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往事-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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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我们遇到的另一件典型事例是内港工人闹事。原因是那里的800多名工人因为工作时间太长，工作班次调得不好，工人太累，加上港内要求工人义务劳动盖集体宿舍，而房子盖好了，却通通分给职员、干部和家属住上了，工人很不满意，于是闹事。对于这件事，少奇讲：“我看这个问题主要也是领导上的问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有些负责人常常把自己看成是管人的，而人家是被我管的，这样的看法就不好，这样处理他们的问题不会去商量，就不会实行民主，是非也就分不清楚，群众就不能服气。因此，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有两条路线：一条路线是连小民主都不允许，就是靠命令行事，人民不准闹，闹了就压。不允许用小民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样的路线是错误的，其结果势必要逼成大民主。另外一种路线，就是跟群众讲道理，把自己看成跟群众一样，群众有问题跟他们讨论，说清楚，群众一时不清楚，要闹事也可以，允许他们开会、写信，允许他们告状、请愿，也允许他们游行，要罢工也可以，不过，我们是不主张罢工的……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地分清是非界限，同时，经常有小民主，也就可以避免大民主。”
4月11日，少奇接中央通知返京参与接待伏罗希洛夫，结束了在五省的调研活动，14日抵京。24日，少奇到上海接伏罗希洛夫，看望宋庆龄，并于27日在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作《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这篇讲话后来被收入《刘少奇选集》，其内容是少奇长期思考的问题，是五省调研的总结，是少奇在人民内部矛盾理论上的重要贡献。
在近两个月的调研中，少奇不但听取各地干部的汇报，还找来一些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谈话。对于普遍存在的诸如中小学生毕业后的升学问题，工人、农民生活差距问题，工人不满和闹事，副食品供应紧张等问题，深入了解后，逐一进行了分析，提出这些问题形成的原因、性质、危害和解决办法。他反复强调：“现在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当前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地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分配问题上。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突出地表现在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问题上。”他提出了分配制度的改革，在实行按劳分配的同时，不能混淆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分配办法也要有所区别，既反对平均主义，又反对分配不公。同时，少奇还提出改革劳动制度，包括实行劳动合同制、改革干部终身制、改革工资制度，实行计时、计件及奖励工资，对城市住房问题，提出试用职工集资和国家补贴相结合的建房方案。
明确了主要矛盾和它的表现形式，是我们着手解决问题的前提。少奇一路走，一路调查研究，在如何解决矛盾的问题上，少奇进一步讲：“矛盾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抗性的矛盾，另一类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一般来讲人民内部矛盾基本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因此，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能采取处理对抗性矛盾那样的办法，如果采用处理对抗性矛盾那样的办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那是在根本方针上面犯错误。”“我们共产党人不是斗争的嗜好者；我们在主观上没有必要去故意地、人为地使斗争激烈化，使斗争紧张起来。我们采取什么方针和方法来解决矛盾，不是凭主观愿望决定的，而是由客观矛盾的性质决定的。只在必要的时候才采取强硬的、压服的办法。凡是可以采用说服、教育、团结的办法解决问题的，我们都是采取说服、教育、团结的办法。我们主张，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用和风细雨的办法，要用小民主的办法。”
少奇把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看成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力主用民主的方法解决矛盾，主张扩大民主，从根本上保障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权利。他要干部们在处理矛盾时，不要“利用矛盾的斗争性促进矛盾的冲突与破裂”。他甚至将群众闹事这一矛盾的激化过程，分成几个阶段，逐一指出应该如何处理才不致使矛盾向着消极的方向发展。他反复告诫干部，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一是不要和群众对立起来，要相信群众。二是要分析矛盾双方的是非，不要只看对方不是，看问题全面，人家才会服气。三是不要以力服人，要以理服人，四是千万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少奇还讲到，即使怀疑有敌我矛盾混在其中，也不妨先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去处理，这样不会打击一大片。他讲的既实际又中肯，对各级干部的工作，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指导作用。
回顾少奇的调查过程，学习他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论述，对于今天的经济建设同样具有现实意义。人民内部矛盾将长期存在下去，尽管它的表现形式将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变化，但识别和解决的办法，原则是同样的。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是巩固政权、团结人民、减少内耗、加快经济建设步伐的有力保障，重温少奇的话，更体会其深远的意义，任何时期、任何矛盾的解决都不会是一蹴而就的，不断地学习和探索，将是我们永远的课题。
四、“七千人大会”上的毛泽东、刘少奇及林彪
支中
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曾长期合作亲密共事。然而，在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却被错误地打倒并惨遭迫害，这其中有何历史因缘？我们从毛泽东发动“文革”时，在题为《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文件中，指斥中央有一个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意指该年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因到会者约7000人又称“七千人大会”）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以及江青在“文革”初期所称：“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人们或许能从中寻出刘少奇被错误打倒的缘由之一。
那么，在“七千人大会”上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呢？
【毛泽东说形势一天天向上了，要继续“跃进”】
在1958年开始的三年“大跃进”中，国民经济陷入了非常的困境。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但由于人们思想认识不统一，调整措施并没有得到切实的贯彻，整个经济状况仍很严峻。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七千人大会”来统一思想，克服困难。
当时人们思想认识上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过去几年，特别是对“大跃进”以来的成绩和错误的看法，以及对当前经济形势的估计上。由于多年搞“大跃进”和“反右倾”的影响，一部分干部和党员认为，当前把困难看得过重了，他们在等待形势好转后继续大干，再重新“跃进”；一部分干部虽然认为需要调整，但惧怕因此而犯否定“三面红旗”（即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错误，因而犹豫不决；还有一部分干部则在困难面前悲观失望，产生怨气。
毛泽东怎样看待这些问题呢？
“大跃进”中的错误是严重的，毛泽东对此也有较充分的认识。在1961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曾说，违反客观事物的规律，要受惩罚，要检讨。我现在受处罚，土地瘦了，牲畜瘦了，人瘦了，“三瘦”不是受惩罚是什么！但他仍认为，过去几年，包括“大跃进”三年，总的来说，我们办的好事是基本的，“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所以发生错误，主要原因是缺少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现在把这些缺点错误总结出来，就有可能制定一套合乎实际的正确的具体政策，我们的工作一天天就会走上轨道。1961年9月在庐山开会时，毛泽东在周恩来发言中也曾插话说，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1961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与邓小平等谈话时又说，去年（1960）、前年（1959）心情不那么愉快，今年（1961）很高兴，因为具体政策都见效了。
对此，刘少奇又是怎样看的呢？
由于刘少奇深入湖南农村进行了44天的调查研究，更多地了解到真实情况，因此对1958年以来的错误另有一番认识。在1961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在分析经济困难时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有的同志讲，这还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现在看来恐怕不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总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这个比例关系不变，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刘少奇在肯定这些缺点错误并不牵涉到“三面红旗”本身后又说：“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回头，还要坚持，即便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时任总书记的邓小平则以他特有的简捷方式明确说，恐怕我们工作上的毛病（包括若干政策）是主要的。
看得出在重大挫折面前，不仅一般干部中有着各种思想认识，中央最高领导层内部也存在不同观点，而类似种种必然要在会议上表现出来。
【刘少奇主持起草报告，强调缺点讲透】
中共中央希望通过召开工作会议，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统一全党的思想。由于毛泽东的明确态度，会议报告对经验的总结，就只能在坚持“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
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1961年11月5日，刘少奇宣布由陈伯达牵头，胡绳和吴冷西等参加，担负具体的报告起草工作。第二天，邓小平来到钓鱼台8号楼召集起草报告的会议。他提出报告分为四部分（后改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讲形势和任务，现在农村情况开始好转，工业生产下降已基本控制，因此应该在坚持“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贯彻“八字”方针，争取三年调整好；第二部分是关键，主要讲加强中央的集中领导，克服分散主义，这也是会议的主题；第三部分讲改进党风，贯彻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第四部分讲基本经验教训。
刘少奇审看报告的初稿后，22日专门到钓鱼台找陈伯达、吴冷西等谈话，提出修改意见。刘少奇开门见山地说，报告的起草，还是1959年庐山会议讲的那两句话，一是成绩讲够，二是缺点讲透。他特别强调，过去四年的缺点、错误要摆开讲，有多少讲多少，放开讲，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药，要使人出一身汗，这才能接受教训；这几年的错误中央负主要责任，要在报告中代表政治局作自我批评，否则下面不服。一年来中央逐步改正错误，要求各地、各部门也改正错误，不能自行其是；报告对集中统一还强调不够，没有把分散主义的种种弊端写得触目惊心；关于分散主义要列举表现事实，每个省、每个部都要有例子，一个也不能缺，这种现象太多、太普遍了。
刘少奇还说，对形势的估计不能助长过分乐观的思想，要保留一点，因为目前情况还没有完全摸透，尤其是工业、财贸；“15年超英”的口号是否仍提，要好好考虑……这一点，他讲得很慢，字斟句酌。谈话结束前，刘少奇又嘱咐了一句：“大家不要怕这怕那，要放开手脚写，要敢讲老实话，讲过了头也没有关系，反正是草稿，中央政治局还要讨论，错了政治局负责。”
此后，刘少奇又多次参加报告的修改、讨论，他反复强调要科学分析当前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主要不是天灾，也不是赫鲁晓夫撕毁全部协议和合同，而是我们工作中的错误。这点报告中要讲清楚，使干部群众有信心，只要我们能改正错误，就必定能够克服困难。
经过反复修改，1962年1月初报告写出了第一稿，共三个部分：（一）目前的形势；（二）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三）党的问题。报告在肯定“三面红旗”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则是正确的前提下，指出这几年我们的“成绩是伟大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而决不是相反。”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而是具体执行中的问题。缺点错误主要有四条：第一，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第二，人民公社的工作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急于过渡，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第三，不适当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严重滋长；第四，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引起城镇人口过量增加，造成城乡人口的比例同当前农业生产水平不适应的状况。
为了鼓舞人心，报告还提出了1963年到1972年国民经济发展的设想目标。
按照刘少奇“缺点讲透”的精神，报告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大跃进”几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但也基本体现了毛泽东的意图。
1962年1月7日，刘少奇将报告第一稿呈送毛泽东，准备在毛泽东审阅同意后，再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正式通过，然后向大会报告。
但1月9日晚刘少奇到毛泽东那里开会时，毛泽东却说报告稿很长，还没有看完。但不要等他看完，也不等中央政治局通过，索性现在就发给已经到京参加大会的所有同志，征求意见。理由是“参加会议的有各方面人员，多数接近实际和基层，能够从各个角度提出意见来，能更好地集思广益。”毛泽东的话说得很婉转，实际上表明了他对这个报告并不很满意，最主要的是报告对形势的估计违背了他的基本看法。不过这个意思当时他没有说出来，而是希望通过会议代表说，可是这必然会将两种意见的分歧表面化。
【代表们议论纷纷，欲言难尽】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原来设想为三级（中央、省、地区）干部会。后来毛泽东说，根据最近几年的经验，这种一般规模和开法的工作会议，尚不足以最有效地把中央的精神与要求全面地贯彻到县一级，达到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的目的，他建议扩大为四级（增加县级并包括相当于县级的工矿企业和军队的负责人）干部会，并要求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冠以“扩大的”三个字。于是中央决定这次扩大的会议参加者有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门、省、市（地）、县、重要厂矿的负责干部及解放军的一些负责干部，共7078人，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空前的盛会。
会议从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