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的最后岁月-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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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是强忍着内心的痛楚才回答大家的啊。而且有些问题他是欲言又止，因
为有些活本不该在这样的场合说。特别是他最后那句话，我更感到奇怪。这
是一句模棱两可的话，可以这么理解，也可以那么理解，少奇同志从来不说
这样让人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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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解的活啊。他内心的矛盾和痛苦由此可见一斑。

我想起前些日子少奇同志的一次讲话：那是在红卫兵运动初期，他的几
个孩子为了跟上形势，都在自己的学校里参加了红卫兵。有个孩子回到家里
对我们说：“现在社会上都在破‘四旧’，查抄封、资、修的东西，我爸爸
书房的那些书里头一定也有封、资、修的东西，怎么办？”“那么多书一下
子分不清楚，听说中办有一个统一部署，那就听人家的吧。”我不能阻止这
些孩子，但又怕干扰少奇同志的工作，只好以此搪塞。

少奇同志听到孩子们说要跟同学去扫“四旧”、去抄家时，他忍耐不住
了。他把几个孩子叫到一起，随手拿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严肃地说：
“红卫兵抄家的行为是违法的。宪法报告是我作的，我是国家主席，要对宪
法负责。别人去我已无能为力，你们是我的孩子，又在我的身边，我要管管
你们。听说已经抄了许多人的家，其中有不少是民主人士的家。他们跟我们
党同舟共济几十年了，是我们统战工作的重要成果，不能就此毁于一旦啊！
毛主席也不会同意这样干的，你们要带头维护宪法的尊严，大家都应该遵守
宪法！”

“既然抄家是违反宪法的，为什么中央不立即制止，中央文革小组还在
鼓动学生去干？”一个孩子向少奇同志提出了问题。

少奇同志回答说：“这么大的群众运动一下子不好约束，我想很快会得
到纠正的。总而言之，你们不要去干违法的事！”

直到这时，少奇同志还是希望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能起到应有的作
用。

董洁如被赶出中南海

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发表以后，相对平静的农
村也开始动乱起来了。特别是搞过四清的地区，开始翻四清的案，甚至发生
了许多报复行为。许多县、公社、大队的干部被轮番批斗，而且斗争的残酷
性是难以描述的。

在这期间，许多农村的干部群众并不清楚少奇同志的处境，所以纷纷给
少奇同志写信反映当地的情况，特别是光美同志搞过四清的地方，群众来信
最多，一些四清积极分子叫苦连天。

不久，城市里的造反派也到农村去煽风点火，鼓动农村的青年人起来造
反。农村的造反派也串连到城市，来揪斗参加过四清的机关干部。有的来到
北京中南海西门口，大喊大叫要把王光美揪回去批斗，还要揪出她的后台刘
少奇。就莲允若和我在一起搞四清的地方，也要求把他揪去批斗，槁得我也
胆战心惊的。

四清后留下做巩固四清成果的工作队员也来信说，那里已经形成了保四


清派和翻四清案派。听说刘少奇已经受到毛主席的批评，因此保四清派的日
子很难过，两派的斗争日趋尖锐和激烈。

后来，中央发了个文件，说四清的案不能翻，四清的成绩还是主要的，
特别是执行了毛主席23　条的地方，更不能翻案，于是围绕四清问题的派性斗
争才有了缓和。我的心稍微放松了些。

但很快，我又紧张起来了。1967　年1　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提出“1967　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
一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
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首先上海刮起了夺取党、
政、军大权的所谓“一月风暴”，随之，夺权之风刮遏全国，更加深了混乱
的局面。

王力、戚本禹等人，为了配合夺权的“革命行动”，在中南海召开所谓
活动积极分子会议，他们在会上对一些年轻人边训斥、边煽动：社会上的文
化大革命搞得轰轰烈烈，已开始了大夺权，可是作为党中央、毛主席所在地
的中南海，还是冷冷清清，死水一潭。。这不是中南海的光荣，这是中南海
的耻辱。。刘少奇，邓小平就在你们的眼皮底下，为什么他们至今还在逍遥
自在。。

从此，中南海又热闹起来了。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其中一张贴在大食
堂门口的大字报率先开始对少奇同志进行恶毒攻击：

什么“刘少奇家就是资本家的庇护所”啦，什么“刘少奇的岳母董洁如
是个大资产阶级出身的资产阶级分子”啦，什么“我们要求把董洁如立即赶
出中南海”啦。。

过了几天，造反派听说董洁如还在中南海里，便发出最后通碟，勒令她
必须在三天之内，“滚出中南海”。无奈，中南海管理部门在北长街给老人
找了一间平房。

在老人搬出中南海时，光美同志心情沉痛地对妈妈说：“你要准备忍受
更大的委屈，要坚强地生活下去。”

此时少奇同志内心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但他一直保持沉默，没有发表
任何意见。

随着对少奇同志迫害的升级，董洁如老人也遭到多次的批斗。她孤独一
人居住，有时连饭都吃不上。她一生煤球炉火，就有人唆使小孩往她的炉子
上泼水，还骂老人是“坏蛋”。我们听到这些也很难过。少奇同志的司机出
于同情给她送过几次吃的东西，也被造反派说成是“和资产阶级划不清界
限”，遭到批判。不久，老人被捕入狱，在狱中受尽残酷折磨，于1972　年7
月含冤离世。当时，就连老人的儿子王光英也受到株连，康生、江青一伙指
使造反派把他揪到天安门广场批斗之后，投入了监狱。

我同董洁如老人接触比较多。有时少奇和光美同志外出时，留在家里的
我，便承担起照管老人的责任，我常陪她去看节目，更多的是给老人送点杂
志、画报等读物。每次去时，老人总要同我聊聊天、谈谈家常，于是我对她
有了较多的了解：她生于1893　年，毕业于天津女于师范学校，当过小学教员。
北京解放后，她筹办了专门抚养婴儿的洁如托儿所，并自任所长。她先后被
选为北京市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和第四届政协委员，北京市保育工作者
协会副主任，按院托儿所名誉所长等。她的10　个子女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而
且其中的5　个子女早就参加了革命工作。


老人被接到少奇同志家时已年近古稀。因为少奇同志的孩子多，她又有
教育工作的经验，所以就承担起了教育外孙子女的任务。老人生活完全自理，
少奇同志很尊重她。

老人虽然生长在一个资产阶级家庭里，但对旧中国的腐败有切身的感
受，因此她积极支持子女们投身革命事业和从事对人民和国家有益的工作。
抗战初期，她就同丈夫一起鼓励儿子王士光去了延安，并和天津地下党建立
了联系，还利用她的家庭掩护我党地下工作者，保存地下党的文件，为解放
区购买药品等。

1958　年，老人将全部家产，连同自己开办的托儿所统统无偿交给了国
家。在大炼钢铁时，她连自己睡床的钢架子也拆下来交给了中南海管理处。

老人为人谦虚和蔼，生活俭朴，我们工作人员都很敬重她。邓颖超大姐
也曾看望过她几次。即使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所有工作人员从没有说过她
一句坏话。大家都很同情她，暗暗替她难过，为她担忧。

康生与编辑出版《刘少奇选集》

那些日子，抄有关批判少奇同志的大字报成了我们的一项工作。

许多大字报在列举了大量“事实”批判刘少奇后，都异口同声地敦促我
们工作人员“赶快起来揭发刘少奇的问题”，井拉纲上线：“这是关系到你
们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还是站在刘少奇反动路线上的问题”，“你们
要赶快选择”，“你们对刘少奇最清楚”。。

在此情况下，我们思想上的压力越来越大。大家都感到灰溜溜的，甚至
连到食堂吃饭都不愿去了，怕别人另眼相待，怕别人冷嘲热讽。尽管我们对
少奇同志的处境很同情，但因他而使我们受到株连，心中总有说不出的委屈。

当时，我们把中南海的一切动向都同毛主席联系在一起，只想早日听到
毛主席对少奇同志的态度，因为只有毛主席才能左右他的命运。但等来等去
也没听到毛主席的声音。

于是，我们又以支部生活会的名义将少奇同志请到会议室，想从他的嘴
里澄清大字报上提出的问题。

问：“大字报上说你不尊重毛主席？”

少奇同志听后没有马上解答。他缓慢地抽着烟，会议出现了短暂的冷场。

我们理解他的心情，对这些被断章取义、肆意歪曲了的东西，他无法回
答。但他也不愿意拒绝大家的提问。

“这些事人家都贴到大街上了，已不是什么秘密了，我们不相信你会那
样做，但你应该把真实情况告诉我们啊！”激动中带着乞求，一位同志终于
忍耐不住冷场了。

少奇同志往烟缸里弹了弹烟灰，说，“我和毛主席一起共事几十年，不
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都遇到过多次很复杂的国际国内形
势，特别是在这十儿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由于大家都缺少经验，在
一些事情形成决议之前，总会有不同的意见，甚至争论，这种不同意见和争
论是正常现象，不能说成是谁反对谁，也不能叫不尊重。尽管我们有意见，
但最后还是按照毛主席的意见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去办事的。”

“大字报上说你在最近的中央会议上，顶撞毛主席，不让毛主席讲话。”
一位同志追问道。

“我和毛主席共事几十年从没有争吵过，更没有不让人讲话的事。”少
奇同志气愤中夹带着不耐烦。


问：“大字报上说，你当国家主席是夺了毛主席的权。报纸上登你的照
片是想同毛主席平起平坐，分庭抗礼，是贪天功为己有。”

少奇同志又沉默了一会儿，说：“从当委员长到当国家主席，我都推辞
过多次，好让别人当。但最后中央已经定了，我只好服从。在商量国家主席
入选问题时，毛主席说，当国家主席有点名气，但是个苦差事，外事活动多，
送往迎来，不自由，干扰读书和研究问题，他不当了。为了让毛主席专心研
究问题，抓大事，大家同意了他的意见。这就是事情的经过，怎么能说是夺
权呢？”

他吸了一口烟，又说：“在报纸上登我的照片，当初我是不同意的。因
为我们是党领导一切，毛主席是党的主席，登他的照片就可以了。但有人提
出这里面有个对外的问题，当时毛主席也说不登不好，一定要登。有人曾提
议登我的照片时是否可以比毛主席的照片小一点，毛主席马上说，为什么要
小一些，一样大！这事就这样定下了。当时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现在断章
取义地传出来，不知道是何用意？”

问：“大字报上说，你1949　年春天到天津去宣扬要发展资本主义，鼓吹
阶级斗争熄灭论，是和刚开过的七届二中全会唱对台戏，你去的时候，也没
和毛主席打招呼。”

答：“当时我受中央的委托到天津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同许多
干部、工人和工商界人士谈过话，我讲的就是二中全会的精神，绝不是唱对
台戏。你们可以看看二中全会文件和我的讲话记录。

“当时我们的干部中有一种‘左’的倾向，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些过分
的做法，对私营企业包括小商贩限制过多过死，想一下把他们消灭掉，把朋
友误当敌人。天津刚解放，工商界和一些大大小小的私营企业及小商小贩，
对我们党的政策还不了解，有的听信反动的宣传，他们很害怕，一怕没收他
们的财产，二怕像在解放区斗地主一样斗他们。于是这些人人心惶惶，哪有
心思做买卖，弄得市场一片混乱，物价飞速上涨。一些工厂停工待料，部分
工人已经失业，许多工人面临失业。劳资关系很紧张。甚至有些人想抽出资
金逃往香港。这对迅速恢复生产和发展生产很不利。而迅速恢复生产和发展
生产正是我们接管城市以后的中心任务。所以我的多次讲话都是围绕这个中
心讲的。

“我讲过民族资产阶级不是我们斗争的对象，对他们的政策是又联合又
斗争。也讲过只联合不斗争，就要犯右倾错误；只斗争不联合，就要犯‘左’
倾错误。还提出消灭城市的封建把头问题。我给干部讲，那些长期搞工商业
的人有经营经验和管理方面的知识，我们可以向他们学习，也可以让他们去
搞经营和管理工作。

“因为这些话大部分是在一些小型座谈会上即席讲的，不可能逐句逐字
去推敲，后来觉得有些话不那么准确，有些话也可以不那么说。”

“你说过‘剥削有功’吗？”有人问。

答：“我是从一个历史的角度说的。”

看到大家惊讶和不解的样子，光美同志说：“现在年轻人一听要发展资
本主义，就说是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但要了解到讲活时的历史背景，就不
难理解了。那时，我们党还允许民族资本家存在，允许雇工。我们的经济政
策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少奇同志插话说：“这
是毛主席提出的16　字方针。”）我还记得少奇同志对一些工商界的人士说，


你们不仅要赶快恢复生产，还要发展生产。还鼓励他们多办工厂，办一个好，
办两三个更好，如果说剥削有罪，他们一个工厂也不会开办了。”

少奇同志接着说：“表达不够恰当的话，我早在1954　年就作了自我批评。
我在天津的讲话，在其它一些城市也传达了，并没有造成坏的影响，也并没
有因为我的讲话，使天津的形势变坏，而是好起来了。好在这事情都不难弄
清楚。”

在被问到光美同志在桃园搞四清的经验问题时，少奇同志说：“那天，
中央几个领导同志在大会堂讨论四清问题时，有人提到光美搞四清的经验很
好。毛主席说那就请王光美同志来讲讲嘛，（少奇同志的司机站起来说，是
我从大会堂回来把光美同志接去的。）她到大会堂讲了以后，大家认为这个
经验可以推广。毛主席说，就请光美同志做四清的顾问吧。桃园经验在当时
是比较好的，不是形‘左’实右的典型。

“后来我说过，不参加四清就没有领导囚清的发言权。因为当时中央有
个规定，除年老体弱者外，领导同志都要参加一期四清。我强调一下这个问
题，目的是想促使大家积极参加四清运动。后来听说有人对我的讲话有意见。
我想是我讲得绝对了

一些。”

问：“大字报上说林彪在东北期间，你不支持他，而支持彭真，是不是
这样？”

答：“有支持不够的时候，不能说不支持。林彪同志在东北工作期间，
不是同我个人的关系。不论表扬他还是批评他，都是由中央书记处集体讨论
决定的。对他有些批评也是正常的。总不能支持错误的东西吧。对他在东北
期间工作的评价，中央清楚，毛主席也都知道。不晓得现在提出这样的问题
是什么意思？”他也不理解。

问：“大字报上说你在延安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是右倾投降主义？”

答：“抗战胜利后，　1946　年1　月我党同国民党达成停战协定。以后又
召开了旧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