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二卷张我军评传 作者:田建民-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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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岢�，决不是无意识的妄动，有什么反省之可言？有什么过与不过？逊与不逊？置身于孤立之地、四面楚歌、遍地仇敌，这都是由于周围的人的不明白，而且是革命家应觉悟的事。”义正词严，态度坚决，表现出改革者毫不妥协、不容置疑、毅然决然的气魄。　
　　张我军的文章不仅回击了旧文人的无理谩骂，更使台湾文坛新旧文学之间论战白炽化。旧文人们以《台湾日日新报》、《台湾新闻》以及《台湾新报》的汉文栏为阵地，向《台湾民报》提倡的新文学运动发起了反扑和围剿，其中主要参与者有署名蕉麓（罗秀惠）、连雅堂、郑军我（郑坤五）、闷葫芦生、赤崁王生、陈福全、艋牛�黄衫客、一吟友、讲新话、坏东西、咄咄生等人。其中较为突出的是一吟友于1925年2月6日发表在《台湾日日新报》8864号上的《新文学之平议》。该文力陈新事物未必比旧事物好，认为白话文是下里巴词，而倡导白话文的文人实际上是想要打坏郢中白雪高贵的殿堂，数典忘祖，成为洋人奴隶。但事实上，该文对新旧文学并没有深入而明确的认识。　
　　面对旧文人们在三家台湾报纸发动的围剿，张我军等毫不示弱，给予了旧文人们强有力的反击。主要有张我军、蔡孝乾、张梗、前非、赖和（懒云）、半新半旧生、张绍贤、自我生、杨云萍、陈虚谷、叶荣钟、廖汉臣、陈逢源等人。他们纷纷著文，批驳旧文学的谬论，并在《台湾民报》上集中发表了一批较有影响的文章。如1925年2月1日《台湾民报》3卷4号，半新半旧生发表《〈新文学之商榷〉的商榷》，声援张我军，批判闷葫芦生的讨论有失诗人忠厚的态度，希望双方针对文学改革的问题进行探讨，而不要沦为“相骂文学”；3卷5、6、7号张我军的《随感录》，2月21日3卷5号刊登蔡孝乾的《为台湾的文学界续哭》一文，指出中日两国都已经进行了现代化的改革，而独独台湾文学界迄今看不到一朵文化艺术的花朵，实在令人感到忧心沮丧。连载于3卷17至23号张梗的《讨论旧小说的改革运动》，更是痛彻地指出“旧小说已穷途末日了。隔一衣带水的中国，早已有许多学者出来提倡改革，使中国的小说面目一新，已非昔日可比了。惟独台湾，我们依然还在承袭由老祖宗流传下来的方法”。实际上，台湾并无旧小说可言，作者指的是从大陆流入台湾的旧小说。文章实质上在呼唤台湾小说的诞生和强调把其作为政治运动的工具的重要性。“我们台湾人自视为文明人，又想立于20世纪的世界上，为什么竟不讲求小说的发达呢？我们知道要推行政治运动，但为何竟把文艺忘掉呢？”安兴本：《冲突的台湾》，华文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23页。这篇文章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主张要用社会政治的态度来进行小说创作。除此之外，还有懒云（赖和）的《答复〈台湾民报〉》等文章见诸报端。　
　　随着论战的持续进行，杨云萍、江梦笔创办的杂志《人人》和张绍贤创办的杂志《七音联弹》，分别于1925年3月和10月问世。《七音联弹》创刊号上有张绍贤批评连雅堂的文章，《人人》2期上有杨云萍批评旧文学写作态度的文章。这两种报刊有效地配合了《台湾民报》对旧文学进行的反围剿。　
　　自命为台湾新文学道路上的“清道夫”的张我军，自1925年2月1日起，在《台湾民报》陆续登载《随感录》，涉及文学的各个领域，主要是对旧文人予以反击、讽刺和批评。如1925年2月1日3卷4号的随感录，批评旧文学家“东扯一句，西拉一句，凑成一篇，虽自以为‘立笔千言’”，实际却是“离题万里”。“这种空洞的、没系统的论法，正是旧文学家的大毛病”，他们“明明不知道新文学为何物，却要说些外行话来反对；明明不知道恋爱之为何物，却要说些外行话来诋毁”。他们“没有明白新学说之为何物，而对于新学说又要妄加批评，说些混蛋糊涂话来贻误青年”，这种“卑怯野鄙的态度”直如“村犬乱吠”，实在是“应当痛绝的”。同年2月11日3卷5号的《随感录》，指责“糟糕的台湾文人”如“市井小儿不可以理喻”。“他们因为理短，于真理上骂我不倒，所以不得不出卑劣的手段，在台日报的‘是是非非’栏学泼妇的谩骂”。张我军说，“文学是文人造出来的，所以文学糟糕是由于文人糟糕”，“台湾的文人是守墓犬”，因此台湾文学之糟糕也就不可避免。但必须有“以正正堂堂的文学、以正正堂堂的态度”来讨论新旧文学问题的气度，而不是龌龊的人身攻击。“我们论事只可据真理切不可带有感情。骂人也应当据理而含有教诲的诚意，决不可带有感情而视为仇敌。”至于“人身攻击”则是“一种理败的铁证”。在创作实践方面，张我军揭示出旧文人的落魄相：“你们的景，你们的情，跳不出诗韵合璧佩文韵府之外，所以做出来的诗都是糟糕的诗也是难怪的！”结论指出：“你自己要面壁九十年也随你的意，但被破殿堂压死，却是你自己的事。我是一个活泼泼的青年，决不像你那么顽陋，自己情愿伏在破旧殿堂面壁，送其一生，而不知世上有赫赫之太阳。以为世间只有鬼磷萤火而已。”　
　　张我军在同年2月21日3卷6号的《随感录》中，继续对“伪学者、伪诗人、伪文人”们，“捏造事实来诽谤人家”、“败坏人格”等陈陈相因的旧套，进行挞伐。并进而声明自己的观点：　
　　　
　　大凡社会上无论何方面的革命家，当初都要受保守者所咒骂，这实在也是难免的手续。不过革命家决不因此而停滞或放掷他的事业，历来的革命家大都如此。我决不是认为我自己也是革命家，不过台湾的文坛是我第一次掷下炸弹的，现在已渐渐爆发了。我希望有继我而把台湾的古典文学破坏的人出现，我又很希望在一方面极力建设新时代的新文学于我们的美丽岛，将来不久或许能看见灿烂之花在这美丽岛闪耀。　
　　　
　　由于旧文学的挑衅多限于人身攻击，根本提不出学理上的依据，因此，张我军在1925年3月1日《台湾民报》3卷7号上发表声明，不再理睬旧文人们的无理取闹，将转而集中心力埋首于文学创作和理论建设：　
　　　
　　说什么新文学之商榷，什么新文学之平议，说得摇头摇脑，却没有真正说着新文学的话。欲维持旧文学，却没有拿出所以当维持旧文学的理由来；欲反对新文学却拿不出新文学之当反对的理由来，这实在是旧文学家的大缺点。我们论事应当以客观的批评，切不可以主观的独断。但总之新旧文学之是非已甚明了，我们此后当向建设方面努力。无价值的对骂是无用的努力，故如有再骂我的臭文字，我是不去理会他了。　
　　　
　　张我军又在1925年3月11日《台湾民报》3卷8号发表《文学革命运动以来》一文，随后进一步表明：“文学改革的是非论战，在中国是在七八年前的旧事，现在已进到实行期、建设期了。所以文学改革的是非已用不着我们来讨论，已有人替我们讨论得明明白白了。我们只消把他们所讨论的文字读一读便了然了。”　
　　然而旧文学阵营对新文学的攻击却并未有所收敛，他们继续利用《台湾日日新报》、《台湾新闻》、《台南新报》、《黎华报》等报刊，对以张我军为代表的新文学阵营进行围攻。如，3月28日艋牛�旧诗人兼谜学专家黄晁传（号文虎），化名黄衫客，在《台南新报》发表《驳张一郎随感录》，严辞詈骂张我军在《台湾民报》上指摘台湾文学污点的做法是信口雌黄、夜郎自大，并为击钵吟会辩护说：　
　　　
　　且夫吟坛，定期击钵，本骚人韵事，第一风雅娱乐机关，诠选甲乙，分酬赠品，借以奖励人才，赏识后进，维持祖国学术思想，胜却相率寻花问柳多矣，而反诮以争名夺利，噫，其颠耶，其疯耶，并狂丧死耶？　
　　　
　　又说：　
　　　
　　若论古文不如时文之浅显，旧诗不若新诗之自由，试问中国自胡适陈独秀革命文学，创造白话文体以来，新诗白话文，何以日见减少，古文旧诗，何以反加增多，所谓应时势之潮流国语活文学，缘何未得全国承认？　
　　　
　　1925年4月3日《台湾日日新报》8942号“詹炎录”栏，自诩具有最新思想的许崇智，在为孙中山先生写祭文时，以汉魏六朝押韵之四字文体为例，对台湾新文学倡导者提出批评。5月连雅堂在《台湾诗荟》第17号《余墨》中称新体诗万万不及民谣、打油诗。8月5日，《台南新报》8432号再刊出陈福全（号笑仙）的《白话文适用于台湾否？》，认为“台湾之谓白话者，则于文句中插入拉尼马儿阿约爱甚么罢了矣的很等，观之不能成文，读之不能成声，其故云何，盖以乡谈土音而杂以官话”。现在台湾能解官话者极少，而且又是多族杂居，语言差异很大，何况“白话者，杂以方言土语，假使闽人作文，粤人读之，如入五里雾中，茫无头绪矣”。因此，“苟欲白话文之适用于台湾者，非先统一言语未由也”。苏世昌：《追寻与回忆：张我军及其作品研究》第三章《省思转化的文学进程》，ncku。edu。tw/~taiwan/taioan/hak…chia/s/sou…se…chhiong/sek…su/sek…su。htm。陈福全主张台湾采用言文一致体，如各新闻记事，简单浅明，胜于白话文的繁杂啰唆。客观地说，该文在书写文字的思考上不无道理，但尚未掌握文学革命的真精神，所以没能产生什么大的反响。　
　　台湾文坛的新旧文学的论战，推动了台湾新文学的创立和发展，也使台湾的旧文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在这场论战中，年轻的张我军首先把大陆五四文学革命的火种带到了台湾，点燃起台湾文学革命的熊熊烈火。他以台湾文学革命的“导路小卒”，文学道路上的“清道夫”自居，率先引文学革命进入台湾，揭开了台湾文学革命的序幕，其首倡之功将永载史册。其实，一个知识分子对整个社会保持一份清醒与理智并不难，难就难在当认识到谬误时，他不是独善其身，而是兼济天下，他能够以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与谬误战斗，维护真理。这就不仅需要学识，更需要过人的胆识与铮铮铁骨，这是知识分子之所以为“知识分子”的那一点“尊严”和“品格”。而这往往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张我军以其有识青年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毅然决然地炮轰台湾旧文坛，举起了台湾文学革命的大旗，虽然在论争中也难免有意气用事使用一些过于激烈的言辞，但其勇气和胆识是令人折服的。　
　　新文学主宰台湾文坛已是大势所趋，旧文学的嚣张气焰也渐趋低迷。但新旧文学之间的论争并未因此而结束，因事而发的争论时有发生，这种情况持续了大约十年之久。然而张我军却是早已不屑于理睬那些旧文人的攻击和谩骂了，其眼光已转向台湾新文学的建设方向去了。　
第四章《台湾民报》时期的张我军（二）——台湾新文学建设的“导路小卒”　　
　　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说过，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固然不能不从破坏的一方面着手。但是，要知道，只有在真有价值、真有生气、真可算作文学的新文学起来代替旧文学的时候，旧文学才会自然消亡。所以，“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对于那些腐败文学，个个都该存一个‘彼可取而代也’的心理，个个都应该从建设一方面用力”。　
　　作为台湾新文学运动的一员骁将，张我军不仅接受了胡适这一“于破中立”的文学观念；而且在文学实践中，也是真正按照文学革命的一般进程，在旧文学颓倾之势已成定局的情况下，适时开始“从建设一方面用力”。张我军等对旧文学的批判，犹如一把巨剪，剪开了密闭而暗黑的幕布，使台湾文学的时空一下子变得无比阔大和光明。　
　　1925年3月1日，张我军在《台湾民报》3卷1号上发表《随感录·无名小卒》，宣布自己不再理会旧文人的“臭文字”，而要“向建设方面努力”。同年8月26日发表于《台湾民报》第67号的《新文学运动的意义》一文，也明确指出：“自去冬我引了文学革命军到台湾以来，在起初三四个月间，虽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对，但那不过是几个旧文学的残垒的小卒出来骂阵的罢了，由此可以知道台湾的旧派文学不值得一驳或一笑。于是我们第二步是建设了。”　
　　从此，作为台湾新文学道路上的“清道夫”的张我军便退居幕后，代之而起的是他作为台湾新文学建设“导路小卒”的时代。　　
　　　第一节　文学理论建设　　
　　张我军是“真正把五四文学革命的精神带给台湾的”第一人。在建设台湾新文学理论和提倡台湾白话文方面，张我军“可以说是最有力的开拓者之一”和“最有力的领导者之一”。孔范今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第622页。　
　　1924年至1925年台湾新旧文学论战期间，张我军连续发表了十余篇有关新文学的文章，在数量和质量两方面，都是当时其他的新文学倡导者所无法比拟的。综观这些文章，我们可以发现，张我军是把祖国大陆的新文学运动视为楷模，尝试对台湾文坛如法炮制，希冀开辟出一条新文学的康庄大道。不可否认，张我军的文学理论确实脱胎于大陆胡适、陈独秀等人的文学革命理论，但不能因此抹煞张我军在台湾新文学倡导和建设方面的地位和贡献。　
　　张我军是站在文化巨人的肩膀，立足于台湾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现状，有选择地借鉴和吸收了大陆新文学运动的成就，传播之功胜于创见。这于当时也是惟一可行、不得不如此的文化策略。祖国大陆的新文学已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创作实绩也相当可观；而孤岛台湾却仍旧死守着旧文学的传统不放，沉湎于僵死语言的编排之中。两相比照，天壤之别，优胜自见。但凡有点责任心和使命感的文人，都不会也不可能无动于衷。　
　　身处大陆新文学运动中心的张我军，面对台湾文坛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决心破开这“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敲醒里面“从昏睡入死灭”的人们。鲁迅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9页。张我军的意义就在于他不仅惊醒了沉睡的人们，使他们感到“就死的悲哀”；更指给他们走出铁屋子并继而前行的路。这条路就是循大陆五四新文学的改革之路，摧毁台湾旧文学的殿堂。如果说，在此之前，台湾文坛是一汪死水（即便偶有微澜也是暗流涌动）的话；那么从此之后，则是一片波浪滔天、风起云涌的壮观气象。　
　　这“兴风作浪”之人正是挑起台湾新文学大旗的骁将张我军。他用大陆新文学运动这枚重型炸弹炸开了台湾文坛的陈腐与死寂；引导五四文学精神到台湾来，为台湾文人展现了铁屋之外的那一片艳阳天；更是张我军在摧毁了破旧殿堂之后，建起了崭新的象牙塔——一座闪耀着希望之光的理想之塔。而这理想之塔的基石便是由大陆五四新文学移植入台的理论建设成就。所谓“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是也。　
　　具体来说，张我军的文学理论主要是为台湾新文学定位、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