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古代前期生活习俗史-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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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殿与都城宫殿是国家组织出现、阶级矛盾激化、贵族王权出现的产
物。宫殿是王朝都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王朝、王权、国都的象征。中国
的王朝国家组织，始于夏王朝，属夏文化范畴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已发现最
早的宫殿建筑。商代的宫殿遗址，在郑州商城、偃师商城、湖北盘龙城、安
阳殷墟等遗址均有发现，其规模较夏代宏大，显示了殷商帝国的不同凡响。
陕西扶风凤雏和召陈宫殿建筑群的发现，表明宫殿习俗在西周时期继续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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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西周的宫殿建筑，已出现适应当时礼制的“前朝后寝”或“前堂后室”
的设计布局，建筑材料开始使用板瓦、筒瓦，这种瓦顶宫殿，是前此时期未
见的，体现西周宫殿较以前时期宫殿更加进步、发达的情形。夏商周时期都
城文化，是一种以宫殿建筑为中心的城市聚落文化，这种宫殿、都市建筑文
化和习俗，是中国古代城市、国家发展的先驱和基础。
（2）交通习俗
交通是交通工具、道路设施的集合概念，交通能力的高低显示了人类行
走能力的高低，同时也体现了生产力水平的高低。迄今为止的人类发展史至
少有99％以上的时间是属于徒步行走的历史。中国最早的行走革命大约出现
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变革的标志是首先出现了交通工具舟船。中国远古暨三
代的交通习俗主要体现在舟船利用和车子利用上。
①远古暨三代的舟船制作与利用习俗。舟，是古人对船的通称。中国造
船的历史比造车历史古老，《世本·作篇》：“共鼓、货狄作舟”，《山海
经·海内经》：“番禺作舟，”《周易·系辞下》：“黄帝、尧、舜垂衣裳
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剡木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
远以利天下”，《史记·夏本纪》：“（禹）水行乘船”以上有关舟船创制
的传说，大致可与考古发现相吻合。
考古发掘表明，至迟在距今六千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中国的长江
流域下游地区已出现了舟船。河姆渡发现的木船桨，即文献所说的檝、楫，
是当时造船和以船作交通工具的重要物证。舟船是行于水上的交通工具，天
然的江河湖泽是舟船行驶的水路，木头浮于水的原理一般最容易被濒水生活
的古人所认识。最早的舟可能是独木或木排、竹排类，最早的造船者应是水
边居民，河姆渡人正是这样的居民，故其率先发明和利用舟船是完全可能的。
同地区吴兴钱山漾、杭州水田畈等良渚文化遗址发现的木桨实物，表明该地
区在新石器中、晚期，已较广泛地流行起制作利用舟船代步的交通习俗。《论
语·宪问》：“羿善射，奡荡舟”，羿、奡均是夏朝人物，奡荡舟表明夏朝
也流行造船和以舟为交通工具的习俗。殷墟出土甲骨文已有舟字，并见有人
立于舟上或挑货立于舟上的象形字，表明舟船制作和应用在商代已获较大的
发展，并流行起用舟船载人兼运货的习俗。《诗·大雅·棫朴》：“淠彼泾
舟，烝徒揖之”，一条船上同时有许多人划桨，说明西周已出现规模较大的
船；《诗·周南·汉广》：“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如此广阔的江面，不
能用方引渡，方即筏，筏包括竹筏、木筏或皮筏，此说明西周时期并行有小
型的舟筏；《诗·大雅·大明》：“造舟为梁，不显其光”，孔颖达疏：“造
舟者，比船于水，加板于上，即今之浮桥”，这表明西周时期已出现连接舟
船、船上铺板搭成浮桥的习俗，造舟为梁即并船作桥的习俗与技术，实可视
作是西周人对古代交通发展事业的一种重要发明和贡献，它为后代桥梁的发
明建造和浮桥的利用起到非常重要的启迪意义。
考古发掘的舟船实物，目前以甘肃齐家文化和福建崇安武山发现的船棺
为最早，这种船棺，既是生前使用的舟船，也是死后的归宿，是古代水上或
水边居民以船为家习俗的反映。这种船棺呈独木舟形态，可视作是距今三四
千年前中国西北和南方沿海地区流行的独木舟形式。据甲骨文舟字形体看，
商代的舟也基本属此形式，但其已从独木结构发展成块板结构，是板块造船
技术和习俗发展流行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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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夏商周三代车子的制作与利用。《史记·夏本纪》载大禹治洪水时“陆
行乘车”，《世本·作篇》：“奚仲作车”，《山海经·海内经》：“番禹
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左传·定公元年》：“薛之
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以上记述表明，中国车子制作和利用的习
俗，大约始于原始社会末期至夏王朝时代，禹是最早的乘车人之一，或奚仲
和其子吉光是最早的造车人，当时的薛国很可能有专门从事制车的部族。《世
本·作篇》并见“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的记述，相土是商代的三
世祖，王亥是商代的七世祖，均生活在夏代初期，乘车即用马驾车，服牛即
用牛拉车。相土、王亥分别发明马车和牛车的传说，虽与前述禹乘车、奚仲、
吉光作车说有所矛盾，但两者在年代上基本吻合。综合文献传说分析，禹陆
行乘车之说因旁证不足，可暂且不论，而夏王朝时期已出现马车与牛车则较
接近史实，考古发掘目前尚未见到夏代车子实物，夏代的车子形制还有待今
后揭示，但从二里头文化已出现国家制度、象征王权的宫殿建筑以及一些青
铜礼酒容器、铜马铃、圆泡饰等情况看，二里头文化时期即夏代应是存在马
车与牛车制作利用之俗的。《管子·轻重戊》：“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
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文献传说告诉我们，商代的服牛乘马习俗当
源自先公先王时期，至商王朝统治期间，服牛乘马习俗已十分流行；商代甲
骨文、金文均见车的象形字，殷墟考古发掘迄今发现的完整或较完整的马车
实物其数已在20辆以上，综合发掘实物和甲骨文、金文象形车字的资料分析
可知，商代马车是一种独輈两轮、横长方舆箱、后开门的木质主体并附有铜
饰件的车子。这种车子都是用两匹马牵引的，四马牵引说目前尚缺乏确证；
据甲骨文载，商代王公贵族经常乘坐着这种马车外出田猎和参与军事行动，
日常生活和参与祭祀活动，也都乘用这种马车，王公贵族死后亦将马车用于
殉葬和祭祀。故商代的马车是一种十分高贵的交通工具，是贵族们的专用车，
一般的中、小官吏乃至平民百姓，难得有乘坐马车的机会；《尚书·酒诰》：
“肇牵车牛远服贾”，利用牛车引重致远进行运输载人和交易活动，当是一
般民众在陆路交通工具利用上通行的习俗；马车、牛车都是通过畜力牵引的
车，商代畜力牵引术虽然已达到较高水平，但由于社会人员身份、地位、等
级的差别和经济状况的不平衡，在畜力交通工具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并行着
一些人力推拉车；商代的人力车现知主要有辇和■（音穷）两种：辇是由两
个人挽拉的人力车，商代《辇卣》中的辇字，酷似两人挽车，是商代辇车的
真实写照；■即独轮手推车，近现代南北方均有这种车子的发展沿用，或称
鸡公车或羊角车，商代独轮人力车是据近年殷墟花园庄骨料场发现的独轮车
车辙痕迹而推断出来的，这应是殷代民间最实用、最简便、最流行的短程交
通运输工具，商代独轮人力手推车是中国迄今所见最早的■。西周时期用车
造车的习俗流行程度绝不逊于商代，西周的诸侯士族阶层也流行广泛制作利
用马车的习俗，并沿袭着车马殉葬、祭祀的习俗传统；西周马车也是独輈双
轮方舆箱形态，牵引车子一般是两匹马，但也出现了四马驾车的技术与习俗，
《诗·大雅·蒸民》：“四牡騤騤，八鸾喈喈”，正是对这种马车行驶时的
生动描述，西周马车上的零配件制作明显比商车更讲究、更精美，铜质配件
数量较多，马饰物也很精巧；西周马车也是一种高级的交通工具，有权力、
有条件享用马车的人是贵族成员、王室成员；一般的民众，能乘用牛车引重
致远便算是很风光的事情了，《诗·大雅·何草不黄》：“有栈之车，行彼
周道”，栈车是用竹木散料制成的车、或车厢用竹木条编制而成，这当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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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牛车之一种；《诗·小雅·黍苗》：“我任我辇，我车我牛”的记述，表
明西周时期还流行有人力辇车。
（3）游娱习俗
游娱即游戏、游玩、歌舞、娱乐等，是与人类生活形影相依的习俗。游
娱是对生活的消遣、充实和补充，它对苦恼、无聊、平淡予以调节，对紧张、
激烈予以放松，对疲劳、怨倦予以释放，对豪情、激情、兴奋予以宣泄，给
生活平添特有的情趣。游娱最终的积极效果是快乐、轻松、鼓舞和激励，但
同时也可能会产生消极的玩物丧志。
中国远古暨三代的游娱习俗，由于年代久远，资料很少，其全貌已难以
复原，可作洞察追述的内容大约仅限于原始歌舞和个别简单游玩的局部面
貌。
①旧石器至新石器时代的游娱。中国远古时期的原始歌舞大致可区分为
劳动生产（包括军事活动）和宗教礼仪两类，前者简称为劳动歌舞，后者简
称为图腾歌舞。
从巫山、元谋猿人始至北京山顶洞人止的旧石器时代，社会生产还处在
狩猎，采集经济阶段，与之相应所流行的原始歌舞当是庆贺狩猎胜利或采集
食物成功的劳动歌舞，是时的舞蹈动作是一种没任何定则的手舞足蹈，或是
劳动动作的再现，或是对野兽动物的模仿，随意性极强，并不分男女老少、
集体共舞，为增强舞蹈的节奏感和形象感，舞蹈者同时发出有节奏的哼号和
用木块、骨块、石块、敲击出节奏，兴致来时或披上被猎获动物宰杀后的毛
皮模仿动物，这样便形成了场面欢快、热烈和原始粗犷的“鸟兽跄跄”、“百
兽率舞”、“击石拊石”的气氛，诞生了有哼号和击物伴奏的最早的劳动舞
蹈，其中的哼号击物伴奏，是乐曲伴奏的祖型。
从中石器到新石器时代，原始歌舞习俗盛行不减，并获得了内容和形式
上的重大发展。首先，从歌舞形式上继承发展了劳动歌舞，又创行了带宗教
色彩的图腾歌舞，其次产生了一定的歌舞专用服饰道具和原始乐器。另外，
在集体舞的基础上又产生了单人独舞。中国古籍和民间传说中的原始歌舞，
大多是与中石器、新石器时代直接相关的。文献传说有伏羲乐、女娲乐、神
农乐、少皞、颛顼、帝喾乐、黄帝乐、尧乐、舜乐、禹乐和防风氏乐等等。
这里的乐均是指乐舞。据 《通典》《通志》，伏羲乐舞总称为《荒乐》，分
称有 《扶来》、《立本》、《立基》之名，或认为这是一些表达原始渔猎生
活的歌舞。《世本·作篇》：“女娲作笙簧”，《路史·后纪》：“（女娲）
作 《充乐》”，或认为，女娲乐舞是表达原始爱情生活的，女娲发明的笙簧
就是葫芦笙，女娲乐舞是一种葫芦笙乐舞，现代苗族等流行的芦笙舞渊源当
与女娲乐有关。据《通典》、《路史》、《山海经》、《吕氏春秋》等介绍，
神农乐舞有 《扶犁》（亦名《下谋》、《扶持》）、《广乐》，前者是神农
臣子刑天氏创制的是一种庆祝丰收的原始乐舞；刑天当时并创行一种“操干
戚以舞 （《山海经·海外西经》）”的庆祝战斗胜利的“干戚舞”；《广乐》
则是由葛天氏创制的抓牛尾，投足以歌的狩猎兼农业生活乐舞。《路史·后
纪》：“（神农）捋土鼓以致敬于鬼神”，显然神农乐舞已使用土（陶）鼓
为伴奏乐器。《路史·后纪》：“（少皞）立建鼓，制浮磬，以通山川之风。
作 《大渊》之乐以谐人神，和上下，是日《九渊》”，少皞乐舞显然是一种
适用于祭祀巫术活动的图腾歌舞。颛顼乐舞有《六茎》（或作《五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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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云》，均属祭神、祭祖乐舞，据传《承云》乐舞是先以■（鼍，即穿山
甲）用其尾部敲击腹部发出的英英声作前奏曲的，这暗示了鼍鼓伴奏乐舞的
问题。帝喾乐有《九招》、《六列》、《六英》，伴奏乐器已出现鼙鼓、钟、
磬、苓、管、埙、梗⒇弧⒆抵拥龋坂肺枋且恢指韫λ痰吕治琛；频劾帧对啤�
门大卷》，别称《咸池》、《承云》，其也是一种歌功颂德的图腾歌舞。尧
的乐舞是《大章》，其以陶鼓、石磬等乐器伴奏，是一种祭祀乐舞。舜的乐
舞是《大韶》，别称《九韶》、《箫韶》、《韶虞》、《九辨》、《九代》
等等，也属祭祀乐舞，舜时亦流行有《干戚舞》，这是一种显示武力、武德
的歌舞。禹乐《大夏》是一种庆功歌舞。防风氏是与禹同时的一个部落首领，
其乐舞属原始巫舞。以上传说涉及的伏羲、女娲、神农、少皞、颛顼、帝喾、
黄帝、尧、舜、禹、防风氏等，无论其人物的真实与否，都是属于生活在夏
代以前的，故这些传说恰与中国新石器时代在年代时间上相应，它们大致代
表了此一阶段原始歌舞发展变化的一般情况，体现了此一阶段歌舞习俗流行
的倾向和特点。据考古资料，发掘品中目前尚难见到证实传说歌舞形式的形
象资料，但有关此时期的原始乐器却屡有发现，河南舞阳贾湖裴李岗时期文
化遗址，近年来出土了一批骨笛，保存完好，有的骨笛长22。2厘米，钻孔7
个，其中6个为按音孔，至少已具备六个音阶，或认为已可能7个声齐备，
这是中国迄今最早的乐器实物，其年代距今接近八千年。浙江余姚河姆渡、
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先后发现过骨哨和陶哨，半坡遗址和山西万泉荆村仰韶文
化遗址出土有单孔、双孔或三孔的陶埙，陕西华县井家堡仰韶文化遗址发现
有通高42厘米的陶牛角号，同类物亦见于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晚期
墓，青海民和阳山仰韶文化墓葬发现有陶腰鼓，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则发
现了陶 （土）鼓和鼍皮鼓和石磬……。这些发现表明，至少从新石器早期开
始，中国便已出现真正的管乐器横笛，其后相继出现了哨、埙、号、腰鼓、
土鼓、鼍鼓、石磬等，这些原始乐器品类，与文献传说此时期歌舞中应用的
伴奏乐器品类基本接近，从而证实传说的乐舞形式也是基本可信的。
除原始歌舞外，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还屡屡发现一些如弹丸、小球、小
型雕塑品之类的遗物，这些遗物可能意味当时的民间还流行有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