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二卷张我军评传 作者:田建民-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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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根本性的因素。虽然，张我军还不能有一套系统的诗学理论，但在新旧文学交替之初，能够揭示某些具有本质的特征，这“在同期的台湾作家中尚属第一人”，是相当具有建树性的贡献刘登翰等编：《台湾文学史》（上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400页。。他的这些理论主要是针对台湾文坛现状而言，因此多以诗歌为例来说，其实像内容与形式统一的关系的阐述，同样适用于其他文学文体的创作。
必须说明的是，张我军的这些新诗理论虽然主要是承自胡适，但他结合台湾文坛的具体情况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因此比胡适走得更远一些。
张我军对诗歌理论的探讨，在台湾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继张我军之后，张绍贤、自我生、杨云萍、陈虚谷等人也都纷纷著文，对诗的形式与内容做进一步的探讨与研究。例如陈虚谷强调诗的感情与想象，杨云萍认为诗的押韵必须以音乐性为前提，这些理论论述都丰富了台湾诗论的建设。不过由于张我军在1926年下半年就离开了台湾，且从此再没有新诗作发表，到了大陆之后，也没有进一步的诗论探讨，因此他的诗论只是初探而没有深入下去。尽管如此，作为一个台湾新文学的“导路小卒”，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开拓的使命。现时的价值认定与后世的史的评价往往不相一致，就张我军而言，虽然他的文学理论多是缘自大陆新文学运动既有的成绩，但其对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导路之功，却是其他人所不能替代的。
第四章《台湾民报》时期的张我军（二）——台湾新文学建设的“导路小卒”
第二节 文学创作实践
台湾文学界在张我军等新文学运动倡导者的推动下，发生了一场全方位的文学理念的变革。就整体而言，是理论先行，即先有舆论倡导，再有创作实绩。理论建设的成绩显著，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新文学发展的格局和方向，其本身也构成新文学传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语言建设对于文学，所带来的是工具的选择和工具的解放的同时实现。当新文学倡导者认定旧文学为旧文化的载道之具而对其发动革命之际，文学本身就已经成了被解放的对象。新文学正是在这种“解放”中迸发了活力和朝气。至于它作为新的载道工具被选择，这本身也为它提供了赖以孕育、生长的土壤和机会，并引发出一个盛况空前的创作高潮。而作为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始作俑者”，张我军成为这盛况空前的创作高潮的弄潮儿，而且成绩斐然。
1925年12月28日，张我军在台湾结集出版了《乱都之恋》，收入抒情诗五十五首。这是台湾新诗创作的第一个结集，是台湾新文学萌芽期的奠基性作品。这部诗集完整地记录了张我军恋情的心路历程，是一部自传性很强的作品；同时也是张我军恋爱观的宣示，表现出一个青年对真挚恋情的自觉追求。诗作以当时军阀混战（直奉战争）、人心惶惶的北京城即所谓“乱都”为背景，在种种热恋、相思、伤别、盼聚等情思的抒写中，表现出对黑暗现实的憎恨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诗的形式自由无拘，语言鲜活流畅，思想感情真挚热烈，是他所倡导的高潮的感情与醇直的表现的完美结合。这部《乱都之恋》，不仅是张我军所倡导的新诗创作理论最有力的明证；更为台湾新文学萌芽期的新诗创作提供了样板，起了示范的作用，对台湾新诗的开创之功不可泯灭。
张我军的小说创作有《买彩票》（1926年）、《白太太的哀史》（1927年）、《诱惑》（1929年）三篇，数量不多，篇幅不长，表现出台湾新文学草创期以短篇居多的特性。他在《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一文中强调：“我们做诗做文，要紧的是能将自己的耳目所亲闻亲见，所亲身阅历之事物，个个自己铸词来形容描写，以求不失真，而求能达状物写意的目的。”这三篇小说多取材于他所经历的北京生活，与他同期的台湾作家却大都直接描写台湾的社会现实，因此，相形之下，他在小说题材的选择上，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除此之外，《台湾民报》期间，张我军还发表了大量的随感录、政论等文章，表达对台湾政治、文化、思想、道德等等方面的思考与见解。这些文章从内容上看，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政论
作为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张我军的“趣味是在文学”，因此“平素极不愿意谈及政治，何况去评论政治”。“然而人生在社会上——在存在着国家的社会上——日日都不得不受政治的干涉，就是你不找政治，政治也要来找你。所以为正当防卫计，不得不偶谈一谈政治。”张我军：《危哉台湾的前途》，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133页。本着这种立场，张我军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文章，针对当时的政治问题提出看法，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见解。主要文章有《排日政策在华南》、《田川先生与台湾议会》、《时事短评》、《伊泽新总督的训示》、《随感录》、《看了警察展览会之后》、《危哉台湾的前途》、《台湾闲话》等。
1。 抨击日殖政府，呼吁民族自治
日本殖民政府统治台湾的方针，是以其本身利益为目的，“历来的总督，都以少数的内地（日本）人为统治的对象，置多数的台湾人的利益于不顾”张我军：《伊泽新总督的训示》，《台湾民报》3卷5号1925年2月。。他们上任之初，都冠冕堂皇地声称：“欲为三百八十万的全部岛民谋幸福，欲尽量地听纳民意。”张我军：《危哉台湾的前途》，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134页。但是回首他们的政绩，却是大大出乎岛民的意料。尽管台湾人民辛勤工作，却依然得不到应有的政治地位、经济权益，反而受到更深的压迫。他们始于希望和期待，却终而被统治者尊重民意的谎言所欺骗。针对此种现象，张我军代表广大台胞向伊泽总督发出质问，并呼吁岛民起而自治。代表文章有《驳稻江建醮与政府和三新闻的态度》（作于1924年11月12日，发表于1924年12月1日《台湾民报》2卷25号）、《田川先生与台湾议会》（作于1925年1月6日，发表于1925年1月21日《台湾民报》3卷2号）、《随感录·我人对伊泽总督的疑问》（发表于1925年4月21日《台湾民报》3卷12号）、《危哉台湾的前途》（发表于1926年1月1日《台湾民报》第86号）等。
“伊泽总督新到任便在训示里头说，台湾统治的对象是三百八十万的本岛住民。又说，欲听于无声，取于无形，欲尽量地听取台人的意见。”张我军：《随感录·我人对伊泽总督的疑问》，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74页。如此好听的话，当时也着实让岛民欣喜了一阵，并给予极大的期待。然而，“时光易过，春去夏来，秋更冬易，倏忽过了一年了”，却连一点“可观的政绩，能使小百姓满足的地方”都没有，这就不得不使岛民为台湾的前途担忧。伊泽政府不仅无作为，而且弊政相当严重。他把台湾“无数的失业者”“千万哀求也得不到的土地”，“平白地送给退职官吏——并且只限于内地人”内地人即日本人。；“只因了极细微的事件”，就摧残教育，退学了台北师范学校和南师的近百余名学生；竹山竹林事件中，他又用高压手段镇压人民“极稳健的请愿”；在芭蕉自由移出问题上，伊泽政府又狂暴地摧残民生，致使“几千笼的芭蕉终于腐烂于基隆埠头”；另有酝酿了名为为台住民谋幸福，实为东洋拓殖罪恶的“台湾拓殖会社”，等等。对于伊泽总督对这五件可以代表一年间的重大问题的事件所采取的解决办法，张我军提出质疑：这“岂是站在全台民的幸福的上面呢？又听纳了多少民意？不待一介书生来责问，倘肯半夜扪心自问，必定有愧于衷吧”。
对于新发生的问题尚且采用这种办法，那么对多年的悬案呢，都采取了哪些办法呢？不消说义务教育案不能实行，“就是最不合理的讲习会取缔法令，也不肯听纳民意把这来废掉”，不但如此，还“轻轻掷出二百万大款”去开办台民所不紧要的大学；“罪恶最多”的保甲制度和甘蔗买收区域制度，不仅不废除，却还“违背着政治的原理——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来维持”；伊泽总督扬言要听民意于无声无形，结果竟连一个台湾人的言论机关都没有；此外还有限制台人行动的“外国旅行券”，虽撤废的呼声甚高，却依旧“奉行如故”，等等，等等，真的是“不得不骇然失惊”了！
综观这些令人大失所望的举措，张我军说：“倘在别位总督尚有可谅，至若伊泽总督，实在就大有出乎意外了！”“抚今追昔”，言行不一，“抱憾殊深”，真是比“内田氏更酷”的总督。
面对这种试图以花言巧语哄骗岛民，却终以苛酷统治欺压百姓的殖民政策，张我军在失望之余，清醒地认识到：这都仅仅是些“枝叶问题”，而最最重要的则是要求台湾人民取得“真正的自治，是解放”！只有取得真正的自治，争得自由和解放，台湾人民才能谋真正的幸福。否则，不论总督怎样变换，“当局却依然采取压迫的态度，而统治台湾的方针，依然是同化政策，和前代的总督毫无异样”张我军：《危哉台湾的前途》，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133—137页。。
在《田川先生与台湾议会》一文中，张我军也曾指出：“近世殖民政策，大都采取自治主义，然而有采取同化主义的可以说完全归于失败，其结果不但陷新附的人民于水火之间，并且母国也不无损害。”有鉴于此，有识者提出设置台湾议会。“人民有自治之精神，乃是一种很可喜的现象，所以政府当局，如果是聪明，如果有天良，如果识时务”，就应该立刻应允。然而政府当局不但视请愿民众如蛇蝎，“甚而暗中明中用出种种恶劣的手段来破坏”自治运动。“其顽穷固陋之处，诚堪鄙斥，而其狼狈惶恐之情，实堪怜悯了！”台湾民众自归入日本殖民统辖以来，无时无刻不在谋自治、求解放。只是由于日本殖民当局的百般阻挠和破坏，始终未果。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台湾民众也清醒地认识到，求日本朝野允许其自治，无异于与虎谋食，反而会受到更深重的压迫；不如唤醒民众，自立图强，奋起求解放。由此，也可见出张我军的民族意识和政治关怀是贯穿始终的。只是表现的形式和观照的对象不同而已。
2。 斥责御用报纸，呼唤言论为民
《台日报》是日本殖民政府对台湾民众进行精神同化的鸦片。他们利用这一舆论机关，宣传日本殖民政策，企图迷惑和欺骗岛民。针对蒋渭水入狱一事，这份御用报纸捏造事实，进行了失真甚至是莫须有的报道。张我军发表于1925年的大量《随感录》，对此问题进行了批判和嘲讽。代表文章有《有天良者何以解之》（发表于1925年3月11日《台湾民报》3卷8号）、《勿为造谣家所骗》（发表于1925年4月1日《台湾民报》3卷10号）、《狱中的蒋渭水会在东荟芳演说》、《报纸的使命何在》（这两篇均发表于1925年4月21日《台湾民报》3卷12号）等。
“2月24日《台日报》“无嘴”栏载着一段昧心话，说蒋渭水一派前此未决囚被保释出狱时说了‘警察和监狱待我们以志士，而巡查和看守如高等绅士，极忠实地款待了我们’这样的话。所以同报记者很愤慨地说：‘像此辈把他人的好意与恩惠，反利用为自家广告，当用国家所规定的严刑来刑罚，使其充分地尝一尝国家所有的刑罚权的权威，这为台湾的将来也是必要的事。’”张我军：《随感录·有天良者何以解之》，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70页。另有报道说，在东荟芳召开的台湾议会请愿委员欢迎会席上，蒋渭水起立作了演说。而事实上，彼时的蒋正在狱中。对此，张我军作分析说：“蒋渭水一派说了这样的话没有，我不是本人所以不得而知，不过以常识来论，这种话大约是《台日报》的记者说的吧。”蒋渭水等的入狱是台报记者们的“所极欢喜的”，他们“恨不得判官来多定他们的罪”，“恨不得挑拨狱吏警察来虐待他们”，他们“说出这种暗无天日的话”是“蒙昧良心”的。至于“狱中的蒋渭水会在东荟芳演说”，也“多半是捏造的”。对于御用报纸的可恶，张我军说：“台湾的报纸是捏造事实的机关，这是老早就有定评的，所以我们也不必有什么奢求。”只不过对于他们的失态，“表十分的同情”罢了！张我军：《随感录·狱中的蒋渭水会在东荟芳演说》，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74页。此时的张我军，尚能一嘲解之。然而报纸失职的事情频频发生，张我军就“不得不为人的良心叹息”了。
在1925年3月下旬台北发生了两件最重要的事。“一是24日的孙中山先生追悼会，又一是28日的台湾议会请愿委员的欢迎会。”都是台湾“年中行事”中的大事，而报纸却偏偏不报道。或者如《台湾新闻》，虽是“大报而特报”，可是“用心太坏”，而且弄出很多愚蠢的笑话。面对这种昧着良心说昏话的报道，张我军尖锐地指出，这是御用报纸别有用心的挑拨；是日本殖民政府利用言论机关，在大肆镇压台湾进步的文化与政治运动。这是日本殖民政府惯用的伎俩，张我军对此只是愤怒。但是对于那些愚劣的记者，对于那些沦为日殖走狗的所谓台湾报人，张我军则表示了极端的鄙斥，发出“如此报纸的使命安在”的质问。社会使命感使他并不能止于此，他要尽己所能挽救台湾暗无天日的报业。于是，他和几个朋友创办了杂志《少年台湾》，使人们能够有一个对于台湾的现状自由发表意见的阵地。他说：
我们不幸生作所谓万物的灵长的人，又不幸生于病入膏肓的社会——尤其是野蛮残酷的专制政治下的台湾；尤有不幸者，即我们又生而不是哑巴；这一大堆的不幸，迫得我们非说话不可了。《少年台湾》便是我们说话的地方。
张我军说，创办《少年台湾》的目的并不是想对政府当局有所提议，“因为对那般人说话，充其量，亦犹对牛弹琴而已耳。我们患得着浪费若干有限的工夫，弹那对牛之琴吗？”更不敢想替同胞造幸福求自由，“因为所谓自由幸福，并非可由他人‘替’求‘替’造的啦”。他只是“报一点小意见”，即“欲使社会合理化，欲冀同胞得到自由、幸福，第一非先叫醒同胞，使其在思想上行一大改革不可”张我军：《〈少年台湾〉的使命》，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138页。。在另一篇文章中，张我军指出“《少年台湾》出现的动机”，“为的是表现自己，要把那郁积在胸中的话发泄出来，使自己觉出一点爽快，也使听的人觉出一点爽快”。所以，《少年台湾》“所说的话，没有一定的方式，也没有一定的范围。……他们只要把自己的话说出，便觉得痛快；只要自己的话有人听，便觉得更痛快；只要自己的话能使人家高兴或不高兴，便觉得更痛快上加更痛快”。张我军：《〈少年台湾〉创刊号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