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二卷张我军评传 作者:田建民-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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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咕杉彝サ难蛊群颓恐疲挥锌烤枚懒⒉拍艹沟椎厥敌小！闭盼揖骸镀附鸱现沟母窘饩龇ā罚殴庹唷墩盼揖罚惶ê３霭嫔�2000年8月第1版，第97—100页。这就又回到了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提出的问题。
可以说，张我军对于妇女解放这一问题，是着眼于现实实行的可能性并经过深思熟虑的。总体说来，他认为女子的解放应该是首先立足自身，女子自己自觉、自尊是前提，而最根本的则是经济的独立。
三、关于文化信仰问题
1。 对东西方文明的态度：取长补短，不拘执一方
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文化就开始大规模涌入中国，随着传播、接受力度的加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渐渐成为社会的“流行语”。由坚船利炮振兴实业以富国强兵，到维新、革命来改变政体，再到从文化、心理的中西比较来要求国民素质，中国学术思想随之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知识界对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也开始进行更自觉的、更理性的思索和探讨。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闭关锁国政策和儒家孔孟之道的弊端就显露无遗了。它不仅束缚着人们的思想道德，更限制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相形之下，世界各国文明进步日新月异，而古老的中国却依然沉醉在自己所编造的“世界第一”、“惟我独尊”的幻梦里。鸦片战争的利炮，炸开了中国关闭几千年的大门，惊醒了东方龙的迷梦。中国人从此睁开眼睛看世界，开始审视自己的不足。中国龙觉醒了，代价却是惨痛的，它带给中国的是史无前例的打击和无法弥补的耻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然而我泱泱中华、巍巍河山竟被八国联军肆意凌虐。中国人的自尊心受到了深重的伤害。这种残酷的事实，迫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谋求中国开化文明的路途，逐步探索出西学东渐的改革方案。
西方近代的科学民主与中国封建的迷信专制水火不容。一面是先进文明，一面是保守腐朽。所以，在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中，“西学”与“中学”的根本对立凸现为非此即彼的存亡之争。一声“打倒孔家店”的呐喊，终于喊出了中国前进的希望。陈独秀提出伦理的觉悟是“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要求打倒忠、孝、贞操等一切非人性的旧道德；胡适提出“全盘西化”，不要怕丧失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要死心塌地地去学人家；鲁迅说少读或者不读中国书，猛烈抨击种种所谓的“国粹”；吴虞在喊出“打倒孔家店”之后，接续鲁迅大讲孔教吃人。总之，必须彻底推翻封建专制的旧文化，除此，中国不足以自救，自强和自新。
然而，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一开始就伴随着封建旧传统文化的拼死反抗。那些固守“中学治身心”、“中学为本”的宿儒，提出中国的“精神文明”或“东方文明”的优越性，并继而引发了东西文化论战。该论战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涉及领域之广，在历史上是罕见的。论战在回归传统与全盘西化的两极对立下展开，文人学者见仁见智，各抒己见，从东西文化优劣的比较，深入到新文化的建设领域。
李泽厚认为实用理性是中国文化心理结构的主要特征。“所谓‘实用理性’，就是它关注于现实社会生活，不作纯粹抽象的思辨，也不让非理性的情欲横行，事事强调‘实用’、‘实际’和‘实行’，满足于解决问题的经验论的思维水平，主张以理节情的行为模式，对人生世事采取一种既乐观进取又清醒冷静的生活态度。”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1148页。因此，尽管孔孟文化在中国人心中已经积淀了相当深厚的情感因素，中国文化还是能够“用清醒的理智的态度去对付环境，吸取一切于自己现实生存和生活有利有用的事物或因素，舍弃一切已经在实际中证明无用的和过时的东西，而较少受情感因素的纠缠干预”同①，第1149页。，最终选择吸取外来文化来丰富、充实和改造自己。这是一种观念的解禁，是一个开放的大世界的文化观，只有吐故纳新，中国才能步入先进民族之列。
深受大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影响的张我军，深感台湾当时的文化之落后、闭塞，因此积极致力于向台湾民众引介大陆的先进文化思想，倡导西洋文明就是其中之一。张我军认为：
从今日的社会看去，东洋文明的缺点比比皆是，而其不合现代人的生活，也是众人所公认而且痛感着的。日本之所以有今日者，一跃而为三大强国之一，与其说是东洋文明之力，倒不如说是东西文明之合力。与其说是东西文明之合力，倒不如说是西洋文明之力。张我军：《欢送辜博士》，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9—10页。
张我军的这种观念是他在厦门时受大陆新文化运动影响时便已经奠定了的。1923年4月，他在《台湾》杂志第4年第4号发表《寄怀台湾议会请愿诸公》，就曾呼吁“休将旧习守东洋”张我军：《寄怀台湾议会请愿诸公》，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226页。。因此当辜鸿铭秉承日方旨意，在台湾鼓吹“东洋文明”时，张我军毫不客气地说：“他的思想的腐败陈朽，在中国是老早就有定评了，所以也不用我来批评。然而他这次的渡日、渡台，说是带了一种新的使命，是欲在日本、台湾提倡东洋文明，鼓吹东洋精神。反过来说，便是要排斥西洋的精神、西洋的文明。而这层是我们所以不满意他的”。最后，张我军责问辜鸿铭，“还不觉悟东洋文明或精神之不合现代人的生活吗？……还不承认东洋文明或精神误了中国吗？要记得！输入西洋文明太迟的中国，是被东洋文明弄坏了的……”同①。由此可见，在张我军看来，西洋文明是与现代人和现代国家最相适宜的文明，西洋文明对于东方国家的益处不仅不能忽略而且应该大书特书的。
然而张我军虽是西洋文明的拥护者、倡导者，却并非主张全盘西化。只是因为身处现代社会，传统文化不免因僵化而形成流弊，并限制现代文明的发展，所以，他才特别强调西洋文明之功以突破困境的。张我军认为：
我们虽然不可无条件容纳西洋的精神或文明，但也不当固守着东洋的精神或文明来顽拒它。须知世间事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坏。东洋文明有东洋文明的好处，而西洋文明也自有它的好处。我们处今日之时世，当取长补短，不该拘执一方，以致得此失彼，误己误人，误了社会。张我军：《欢送辜博士》，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9页。
在对中西文化有了深一层的认知之后，无疑，这种“取长补短，不拘执一方”的态度是比较科学的。
2。 对宗教与迷信的区分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认为，孔孟学说是用以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旧礼教、旧道德，它使个人丧失了独立自主的人格和思想的自由。因此，要建立新国家、铸造新国民，就必须彻底抛弃旧礼教、旧道德，代之以西洋的新道德、新思想；必须批判封建迷信和偶像崇拜，主张打破一切虚伪和不合理的信仰，建立宇宙间实在的真理与合理的信仰。张我军深受大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认为要进行思想改造，必得“揭破孔教道教释教之妄”张我军：《〈少年台湾〉的使命》，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138页。，这与大陆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主张是一致的。
张我军发现“一般的人，动不动便把宗教与迷信混为一起”。因此在《驳稻江建醮与政府和三新闻的态度》一文中，他对宗教和迷信的关系进行区分，强调“宗教和迷信是两件东西。当然宗教里头含有不少的迷信分子，然而这是那宗教的缺点，不能以此来证明宗教和迷信是不可离开的”。所以宗教并不等于迷信，反迷信也并非就是反宗教。宗教是支配着人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虚幻反映，它起于人类对神的信仰和崇拜，“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页。在宗教虚幻的唯心色彩下面，曲折地隐含着人类共同遭遇中的心灵祈祷，隐含着对善的渴望和理想；此外，人们还用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并教化他人，使其发挥震慑人心的力量，使人去恶为善，并最终成为具有文化含义的道德律令。宗教其实是以阴森森的苦难来展示灵魂的叹息，来表达对善的艰难求索，因之它才能作为一种信念、一种理想而存在，甚至是能激发起人的精神的力量。
人类社会不能没有宗教，它是人类社会重要的精神支柱和终极关怀。因此在认识到宗教的功用之后，张我军对宗教是持审慎态度的，“不敢轻易赞同，但也不敢轻易反对”张我军：《驳稻江建醮与政府和三新闻的态度》，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95页。。他认为必须以科学的方法对旧学说加以检测，不盲从、不迷信，要勇于批评和怀疑，才能对旧学说有益。张我军把宗教的迷信分成两种，一种是“违背真正的宗教的迷信”，另一种则是“真正的宗教的迷信”。在他看来，真正的宗教的迷信是指作为宗教本身的无可验证的理论系统；而必须大声反对的则是全无道理、违背真正的宗教的迷信，例如劳民伤财的“建醮”便是。张我军认为建醮这件事“是一种迷信的行事”，“迷信于人民是毒药”。他看到各地方兴未艾的建醮活动，“争献媚于那有无还靠不住的神”。而一班庸商却以“补救财界的不况”为借口，实是“为发私财起见，不惜牺牲民众的一注大金来弄这样的把戏”。对此，张我军不无痛心地指出：“我们可怜的台湾人在吞毒药自杀”，“我们台湾的社会，认近视眼者和资本家饲的狗做指导者，无怪乎思想一直趋于恶化”。可是政府却不仅不拯救人民，反而和御用言论机关狼狈为奸，“一意欲驱台湾人民回到黑暗的世界去”。张我军在此并不仅仅是批判建醮这种“不合理的迷信的事”，也不仅仅是批判资本家的经济掠夺，其最终目的是要讨论“我们的政府和诸言论机关之对于从来的迷信的行事所采取的态度的错误”。他说：“思潮的变迁迅烈如今日，我以为所谓社会的指导者、思潮的先锋的新闻纸，一定能改其旧日的态度（煽动迷信的态度），而对于这种迷信的行为，一定能够加以痛斥。况且财界不况如今日，因了那有百害而无一益的迷信花掉一注大金，我们的执政者，于其责任上也难免要有什么措置。然而事实却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我们于是又得到一番很好的教训，叫我们知道我们的政府和诸言论机关都不把我们台湾人的祸福利害放在眼中了。”由此可见，即便在信仰宗教问题上，张我军的社会关怀意识也是极为强烈的。
宗教是维系民间文化习俗的重要纽带。从文章中可以看出，张我军并不反对宗教，但他一心扫除迷信，就忽略了对宗教做深入、全面的讨论，以至宗教有益的一面凸现得不够充分。不过，这是文化启蒙运动中，一般急于实现思想改革者的通病。我们常说“过犹不及”，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过”还是优于“不及”的，毕竟它显示了倡导者的气魄和胆识。况且，日本殖民政府的险恶用心是不言而喻的。他们表面上重视宗教活动，实际上是想转移台湾人民的注意力，使其减少政治上的反抗；妄图借宗教活动拉拢庸商和资本家，一并鱼肉人民。因此，为了使统治者的幻想落空，张我军不得不采取一种极端的形式，使台湾人民尽快认清这种“软刀子”的愚民政策，并奋起反抗。从这个层面来说，张我军是用心良苦的。
第四章《台湾民报》时期的张我军（二）——台湾新文学建设的“导路小卒”
第三节 引介两岸新文学实绩
张我军在批判台湾旧文学、引介大陆新文学运动实绩和经验的同时，一方面努力于新文学的创作，另一方面还积极引介两岸新文学的优秀作品，致力于两岸文学实绩的交流。可以说，张我军在使两岸新文学实绩得以交流和沟通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在《新文学运动的意义》一文中，张我军论述如何改造台湾话文时说：“如果欲照我们的目标改造台湾的语言，需多读中国的以白话文写作的诗文。”只有多读、多学习，才能在学习、模仿的基础上进行创造。因此在《研究新文学应读什么书》（作于1925年2月4日，发表于1925年3月1日《台湾民报》3卷7号）一文中，张我军建议青年多读些《国语文法》、《中国语法讲义》之类的文法著作，并介绍了研究新文学应读的基本文学书目及杂志。他说：“新文学本来就是文学……故欲说研究新文学应读的书，便是说研究文学应读什么书”。在开列的四十余种书报中，新文学作品占一半以上。其中多为大陆新文学运动初期的优秀作品，如郭沫若、汪静之、沈尹默、冰心等人的诗，鲁迅、郁达夫、叶圣陶、冰心、郭沫若等人的小说集，还有《创造周报》、《创造季刊》、《小说月报》等新文学杂志等等。即便是古典小说，也是如《红楼梦》、《水浒传》、《儒林外史》、《镜花缘》等以当时的白话写的小说。可见张我军在开列书目时，是经过悉心挑选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张我军在倡导台湾新文学运动过程中，大量引用胡适和陈独秀的文学理论，二人对他的影响可谓深入腠理。因此，在开列新文学书目时，张我军特别强调“不可不读”“《胡适文存》一、二两集，《独秀文存》一集”张我军：《研究新文学应读什么书》，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48—51页。。
张我军这一努力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台湾同胞多接触祖国新文学，加快步伐，填补两岸日渐其深的鸿沟。他在1925年1月至1926年6月担任《台湾民报》编辑期间，转载了很多大陆新文学著名作家的作品，计有鲁迅的《鸭的喜剧》（3卷1号）、《故乡》（3卷10至11号）、《牺牲谟》（3卷13号）、《狂人日记》（3卷15至16号）、《阿Q正传》（81至91号），胡适的《说不出》（剧本，3卷14号），冰心的《超人》（3卷12号）、《笑》（77号），周作人译的《乡愁》（［日］加藤武雄作，63至64号），徐志摩的《自剖》（104至107号），郭沫若的《仰望》、《江湾即景》、《赠友》（同在3卷18号，1925年6月21日）、《牧羊哀话》（76至78号）、《夕暮》（84号），焦菊隐的《我的祖国》（74号，1925年10月11日），刘梦苇的《中国新诗底昨今明》（101至107号），西谛（郑振铎）的《墙角的创痕》（74号，1925年10月11日），冯沅君的《隔绝》（3卷5号至7号）、徐蔚南的《微笑》（71号），梁宗岱的《森严的夜》、《失望》（同在69号）、《感受》（71号），滕固的《堕水》（68号），夬庵的《一个贞烈的女孩子》（3卷18号19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