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慈禧 作者:隋丽娟-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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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像
慈禧同样担心曾国藩的发展会成为威胁自己统治的地方势力，然而她更清楚，对于她来说为患最重的是太平天国的存在。而对于官员任命中的满汉分治，慈禧有着更为现实的考虑。毫无疑问，此时为她围剿太平天国最为得力的干将，只有曾国藩。垂帘听政不久，她就命曾国藩统领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的军务，巡抚、提镇以下全部归他节制。曾国藩拥有了前线最高指挥权。随后又依据曾国藩等人的建议，任命一批汉人官员为地方要员，左宗棠为浙江巡抚，郑元善为河南巡抚，张曜为河南布政使，李续宜为安徽巡抚，严树森为湖北巡抚，沈葆桢为江西巡抚，李鸿章为江苏巡抚，刘长佑为广西巡抚，毛鸿宾为湖南巡抚，江忠义为贵州巡抚，刘蓉、李恒、蒋益沣、韩超为布政使等等。上谕发出，一时朝野哗然，同时将这么多作战省区的行政大权交于汉族官僚手中，两宫皇太后也太冒险了！这样，“西至四川，东至海”的长江中下游乃至西南内地的半壁江山全掌控于曾国藩之手，这太危险了！总之是一个“险”字。一时间，朝廷屡屡收到上奏，多为满族亲贵，他们提醒慈禧要注意防止曾国藩权势太重，难以控制，并建议裁其军，削其权。
慈禧将拯救几近崩盘的清朝统治的重任交予以曾国藩为首的汉人官员，这是她的无奈之举，也是她的冒险之举。曾国藩能够不负重托吗？
第八讲 压制奕䜣（1）
同治三年（1864）六月二十日，对于慈禧来说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攻占天京。一时间，京城内外、朝野上下一片欢腾。来之不易的胜利，是对慈禧重用汉臣决策的有力验证，正是因为慈禧重用曾国藩等汉臣，对于拯救几近崩盘的大清统治，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慈禧兴奋异常，大奖功臣：奕以议政王主持朝廷军政大事，居首功，赏加三级军功；曾国藩着加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各路统兵大员李鸿章、官文、左宗棠为伯爵。军机大臣、前敌将帅、各部、院、督抚，均有重赏。其中，奕更是获得时人的高度肯定，颂扬他是“豁达大度”、“定乱绥邦”的“贤王”，甚而一度形成了“只知有恭亲王，不知有大清朝”的局面。人们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光芒四射的奕身上，慈禧清晰地感觉到她的光彩已经渐被奕所掩盖。对此，意欲独霸天下的慈禧犹如芒刺在背、鱼鲠在喉，她不能坐视奕的异军突起，她无法容忍自己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
一
同治四年三月初四日（1865年3月30日）恭亲王奕䜣照常入值觐见两宫太后。慈禧拿出一份奏折严肃地对奕䜣说：“有人参劾你！”奕䜣一愣，忙问：“是谁上的奏折？”慈禧非常不满意奕䜣的傲慢态度，极不情愿地答道：“蔡寿祺！”奕䜣脱口而出：“蔡寿祺不是好人！”（《越缦堂日记》）
蔡寿祺，字梅庵，江西德化人。道光十九年（1839）进士，曾入翰林院当编修。这一职务约可视为皇帝的顾问，比起一般官员来，有着较多的升迁机会。但是他当了多年的编修未见提升，于是到处投机钻营。他先窜到了四川，希望能踩出一条升官发财的路子。他果然就敢私刻关防，招募乡勇，把持公事，大肆招摇。不久，新任川督骆秉章对他的行径十分看不惯，命藩司刘蓉（原湘军将领）将他赶回江西原籍，使其感到相当难堪，当即存下日后必报一箭之仇的想法。之后，他又投靠正在陕西围剿回民起义的胜保，在胜保手下当幕僚。胜保失势后，蔡寿祺混入宫中，担任起居注官，从此他便利用在宫中任职的条件，与慈禧的心腹太监安德海有了勾结。
奕䜣在恭王府花园然而，小小的日讲起居注官，竟敢参劾如日中天的恭亲王奕䜣，是智商低下，还是吃了熊心豹子胆？
此时的奕䜣哪里知道，这个新近以翰林院编修补上日讲起居注官的蔡寿祺，若背后没有大人物作后盾或者预感到此举一定会博得大人物的赏识，怎会胆敢弹劾权倾一时的恭亲王奕䜣呢？而这个大人物就是慈禧。蔡寿祺是一个很会投机取巧、到处钻营的人。他通过内廷太监安德海嗅到了西太后慈禧的动向，觉察到慈禧对奕䜣的不满，所以连上两份意欲扳倒恭亲王的折子，借机沽名钓誉，从中渔利。
慈禧对奕䜣的不满，表面来看，是奕䜣随着声望的日益隆升，对待两宫太后日渐傲慢无礼。
比如：每次入宫议政，太监给太后和皇上献茶时，慈禧必命也给奕䜣献茶。有一天，诏对颇久，慈禧忘了命太监给奕䜣献茶，结果，奕䜣一时忘形，径自拿起案上之茶欲饮，但马上意识到此乃御茶，便仍放置原处。奕䜣此举，在慈禧眼里，无疑是目无皇上、目无太后的放肆之举。
再如：奕䜣在与太后议政时，有时佯装没有听到，请太后重述一遍。每与太后有不同意见时，则高声抗辩。
还有，两宫太后召见之地任何人不得擅入，无论是谁，不经总管太监传旨，不得径入。而奕䜣往往不经太监传旨，就径直入内。
实质观之，是慈禧不能容忍奕䜣权力的膨胀给她带来的威胁。
前面已经讲过，政变以后，慈禧对奕䜣的封赏确实十分慷慨，但是，慈禧给奕䜣圈定了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慈禧所赋予他的权力。在荣誉、物质上慈禧尽显慷慨，但在分配清王朝最高权力的问题上，慈禧则毫不含糊，决不让步。为此，慈禧发布了一系列的上谕，明确两宫和奕䜣在权力上的界定与从属关系：
第八讲 压制奕䜣（2）
（1）在授恭亲王奕䜣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后的第二天，两宫即以内阁奉上谕的形式郑重宣告，两宫“亲理大政”，两宫“万机日理”，要求中外臣工关于用人行政方面的一切事宜要向太后直陈密折，而对于议政王的权力和责任却只字未提。
（2）诛杀载垣等人的第二天，两宫又以内阁奉上谕的形式表明她们的态度：凡需降旨的各省及各路军营折报，都必须先呈交两宫皇太后阅览，再发奕䜣等军机大臣悉心详议，当日召见恭请谕旨后再行缮拟，并于次日呈请两宫皇太后阅定钤印后方能颁发。这就是表明，奕䜣对任何行政事务都没有最终处理权。
（3）咸丰十一年十月九日（1861年11月11日），内阁再次奉上谕明确地确定了两宫与奕䜣之间的权力界限：“现在一切政务均蒙两宫皇太后躬亲裁决，谕令议政王、军机大臣遵行。”
（4）十月十四日（11月16日）慈禧再次晓谕天下：“至中外臣工，于时事阙失，均宜直言无隐。即议政王、军机大臣等赞理庶务，如未能尽协机宜，亦准其据实指陈，毋稍瞻顾，以期力挽颓风，共臻上理。”这个上谕的用意很清楚，就是让文武百官敢于直言不讳，对议政王奕䜣及其施政班子军机处的军机大臣们起个监督作用，以免其专权。
恭王府花园湖心亭但是，朝廷上下大小臣工亲眼目睹了叔嫂联合发动的宫廷政变，恭亲王奕䜣位高权重，对这位总揽内外行政大权的人，谁还敢去拿鸡蛋碰石头呢？况且表面看，两宫皇太后与奕䜣又是那样的和谐。于是朝野上下大小官员趋附奕䜣者日多。军机大臣、六部九卿惟奕䜣马首是瞻。慈禧对这一情况不是不了解，她在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并且寻找时机对奕䜣进行必要的限制，对趋炎附势的大臣进行警告。
镇压了太平天国以后，奕䜣所受的恩遇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令慈禧十分不安，尤其是恭亲王执掌内廷外朝大权，外省督抚尽用汉人，满人所占比例日益减少。到同治四年五月，全国十名总督，除湖广总督官文一人外，其余九人都为汉人；至于十五省巡抚，均为清一色汉人。且九名总督中，湖南人占有五名，即直隶总督刘长佑、两江总督曾国藩、云贵总督劳崇光、闽浙总督左宗棠、陕甘总督杨岳斌。各省巡抚中，湘淮军将领也占大半。对慈禧来说，更令她忧虑的是，那些被提拔重用的汉族大员，却对奕䜣感恩戴德，过从甚密，“阴行肃顺政策，亲用汉臣”，万一他要仿效肃顺岂不易如反掌？慈禧对恭亲王与洋人打得火热也极为反感，认为他是挟洋自重，以便揽权。为此，慈禧决意寻找机会打击恭亲王，她要让朝廷上下都知道，自己才是清王朝的最高主宰，其他人包括恭亲王在内，都不过是她驱使的臣仆，都必须向她效忠。
此时，身在宫中的蔡寿祺，得知慈禧对恭亲王嫌隙日深，经多方窥测，认为有机可乘，遂于同治四年二月二十四日，以“请振纪纲以尊朝廷”为名，上折遍参曾国藩等人捏报湘军战功，取巧避罪，不仅指责恭亲王重用汉人不当，图谋使汉人重掌军权，还把所有这些人的过失统统推在恭亲王身上，要求奕䜣“虚衷省过，以弭不变，以服人心”。蔡寿祺作为一名汉人官员，如此放肆地攻击恭亲王，按例应予惩治。但慈禧看到奏折后很是高兴，竟免予申饬，连蔡寿祺也感到意外。十天之后一看慈禧没有降罪，于是又放胆在三月四日上奏一篇洋洋三千言的折子，直接点名参劾恭亲王，罗织的十大罪名有揽权、纳贿、徇私、骄盈等，要求他“归政朝廷，退居藩邸，请别择懿亲议政”。慈禧收到蔡寿祺这道奏折，正中下怀，因此，她如获至宝，以此为契机，开始打压奕䜣。
二
首先，慈禧大打舆论声势战，她要用眼泪获得人们的同情。
慈禧在召见了奕䜣之后，避开军机处，单独召见大学士周祖培、瑞常、吏部尚书朱凤标、户部侍郎吴廷栋、刑部侍郎王发桂、内阁学士桑春荣、殷兆镛等人。慈禧哭哭啼啼地说：“议政王植党擅权，渐渐到我不能忍受的地步了，我要重治议政王的罪！”诸位大臣看见太后盛怒，不知何事，面面相觑，胆战心惊，不敢答话。慈禧接着说：“诸位大臣应当以先帝为念，不要害怕议政王，议政王罪不可逃，应当从速议罪！”此时的慈禧，尽显她作为垂帘听政皇太后无奈的苦涩，眼泪再次成为她博取人们同情的法宝。诸大臣莫名其妙，不知这叔嫂两人之间发生了什么摩擦，一时无以言对。还是周祖培老谋深算，他叩头说道：“此惟两宫乾断，非臣等所敢知。”慈禧厉声反问：“如果什么都要我们太后说话，那还要你们这帮人干什么？等以后皇帝长大成人，你们能逃过处罚吗？”周祖培略一沉吟，找到了一个缓兵之计，他答道：“此事需有实据，容臣等退下后详察以闻。”并请与大学士倭仁共同审理这个案子（《越缦堂日记》）。慈禧不好再作驳斥，遂准奏。周祖培和倭仁不敢迟延，立即着手办理。他们就蔡寿祺在奏折中所称奕䜣贪墨、骄盈、揽权、舞弊四大罪状一一讯问证据。贪墨，即指收受贿赂，任用私人。蔡寿祺只就此一项，指出薛焕、刘蓉二人，并且也还只是风闻，并无实据。其他几项更是含混其词，纯系诬告。这下他们犯了难，如据实回禀太后，那太后不也同有诬告之罪，况且她处理此事的底细是什么，也还没摸清。最终大家在复奏中用了甚为谨慎的语言叙述审讯的结果和处理建议：阅原折内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各款，虽不能指出实据，恐未必尽出无因。况贪墨之事本属暧昧，非外人所能得见。至骄盈、揽权、徇私，必于召对办事时流露端倪，难逃圣明洞鉴。臣等伏思黜陟大权操之自上，应如何将恭亲王裁减事权，以示保全懿亲之处。
第八讲 压制奕䜣（3）
其次，慈禧亲拟上谕，尽除奕䜣一切职务，并昭示天下。
慈禧再次召见周祖培和倭仁，不待看完他们的奏议，就拿出一份她以同治帝名义亲拟的朱谕：
朕奉两宫皇太后懿旨：本月初五日据蔡寿祺奏，恭亲王办事徇情、贪墨、骄盈、揽权，多招物议，种种情形等弊。嗣（似）此重情，何以能办公事！查办虽无实据，是（事）出有因，究属暧昧知（之）事，难以悬揣。恭亲王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敖（傲），以（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视）朕冲龄，诸多挟致（制），往往谙（暗）始（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取巧，满口胡谈乱道，嗣（似）此情形，以后何以能办国事？若不即（及）早宣示，朕归（亲）政之时，何以能用人行正（政）？嗣（似）此重大情形，姑免深究，方知朕宽大之恩。恭亲王著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方示朕保全之至意。特谕。
并且要求不经军机处，由内阁直接昭示天下。
从慈禧的这份手谕中，我们不难看出以下几个问题：
1慈禧用自己不高的汉语水平亲拟谕旨，显示了她打压奕䜣的决心慈禧虽然粗通文墨，但她的汉语文水平不足以达到草拟诏书的程度。然而，争强好胜的慈禧，全然不顾她会将自己的不足之处暴露于世，并可能成为全天下笑柄的可能，毅然抛弃御用大臣，执意自己动手起草诏书，整个朱谕文字之尖刻激烈，让人感到畏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慈禧的用心昭然若揭。
2慈禧要的就是发难的机会，并不在意发难理由的真实与否
慈禧对于奕䜣日益膨胀的权力十分担心，她对于权力追逐的强烈欲望使她不能坐视奕䜣力量的壮大，更何况此时奕䜣的风头正健，她不需要确凿的证据，只需要可以发难的口实。因此对于蔡寿祺参劾奕䜣的所谓徇情、贪墨、骄盈、揽权等罪证全属风闻，由此完全可以为奕䜣开罪的事情，并不感兴趣。仅仅是“莫须有”的罪名就足够了。从慈禧所列举的奕䜣罪状来看，也无非是一些工作态度问题。
3慈禧大胆违制行事，只为扳倒奕䜣
慈禧命令罢免奕䜣的谕旨不必经由军机处，而由内阁速行天下，是严重违反祖制的事件。因为自
雍正设立军机处百余年以来，如此重大的上谕必须经过军机处，她违制而行的原因，就是因为此时军机处掌握在奕䜣手里，军机大臣也都是奕䜣的羽翼，她绕开军机处，就是希望能立竿见影地晓谕天下，以免节外生枝。
奕䜣等向两宫皇太后恭进的春帖子这样，慈禧毫不留情地开去了奕䜣一切差使，可怜的恭亲王只剩下光杆皇子的身份了。在清末的好几种笔记中都记载了一则无法证实的故事，而且故事发生的时间也各有不同，由于恰好与我们刚刚讲到的处分结果相符，因而转录在此似也贴切：
一次，慈禧与奕䜣两人为不同的政见争吵起来，慈禧愤然责备奕䜣无理，对他说，“你事事与我为难，我革你的职！”奕䜣也不甘示弱，回敬道：“臣是先皇第六子，太后能革我的职，却不能革我皇子的身份！”果然，这次慈禧革了奕䜣所有的职务，只为他保留了皇子的身份。
回想政变成功以后，慈禧竟然在几日之内连封恭王几项要职，其恩泽上被母亲，下及子女。一时叔嫂之间互信之诚，报恩之厚，于历代鲜见。不想，短短三年里，所有恩赏，一日之内，荡然无存。不由得让人慨叹世态的炎凉！或许，这并不仅仅是人情的冷漠，而是权力的角逐与政治斗争的惨烈已到了泯灭人性的境地。
三
诏书发布后，“朝野骇愕”，如此巨大的政治风暴，朝野上下猝不及防，许多满汉大员不知所措；慈禧仅凭蔡寿祺一道捕风捉影、“难以悬揣”的奏折，便给奕䜣定下罪状，并开去所有职务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