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往事-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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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从上小学起，一直到大学毕业，十七八年的时间，他什么也没有生产出来，相反地，尽吃、尽穿。但是他学了以后，就会起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付出一点物质和时间，不让他学那么一下，他就不行……付了学费，学到了本事，本事就能够转化为物质，不是转化为原来所消耗的那个相等的物质，而是几倍、几十倍、几百倍增加了的物质。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又是一番非同一般的高论。
　　然而，最具特色的则是林彪的这样一段话：“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而且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我感觉到，我们的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当然，‘右’的思想也是有的，党内、党外都是有的。无论‘左’的、‘右’的，都是不符合实际的，都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的东西，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毛主席思想。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这同我们某些同志只有一股猛劲不同，也和我们某些同志处处不振作、没有什么大的打算不同。我看，我们世界观的最主要的一个部分，最主要的东西，就是唯物主义，就是尊重事实，就是从实际出发，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按条件办事，按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办事，就是不是单凭愿望，而且要估计事情的结果，不仅仅根据需要，而且根据可能。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因此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这样，我们党才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从小的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我们的国家才能更加好起来，更加强起来。”
　　把这个“三种思想”说与刘少奇的一“左”一“右”之说相对照，的确是颇令人回味的。不可否认，对于“大跃进”以来的错误，确实不能让毛泽东一人承担。邓小平在1980年4月就曾说过，“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邓小平讲这话是比较客观的。但问题是在如此公开的场合下，在大多数人都在对错误进行反思时，林彪的独具匠心的讲话就不能不说是别有所图了。林彪故意制造个人崇拜，讨取毛泽东的欢心，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他把造成困难的原因，归咎于是将毛泽东正确的东西拉到了“左”边去，产生了错误，把毛泽东历史上起过的重大作用加以神化，说成一贯正确而且永远是正确的，并结论说凡是出了问题，就是错误思想对毛泽东正确思想干扰的结果，这就不能不说是别有用心了。
　　毛泽东显然对林彪的讲话是非常满意的。会后，毛泽东对总参谋长罗瑞卿说：“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作得出来吗？”罗瑞卿回答：“我作不出来。”3月20日，毛泽东又就修改林彪的讲话写信给田家英、罗瑞卿称：“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直到1965年11月底，在批判罗瑞卿的上海会议召开前十天，毛泽东还对即将前往苏州看望林彪的罗瑞卿说：“去看看好，要他好好养养，要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作三个钟头的报告。”毛泽东将这话重复了好几遍，可见该讲话留给毛泽东的印象之深。
　　如果说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就已经准备要“打倒”刘少奇了，这肯定是不确切的。但毫无疑问，自此毛泽东对刘少奇产生了深深的不满，他们之间产生了真正的分歧。而在从“不满”到“打倒”刘少奇的过程中，林彪的那次讲话的作用至为明显。“文化大革命”发动后，江青曾在一篇讲话中称毛泽东对“七千人大会”“心里憋着一肚子气哩”，只是对林彪的讲话“内心是感激的”，也许，这可以为“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作一个注脚。在随后的日子里，林彪的升迁和刘少奇地位的下降乃至被罢黜几乎是同步，也就并非偶然了。
　　
　　五、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的一件个案
　　——忆人大、北大两校“人民公社”调查组
　　汪子嵩
　　
　　1959年庐山会议上，由于彭老总提了一些批评意见，原定是一次“反左”的会突然变为“反右”，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定为“反党集团”，随即在全国掀起一场规模巨大的“反右倾”运动。据官方统计，在这次运动中被批判和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党员和干部在全国有三百几十万人，这个数字是1957年所划“右派分子”的六倍。不过在“反右”时许多右派的“反动言行”以及对他们的批判都是在报纸上大张旗鼓地刊登的，这次“反右倾”却有点暗箱操作的味道，不公开发表（大概因为其中都是“反对三面红旗”的言行），往往只有同单位工作的人才知道某人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至于他们有什么“反对三面红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那就只有当时参加批斗会的人才能知道。
　　由于这场运动延续时间不长，很快出现饿死千百万人的三年困难时期，在“七千人大会”上承认“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证明原来提出的批评意见是对的，在1962年初便不得不为受到批判的干部甄别平反。因此，在这场运动中无论是挨整的还是整人的，后来对这段经历往往不愿提及。李锐同志发表了《庐山会议实录》和《大跃进亲历记》，使我们看到了当时上层领导的各种表现，给我们提供了对这场运动以至对我们的政治生活的深刻反思。我想：以我当时亲身见闻、亲身遭遇的事情，介绍一点当时基层干部是怎样参加这场运动、怎样表现的，大概也不是毫无意义的。
　　【指导调杳工作组的思想】
　　1958年秋，正当“三面红旗”——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轰轰烈烈开展的时候，由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两校党委组织的“人民公社调查组”成立，决定到河南、河北两省三个先进县的人民公社进行调查。调查组成员由两校的法律、经济财贸和哲学、政治等系中抽调部分教师和学生组成。当时我在北大哲学系工作，1958年暑期开始，哲学系师生在北京大兴县黄村“开门办学”，我报名参加了调查组。
　　调查组出发之前，由两校党委召开大会，两校的党委书记胡锡奎、陆平出席，由负责指导调查组工作的人大原副校长、刚调任北大副校长的邹鲁风同志讲话。他主要说明：当前人民公社的建立，给社会科学尤其是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等各方面都提出许多新的问题，需要进行研究。这次调查组下去，就是要在实际工作中探讨这些问题。他提了许多新问题，我现在记得他着重讲的是有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是否可以消灭的问题。我对政治经济学没有研究，对当时经济学界的理论争论也没有很好注意，所以对他的讲话并没有真正理解。现在经过40多年，当年的是非功过，可以说已经清楚了。我引用薄一波同志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书中的论述说明：
　　——“轻率地发动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我们党在50年代后期工作中的又一个重大失误。”
　　——“1958年8月6日毛主席到过河南新乡县七里营公社。在公社办公室门口，看到公社牌子，点点头说：‘人民公社名字好’……报纸发表消息后，全国迅速掀起了办人民公社的热潮……8月17日在北戴河会议上，毛主席谈了对有关人民公社问题的看法：人民公社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吃饭不要钱……人民公社的建立，标志着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进一步破坏。”
　　——“9月初，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回到上海后，将毛主席的见解告诉了当时的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张立即写了一篇题为《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的文章……文章不承认社会主义阶段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而主张立即加以破除。文章否定建国后改供给制为薪金制的必要性，认为这个改革‘保护了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打击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张文原载上海《解放》第6期。根据毛主席指示，《人民日报》在10月13日全文转载。毛主席代《人民日报》写的编者按语指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
　　薄一波还分析了毛泽东为什么看中了人民公社模式的原因，认为其中“可能还有毛主席在青少年时代曾经受过的某些政治思想的影响问题。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为了拯救中国，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博览群书，曾接受过多种政治学说的影响，包括日本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新青年》等杂志常有介绍）和康有为的《大同书》的影响。”
　　当然，这样深入的探讨，是上世纪50年代的人们连想也不敢想的。张春桥文章的发表，我是在1964年调到《人民日报》理论部工作后，听老同志说，才知道当年张春桥奉命来报社修改文章的情况。他的文章发表后，许多闻风紧跟的文章纷纷表示赞同，但是也有些经济学家却坚决地站出来反对，孙冶方同志是主要的代表。在社会主义阶段，是不是应该和可以取消资产阶级法权是当时那场理论争辩的核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只有经过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阶段，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人民觉悟极大提高，才能进入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如果现在就要取消资产阶级法权，取消薪金制，甚至取消商品和货币，那便是要跨越商品生产、按劳分配，直接进入共产主义，这是可能的吗？因此，有关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现在是否还起作用的问题，便成为重要的理论问题。
　　这大约就是邹鲁风同志当时的思想，也是他用来指导调查组工作的思想。在调查组成员中，也许有些同志已经有比较系统的认识，我们大多数人却只是在以后的实践中逐渐有所体会的。
　　【我个人是如何逐渐认识“三面红旗”的】
　　我想比较具体地谈谈我个人是如何逐渐认识“三面红旗”的。
　　事情得从1957年的“反右”开始讲起。在这次运动中，北京大学可以说是一个重灾区。1957年4月，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一次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号召群众帮助党整风，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党员干部则要耐心听取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当时的党委书记兼第一副校长江隆基同志严格按照中央指示精神，动员群众向党员干部提意见，要求党员干部必须耐心听取意见。由于江隆基同志认真执行中央团结知识分子的政策，注意尊重教授和爱护学生；各级干部又大多是由北大自身培养出来的，外面调来的不多，校内党群矛盾不十分尖锐；教授们历经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反胡适反胡风等运动，发言比较谨慎，所以在大小各种鸣放会上，群众提出的大多是关于各级干部平时的工作作风问题。江隆基同志又注意“边整边改”，在鸣放进行一个段落后，他便代表党委在全校群众大会上就群众提出的重要意见作了诚恳的检讨。因为有人对他所住的燕南园宿舍提出意见，他在大会上宣布他立即搬出，将该宿舍让给冯友兰教授居住，很快就执行了。
　　正当我们想拆掉阻隔党群关系的墙，搞好关系的时候，风云突变，一场“反击右派进攻”的狂风暴雨降临了。在划定右派分子的问题上，江隆基同志坚持实事求是，必须分清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反对扩大化。所以当时在北大教授中，被打成右派的不多，有几位也多是在校外参加鸣放被定为右派的。这种情况却引起上级领导的不满，他们认为北大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池深王八多！”），怎么在教授中只打出这么几个右派？认定是江隆基同志“右倾”，立即派来一位新的党委书记。他到校后先在党委内部批判，随即召开党员大会宣布撤销江隆基同志的职务。北京大学又重新掀起一场猛烈的反右运动，被打为“右派”的人数和比率迅速扩大。缺乏社会经验的青年学生仅仅因为说错一句话，也被补划为“右派”，全校“右派”竟达七八百人。几十年后重见其中一些学生，他们的大好年华已经在坎坷的生活中消逝掉了。
　　我自己当时是北大党委委员，行政上是哲学系副主任和辩证唯物主义教研室主任，在大、小鸣放会上是主持人或旁听者，听取群众的批评意见，没有发表自己的看法；对有些尖锐的批评，心里还感到有点委曲。但在讨论教研室几位年轻教师是否划为“右派”时，我发表意见，认为他们只是对我们这些干部提出批评，并没有反对党的方针政策，怎么能划为“右派”呢？最后在宣布将他们定为“右派”的支部会上，便要我检讨自己的右倾思想。
　　1958年底，我被指定参加第一批干部下乡劳动锻炼。在北京门头沟区斋堂清水，虽然是第一次参加农业劳动，学习得比较艰苦，但离开了斗争环境，心情是轻松的。可是刚下去两个多月，又要我回校参加“红专辩论”。“红”就是政治，“专”是指业务；在二者的关系中，政治是“虚”，业务是“实”，但政治是精神，是灵魂，是统帅，必须是以虚带实，红统帅专，政治统帅业务；如果不由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而由资产阶级政治挂帅，便是“白专道路”。这次运动的重点便是批判我们这类走白专道路的人，主要是各系多少学了一点业务却被认为是不尊重党委领导的人，说我们是“以党内专家自居，瞧不起党的干部”。平时各系党、政干部在工作中出现的一些意见分歧，多被上纲成为批判内容。
　　1956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向科学进军，要发挥专家教授作用时，我曾提出过一些设想，比如我认为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单学习抽象原理是不够的，学生应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一门其他科学，如社会科学的经济、历史或自然科学的数学、物理、生物等，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