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二卷张我军评传 作者:田建民-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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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我们台湾的文化，到如今犹迟迟没有活动，也没有进步的现象，原因是在哪儿呢？我要回答说，是在我们社会上没有一种普遍的文，使民众容易看书、看报、写信、著书，所以世界的事情不晓得，社会的里面暗黑，民众变成愚昧，故社会不能活动，这就是不进步的原因了。于是我很感觉普及这种的文字，使我们同胞共同努力，普及这个文做一个新的使命，是很要紧的。李南衡编：《日据下台湾新文学·明集5》（文献资料选集），（台北）明潭出版社1979年3月版，第6—7页。
就这“新的使命”而论，“白话文是文化普及运动的急先锋”，因此，“自今以后，要从这个很快的方法来普及，使我们的同胞晓得自己的地位和应当做的，就可以促进我们的社会了。”同①，第18页。在阐明台湾普及白话文的可能性时，黄呈聪说：
我看我们的社会，从前和现在多数的人，都喜欢看那个《红楼梦》、《水浒传》等的白话小说，所以已经有普及一部分在社会上，若是将这个扩大做一般民众的使用就好了。我想普及这个文在我们的社会是没有什么难的。同①，第15页。
该文还阐述了“白话文之历史考察”、“白话文和古文研究的难易”，强调了在台湾推行白话文运动的必要性、急迫性。
《汉文改革论》与《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论旨相近。文章疾呼，为在台湾普及教育，提高民众的文化程度，造福大众，台湾的汉文改革已经是刻不容缓的急务。黄朝琴呼吁人人从“我”做起，立即采取行动。他号召台湾广大民众，给自己的同胞写信决不要用日文；凡写信全用白话文；写文章、发表议论都用白话文。作者宣言，准备回台湾开展白话文运动；并一再表态，他自愿担任白话文讲习会的教师，为在台湾普及白话文而献出一点力量。
显然，这两篇文章，着重点在论述白话文与文化的发展、社会改革的关系，但也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台湾文学界已经受到大陆上胡适等新文学先驱者的影响，认识到文学必须从语言形式突破文言的束缚，去进行全面的革命。虽然，从《台湾青年》到《台湾》的这五篇文章，还没有出现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文学革命论》那样要求彻底改革文学形式与内容的坚定主张。但这却足以说明，台湾新文学已在萌动之中。
在黄呈聪、黄朝琴提倡白话文的新主张影响下，《台湾》杂志社为适应抗日民族解放运动的需要，决定增刊发行半月刊《台湾民报》，由林呈禄担任编辑，黄呈聪为出版发行人。1923年4月15日，《台湾民报》在东京创刊。《台湾民报》最早是半月刊，后改为旬刊，再改为周刊，每星期日出刊。到了l927年8月1日起，开始迁入台湾发行，仍以周刊形式出现。1930年3月，为了进一步为发行日刊做准备，便增资改组，并易名为《台湾新民报》。1932年，由周刊改为日报。这个台湾民众的言论机关，扮演着批评时政、传递民瘼、介绍新知、提升文化的角色。自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以来的台湾各种政治、社会运动，包括文化启蒙运动、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劳工运动、妇女运动，无不受到《台湾民报》的热烈支持与鼓吹。所以《台湾民报》被誉为“台湾人惟一言论机关”、“台湾人惟一的喉舌”。并且，它是台湾宣传新文艺、发表新文学作品的重要阵地，为台湾新文学发展史提供了第一手的史料；另外《台湾民报》对新知识、新思想的介绍，反映了那个时代台湾知识分子的立场和态度。它也经常报道当时祖国大陆的政情，如军阀如何混战，蒋介石与汪精卫如何斗法等等。所以，《台湾民报》也提供了中国近代史的珍贵史料。《台湾民报》既然是台湾人的喉舌，就必然引起日政当局的注意，日本人通过新闻检查制度来钳制《台湾民报》。1937年6月1日，《台湾新民报》被迫废止汉文版。中日战争爆发后，所受压力更大。1941年2月，传闻日本政府将把《台湾新民报》与其他刊物合并，实际是想取消这块台湾人民的言论阵地。迫于压力，常务董事兼总经理罗万阵、主笔兼编辑局长林呈禄决定让步，乃将《台湾新民报》改名《兴南新闻》，以避免遭合并之风险，但言论风格已大不如前。同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战况日渐吃紧。1944年4月，日本政府由东京派遣新闻要员来台，将台湾全境较有规模的六家报纸合并。这六家报纸是《兴南新闻》、《台湾日日新报》（台北）、《台湾新闻》（台中）、《台湾日报》（台南）、《东台湾新闻》（花莲）、《高雄新报》（高雄）。合并之后，名叫《台湾新报》。二次大战结束后，《台湾新报》由中国国民政府接收，改名叫做《台湾新生报》。虽名曰“新生”，然而当年《台湾民报》时代为台湾人喉舌的风发意气，却已不复存在。
林呈禄在《台湾民报》创刊辞中写道：“时势已经进步，只有一种杂志，实在不足以应付社会各方面的要求；这回新刊本报，专用平易的汉文，满载民众的智识，宗旨不外欲启发我岛的文化，振起同胞的元气，以谋台湾的幸福，求东洋的和平而已。”李南衡编：《日据下台湾新文学·明集5》（文献资料选集），（台北）明潭出版社1979年3月版，第37页。该刊创刊号全部是用白话文，特辟文艺专栏，定期刊登作品与理论文章。自此，《台湾民报》为台湾岛上的新文学革命做了全方位的准备工作，直到1932年文艺杂志独立创刊，新文学的早期作品，大都发表在该刊的专栏上。
大陆的文学革命经验已经表明，当旧的语言和文体形式严重束缚新文学内容的表达时，文学革命就要首先从语言、文体方面突破。台湾文学革命也是如此，欲改革文学必先从文字起。《台湾民报》自创刊起，就开始全部采用白话文。这是自觉的行动。早在《台湾》杂志为《台湾民报》增刊发出的预告时，就在《预告文》中明确表态：
用平易的汉文，或是通俗白话，介绍世界的事情，批评时事，报道学界的动态，内外的经济，提倡文艺，指导社会，联络家庭与学校等与本志并行，启发台湾的文化。陈少廷：《台湾新文学运动简史》，（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7年版，第2页。
《台湾民报》发刊后，还有黄朝琴主持开设专栏《迎接室》，讨论并研究如何推广白话文。另外，在《台湾民报》的倡导下，当时还成立了“白话文研究会”，负责在民间推广白话文。事实上，《台湾民报》已经成为倡导和普及白话文的主要阵地。
《台湾民报》创刊之时，正是祖国大陆新文学运动的高潮期。大陆文学革命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正在向纵深方向发展。引进并借鉴大陆文学改革的成功经验，自然成为台湾文学界自觉而迫切的要求。
该刊经常转载大陆的新文学作品及大陆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刊登介绍和宣传大陆新文学发展情况的文章。如1卷2号转载了胡适的《终身大事》，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话剧剧本，1卷4号上转载了传记文学《李超传》等。转载的翻译作品如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1卷3号）、英国吉卜宁的《百愁门》（3卷1号）、法国莫泊桑的《三渔夫》（3卷3号）（这三篇均为胡适翻译）等等。这时期，在上海读书的许乃昌以笔名“秀湖”寄来《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过去现在将来》一文，发表在《台湾民报》1卷4号上。该文在评述汉民族五千年文化中的“守旧性”之后，着重介绍了近几年来大陆文化的进步，特别是白话文学的发展趋势，系统介绍了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的主要观点，并详细评介了当时最活跃的新文学作家作品。文章的用意就是为台湾新文学运动指明方向，提供可资借鉴的范本。紧接着，《台湾民报》又在2卷10号上刊发了苏维霖（即苏芗雨）的《二十年来的中国古文学及文学革命的略述》。该文取材于胡适的《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并结合作者的读后心得写成。其旨在说明，白话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为中国文学一部分的台湾文学当然也不例外。但这些文章均属介绍性文字，还没有触及台湾文学的根本问题。直至张我军的出现，台湾新文学的发展才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第三章《台湾民报》时期的张我军（一）──台湾新文学道路上的“清道夫”
第三节 台湾新旧文学论战
上世纪20年代初，台湾岛内外的一批热血青年由于受到祖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鼓舞，蔑视日本殖民当局的恐怖统治，面对军国主义的血腥镇压，掀起了旨在认同祖国、捍卫汉文化，抗拒殖民同化政策的台湾新文化运动，使台湾的新文学在极为严峻的政治、文化环境下得以萌芽和崛起，极大地激发了台湾同胞的爱国热情。在推动台湾新文学崛起的历史人物中，张我军是一位功不可没的先驱者。
新文学运动的发生与发展，是在威胁到国家与民族的基本生存权利的强大外力的干预和对作为“母基”存在的历史三要素——经济、政治、文化——的价值反思中而渐次展开和深化的，这就不能不触及到最基本的或者说是最本位的价值观念。中国近现代史已经证明，国将不国的威胁势必引发中国各种历史因素的巨大变异和关系调整，而文化、思想是首当其冲的。新的文化机制和对历史的独特关注，固然使文学无法摆脱沦为工具的命运，甚至一开始就是历史工具的首选对象。但是，新的时代形势也为文学新的审美品格的确立和对文学审美特性的认识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前提。西方艺术精神的启示，使标新立异成为群情激昂的一代人自觉的追求。这种思想的解放又必然促进文学的解放，一种新的文学生机便必然地表现为对新的审美品格的崇尚和确立。而这种崇尚与确立又呈现为与“古代”的全面对抗，使“今”与“古”的更替表现为“新”与“旧”的对立。
文学遗产的记忆过于清楚有时候不是一笔财富，而恰恰是一种危机。正如任何细胞的过度膨胀都会导致癌变。因此，除旧方能布新。梁启超在《新民论·论进步》一文中也曾经说过：“不破坏之建设，未能有建设者也。”大陆新文学的建设便以批判旧文学肇始。与大陆文学同源共流的台湾文学，自然也不例外。
1924年，尚在北京求学的张我军，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痛感台湾的现状必须改变，在《台湾民报》上发表了《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和《糟糕的台湾文学界》两篇文章，正式拉开了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帷幕。
1924年4月6日，张我军有感于“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屡次受挫，世界各地新道德、新思想、新制度都在萌芽，而台湾社会仍是死水一潭，于是号召台湾青年以“团结、毅力、牺牲”为武器，改造台湾的旧制度、旧道德，认为“与其要坐以待毙，不若死于改造运动”。他奋笔写下《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严厉抨击台湾的那些诗翁、诗伯，痛批古文的弊害，以主动进攻的姿态，向台湾的旧文化、旧道德、旧文学宣战，为新文学运动揭开序幕，成为引发台湾文学界“新旧文学论战”的直接导火索。
该文发表在1924年4月21日《台湾民报》2卷7号上。文章首先分析了台湾社会改革运动的现状：
自从世界动乱以来，往日的文明已宣告破产，而各种新道德、新思想、新制度等等方在萌芽之时，诸君也根据民族自决与其他的理由，做了种种运动，提出种种的要求，想把台湾的社会也使其经过一番的改造。当时诸君未尝不勇敢酣战，然而诸君的运动经了一挫再挫，有的人已是丢盔弃甲而逃；有的虽还站在那里呐喊助战，但是心中却已是吓得半点的气力也没有了。当日参加运动的人，演了这幕悲戏，后来再要参加的人，胆子也就寒了。
继而得出结论：“所以运动的势力，日渐衰微，到现在不但未曾收效，且受了许多的困苦。”其原因就是“因为有一种最厉害的武器”——“团结、毅力、牺牲三者”，“诸君不肯拿上战场”，而“舍此而言运动改造，无异与虎谋皮”。然而在种种困难面前，“除几位极少数的人，还在那里一息奄奄请愿议会设置之外，其他莫说改造社会的运动连个影子也没有，就是自己一个人的进路也都已经走错了”。那相当的一部分人，有“自暴自弃的不独不与那些勇敢的兄弟们相助”、“疲于与环境的无益的争战，所以绝望而屈从了”的；“或是要‘乐夫天命’学陶潜的遁世者流”，“或是同情于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有的“向另一方面开始活动，尚且站开在远远地望着他们嘲笑”，还“有的甚至眩于利诱，要来陷害他们”。于是，张我军大声疾呼：“希望诸君能够觉悟青年之于社会上所处的地位，出来奋斗，不断地勇进，才有达到目的的一日！”张我军还指出，台湾青年必须批判上古时代“不知不识，顺帝之则”的愚民政策；必须确立自己解放自己的世界观。
所谓改造社会，不外乎求众人的自由和幸福，而这自由和幸福是要由众人自己争得的，才是真正而确固的，决不会从天外飞来，或是由他人送来的。犹如面包是劳动者额上流了汗才能得来的。舍得这条大路不走，终日只在神面前祈祷，或是在路上叫讨，哪一个肯大发慈悲给你吃一顿饱？……谁给你自由和幸福？
最后，张我军指出台湾当时的旧诗人不思改革，“不读些有用的书来实际应用于社会，而每日只知道做些似是而非的诗，来做诗韵合解的奴隶，或讲什么八股文章替先人保存臭味”，致使“从不见过真正有文学价值的，且又不思改革，只在粪堆里滚来滚去”的台湾诗文。“若长此以往，后来触于突发的事机，或是激于义气，想出来协力改造社会，也就无从改造了。因为不备于平时，一旦事临，实有不知所措的。”因此他呼吁文学改革，读有用的书，培养实力来改造社会，“而且能够利用我前面所说的三件——团结、毅力、牺牲。那么即使我们所处的社会不能改造于今日，总也不会使其爆碎，而自由和幸福不怕得不着了”！
这是台湾新文学作家对陈腐、保守的台湾旧文坛发起的第一次猛烈攻击，也是新文人对旧文人第一次公开的宣战。在张我军发表该文之前，其实已经有多篇文章对台湾新文学的性质及走向进行了讨论，或介绍祖国大陆的新文学发展情况，或提倡语文改革，如上文提到的黄呈聪《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黄朝琴《汉文改革论》、许乃昌《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过去现在将来》等等。但是这些文章更多的是从正面思考、探索新文学的诸多问题，而对于原本作为台湾文坛主流的旧文学，则多持回避态度，并未作进一步的批判。直至张我军这封信的公开发表，才开始有对旧诗人与时代严重脱节、阻碍社会发展这一现象的批判。因此，台湾文坛自张我军始，才真正挑起同旧文学公开对阵的战幕。在这一点上，张我军《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与祖国大陆文学革命发难之作——胡适1917年1月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学改良刍议》，具有同样特殊的历史意义。继张我军之后，张梗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