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6年第06期-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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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当时吸烟并未成瘾；不久便戒了。文化馆撤消；我在小镇赋闲一年；根据省委书记张承先和省文联主席田间的意见；1962年我回到生我的小村；“长期地无条件地”深入生活；回村便当上大队会计。秋天生产队卖粮食有奖励烟票；我说我盖房子；要买些纸烟；村官们你三盒我五盒甩给我一堆；我买了“大福字”、“前门”；放在家里；第二年春天盖房子；请帮工的乡亲吸；我自己也吸。这是我和纸烟第二次握手；这与写诗作文一点关系没有；半点也没有。
吸烟这毛病；一旦染上；戒掉太难了；从1963年；我便也开始了没出息。那时我在农村；劳动日值只有几角钱；稿费也少得可怜；刚盖完房子欠下许多债；哪有钱买烟？几次想戒戒不掉。1965年夏天；县里抽调我写剧本；只给伙食补助；没有工资。大伙坐一块儿；一盒烟一会散完；不想因吸烟借债；也不忍光抽别人的烟；于是下狠心戒烟；把打火机、烟斗、烟盒全部送人。大约戒了三四天；一天夜里；握笔作文；烟瘾来了；哈欠连连、眼泪欲流；夜深10时；忍无可忍；上街买烟。街上天阴雨湿；无一个店铺亮灯；只有一个老汉打着雨伞卖熟肉；我问：“有烟么？”老汉摇头。他见我不愿离去；便问：“犯烟瘾了吧；我这里有半盒‘大福字’；咱俩分了吧……”他分给我五支烟；我给钱；他怎么也不收。回到屋里；吸了一支；愈品愈不是滋味；恨自己；怎么这样没出息；真想哭；搓碎了四支烟；上床睡觉；第二天还是控制不住；买烟再吸。回首往事；已经三十多年了；想那好心的老人早已作古；我那狼狈相只有天知地知自家知；可怜又可叹！
“文化大革命”我被“罢官”、“夺权”；给生产队放羊；烟戒不掉；买不起纸烟；开始吸叶子烟；或用纸卷；或用烟袋。有时急于撒羊；忘了装烟；到山上一看烟口袋里只有那么一点点烟末儿；想吸又不能吸；那滋味委实难受。有时把仅有的一点烟末儿捏在纸上；刚要卷；被风吹落；那种懊恼劲；痛苦味儿；简直没法说；骂天；骂地；口水直流。回想那几年；只是因烟凭添了许多烦恼；不曾唤起一句诗情。
如今老了；患胃病心病脑病；咽炎肝炎；每次去看病；医生总让戒烟；又谈何容易？有八十高龄忘年之交康迈千；见面劝戒烟；电话里也劝戒烟；爱我可谓深矣。有一次他又打电话劝戒烟；我烟瘾来了；忙点上来吸；边吸边说话；好在他耳聋；听不出我滋滋吸烟声；他在劝；我在应；口是而心非；烟瘾害人如此！衣服常常被烧；咽炎常常逼犯；百害而无一利。
这就是我的吸烟史。我这癖好；有个人原因；也有社会原因；回忆起来；感慨颇多。今日写成文字；丑行告世；是希望青年朋友；引以为戒；千万莫像我这样没出息。 饮酒史
我在《吸烟史》里写过；我吸烟与家庭影响无关；与诗文无关；而饮酒则恰恰相反。
我刚满周岁；父亲被日本鬼子拨民；命丧他乡；先父会饮酒否；我至今不知。母亲是会饮酒的；我家很穷；母亲只是偶尔喝两盅；但每饮酒必让我尝；每次不过半小盅。我们兄弟五人都饮酒；大概都是母亲从小儿惯的吧？从前穷人喝酒是不容易的事情；据说一个人一生喝多少酒都是命中注定的。小时候；有人给我算命；说我一生有81斤酒的口福呢。想来当年在乡村算命先生看来；81斤酒已经是天文数字。
我第一次堂而皇之的饮酒是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到外祖父家白马川读书；双庙村有个铁匠叔叔张吉代；请我到他家吃饭；以横河鲜鱼佐热酒相待；叔侄对酌；使我受宠若惊。其实我们并非至亲；只因战争年代他为八路军带路；跑烂了一双鞋子；母亲送他一双新鞋；他便感恩不忘；当贵客招待我一个才十三岁的孩子。记恩必报；其人品可想而知了；可惜我竟未能以半杯回敬；思之愧疚！第二次饮酒；也在十三岁时；是我为大伯母写春联；我在炕桌上写着：“千里春风传捷报；满天瑞雪兆丰年”；南山白雪映窗；酒壶在炭火里暖着；忆起口尚留香；无限温馨。
第三次难忘的饮酒场面是1957年春。那时我已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诗歌；做起了诗人梦。我忆不起来河北铜矿的孟纪都老师是怎样找到了我。他请我到承德一个小饭店饮酒；我说学生不能饮酒；他却说：“酒可以唤起诗情；写诗应该饮酒。”那时我不只写新诗；还爱上了旧体诗词；会背“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我钦佩李白豪放俊逸；傲视权贵的性格；我也会背“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那种朋友至亲至近的境界使我向往。于是；饮个微醉微醺。
我的饮酒史从此开篇。
我曾经有过诗酒风流。
1958年；区委在我们乡召开桑蚕现场会；爱才的区委书记赵中壁点名让我这个新农民到大会写材料；分配我采写的养蚕能手是位美丽的姓窦的少妇。书记敬酒；一倒半碗；我不知那似水的东西能醉人；当水一般饮下；昏沉沉醉醺醺采访；如坐在云间写材料；我想当时的醉态一定憨得好玩。材料完成；大受夸奖；为我调公社文化馆打下基础。“文革”后期；刘勤兄娶儿媳；我因工作忙未去喝喜酒。一天晚上；大哥为我“补课”；酒在火盆暖；菜在锅里熬；我一人独饮；一气七两；竟未醉倒；夜半归家；朗月当空；明星耀天；春风拂面；飘飘然；欣欣然；山径上挥手群峰；学陶澜明老先生：“我醉欲眠卿可去！”还有一次；为参加地区会演；县里借调我写小剧本。那时写作都要歌颂“文化大革命”；哪有真事可歌？哪有真情可抒？唯一可写一点儿的是赤脚医生那类事情。我苦思两日；不得一字。交稿的头一天晚上；好友赵瑞林等聚饮；我喝了四两。席散；有人叹道：“完了；看来老刘的稿子是拿不出来了……”我发酒狂说：“明早来取。”酒后烟雾缭绕；笔走龙蛇；胡言乱语；一气写了个八千字的小剧本。次日；朋友们皆大欢喜！小剧本有了；演了；发表了；至今印象全无；好在以“集体创作”发表；我个人没丢丑。
我饮酒；更多的是露出个人天真本性。
1962年4月；我与诗人何理、魏茂林去北戴河观光；第一次见到大海；兴奋得无以为词。何、魏皆不善饮；黄昏时候；我喝了二两竹叶青；坐到老虎石南面礁石上；披襟当风；背诵普希金的《致大海》和曹孟德的《观沧海》；仿佛胸中有洪波涌起；有日月出行；不知不觉；晚潮舔足；几乎难归。这是为诗情而醉。
我离姥姥家隔两座山；论路程不过二十华里。可是；高小毕业后；先因漂泊不定；后是家境贫苦；竟二十来年不能登堂去孝敬舅父舅妈；每路过；望之愧然。1973年正月初；刚还完因盖房子欠了10年的债；便和妻子一块儿去探亲。亲人久别重聚；气氛自然极为浓烈。一次与表兄去表舅家畅饮；热酒热菜；表舅柳瑞田跪劝；不饮不行；我们三人喝了三斤；而且我为主；醉得连吐也吐不出来；翻江倒海；两餐不能进食。这一醉是为亲情。
我与小说家张峻兄交情甚厚；“文革”中；我被揪斗；到承德上访；曾跑到他家以后事相托：“有人想谋害我；如果我一旦出了意外；日后你一定为我作证；申冤……”“文革”后期；他曾为我工作多次呼号。1978年；我到省文联办事；晚上去他家吃饭；他以酒相待。他酒量极微；我自斟自饮；说往事；谈文章；情不自抑；竟大醉；他让司机石虎把我送回机关。这是为友情而醉。
我醉酒总是自己醉；很少被别人劝醉。
我爱饮酒；也曾以酒浇愁；也曾以酒自娱；也曾以酒催诗。曾想像李太白那样豪放俊逸；却因一生放不开；逸不能；常受侮被欺。人与诗是统一的；成不了太白；“小白”也不是；还是鹊巢里的小小的我。
我喜欢喝两盅；却有一年春节滴酒未沾；思来凄凉；悲哀！
那是1966年；上级命我去四清队锻炼；说家庭生活问题由省文联、地区文联、县委宣传部共同解决。年末；农村“文革”开始；工作队仓皇撤退；我也归山。回到家里；欠生产队一笔口粮款；过春节只买二两散酒还让堂妹夫刘风林去喝了；过大年滴酒未沾；冷冷清清；凄凄惨惨；问有谁知？那遗憾是天老子也无法弥补的！
今比昔日；已如天壤；我已有钱买酒；也有亲朋送酒；每天本可饮它三杯两盅；以享口腴之乐；谁知患胃病、心脑血管病和肝病；西医都不许饮酒。中医则说；少饮点无妨。我自然愿意听中医的。我退居二线；很觉轻松、自由；给朋友写信说：“从此浅斟低吟；自得其乐……”谁想又患了糖尿病；又是忌酒；岂不悲哉？
难道真的是我把命中的81斤酒喝完了么？谁来告诉我？责任编辑
易 山
童年的游戏
许久许久没有这样放飞自己的心情了。
“老夫聊发少年狂”。读了辛弃疾的诗句这么多年来；还是这次到了崇明前卫村这个农家乐俱乐部里；才有了切身体验。踩高跷、滚铁圈这些儿时在弄堂里所玩过的游戏；突然重现在眼前；真让我又惊又喜；又热又狂；竟然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加入了这支自娱自乐的队伍；成了个地地道道的老顽童。
站在一边的儿子；瞧着我用一根钢丝做成的弯钩；沿着小小的场子；步履轻巧地将一只铁圈玩得团团转；时不时地还能做出跨下滚；背后转等各种有难度的表演动作；也饶有兴趣地走上场来想显露一下身手。可还没有滚上几步就宣告失败；任凭他使出多大力；那铁圈就是不听他的使唤；这也难怪；别说他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这样的游戏；就是我也久违了；少说也别离30多年。对于我这一代人来说；自然会生出一种亲切感；而对于儿子那一代人来说；一时很难相信：父母一辈们的童年与少年；是在这土得掉渣的铁圈上滚过来的。儿子也终于知道：“别看这游戏玩具构造简单；掌上没有修炼出一定的功夫；是断断玩不转的。记得小时候；在弄口看见那些大孩子们玩得红红火火；心里痒痒得很；赶紧回家动起了“歪脑筋”；避开大人的目光；悄悄地将盛水的木桶上的箍圈用锤子敲了下来；木桶瞬间散了架；变成了一堆木板；我才不管呢；又找了根粗铅丝做成了弯钩。玩具是有了；但到了自己手里；一点儿也不听从使唤；练了好几天；才总算入了门……为了练成一手滚圈功夫；挨了大人狠狠地一顿揍；那么一只好好的木桶给报废了；到商铺里买来还才没几天呢。“真是个败家子”；父亲一边厉声训斥着；一边找了根钢丝；在炉子上退了退火；还挺认真地帮我重新做了弯钩；并帮我总结道：“铅丝做的太软使不出力；无法去推动铁圈向前滚动着。”从他那拧紧了浓眉间；我又一次感受到什么叫作打是疼骂是爱。
现在想想小小年纪的我；那时也太顽皮了。家里关门用的大木栓；上边钉了两块垫脚木；当起了高跷撑着走路；弄得家里晚上拴不了门。还有锅盖啊；壶盖啊；茶杯盖啊；只要盖上有盖头；能够扣住线；我都会找来拉铃子。铁皮的铝合金的盖子还经得起折腾；玻璃的瓷器的盖头一旦扔在地上全都化成碎片了；客人来临；母亲沏茶连一只完整的杯子都拿不出来。最让她感到生气的是我一身干净衣服才换上没几天；卧在地上打弹子；又沾上了不少泥浆。说起打弹子进老虎洞；还真有点今天时兴的打高尔夫球的味道；不同的是前者是用手指弹击；后者是用球杆击打。相同的都是将弹子与高尔夫球击进洞里。有时；我还真怀疑高尔夫球是从中国小孩打弹子游戏上发展起来的；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不过；高尔夫球这项运动起源自中国；而不是苏格兰等地；这已成了国际体坛的一个热议。
我们儿时的这些弄堂游戏；信手数来足有几十种；都是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或是价廉物美；或是土法上马；各有所取；自得其乐。不过；有的几乎失传了；像抽陀子这种游戏；很有玩味；一只用硬木车削成的上身是平面型；下身是尖锥体取名陀子的玩具；玩者在陀子上用绳子绕上几圈；用力甩在地上；便会旋传起来；尔后只要见它晃荡身体快停止旋转了；迅速再用绳子抽打它；于是又欢快地转个不停；这样周而复始；可以一直痛快地玩下去。鉴于陀子这种需抽打再旋转的个性；大伙都又给它起了个俗名：“贱骨头。”不打就不动；一打就加速；你说它贱不贱啊？那时；陀子在不少小摊贩那里都有得买；几分钱一只；这玩艺儿自己做不了；需要车床车削。儿子小的时候；是七十年代末期；我也曾有心到处觅找陀子的着落；至今也没寻到一点影踪。究其原因有：小贩怕是卖不动这老玩艺；也不敢去进货；厂家呢；目光也不放在这蝇头小利上；一只芭比娃娃出口创汇可顶好几百只陀子。说到底大家还是担心没有市场；现在儿童玩具多着呢；日本厂商开发的小机器人；一推上柜台就供不应求……我也曾想过；陀子无货供应；无处购买；也不必大惊小怪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游戏。再说这种弄堂游戏得有几个人在一起玩才上劲？城市发展了到处皆见动迁；孩子们都搬进水泥板相隔的高楼里；哪像我们儿时；在弄堂里一呼百诺。放在我们眼前的现实就是：当玩具变得越来越智能化和私人化；那些强调群体和运动的弄堂游戏；无奈地在高楼林立的大城市里渐渐消失。现在的孩子；大多时间过着从课桌到计算机桌的”两桌一线“的生活；纵然在最适合开展集体活动的校园里；他们也少有机会去玩这些传统游戏。
在农家乐俱乐部里；我甚至有点悲戚地认为；这种弄堂游戏总有一天会走进历史博物馆。其实；我错了；在过后大约半个多月时间；上海举办传统弄堂游戏；短短一个时期就吸引了10万户家庭的参与；连主办方都没有想到；以推广传统弄堂游戏为目的首届上海市游戏节系列比赛会如此火爆。我去过赛场；望着那么多我的同龄人；似乎又走回了欢乐的孩提时期：打弹子、抽陀子、掼结子、刮片子、踢毽子、滚圈子、跳房子、拉铃子……谁说时间不饶人；不饶人的才是这弄堂游戏呢！让一群一群做了爷爷奶奶的人尽兴尽情地玩耍；忘了自己的年纪。
让我更感到欣慰的是上海市文明办与上海市教委；已经确定今年开始；在中小学生校园的课外活动时间里；推广这些能够健身强身的活动。因为一项调查显示：目前儿童的肺活量、弹跳力、柔韧性、耐力等诸多指标呈下降趋势；这与游戏方式的改变有直接的关系。显然；我们过往的忧虑是多余的；今后这些弄堂游戏对上海孩子不会再是“生面孔”。他们将从这些弄堂游戏中；既能触摸到上一辈人的愉悦；又能享受到自己本该得到的那份欢乐。
从人生态度上讲；人的一生不该是一场游戏；从人的本性上看；人的一生又何尝不是一场游戏。
弄堂游戏；我们这一代人从小玩到老；也玩不厌的游戏；真想有那么一天；召唤儿时的那些伙伴；找个地方定个时间；再比一比；赛一赛；比谁先将弹子弹进老虎洞；赛谁先将滚圈滚到目的地。
童心难老啊；不正是由于有这么繁多这么饶有情趣的弄堂游戏；——任岁月老去；依旧活力四射。责任编辑 易 山
汪洋庄往事
那些年；总给人留下一些轰轰烈烈的记忆。
生活在大集体氛围里；尽让人感受些团结、友爱、宽容；还有拼搏和奋斗。在我的老家汪洋庄（称作汪洋庄；却没有零星半点汪洋的影子）驻扎着一个三百多人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民工团。团长是一个在部队吹号出身的人；转业到地方；在付红乡任武装干事；他叫王绍亮。自部队回来；他找连队要了只军号作纪念；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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