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的最后岁月-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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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她从抽屉里拿出一页纸,说:“毛主席建议少奇同志读几本
书。有三本还没找到,咱们分头找找吧。”我接过来一看,一本叫《机械唯
物主义》,作者是海格尔(法);一本叫《机械人》,作者是狄德罗(法);
另一本是中国的《淮南子》。
我先在少奇同志的书房里找,但一本也没找到。我又到了中央办公厅的
一个图书室找,正在那里值班的机要室档案处的小李同志也帮我找。但也只
找到一本《淮南子》。
剩下的两本书,我想再到大图书馆去找找,光美同志说:“不用了,少
奇同志说也可能书名不对。”
从此,少奇同志埋头读书,他想从书中吸收更多的知识。
但我却始终没有搞清楚,毛主席同少奇同志谈话的用意是什么。虽然我
也知道从讲话的内容看,毛主席并没有打倒少奇同志的意思,但为什么毛主
席就不能说句话,使这位老战友得到解放呢?
后来,我才明白,当时局势的发展就连毛主席本人也无法控制了。而林
彪、江青之流在没有篡夺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前,是绝不会鸣金收兵的,
更不会对少奇同志刀下留情的!
“我永远不反毛主席”
林彪、江青一伙精心炮制的所谓批“二月逆流”,是把“打倒一切、全
面内战”推向高潮的重要一步。此后,中南海里贴出了许多诬蔑朱德、陈云、
陈毅、叶剑英、谭震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字报。
少奇同志看到这些大字报后,心情非常烦躁和不安,整天不说几句话。
光美同志告诉我:“少奇同志这几天吃不好饭,睡不着觉。”
有一天,少奇同志按了电铃把我叫去说:“你把这封信去送一下。”我
一看信封上写着:周恩来总理。拿到办公室登记时,才发现没有封口,我抽
出来一看上面写着:
周总理:
最近我看了一些大字报,感到忧虑和不安。中南海是党中央、毛主席的所在地,出现
了一些极不严肃的大字报。他们把我当成敌人了,把一大批老同志也当作敌人了,怎么办?
刘少奇
我把这封信送到总理办公室时,值班秘书说总理正在同别人谈话。我便
回来了。
第二天,总理办公室就送来了周总理的亲笔信:
少奇同志:
你要好好休息,克制自己,你的意见我已经报告了毛主席。
此致
敬礼!
周恩来
随后不久,江青一伙又指使中南海的造反派冲进了少奇同志的住处。他
们先把少奇和光美同志赶到院子里,一部分人就在办公室和寝室里凡是能贴
大字报和大标语的地方都贴上了。一部分人提着白灰粉桶,在少奇同志经常
散步的院子里的大方砖上刷上了标语,还在少奇同志的名字上有的打×、有
的倒写。从此少奇同志不论吃饭、睡觉、散步,也不论抬头、低头,只要一
睁开眼睛,映入眼帘的全是污蔑他的大字报和大标语。
这是一个非常寒冷的夜晚。卫士们看到造反派要把少奇同志往院子里推
时,连忙给他穿了件棉大衣,戴上了棉帽子。光美同志还没来得及穿大衣,
就被推到院子里了。
院子里有几棵海棠树和几棵小松树,走廊里几只小电灯把微弱的光线透
过稀疏的树枝射向院里,到处一片灰暗。但这并不影响造反派高涨的热情。
他们肆无忌惮地围攻少奇和光美同志,质问一句,喊一阵子口号,如果少奇
同志答复问题,他们就说“不老实、胡说、狡辩、放毒”,如果不答复问题,
他们又说:“理屈同穷、负隅顽抗”,让人真是无所适从。
当喊“刘少奇必须向毛主席低头认罪”的口号时,就有人去强行按少奇
同志的头,并把他的帽子打掉到地上。光美同志急忙弯腰拣起帽子,给少奇
同志戴上。这时有人就喊:“打倒资产阶级保皇派王光美!”光美同志不慌
不忙地说:“他感冒了你们就批斗不成了。”
他们又质问少奇同志为什么反对毛主席,少奇同志抑制住满腔的怒火,
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我已说过多次,对毛主席,我过去不反,现在不反,
将来也不反。我永远不反毛主席!”
光美同志听到少奇同志的声音带着愤怒,怕造反派的围攻升级,便用恳
求的口气说:“先让少奇同志回屋吧!少奇同志欢迎大家对他提出同志式的
意见。”这时机警的卫士乘机把少奇同志拉进房内休息。光美同志话音未落,
造反派便将围攻目标转向她:“你为什么到东南亚访问时要穿旗袍、高跟鞋,
要戴项链?”光美同志斩钉截铁地回答:“我还没有认识到这是错误。”这
下可激怒了造反派。他们在不断高喊“打倒资产阶级分子王光美”的口号时,
有几个人从少奇同志会议室抬出一张独腿桌子(是放花盆的小圆桌,人上去
稍不平衡就会摔下来——作者注),强迫光美同志站上去答复问题,理由是
让后面的人看得见,其实是取笑她、侮辱她。
当有人喊“王光美搞的桃园经验就是‘形左实右’”时,她大声说:“搞
四清是中央的政策,我讲四清的经验是毛主席批准的。”这下又招来了一阵
口号声“不许放毒,不许胡说八道”。还有人喊道:“王光中、王光美、王
光英、王光和四兄弟姐妹的名字排列起来,就是中、美、英合作,连他们的
名字都是反动的,这是不折不扣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我们绝不能与帝国主义
合作。”又是一阵口号声。这时有人喊“把桌子给她掀翻!”卫士们赶快站
在桌子周围,将光美同志保护起来。
这天晚上我值班,既不能离开办公室,又怕造反派闹出乱子来。我怀着
焦急和恐慌的心情来回在办公室门口走动着,注意着造反派的动向。在整个
斗争会过程中,我仔细观察了造反派的状态,这些人的表情、神态和举止动
作有很大区别,除少数几个人在少奇同志面前挥动着《毛主席语录》,张牙
舞爪,用嘶哑的嗓子边叫喊边质问外,多数人则是站在周围,既不喊口号也
不提问题。散会后,几个平时熟悉的人进了我的办公室,有的说:“要知道
这样胡闹,我就不来了。”有的说:“让人家站在独腿桌上,摔下来怎么办?”
有的说:“我是特意来看刘主席的,到中南海工作几年了,还没亲眼见过刘
主席呢。今天见了,此生不遗憾了。”后来听说,有几位来参加斗争会的人
也被斗争了,并戴着各种“帽子”被送进了学习班。我猜想其中肯定有对我
说过心里话的人。
此后一段时间,我因患感冒在家休息。一天,一名卫十来看我时说:“中
南海的一个造反派,昨天把少奇同志的电话撤了。”“少奇同志没说什么?”
“他说:‘没有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批示,任何人无权撤我的电话。’造反派
可不听这一套,他们横眉竖眼说:‘我们是造你的反,造反有理,不需要任
何人批准。你是最大的走资派,已没有权力使用电话。’说着就蛮横无理地
将线扯断把电话机拿走了。”我又问:“警卫局是什么态度?”“我们请示
了警卫局,但没有人管这个事。”“怎么没有撤我们的电活?”“造反派说,
你们的电话暂时还可以用,要把你们和刘少奇区别开来。”我无可奈何地说:
“撤电话可不是造反派敢干的事,连警卫局也管不了,看来问题越来越严重
了。”那位卫士也忧心忡忡地说:“我们都很害怕,都想早日离开这里。”
卫士走后,我前思后想,越来越感到紧张,不知道以后还会发生什么意想不
到的事情,中央、特别是毛主席对少奇同志究竟是什么态度呢?第二天,我
来到中办机要室找到当时的负责人赖奎同志,我想以调动工作为幌子,试探
一下他们的口气。“作为机要秘书,我在少奇同志那里早就没事可干了,把
我调走吧,到什么地方都可以。”我说。
赖奎回答:“你的行政关系和组织关系都在警卫局,这里只是一点业务
关系。刘少奇的问题,中央还没定性,谁敢调动你的工作?”
我说:“把他的电话都撤了,还不是敌我矛盾?”
“什么,把电话都撤了?我还不知道。”他很惊讶,又说:“造反派早
就喊打倒他了,不能以造反派的行为来定性,中央没有讨论,毛主席还没有
表态。你先回去,关于调动的事,我们跟汪东兴同志商量一下再说吧。”
虽然没有得到准确的消息,但我心里总算踏实点了。
那段时间,局势相对缓和了一些。有一次少奇同志在怀仁堂前面看大字
报。突然有人喊了声“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这时许多人都向喊口号的人看
去,原来这位中南海里造反精神最强的女青年,想通过自己的呼喊,达到一
呼百应的效果,在这里开辟一个批斗刘少奇的战场,但她万万没想到,那么
多的人竟然没有一人响应,自己反而成了灰溜溜的孤家寡人。她更没想到,
一会儿从怀仁堂东面来了几位警卫战士,他们看到少奇同志后,都拥到他的
身边,争先恐后地向他敬礼。少奇和光美同志热情地同这些可爱的战士亲切
握手。这激动的场面感染了周围的许多同志,他们也纷纷走过来同少奇和光
美同志握手。
这非常时期不平凡的握手,表达了人们对身陷逆境的少奇同志的极大同
情和理解,也表达了人们对林彪、江青之流陷害少奇同志和其他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的无限愤慨和强烈不满。
“不要把我当成敌人”
少奇同志虽然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但是随
着对他批斗的不断升级,送给他的文件种类和数量逐渐减少,直到停止。先
是停送中央领导人之间传阅的文件。这种文件过去每天少则几份,多则十几
份;后是停送一切上报中央和中央发出的文件电报以及外交方面的文件电
报;再后来除了只有几份公开张贴的布告、报纸和参考消息外,任何文件都
停送了。
电话撤了,文件停送了,我的心情更加沉重起来了。我想,剥夺少奇同
志工作权利和政治待遇的决定绝非一般人所作。没有工作可做,没有文件可
看,不吃安眠药又睡不着觉。这对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奋斗了半个世纪的少奇
同志来说,更是痛苦之极、不堪忍受的。他只能在办公室里、院子里、走廊
里这个狭小的天地里默默地踱步或坐在藤椅上沉思。这些对我们一般人来
说,简直是难得的休闲机会,而对于过去除了吃饭、睡觉之外,每时每刻都
在忘我工作的少奇同志来说这简直是在忍受痛苦的煎熬。
后来,我看到他把多年来审阅过的一柜子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资料拿出
来,一页一页地翻着看,似乎想借此而不让时光虚度,似乎想从中间找到许
多不解问题的答案。
林彪、江青一伙并不想让少奇同志有丝毫的喘气机会。1967 年3 月,中
共中央印发了所谓《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 人的自首叛变材
料》,而林彪乘机也大放厥词:“在党内有一条刘少奇叛徒集团的组织路线。”
又制造了一起重大的冤假错案。
不久,北京各大报纸又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
捏造事实,对少奇同志进行了肆无忌惮的诬陷攻
击。
从此,社会上又掀起了“打倒刘少奇”的高潮。
这些对我们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了。迫于无奈,有人提议:“现在我们以
造反派的名义就戚本禹文章中的问题去问少奇同志,然后写个简报,表示我
们也起来造反了。”
于是,我们拿着《红旗》杂志第五期进了少奇同志的办公室。这时少奇
同志在躺椅上坐着没有动,光美同志看到人多座位少,就说:“你们坐,我
们站着。”这样,除了少奇同志,其他人都站着。
“我们是来请你答复问题的。”一同志说。
“可以答复你们的问题,也愿意接受你们的批评,但要同志式的,不要
把我当成敌人,把我当成敌人,我们就没有共同语言了。”少奇同志说。
那个拿着《红旗》杂志的同志说:“戚本禹在他的文章中,列了你八条
罪状。”刚一说到这里,少奇同志立即就激动起来。他气愤地说:“戚本禹
的文章是栽赃!”说着就把他茶几上放的那份《红旗》杂志摔到地板上,说: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说
过《清官秘史》是爱国主义的,他们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对我说过它是
卖国主义的?我又什么时候说过要当红色买办?他们要是光明正大,可以来
和我辩论嘛。不是讲大辩论吗?戚本禹为什么不来同我辩论?谁罢了我的国
家主席职务?为什么要剥夺我的发言权?宪法成了废纸,党内斗争从来没有
这么不严肃过。”如同火山爆发,他将心中的疑虑和愤慨都倒了出来,我看
见他那双手的指头都有些颤抖。
光美同志也气愤地说:“用造谣、中伤、污蔑、栽赃的手段定人的罪,
谁能接受呢?”
一位同志向:“有人说八大报告中有些话毛主席是不同意的,比如关于
阶级斗争和国内矛盾问题的提法等。报告不是大会通过的吗,怎么毛主席不
同意就通过啦?”
少奇同志顺手从茶几上拿起正在看的八大报告,语气比较平静地说:
“1956 年的八大,我代表党中央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是讲了国内阶级斗争
的,如: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就是国内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它反映了我国
国内主要的阶级矛盾——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进行‘三反’
‘五反’斗争,是因为有许多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有害于国计民生的非法活动,
不能不坚决地加以制止。但在报告的另一处说,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
胜谁负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决议中也说:现在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
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
决,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就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
盾。。。决议通过后,第二天见报了。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对我讲那些提法不
妥当,但已经来不及修改,所以至今未改。”当问到“七大报告提出毛泽东
思想,八大报告为什么没有提”时,少奇同志说:“八大报告中写不写毛主
席思想,在议论时意见也不统一。不主张写的人占多数,他们认为毛主席曾
多次从宣传文章中删去这个提法,看来毛主席并不主张到处使用。另外,七
大是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那时我们还没有取得全国胜利,全国人民对毛
泽东思想还不熟悉。七大至八大,形势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毛泽东思想早已
深入人心,不写进报告也不会影响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事实上也是这样,
我们不是都在宣传嘛,只不过没有像现在这样宣传就是了。”当问到所谓“61
人叛徒集团是怎么回事”时,少奇同志的声音虽然稍大了点但还是比较平静
的,他说:“1931 年前后,在北方工作的一批干部,由于国民党的搜捕和叛
徒的出卖,被捕人狱,一直失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 1936 年我到北方局主
持工作时,有人说,这些同志在被国民党逮捕前,工作很出色,被捕后在监
狱里表现也很坚强,他们在狱中还成立了党支部,同国民党进行着英勇的斗
争,并一直和我地下党保持着联系。他们的刑期大多数已坐满,但要履行个
手续才能被释放。我想:要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