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二卷张我军评传 作者:田建民-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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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曰，须言之有物。（一）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学；　
　　二曰，不摹仿古人。（二）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学；　
　　三曰，须讲求文法。（三）不用典；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四）不用套语滥调；　
　　五曰，务去滥调套语。（五）不重对偶——文须废骈，　
　　诗须废律；　
　　六曰，不用典。（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学；　
　　七曰，不讲对仗。（七）不摹仿古人；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八）不避俗话俗字。　
　　　
　　从张我军对胡适“八不主义”的顺序的改变，可以看出他更强调文学的内容和情感。他在结合台湾文学界现状对“八不主义”逐条解释时，也加进了自己的理解和思考。如在解释第一条“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学”时，他解释说：“情感是文学的生命，思想是文学的血液，文学而没有情感，没有思想，则如人之没有性命，没有血液。没有生命，没有血液的人，从根本上已失掉其为人的资格了。没有情感，没有思想的文学，也从根本上失掉其为文学的资格。”他写道：　
　　　
　　回顾十年前，中国文学界起了一番大革命。新旧的论战虽激烈一时，然而垂死的旧文学，到底是“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不，连招架之功也没有了。一班顽固的老学究败得垂头丧气。那一大座的破旧殿堂——旧文学的殿堂，经了这阵暴风雨后，已破碎无遗了。一班新文学家已努力地在那里重建合乎现代人住的殿堂了——新文学的殿堂。可是我们最以为憾的是，这阵暴风雨却打不到海外孤悬的小岛。于是中国旧文学的孽种，暗暗于败草丛中留下一座小小的殿堂——破旧的——以苟延其残喘，这就是台湾的旧文学。　
　　我们回顾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禁不住手痒了。我们因为痛感这座破旧的殿堂已不合现代的台湾人住了。倘我亲爱的兄弟姊妹们还不知醒过来，还要在那里贪梦，就有被其所压的危险了！我不忍望视他们的灾难，所以不自顾力微学浅，欲率先叫醒其那里头的人们，并请他们和我合力拆下这所破旧的殿堂。　
　　　
　　可以看出，张我军是要借大陆文学革命的成功经验和理论，来指导台湾的文学改革。他说：“只是我不敢以文学革命军的大将自居，不过是做一个导路小卒，引率文学革命军到台湾来，并且替它呐喊助攻罢了。”所以文章“大半是引用他人之语，而不是我自己创造的”。其终极目的就是号召台湾文学界进行文学革命，抛弃旧文学而创建新文学。　
　　接下来，张我军发表了《绝无仅有的击钵吟的意义》，阐释文学的真谛，批评当时流行台湾旧诗坛的“击钵吟”的局限和弊病。该文作于1924年12月24日，发表于1925年1月11日《台湾民报》3卷2号。“击钵吟”这种即兴吟诗的艺术形式在一定的时期是台湾文人用于保持汉文学传统，抵御异族文化同化的方式和手段。但后来逐渐沦为形式主义的游戏。所以张我军在提倡文学革命时把它作为分析批判的对象。　
　　作者在“小引”中说：　
　　　
　　我不是一个文学者，我对于文学上的知识是非常之肤浅。然而我为什么要常常发表关于文学上的评论呢？那是因为我痛感着台湾的文学之道已污秽不堪走了！已有从根本上扫除刷清的必要了！可是我已候之久了，却候不出一个人肯来当这扫除刷清的职务。我于是顾不得力微，便拿出一根安排未妥的笔帚出来，站在这文学道上当个清道夫。　
　　　
　　文章首先从理论上讲清楚了诗的本质与诗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为台湾文学革命提供了理论武器；然后尖锐地指出台湾诗坛的形式主义错误，为台湾诗界革命的开展清扫了道路。张我军认为“历来我台湾的文人把技巧看得太重，所以一味地在技巧上弄功夫，甚至造出许多的形式来束缚说话的自由。……于是流弊所至，写出来的诗文，都是些有形无骨，似是而非的。既没有彻底的人生观以示人，又没有真挚的感情以动人。”“他们是故意去找诗来做的，他们还有许多的限制：（一）限题，（二）限韵，（三）限体，（四）限时间，有时还要限首数。文学的境地是不受任何束缚的，是要自由奔放的，这些浅近的学理也不知道，却满口书臭，真是逼人胸口作呕！”“这类的无意义的东西”为什么要做呢？张我军说这是因为他们“也有想得赏品的，也有想显其技巧的，也有想学作诗（技巧的诗）的，也有想结识势力家的，也有想得赏品兼显扬技巧的，也有想得赏品兼显扬技巧兼结识势力家的”。总之这些“诗界的妖魔”开击钵吟会、做出的诗，是与“诗”的原意背道而驰的。有鉴于此，张我军大声疾呼：“我们欲扫除刷清台湾的文学界，那么非先把这诗界的妖魔打杀，非打破这种恶习惯恶风潮不可。”　
　　张我军的这两篇文章击中了台湾旧文坛的要害，沉重打击了死而不僵的台湾旧文学。像当年林琴南攻击新文学一样，台湾旧文学也对新文学进行了“谩骂”式的攻击。然而在双方的激烈交战中，新文学的影响却势不可挡地迅速扩展开来。　
　　在《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见诸报端后的第四天，即1925年1月5日，日本殖民者的“御用报纸”《台湾日日新报》汉文栏就刊发了化名“闷葫芦生”的反扑文章《新文学的商榷》。这是新旧文人之间第一次正面的直接交锋。　
　　文章除谩骂之词外，主要论点有四方面：一、关于新文学，他说：“汉文学有随世推移、革新之要，然不敢如一二不通之白话体，即傲然自命为新文学也。”二、关于台湾新文学，他指出“台湾之号称白话体新文学，不过就普通汉文，加添几个了字，及口边加马、加劳、加尼、加矣诸字典所无活字，此等不用亦可之，不通不文字”。“夫画蛇添足，康衢大路不行，而欲多用了字及几个文字。”“怪的写得头昏目花，手足都麻，呼吸困难也。”三、关于中国新文学，即：“今之中华民国新文学，不过创自陈独秀、胡适之等，陈为轻薄无行思想危险之人物，姑从别论。胡适之之所提倡，则不过仅用商榷的文字，与旧文学家辈虚心探讨，不似吾台一二青年之乱骂，盖胡适之对于旧文学家，全无杀父之仇也。”四、“日本文学虽则革新，然至于郑重文字若诏敕等，亦多用汉籍故典，不知今之时髦知之否！”吕正惠、赵遐秋主编：《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昆仑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41页。　
　　对于闷葫芦生的无理谩骂，张我军立即给予批驳。在《新文学的商榷》发表的第二天，他就完成了《揭破闷葫芦》一文，并发表在同年1月21日《台湾民报》3卷3号上。关于这篇文章，张我军说：“我的《糟糕的台湾文学界》一文发表了以后，到现在已有两个月之久了”，“却听不到什么反响来，我满以为我的炸弹是掷在烂泥中去了”。出乎意料的是，“本月5日，台日报中文栏载了一篇闷葫芦生作的《新文学商榷》，这篇文字可算是我的那篇文的第一次的反响了”。然而读完之后，“着实感觉到非常的失望和不满”，“因为他说的话，简直是一篇谩骂之词”，他的“‘新文学之商榷’完全没有触着新文学的根本问题。他的用意大约是在反对新文学，在骂我那篇文字，然而因了他不知道新文学的意思，而且对于我的那篇文简直没有读懂，所以他说来说去，究竟不知道说些什么，只是信口乱吠罢了！所以我不但没有和他理论的必要，并且和他理论，简直要污了我的笔”。然而为什么又要做这些文字呢？因为毕竟“幼稚的台湾文学界，熟睡中的台湾文学界，也算已有抬头起来讨论新旧文学的人了，这实在也是一种可喜的现象”。所以“我现在欲借此机会，再说几句话来揭破他的闷葫芦”；也不过是“欲借此机会多说几句关于新文学的话罢了”。不言而喻，张我军作此篇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揭破闷葫芦，来向台湾文学界进一步宣传新文学。　
　　针对闷葫芦生文中的四项责难，张我军予以一一反驳，同时指出新旧文学之分不在形式而在内容，并对新旧文学本质上的差别作了更明晰、更深刻的思考：　
　　首先，“我们之所谓新文学，乃是对改革后的中国文学说的。所以说新者，是欲别于旧的。所以我们之所谓新文学，当然是包含于中国文学的范围内。”至于“闷葫芦生说：‘……然不敢如一二（不通不）之白话体，即傲然自命为新文学也。’这句话实在莫名其妙，不知道说的是什么话。但大约是在说我的语体文不通吧？”　
　　其次，针对闷葫芦生对“白话体新文学”的错误认识，张我军质问：“闷葫芦生，‘白话体新文学’是什么？这个名词是你自己私用的吧？要记着！新文学不一定是语体文（白话文），不过文学革命家所以主张用语体文的，是语体文较文言文易于普遍，易于活用。”并进而提出：“语体文（白话文）未必全是新文学，新旧文学的分别不是仅在白话与文言，是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的。”此外：“我们今日所用的中国文字不是仓颉一个造的，是几千年来历代的学者文学家造的。”“再则我们作文，大都依据中国语法，决不如你所想‘如村妇之簪花，簪得全无顺序’。”　
　　再次，关于中国新文学，张我军说：“闷葫芦生！你须睁开眼睛细看一看，中国的新文学决不是陈、胡二人的私产，是时势造成的中国的公产，不过是他们两个人较可代表罢了。”这种评价可以说是客观、公允的，既肯定陈、胡二人的历史功绩，却又不片面夸大。这与陈独秀1940年3月间作的《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关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观点是相一致的。陈文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的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王彬彬：《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2月版，第2页。至于胡适之商榷态度“是要留下余地给赞成文学改革的人讨论的。换言之，是‘当如何来改革才好’的商榷，而不是‘当不当改革’的商榷”。　
　　最后，就闷葫芦生对日本文学革新的讽刺，张我军反问道：“我说的是文学，而且你说的也是文学，而非说诏敕等呀！况且日本一年所产的文学有多少？而诏敕等有多少？况且如诏敕等郑重的文字也已渐渐地平易化了，冬烘先生知之否？”针对闷葫芦生的各项责难，张我军都一一作出回答，言辞幽默多讽，丝毫不留情面。痛快之至，既批评了以闷葫芦生为代表的旧文学死守者们。“不知新文学为何物”却又言必讽新文学的只凭意气用事的态度和做法，同时也更明确了新文学之所以为新文学的要义。　
　　在《揭破闷葫芦》发表之前，即1925年1月12日，《台湾日日新报》“是是非非”栏，还曾刊出署名“讲新话”者对张我军的调侃性的谩骂；同月16日《台湾日日新报》“是是非非”栏，又有署名“张大郎”、“半新长老”、“半旧先生”、“坏东西”等名称，以打油诗的方式，辱骂张我军“咆哮人群，乱吠如狗狂”；21日，赤崁王生于《台湾日日新报》8869号发表《告张一郎书》，误以张一郎为张梗，认为张氏丧心病狂、痛诋台湾文学，是拾胡适、陈独秀之余唾。旧文学界的反抗虽然激烈，却多属毫无学理可言的人身攻击，颇似大陆新文学初期，林纾等为代表的旧文学家对新文学倡导者进行的影射和谩骂。这实际上已经显露出旧文学势衰力竭的颓唐之相和保守顽固的愚昧可笑。　
　　这以后，在台湾文学界，新旧文学的论争愈演愈烈。旧文学以《台湾日日新报》等报纸的汉文栏为阵地，写了一批长短不一的文章，攻击新文学。新文学方面则以《台湾民报》为阵地，积极应战，继续宣传新文学。　
　　张我军的文章一经见报，咄咄生就于1月27日在《台湾日日新报》8876号发表了《胡适之奴隶》，构陷张我军倡导新文学是为了标新立异。紧接着，九曲堂的旧诗人郑坤五，化名“郑军我”，于1月29日在《台南新报》8244号刊登《致张我军一郎书》。该文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批驳张我军的主张，是一篇较能就文学论文学的文章。郑军我以老前辈的口吻，煞有介事地大讲“尤贵能莫谈彼短。勿炫我长立一言而为天下法”、“满招损，谦受益”的道理。其用心却是意在为张我军扣上一顶哗众取宠的帽子：“然细揣足下初心，当无恶意，特欲乘社会竞进时机，以一己之见，捏造奇特之语冀侥幸虚荣耳。”继而又用欲抑先扬的手段，先夸奖张我军《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一文：“檄文内容亦颇思路不凡，所说八不做主义，确中时弊，余亦赞成，惟词锋太露，未免有独断之嫌，使余不得不饶舌也。”其真正用意则在批评了张我军的“独断”，最终目的实为夸赏旧文人所谓的护持汉学之功：“汉学垂危，赖以复安者，无非受老前辈之维持，系千钧于一发，如此功勋，岂容谩骂者也。”最后，他提出对于新文学的看法：“至于文学之革新，将来顺时世之潮流，当有必然之日……何用急于革新哉？”　
　　　
　　又足下希望通行之所谓白话文者，其实乃北京语耳。台湾原有一种平易之文，支那全国皆通，如《三国志》、《西游记》、《粉妆楼》等是也，只此足矣。倘必拘泥官音，强易我等为我们，最好为很好，是多费一番周折，舍近图远，直画蛇添足耳，其益安在，未卜足下以为然否？苏世昌：《追寻与回忆：张我军及其作品研究》第三章《省思转化的文学进程》，ncku。edu。tw/~taiwan/taioan/hak…chia/s/sou…se…chhiong/sek…su/sek…su。htm。　
　　　
　　郑军我的目的无非是借赞张我军之词，迂回地为旧文学辩护而已。其自鸣得意之时，却不揣早已被人看穿了这种幼稚的鬼把戏。张我军于2月3日著文《复郑军我书》，发表于1925年2月21日《台湾民报》3卷6号上，对郑军我的文章予以逐条批驳。他指出：“凡欲立言之人”，都是“先把旧说之坏点和己说之长处说得明明白白”，否则无人相信。因此必须谈彼短、炫我长。至于自己著文立说，则是因为“我台湾之中国文学之衰颓”，“我也是为欲振兴中国文学所以出而呼号的”。其时，想必郑军我正沾沾自喜于猜透了张我军的心思，却不料自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真真是对郑军我“良苦用心”的巨大嘲讽。历史的幽默常常令人瞠目结舌。　
　　张我军指出，“老前辈之维持不过是苟延死文学的残喘而已，若长此不改革，即不至于灭亡，其所维持下去的文学也不过是些死文学而已。”而“死文学与无文学相等，所以我人愈不可不改革了”。况且，“时世之潮流已使我们不能不改革了”，“若不趁此挺身以改革，而必要待‘必然之日’这真是不食而求饱了”。　
　　关于白话文与北京话的关系，张我军明确指出：“我们之所谓白话文乃中国之国语文，不仅仅以北京语写作。”至此，新旧文学的论争已经从理论层面落实到具体的文字运用层面，台湾新文学的语言问题也渐次浮出历史地表。最后，张我军重申他提倡白话文的理念：“我这次提倡的是有意识的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