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二卷张我军评传 作者:田建民-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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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同在69号）、《感受》（71号），滕固的《堕水》（68号），夬庵的《一个贞烈的女孩子》（3卷18号1925年6月21日），杨振声的《李松的罪》（117号，1926年8月8日），陈宏的《神秘与美丽的眼珠》（68号），周建人译的《比勃里斯》（皮耶尔·路易斯作，3卷8至9号）、胡愈之译《我的学校生活的一断面》（爱罗先珂作，59至62号）等等。部分作品还加上附记和识语发表，署名“一郎”。如《〈一个贞烈的女孩子〉识语》（《台湾民报》3卷18号）、《〈仰望〉、〈江湾即景〉、〈赠友〉识语》（《台湾民报》3卷18号）、《〈亲爱的姊妹们呀，奋起！努力！〉识语》（《台湾民报》3卷18号）、《〈我的学校生活的一断面〉识语》（《台湾民报》62号，1925年7月26日）、《〈墙角的创痕〉附记》（《台湾民报》74号）、《〈我的祖国〉附记》（《台湾民报》74号）、《〈牧羊哀话〉附记》（《台湾民报》78号，1925年11月8日）、《〈李松的罪〉后记》（《台湾民报》117号）等。这些附记和识语不仅介绍了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手法，还对创作背景、作家生平及其他重要论著进行简介，以帮助读者了解并加深印象。同时，张我军殷切地叮咛读者：“凡欲研究文学或学写中国语体文的人，我特地请他们细细嚼破，其为益实在不少。”张我军：《〈我的学校生活一断面〉识语》，《台湾民报》62号，第16页，1925年7月。由此可见，张我军期望通过这些作品的转载，发挥新文学的范文作用，对台湾白话文学的创作起到引导、推动和借鉴的作用，增进新文学运动的进展，向大陆新文学运动靠拢。　
　　在张我军等人的文艺评论文字的引导下，在大陆新文坛上“无数金光灿烂的作品”张我军：《随感录·笑〈台日报〉中文部记者的愚劣》，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75页。的启示下，台湾新文学终于绽开了异彩纷呈的花朵。新诗方面如张我军的《乱都之恋》，杨华的《这是什么声？》、《黑潮集》，崇五的《误认》、《旅愁》等；小说方面如无知的《神秘的自制岛》（1923年发表，是台湾第一篇中文小说），赖和的《斗闹热》、《一杆“秤仔”》，杨云萍的《光临》、《弟兄》、《黄昏的蔗园》，张我军的《买彩票》、《白太太的哀史》、涵虚的《郑秀才的客厅》等；戏剧创作虽寥若晨星，但仍有佳作诞生，如张梗的独幕剧《屈原》和逃尧的独幕剧《绝裾》。此外，和大陆一样，新文学作品数量最多的还是散文。其中，政论文、杂文、随感这三种文体，随着白话文的推广与普及，显得相当活跃和繁荣。可以说，台湾的新文学作品在此时，已经成为中国新文学百花园中熠熠生辉的一支了。然而，由于日本割据，书籍流通不便，所以台湾民众对大陆新文学的了解虽日渐其深，而大陆对台湾新文学的了解却仍然少之又少。因此，在引介大陆五四新文学优秀作品的同时，张我军还致力于让大陆的读者了解台湾新文学的实绩，使大陆同胞不致因为一海之隔而导致陌生、误会。　
　　在1927年创刊的《少年台湾》发刊词中，张我军明确表示：“本志的目的，就是要为我们台湾人添一个思想知识的交换机关……这是本志的一个特征。又本志是在北京发行的，所以它在于要做岛内的刊物所做的工作以外，还有一件事情要做：这件事情就是介绍。它要把祖国时时所发生的情状，介绍给岛内的同胞，使得大家得点眼光，不致与祖国起隔膜；它又要把岛内时时所发生的事变；介绍给祖国的人士；使他们得些了解；不致对台湾生误会。这是本志第二个特征。这个特征，也即是本志的另一个目的，也就是本志的另一件使命。”“总而言之；本志有两个目的：第一是要为台湾人添一个思想知识的交换机关；第二是要为台湾与祖国间添一个交涉的桥梁。”若从而能够充分发展，“则同人幸甚！台湾幸甚！”（发表于1927年3月15日北京《少年台湾》月刊创刊号）张我军：《〈少年台湾〉发刊词》，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392—393页。可惜壮志难酬，《少年台湾》还没来得及完成它的使命，就在北洋军阀政府的摧压下夭折了。现实和理想的差距往往不是锱铢之间，而是天壤之别。张我军等致力于架构两岸新文学沟通的桥梁，其初衷是填平两个天地之间的鸿沟，使台湾新文学尽快融入大陆新文学发展的潮流中去。然而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压制甚至不允许这种文化交流与沟通的存在，事与愿违也就成为势所必然的了。因此，虽然《少年台湾》欲介绍台湾作品给大陆读者的愿望没有能够彻底实现，但是，台湾新文学的倡导者们，毕竟已经迈出了这试图弥合鸿沟的第一步。回归祖国、融入祖国的呼声毕竟已经呐喊出来。仅就这启蒙之功，张我军就可称得上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一位功臣。　
　　　
　　张我军于1925年1月至1926年6月担任《台湾民报》编辑，他倡导台湾新文学的文章，也大多发表于该报。可以说，张我军1924年至1926年的文学活动是围绕着《台湾民报》这个阵地进行的。新旧文学论战也好，白话文学创作也罢，包括积极推动两岸新文学作品的交流在内，张我军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呼吁并引领新文学到台湾，拆除台湾旧文学的破旧殿堂，建设台湾新文学的崭新王国，使之赶上祖国大陆新文学建设的步伐，不致与大陆文学隔膜和疏离。　
　　张我军对台湾语言的建设是其倡导新文学的重要内容，他建构了一个包括理论、创作实践和作品引介在内的三位一体的语言改革方案。由语言而工具及作品的思想感情。他首先从理论上加以倡导，不仅摧毁台湾腐败的旧文学，而且引介大陆白话文运动的先进理论主张；然后以创作实绩加以充实和验证。这一过程是在海峡两岸新文学运动的比照中进行的。张我军是把台湾新文学作为中国新文学发展的一部分加以分析、探讨的，这种思想贯穿其理论和创作的始终。　
　　在中国近代历史的流变中，台湾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因此，在异族殖民政策的统治下，寻找自身的存在价值及未来的归属，是台湾民众思索的主题。新文学就是深刻地描述了他们为了维护尊严、追求生活价值所展开的反抗行动；就是要记录和证明，台湾“虽是被日本人统治，我们仍然是中国人”（杨云萍语）。为了维护自己的民族身份，台湾新文学倡导者们掀起台湾的文学革命，翻开了台湾文学新的历史篇章。而张我军这位率先举起新文学旗帜的领军人物，在推动台湾新文学创建方面的功绩更是值得我们由衷的钦佩和感激。　
　　张我军发起并参与的台湾新文学的论争与理论建设，其意义“不只是内容、表现的形式与语言的问题，还触及对历史、文化的认识与反思，新时代的社会意识认同与反潮流的批判诸问题，更有殖民地的枷锁问题”叶笛：《张我军及其诗集〈乱都之恋〉——日治时代文学道上的清道夫》，《台湾学术研究会志》三期第44页。。台湾新旧文学的改朝换代，不仅是台湾文学界的一场深刻革命；更是思想界的观念之争。它代表着传统封建思想与反传统的革新思想之间的较量与抗衡，更显现出台湾民众对于家园、故土的思恋与呼唤。　
　　具体说来，张我军在台湾新文学运动中所发挥的主要作用和意义在于：　
　　第一，传播五四精神，引介大陆新文学到台湾来。张我军是“真正把五四文学革命的精神带给台湾”的第一人。他虽自称为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导路小卒”，然而事实上，正是张我军炮轰旧文学的几篇文章，炸开了台湾旧文坛的一片死寂，带给台湾文学生机勃勃的新气象；继而，又是以张我军为首的新文学倡导者们，借鉴大陆新文学经验，回击旧文人的攻击，在论战中扩大了新文学的影响，并促进了台湾民众对国语的学习和研究；还是张我军，最早致力于台湾新文学理论的建设和大陆新文学优秀作品的引介，为台湾新文学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学习的摹本。因此，就台湾新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而言，张我军应居首功。　
　　第二，批判旧文学，争得了新文学叙事的权利和言说话语的新形式。台湾新文学是在与旧文学的论战中成长并发展起来的。在与旧文学的论战过程中，台湾大多数民众经过新文学的启发与熏陶，意识到了旧文学陈腐、守旧的本质。旧文学已经不合时代潮流，更不能反映新形势下的现实问题，因此拆毁封建旧文学的殿堂势在必行。这不仅是建设台湾新文学的前提；更是在日本政府殖民统治下，争夺和保卫中国话语权利的必需。因此，就台湾新文学运动而言，语言建设不仅仅是工具的更新问题，更是保存和重整汉文化的民族自尊心问题。张我军甘做台湾旧文坛的“清道夫”，力倡新文学的建设，接连投下几枚重镑炸弹，沉重打击了日本殖民当局支持下的台湾旧文坛，大大削弱了击钵吟愚弄台湾人民的作用，同时也促进了旧诗人行列中一部分爱国文人的觉醒，并最终导致旧文学阵营的解体。如黄衫客自省吾身，发表《台湾诗人的毛病》，实现了自我的超越。另有一些旧文人，在经过论战之后，也都表现出自我纠正的倾向。如连雅堂在《台湾诗荟》的《馀墨》中说：“诗人以天地为心者也，故其襟怀宜广，眼界宜大，思想宜奇，情感宜正，若仍奔走于权势之中，号泣于饥寒衣食之内，非诗人也”；“以诗人而谄谀权贵，人笑其卑，以诗人而救私愁，人讪其鄙。卑也鄙也，皆有损人格者也。故董仲舒曰：正其宜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学者宜然，诗人更宜然也”。安兴本：《冲突的台湾》，华文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29页。除此之外，旧文学营垒中的林幼春、黄纯青等也都在不同场合表示过类似的观点。可以说，在建设台湾新文学和提倡台湾白话文方面，张我军是“最有力的开拓者之一”；使旧诗人中出现内哄分化直至解体这一事实，张我军也应居首功。　
　　第三，明确为台湾文学定位，给台湾新文学的发展指明方向。在《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中，张我军提出“台湾的文学乃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本流发生了什么影响、变迁，则支流也自然而然地随之而影响、变迁”。这种“本流”和“支流”的提法与我们现在所说的大陆文学和台湾文学同属中国文学，都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的说法并不相悖，而且，张我军的提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着确认民族身份认同与回归的历史意义。因为当时日治下的台湾，日本统治者妄图通过各种殖民政策，割断台湾同胞与祖国的心理皈依，以认同日本的殖民统治。然而，愚蠢的殖民者却忘记了有一种叫做“民族魂”的东西，冥冥之中在牵绕着海峡两岸的人民；更有如张我军这样的精神闯将，敢于公开挑战殖民者的文化政策，喊出认祖归宗的心声。这种心理认同压抑已久，因此，一经喊出，便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势如破竹般地摧毁了日本殖民者的卑劣阴谋。张我军明确定位了台湾文学的文化归属，从认同祖国的寻根意识上确定了台湾新文学的本质属性，并为地处海岛边陲的台湾新文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为了使台湾文学的发展跟上大陆的步伐，张我军连连撰文，亲自引介大陆新文学理论主张和优秀作品。可以说，是张我军这条纽带，维系着日治时期两岸新文学的交流；是张我军，在台湾与大陆的新文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　
　　第四，编辑或创办报刊杂志，推动台湾新文学运动的深入开展。张我军一生最主要的文学活动集中在1924年至1926年间，即为《台湾民报》投稿和任编辑期间，也是台湾新文学运动发生和发展的高潮期。在这段时间里，《台湾民报》逐渐变为新文学的阵地。新文学倡导者们正是利用这块平台，扩大和普及了新文学的影响，促进了新文学队伍的形成与发展，并取得新旧文学论战的最终胜利。张我军的主要论争文章发表于该刊，其引介大陆文学主张和作品的文章也发表于此。另外，张我军还积极参与创办《少年台湾》杂志，使新文学阵地得以巩固和开拓。这一切努力，都促进了台湾新文学运动的深入开展。张我军是台湾新文学运动当之无愧的“最有力的领导者之一”，这是符合史实的。　
　　概而言之，台湾的新文化运动是在大陆新文化运动的直接推动和影响下发生和发展的，台湾的新文学是在大陆五四文学革命的催生和启发下奋起直追的。在引介大陆五四文学革命的理论和新文学作品到台湾，掀起台湾的文学革命，创建台湾新文学并使之取代旧文学的过程中，张我军扮演了先驱者的重要历史角色，其开创之功将永载史册。他圆满完成了台湾旧文学的“清道夫”和新文学的“导路小卒”的双重使命。1926年6月21日，他向《台湾民报》社提请辞呈，并偕夫人罗心乡（原名罗文淑）重返北京，开始重圆他的大学梦。　
第五章　重圆大学梦　　
第一节　租房苦读　　
　　张我军在台湾工作、生活期间，虽然能够和母亲、妻子在一起团聚，生活得温馨而舒适。但是他一直未曾忘记祖国大陆，到北京读书的想法也时时萦绕心头。他的妻子罗心乡也思念故园；不愿在日本殖民者的统治下生活。而且他们有了爱情的结晶，身怀六甲的罗心乡更想回到母亲身边生产。这样张我军夫妇二人在积蓄了一些费用之后，就暂时告别了张我军的母亲，于1926年6月返回北京。　
　　回到北京之后，他们租住了宣外永光寺中街9号（现为永光寺东街34号）吴承仕先生的房子。这里离罗心乡母亲一家居住的永光寺街湖北会馆很近，往来方便，一家人生活得清苦而安宁。张我军夫妇二人住在这座四合院的外院。吴先生一家住在里院，两家相处和睦，吴先生对他们也十分照顾。吴先生是名重一时的人物，生于1884年，字检斋，安徽歙县昌溪人，是清末举人，曾经应试举贡会考，殿试录取一等第一名，分发为大理院主事，辛亥革命后任司法部佥事，受业于章太炎，专治经学、小学，对于历代的典章名物以及文字音韵等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学术著述甚多，成就很大。他曾经在北京大学、中国大学、东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多所高等院校担任国文系教授，并兼任系主任多年。《吴承仕文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1月版，第1页。吴先生晚年正值抗日战争爆发，深为祖国危难存亡而焦虑，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为革命事业做出了许多贡献，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为受到日本侵略者的迫害不幸于1939年染病逝世。张我军夫妇租住他的房子时，他正担任北京私立中国大学国文系的教授兼系主任。在今后的岁月里他对张我军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影响。　
　　当时张我军生活十分清苦。为了赶上功课，考上大学，他不分昼夜地刻苦攻读。1926年8月28日，张我军和罗心乡爱情的结晶张光正出生，一家人十分高兴，岳母过来帮他照顾妻子和儿子。他也赶忙写信把这件喜讯告诉远在万里之外的母亲。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抽出时间学习，认真备考。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于当年9月考入北京私立中国大学国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