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二卷张我军评传 作者:田建民-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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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小清荣家虽然在经济上十分窘迫，但是一家人却也安贫乐道，日子过得其乐融融，有滋有味。小清荣的父母还生育了三个女儿，但是由于家庭困难和当时的陋习，这几个女儿从小就被送给了别人做童养媳。小清荣成了家里惟一的孩子，备受家人垂爱。而且他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孩子，活泼可爱，总是有着问不完的问题和数不清的鬼念头，为这个贫寒之家增添了无穷的欢乐。尤其是他的祖母对他更是百般溺爱。祖母是一个谦和、慈爱的老人，虽然生活艰难，她却很少抱怨，经常把他搂在怀里，给他讲流传已久的古老故事，告诉他这个小岛之外还有一个广阔无垠的大陆，那里是他们的故乡，向这个还不懂事的孙子尽情倾诉着自己内心对大陆的向往。小清荣虽然还不大明白是怎么回事，却听得十分入迷，幼小的心灵中充满了对远方大陆的向往。祖孙二人的感情是很好的，但是他们之间也曾经发生过短暂的、小小的不愉快。那是在小清荣大约六七岁的时候，家庭条件比他家要好许多的大姨母过年到他家来时，一下子就给了小清荣一块银元作压岁钱，他高兴得简直无法形容。对于这么大数目的一笔钱他简直不知道怎样去花，但是他知道自己平时十分向往而又难以实现的许多愿望马上就可以实现了。他在极度的兴奋中度过了除夕之夜。第二天就是大年初一，兴高采烈的小清荣，一大早就起来了，手中紧紧地攥着那一块银元跑到祖母那里去拜年。祖母是一个过了一辈子穷苦日子的老人，平时连一个铜板都十分珍惜，更不要说是一块银元了。老人家怕顽皮的小清荣不小心把银元弄丢了，就在哄着他玩耍的时候把那一块银元拿到了自己手中。但是玩了一会儿之后，小清荣忽然想起了他的银元来，就追着向祖母讨要，祖母为了小心起见当然没有给他。这时的小清荣就拿出了小孩子的惟一法宝，开始大哭大闹起来。可是祖母还是没有给他，于是他就开始乱撞乱跳连哭带嚷了。即使这样祖母还是没有给他，于是已经红了眼的小清荣就开始破口大骂起祖母来了。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在新年里是不许哭的，因为据说一哭接下来的一年就不吉利了。骂人更是要不得的，挨骂的人也不会轻易放过骂人的人。小清荣虽然明白这些道理，但是因为太伤心了，并且倚仗祖母平时对他的宠爱，就大发了顽童的本性，无所顾忌地大骂起来。这使得和祖母同住在一个院子的小清荣的三伯父十分不满，想要教训他一番。但是小清荣慈爱的祖母一点也没有改变往日那镇静温和的态度，不管小清荣怎样胡闹撒泼，总是极力地安慰他，一再向他说：“孩子，孩子你别哭，回头一定还你钱！”在小清荣破口大骂的时候，老人家也还是这样，脸上毫无怒容，只说了一句：“你骂奶奶，小心响雷！”虽然小清荣知道冬天是没有雷的，但是他从小就听祖母说过辱骂长辈是大逆不道的事，而雷公是专为管教这类人而存在的。所以一经祖母的提醒，他那幼稚的心中也真的害怕了。于是他就不哭不闹也不骂了，让坐在板凳上的祖母把他搂在怀里，一边撒娇一边对祖母说：“雷把我劈死，你不用哭才好哪！”慈爱的祖母听了这句话，一边摩挲着小清荣的头顶一边宽厚地笑了。小清荣的三伯父见此情景也只得作罢了。一场新年的小风波就这样结束了，而后来那一块银元究竟如何也被祖孙二人渐渐地遗忘了，但是祖孙二人的感情却日益浓厚起来。童年的这段往事却让张清荣终生难忘。1919年祖母因病逝世，张清荣搂着祖母的尸体哭了整整一天一夜。直到张清荣成年以后祖母的形象还时时萦绕在他的心头。每逢有得意的事或悲哀的事的时候，第一个想起的人就是祖母，使他在得意时感着怅惘，悲哀时得到安慰。可以说，张清荣的童年是在动荡和贫寒中度过的，台湾人民反日斗争的血雨腥风孕育了他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而困顿艰辛的家庭生活则培养成他善于吃苦创业、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
第一章 从台湾到厦门
第二节 公学士及其生活
张清荣七岁了，到了该上学的年龄。当时许多穷人家的孩子都上不了学，小清荣家里的条件也不宽裕。但是，张清荣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当他看见别的孩子去上学，就经常追问父亲小孩子在学校都干些什么。当父亲告诉他那是学知识的地方时，他虽然不知道知识是什么，但对学校却十分向往，加紧追问他能不能也到那里去，并一再向父亲保证他到学校一定不调皮。粗通文墨的父亲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在经商的过程中经常要写写算算，知道读书的重要性。尽管家里的生活十分困难，还是尽量节省家用，满足了他上学的愿望。
这样，张清荣于1909年进入日本人办的板桥公学校去读书。尽管他每天都高高兴兴地去学校读书，回来后向家人讲述在学校的见闻，一副十分满意的样子。但是，学校的实际生活却令人十分失望。因为日本人在1922年2月4日发布新的《台湾教育令》以前，他们在台湾实行的一直都是彻底的殖民主义的愚民教育政策。
日本占据台湾之后马上就成立了主管教育的学务部。首任部长伊泽修二毕业于美国麻省一所师范学院，曾经在东京师范学校教书，主持过日本文部省教科书编辑局事务，出版过《教育学》一书。伊泽修二是日本“国家主义教育”的倡导人，在日本教育界有很大的影响。他在1895年到台湾就任之初就已经决定要把台湾变成其“国家主义教育”的试验基地。在该年的10月，他在陪同台湾首任总督桦山资纪视察台南的时候就递交了《新领土台湾之教育方针》，其教育思想明确地把台湾殖民教育的重点放在初等教育，以及为之服务的师范教育和促进其更好地进行经济掠夺的实业教育。其根本目的在于配合日本的军事高压政策，瓦解台湾民众的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最终达到同化台湾人民的目的。1895年7月，伊泽修二在台北附近的士林设立“芝山岩学务部学堂”，招收台湾人子弟作为“日语练习生”，第二年又在台湾岛内的重要城市建立了“国语（按：指日语）传习所”。《国语传习所规则》的第一条就规定：“国语传习所以传授台人国语，资其日常生活且养成日本的国民精神为本旨。”由此殖民者在台湾办教育的目的也就不言自明了。1897年7月，伊泽修二因人事纠纷而去职，但是他的教育方针的基本思想却得到了其继任者的继承和发展。1898年出任台湾第四任总督的儿玉源太郎，认识到光凭军事镇压很难扑灭台湾同胞奋起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烈火，于是他稍稍改变了其前任的高压政策，把发展教育作为其实施统治台湾的一个重要策略，企图以此实现其对台湾的有效统治。在表面上殖民当局并不明令禁止台湾原有的传习汉文的“书房”和“义塾”，但是在实际上，他们同化台湾民众的根本目的一点也没有改变。他们通过有计划的诱引和逐渐施加压力使“书房”和“义塾”逐渐式微，并利用“扬文会”等形式大力宣传日本的教育模式，争取台湾士绅阶层的支持，还通过让一部分接受了日式教育的台湾人出任公职的方式对台湾同胞加以诱惑。因此，这时的日式教育的推广并未受到台湾同胞的强烈抵制。1898年8月，台湾总督府宣布将国语传习所改为公学校，台湾同胞的子弟进入公学上学的人数逐渐上升。据统计，到1906年台湾全岛的公学校的数目由1899年的九十六所增加到了一百九十五所，在校人数也由1899年的九千八百三十九人增加到1906年的三万二千九百一十一人。尽管相对于全岛的学龄儿童而言入学率仍然不高，但是逐渐上升的趋势是明显的。张清荣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入板桥公学校上学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台湾人子弟接受的教育一直与日本人接受的教育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台湾当地汉族人民以及高山族原住民在接受教育的机会、程度、类型等方面都与在台的日本人明显不同。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教育改革是日本能够迅速实现社会转型并逐渐强盛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占据台湾以后，殖民当局虽然以日本国内的新教育制度为蓝本，在台湾岛内建立了上述的新式学校，但是为了更好地统治和奴役台湾人民，他们并没有真正推行其新式的教育理念和模式。台湾总督府确认台湾教育的目的在于“以促进最高限度地效忠日本为鹄的”，不在于发展和完善个人。这种政策的影响极其深远，直到1922年《台湾教育令》的发布才有所改变。
具体来说，这一时期日本人在台湾的殖民主义教育采取了如下的一些政策：
在初等教育方面，对台湾岛内的日本人、汉族人和少数民族高山族人实行教育的三轨制，即台湾岛内的日本人子弟进入专门“小学校”读书，汉族人子弟进入公学校读书，而高山族等少数民族原住民的子弟却只能进入所谓的“山地教育所”读书。这三类学校在学习年限、教育内容等方面都有着很大的差别。公学校比小学校程度低，而山地教育所又比公学校低。当时日本国内的学制是小学六年（叫做寻常科），中学五年，高等学校三年，大学有专门部三年或预科三年，本科除了医学是四年以外，其他的都是三年。中学读满四年时就可以报考高等学校，高等学校毕业后除了东京帝国大学要经过考试才能进入，其他帝国大学都可以直接入学。在台湾小学校上学的日本人子弟可以享受到日本国内的这种政策，其教育水平也与日本国内的小学相差无几。并依据台湾的特殊情况，增加了一些关于台湾社会经济状况的课程，注重学生的全面教育和发展。而据《台湾公学校规则》的规定，公学校教育的宗旨是让台湾儿童精通日语，培养他们作为一个日本人所应有的性格。在公学校所设置的课程中占绝大多数的是日语、修身、读书等日式教育课，强行向学生灌输日本国体观念，再加上一些基本常识教育。学校的教学全部使用日语（当时被称为国语），禁止读汉文，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智力教育和开发。台湾的儿童在这种形式的教育下对自己的祖国发生了很多误解，在日本殖民者的刻意歪曲下，祖国大陆的形象被日本人描绘成一幅衰老破败的景象。台湾儿童幼稚的心灵里被灌满了背弃自己祖国的理论。台湾的著名作家钟理和在他的小说《原乡人》里就曾经描述了日本“老师”如何“循循善诱”地向殖民地的台湾儿童描绘“支那人”的情形：
老师问我们：倘使敌我双方对阵时应该怎么办？开枪打！我们说。对！支那兵也开枪了。但是向哪里开枪？向对方。我们又说。老师诡秘地摇摇头：不对！他们向天上开枪。这可把我们呆住了。为什么呢？于是老师说道：他们要问问对方，看看哪边钱拿得多。因为支那兵是拿钱雇来的。倘使那边钱多，他们便跑到那边去了。
支那人和支那兵的故事是没完的，每说完一个故事，老师便问我们觉得怎样。是的，觉得怎样呢？就是连我们自己也没法弄明白的。老师的故事，不但说得有趣，而且有情，有理，我不能决定自己该不该相信。
不难想见，这种教育对台湾儿童造成的思想上的危害是巨大的。而高山族等原住民少数民族同胞的子弟接受教育的“山地教育所”则是由警察来进行教学，几乎没有教学设备，根本算不上正规的教育。不同的学校在师资等方面也存在很大差距。专收日本人子弟的小学校师资力量强，经费十分充裕，公学校则远不能与之相比。据统计，到20世纪20年代初，小学校有资格教员占教员总数的百分之七十点九，而公学校中只占了百分之四十二点五；小学校的教员薪金平均一千零九九元，而公学校的教员仅为六百零四元，相差多达四百九十五元，但是公学校教师管理的学生却要比小学校教师管理的多；小学校中平均每个学生拥有教育经费六十七元，而公学校则仅为三十六元，相差多达三十一元，比例悬殊。日本学者山歧繁树、野上矫介合著的《1600—1930台湾史》承认：“直到1922年日本人发布新教育令为止，台湾有本岛人教育、日本人教育和番人教育三种制度，各种人分别进入规定的学校就读，实施差别教育。日人种族歧视的眼光，认为台湾人在脑力性格风俗习惯上与日本人显著不同，采取这种制度最为恰当。”龚放：《日据时期台湾教育政策的演变》，《台湾研究集刊》1996年第3期，第77—78页。即使到了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殖民当局为了加紧其同化政策，使台湾民众为他们的侵略战争服务，取消了公、小学校之间的区别设立国民学校，实行“内（按：指日本）台共学”后，仍然有适用于日本人子弟的第一课程表和适用于台湾人子弟的第二课程表以及适用于高山族等少数民族子弟的第三课程表之分。第一课程表要明显优于第二、第三课程表，教育的差别依然存在。而且台湾人子弟在学校里也比日本人子弟低一等。据说有一次一个日本教育家到台湾考察，问起实行共学制以后台湾人子弟与日本人子弟会不会发生争吵打架时，学校的日本校长严肃地说：争吵和打架只会发生在地位同等的人们之间，我们这里从来是把台湾人看作是“人以下”的东西，绝对不会发生这类事情。由此可见其教育状况的一斑。张清荣开始上学的1909年正是这种差别与歧视十分严重的时候。在这种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