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二卷张我军评传 作者:田建民-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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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张我军的文学理论主要是为台湾新文学定位、文学语言的建设、形式与内容的统一等几方面。
一、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与文学进化史观
在历史的版图上，台湾岛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样，台湾文化与大陆文化同根同源，台湾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探其源流，是中国文学另一小溪的涌动，是异彩纷呈的中华艺苑中一朵美丽娇艳的奇葩。
作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五四时期前的台湾文化仍然浸润于农耕文明之中。台湾文学的发展也同时受到两方面的影响，其一是中国古典文学对台湾上层贵族文学的主流性制约；其二则是来自台湾民间的世俗性的影响，这两种文学的流向沉浸在亘古不变的农业文化氛围中相安无事，互斥而又互补地缓慢前行。当五四新文学的春雷惊醒了沉睡的台湾知识分子，张我军们所进行的文学工作实际上就是传播五四精神、介绍大陆的文化思潮和文学走向，并最终达到启迪民智、使台湾步入现代化的进程。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张我军等人的努力是对大陆新文学的一种摹仿和移植。但是与大陆文学血脉相连的台湾文学就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根深蒂固的汉文化传统积淀，使台湾文学有着不可改变的中华色彩。因此，张我军等人对五四新文学基因的植入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张我军在提倡新文学的同时，审视台湾文坛，认识到台湾沦为殖民地已近三十年，许多有知识的青年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日本文化的影响，更有甚者完全接受日本殖民教育，以致对台湾文学的源流认识不清。张我军认为这是事关民族归属、民族情感的重大问题，是应该首先而且必须廓清的原则问题。只有给台湾文学以明确的定位，才能了解台湾文学的源流、所继承的传统以及未来发展的方向等根本问题。
张我军在《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一文的开篇即明确指出：
台湾的文学乃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本流发生了什么影响、变迁，则支流也自然而然地随之而影响、变迁，这是必然的道理。然而台湾“自归并日本”以来，因中国书籍的流通不便，遂隔成两个天地，而且日深其鸿沟。
在台湾处于日治时期的20世纪20年代，张我军明确提出“台湾的文学乃中国文学的一支流”，表现了他的民族骨气和学术勇气，并且对台湾文学的这种定位在当时来说也是非常必要的，不仅表明了台湾文学的根脉所系，而且为台湾文学效仿大陆的文学革命进行改造和革新奠定了理论基础。它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台湾文学与大陆文学同根同源，同属于中国文学，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的原则并不相悖，而是这一原则在特定历史阶段的一种表述。
张我军的这一思想也同样表现在他对“汉文学”及“国语文”的注解中。他在《揭破闷葫芦》一文中说：“汉文学即中国文学，凡用中国的文字写作的有韵无韵的诗或文，而含有文学的性质的都是中国文学。……”“‘白话文’就是指‘中国国语文’。现在中国通称‘白话文’为‘国语文’。”张我军倡导白话文，正是出于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的思想，使台湾文学首先在文字工具上与祖国保持一致。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意思是说只有学好白话文，才能进行新文学创作，并进而以此抗拒日本殖民政府的同化政策。因此，张我军认为台湾新文学的发展必须以大陆新文学进展的目标与途径为指导，沿着五四的方向发展，而大陆文学界已“起了一番大革命”，经过了新旧文学的论战，使那一大座的旧文学殿堂破碎无遗，现在的一班新文学家已努力建造合现代人住的“新文学的殿堂”了。台湾文学界也应顺应历史的潮流，像大陆文学界那样拆掉旧文学的殿堂。然而台湾文人却仍然固守着那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如井底之蛙，自得于目力所及，因此鸿沟也便日渐其深了。张我军在《文学革命运动以来》中表达了自己对此的忧虑：
我台湾自割归日本帝国以来，因种种的关系，对于中国的事情，不可得而知。在这三十年间，中国的社会上、政治上、学术上、文学上、思想上的急激的变迁，已完全变换了一个和从前大不相同之中国了。今日在台湾人心目中的中国和实在的中国，相去委实很远！政治上的变迁，因有新闻纸为之报道，所以较为明白一点。至于政治以外的事，极少有人去研究、去报道，所以简直“莫名其妙”。我们从文学来说，台湾的人，不但多不知道文学革命后的中国文学的状况，甚而革命前的——这三十年间的文学的变迁，也全不知道，这实在是一种可痛的现象！
在《新文学运动的意义》（发表于1925年8月26日《台湾民报》67号）一文中，张我军对台湾文学也表现了同样的焦虑：“现在中国的文艺的花园里已开着无数灿烂的优美的花了。如新诗与短篇小说的发达之速，真是令人卷舌的！然而我台湾却如何？还是满园荆棘，找不出一朵鲜花呀！”
为了填平这鸿沟，加快台湾新文学建设的进程，使台湾文学追赶上大陆新文学前进的步伐，张我军身体力行，连连撰文，系统地向台湾文学界介绍了大陆新文学运动的情况，引进胡适的“八不主义”和陈独秀的“三大主义”等新文学主张，并评介鲁迅、郭沫若、徐志摩、胡适、西谛等著名作家的作品，期望台湾文学界能起根本性的变化，开放出“无数灿烂的优美的花”，在“中国的文艺的花园里”绽放异彩。张我军的这些主张和努力，为地处海岛边陲和身处异族统治的台湾文学指明了前进的道路。
他在《糟糕的台湾文学界》一文中明确指出：
现在的时代，无论什么都以世界为目标，如政治、如外交、如经济等等都是世界的，文学也不能除外，所以现代的文学，已渐趋于一致，而世界的文学的成立，也就在眼前了。然而，还在打鼾酣睡的台湾的文学，却要永被弃于世界的文坛之外了。
他认识到了“世界文学”的形成“就在眼前”，而台湾文学又是世界文学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张我军认为台湾文学的发展方向应该是以世界为目标。于是，在大量引介祖国大陆的文学理论及文学创作之外，他还积极介绍近二百年间的欧洲文艺思潮的变迁以及各时期文艺思潮的特色与缺陷，开拓台湾文学家的视野，使台湾文学家放眼世界文艺的大环境，以取长补短，为我所用，追赶先进的世界文艺思潮，成就台湾特色的文学品格，屹立于世界文学艺术之林。
张我军把台湾文学定位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因此，其发展的方向必然是循大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改革之路，并最终与世界文学取得同步。可以说，张我军是把台湾文学放到世界文学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去思考问题，他这种“全球化”意识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张我军这种始于自强，放眼世界的文艺观，在当时是极具魄力和胆识的。这是一个有责任心和使命感的文学家，对于本土文化的归属和发展所做出的极负责任的阐述和具有远见卓识的预测。这是一个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台湾封建势力夹缝中生存的中国人，发出的回到祖国的急切呼声：“河山只在我梦中，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时至今日，这种声音似乎仍然萦绕耳畔，不绝如缕。
无论从历史、地理，还是文化、民族心理认同来看，台湾都是中华大家庭的一分子，血脉相通、骨肉相连。台湾是汉民族移民社会，是大陆（尤其是漳州、泉州）的移民对台湾的开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使“半睡眠状态的台湾才被斧头、锄头和枪声吵醒了”。吴法：《台湾历史札记》，（香港）七十年代月刊社1976年版，第101页。因此，台湾人民与大陆人民是同源共祖的，“台湾人的民族意识之根，本起源于他们原是属于汉民族的系统……这种民族意识可以说是牢不可破的。台湾人固然是属于这汉民族的系统……因而视中国为祖国的感情不易摆脱，这是难以否认的事实”。安兴本：《冲突的台湾》，华文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15页。
文学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在精致层面——思想、道德、伦理、哲学等——的凝聚，是对人类精神状态的一种把握、表现。它在精神的王国里追索人类存在的终极意义，使人类得到精神皈依的启示，找到心灵的家园。
“家园”综合了家与故乡的双重含义。家是人所不能缺少的，故乡则是人永远难以忘怀的。没有家，人就失去了归依，没有寄托，终生飘零、孤独、寂寞，家是人委屈、彷徨、伤怀时惟一的避风港，是受惊吓时能够想到的地方，所以，人历经万险、受尽艰难，总想“有个家”。故乡则是人童年的摇篮，是亲情的发祥地，充满着父母亲友的抚育和关爱，因此，不论身在何方，魂牵梦绕的都是故乡的情、故乡的魂。无论一个人声名显赫也好，潦倒落魄也罢，心心念念的是“落叶归根”。可能现实中的故乡是贫穷的、落后的，但在心灵的深处，它却是一首童年的歌谣，是一首母亲哼唱的摇篮曲。充满着甜美与温馨。因此，对于人来说，家园是永恒的诱惑，是浪迹天涯的游子梦寐的归宿。
在这个家园中，人们可以超越物质领域的现世界，达到自由的精神所向往、叩问和追寻的彼岸。因此，漂泊已久的浪子，最终还是能够冲破重重束缚，呼喊出“我要回来”的渴望。“日据时期的台湾政治运动者，由于在殖民体制下不能获得充分表达言论的自由，因此，文学道路自然就成为抒发心声的途径之一。”同②，第17页。文学可以给人情感的亲切抚慰与心灵皈依的启迪。文人以文学的形式传达出人们共同的情感体验和精神向度，并以此唤起人们同样刻骨铭心的体会，获得精神上的抚慰和愉悦。因此，在文学的境界里，人们感到“就像在家里一样”，充满着皈依的温馨与实在。
由于历史的原因，台湾被迫割让，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家园情结也因此格外鲜明。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以“故国意识”和“家园情结”为特征的“台湾文学性格”。
台湾新文学的民族意识铿锵高昂，作品的字里行间处处洋溢着渴望祖国的神韵。旧文学虽也致力于保存民族文化、反抗日本统治，但其旧文学封建、守旧的性质，决定了它民族意识的局限性和软弱性，远不及新文学的坚决与开阔。但不论怎样，台湾文学中母语的顽强保留，不仅是对日本强制同化教育政策的反抗，更折射出民族文学意识的光芒。日本殖民统治的最终目的就是要灭绝汉民族文化，使台湾全面纳入日本的体制当中。面对这种压迫和同化，“故国意识”和“家园情结”就支持着台湾文学的民族意识，与异族的侵吞相抗衡，有力地摧毁了日本殖民统治者企图使台湾人民忘祖的险恶用心。
因此，张我军基于历史情感、爱国情怀和台湾受异族统治的悲愤心情，坚持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的观点，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王诗琅对此给予了公正的评价：
在日据时代，大家最后的目标还是想和整个中国的文学界结合，如张我军之所以要提倡白话文，就是希望台湾文学要追随大陆的白话文学才不会脱离。茅汉：《黑色青年与台湾文学》，《文季》1卷4期，1983年11月版，第42页。
张我军的批判旧文学主张新文学，并不是要台湾同胞弃绝汉文，而是希望台湾文学追随世界文学的潮流，与祖国大陆的新文学潮流相结合；并通过新文学运动，使台湾民众了解大陆的社会、政治、经济、学术、文学及思想，最终填平这鸿沟。
在张我军看来，台湾文学既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就应当循五四之路发展，以跟上世界文艺思潮。他在《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一文中指出：“文学是时代的反映，所以时代有变迁、有进化，则文学也因之而变迁、而进化。”在《诗体的解放》一文中指出：“我们若用历史进化的眼光来看中国诗的变迁，便可以看出自三百篇到现在，诗的进化没有一回不是跟着诗体的进化来的。”接着他论述了中国诗体的四次解放，并得出结论说：“这种解放似乎很激烈，但其实是自然趋势。自然趋势逐渐实现，不用有意的鼓吹去促进他，那便是自然进化。自然趋势有时被人类的习惯性、守旧性所阻碍，到了该实现的时候而不实现，必须用有意的鼓吹去促进它的实现那便是革命了。”张我军：《诗体的解放》，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39页。在《随感录·糟糕的台湾文人》一文中再次指出：“历史告诉我们说，我们今日的文明是自古变迁进化而成的，倘没有变迁进化，如何有今日之文明？生物学者告诉我们说，人猿同祖。你扬古抑今，情愿守古的人，那么你何不如猿类用四蹄在地上匍行？”张我军：《随感录·糟糕的台湾文人》，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64页。此外，张我军提倡新文学要顺应时代潮流、符合现实需要，也是文学进化史观的表现。
很明显，张我军的文学进化史观，源于胡适的文学进化论。他曾自言，“我是欲介绍中国文学革命的意义的”，所以“大半是引用他人之语，而不是我自己的创造的”。其“文学是时代的反映，所以时代有变迁、有进化，则文学也因之而变迁、而进化”的思想，实际上是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指出，“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拷贝。但是张我军对胡适的思想作了发展，他明确地指出文学是时代的反映这一本质。对文学这一本质意义的积极肯定，说明张我军的文学观已经朦胧地显示出写实主义的倾向。他在阐述文学进化过程时，重点放在对中国诗体四次解放的阐释，这结合了台湾文学的实际，因为台湾的旧文学只有旧诗，而不像大陆有丰富的文学样式，如小说、散文、戏剧等文类，讲诗的进化过程，对台湾文学更具针对性。
此外，张我军用生物学上的进化理论，来证明文学进化论的合理性。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引入文学领域，不失为研究文学的一种方法。但这种方法是对文学的简单结构，事实上文学的过程，要更复杂得多。中国新文学的先驱们，以进化论为武器，向旧文学开战，虽然显得有点简单化，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受到时代的局限也是在所难免的。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对于新文学运动的贡献。
二、改造台湾语言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作为文学工具的语言，是新文学运动中的一个必须首先解决的关键问题。中国大陆的新文学运动自语言的改革始，台湾新文学改革也应如此。张我军针对这一问题，撰写《新文学运动的意义》（发表于1925年8月26日《台湾民报》67号即创立五周年纪念号）一文，提出了建设台湾新文学语言的根本原则。
文章宣布：
我们现在谈新文学的运动，至少有两个要点：
1。 白话文学的建设
2。 台湾语言的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