志汇报了湖北的主要问题：工人、学生、农民和干部间的矛盾很突出，各地都有闹事。少奇在3月10日对武汉市的领导宋侃夫、杨清、黎知等同志的谈话中再次讲：对人民内部的问题要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同时亦要教育工人用此办法对付官僚主义。人民如用对抗性办法对付我们，我们亦要先退一步，用非对抗性的办法来处理。自己有错误即承认，以解决矛盾，要是非分明，相信群众，人民是可以了解我们的。
11日，少奇在武昌特别听了省委书记王任重同志汇报的大学教授们提出的意见。省长张平化同志讲工人闹事自1956年以来已经33起，涉及2000余人，并主要集中在武汉市，他们谈得很具体。少奇指出：“群众闹事的原因主要是领导有官僚主义。没有官僚主义，即使群众有过高的要求，一讲就通了……不要把党和人民群众分为两家，对立起来，不能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天下无不是的领导干部，否则群众不服，长此下去，共产党岂不脱离人民，蜕化而被推翻？党、团、工会干部要和工人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他表扬了武汉第5发电厂处理矛盾坚持说服，效果较好。
随后的几天，武汉重型工具机械厂、中南第一基建公司、武汉钢铁厂、武汉冶金建设公司、武昌县、武汉长江大桥建设局等单位的同志先后作了汇报，少奇还参观了武汉大桥和公私合营裕华纱厂。在同厂长、党委书记的谈话中，少奇指出：要真正信任技术人员，发挥他们的特长，使他们有职有权。对他们的工作不要随便干涉，技术上实行总工程师负责制。16日，少奇向省、市委领导作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他着重指出：“人民内部矛盾的非对抗性，具体表现在领导与群众之间，解决的办法是以团结为目的，用小民主的办法及时解决。”特别强调“要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向群众讲真话。国家有困难，要翻底子，事前做好工作群众就不会闹。闹起来后要注意，一要让闹；二不提倡闹；三不可草率处置，不可轻率捕人、开除，关键要分清是非”。他同时还讲了学生升学问题，并指示调查组起草一篇社论。
在与武汉大学、武汉医学院、华中师范学院、华中医学院、华中农学院、湖北教育厅领导和教授以及部分政协民主人士的座谈会上，少奇就教育和党派问题谈了17点意见，如各高校应有独立性和主动性；政协的参议院性质，强调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监督作用等等。
3月19日，火车到达湖南长沙，至29日止，十几天的时间，少奇夜以继日地工作，听汇报，看材料，找各界人士谈话，亲自到基层走访。记得许多省、市领导都来作过汇报，如省委书记周小舟、谭余保，省长黄克诚、长沙市委书记曹痴、农村工作部长万达、宣传部长唐林、文教部副部长华国锋及徐贵田、文教局黄滨、教育厅长孙景华、财经办主任章柏森、株洲市委书记马壮坤、衡阳地委书记宁生等等。
少奇还于22日与长沙市学生代表、校长及教师代表座谈。24日，少奇在湖南省委扩大会上作重要报告，谈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分配制度，如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上下级关系、基建的赶工怠工、宿舍问题、升学问题、城市建设、手工业的旺季淡季、勤工俭学、干部作风、等级制度等11个问题。
29日我们离开衡阳抵达广东，省委书记陶铸连续两天就全省情况作了汇报，广东省的情况和内陆省略有不同，除普遍存在的教育问题、干部思想问题、工人闹事、农村问题外，工人失业情况严重，还有华侨、港澳和轻重工业矛盾等问题。少奇再次强调“阶级斗争基本消灭以后主要搞经济工作”。在广州，少奇根据调查的情况，修改和审定了《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一文，并致信中办主任杨尚昆，请他将此文报中央审定后发表。信中说：“各地学生和教员以及家长，为了升学问题情绪都十分紧张。在没有听到认真的解释以前，不少学生准备在不能升学时闹起来，在听到这种解释以后，不少的人也觉得下乡种地是有前途的，不丢人的。因此，现在十分需要有这样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在4月8日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并被编入《刘少奇选集》。
4月10日，少奇在广州省、市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专门作了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在报告中他特别讲到这样一件事：“化县的麻风病防治委员会在化县的一个地方盖麻风病院。未盖之前，与群众商量，群众不同意，县政府不管群众是否同意，就硬要在那里盖一所麻风病院。开始盖时，群众就不满意，今年3月下旬，化县县委书记、公安局长同群众谈话，群众还是不同意，他们扣留了群众3个代表，其中有党、团支部书记和一个转业军人，这样群众就更加不满意，有400多人在一个合作社主任的领导下，把麻风病院的房子拆掉，并把干部的衣服也扯烂了。化县公安局的副局长带了8名警察，在现场开枪打死5个人，打伤9个人。这是一种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这种办法好不好？一开头群众不同意在那里盖麻风病院，为什么一定要盖呢？别处就找不到地方？已经进行盖时，群众还是不同意并且派代表来交涉，为什么要把他们的代表扣留起来呢？有什么权力把他们的代表扣留起来呢？公安局长和县委书记是根据哪一条法律？为什么可以把群众的代表党、团支部书记扣留起来？就是我们的干部感到自己有那个权力，你不听我的话，我就可以把你扣押起来。这种态度很不好，是离开我们党的尊重群众、做人民勤务员、为人民服务的作风。因为群众开始就不同意，后来还不同意，你又扣了他们的代表，他们没有办法，为什么不拆房子呢？群众拆房子也不能算什么犯错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才这样做。其实，对于群众要拆房子的问题很容易解决，只要派一个人去，向群众说：你们不愿意在这里盖麻风病院，现在就不在这里做麻风病院了，房子可以做别的用，你们不要拆了，房子留给你们住，他们就会不拆的。群众把干部赶走，扯坏了衣服，可是没有伤人，是没有犯罪的，而我们公安局派去的警察却开枪打死、打伤了群众。所以说，这件事从开头，到中间，到最后的处理，都是错误的，是不妥当的。人民内部的矛盾，本来没有那么紧张，不是对抗性的矛盾，是可以和平解决的，可以采用小民主的办法解决的。但是，我们却有意把这个矛盾弄成对抗性的，人为地、主观地把非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