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二卷张我军评传 作者:田建民-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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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的试验和验证。这三篇小说都反映他在北京留学期间的真实经历和所见所闻，真实地传达出他自己深刻的生命体验、思想和情绪。人们大多称之为“苦闷的北京经验”。也正因为张我军要传达他的真实经历，真实的见闻感受，因此虽然三篇小说所运用的叙述手法各不相同，但是，作为第三人称叙述者的角色却是每时每刻都存在于作品中，便于作者操纵全局，控制小说的发展以至于小说中的每一个细节，并能够随时抒发自己的感想和观点。如《买彩票》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按照时间先后顺序交织主人公的内心活动进行叙述，呈显这一偶发事件的荒谬和其中蕴含的悲凉；《白太太的哀史》则是通过日记、信件、他人的转述等形式，以第一、第三人称交互运用，配合倒述、插叙等手法，勾勒出白太太日渐憔悴终至死亡的心路历程，以及作为罪魁祸首旧中国官僚白先生的丑恶形象。《诱惑》虽然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来叙述主人公的活动并兼用插叙来交待前因后果，但重点却不在情节的叙述，而是人物的心理刻画、人的本能的压抑与放纵，描绘了一个以写稿度日的失业青年的处境与心绪。中国传统的说书式手法在这些小说中有着明显的体现。第三人称叙述者的存在虽然使小说情节简单，但是情节的发展脉络却十分清晰，有一定的连贯性，而且注意情景交融，把景物的描写与人物心境情绪巧妙地结合起来。
张我军谙熟新文学理论，深受新文化运动影响。他的这些小说与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是一脉相承，血肉相联的。在新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小说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就是文学的表现对象逐渐由以前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向平民转化，出现了许多以普通下层民众为主人公的文学作品。张我军的小说正是如此。他的主人公不是贫苦的青年学生就是受到压迫的下层妇女，在描述其苦难的过程中融入了对社会的批判与控诉。小说的主要任务也由讲述故事向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和人物性格转化。张我军在仅有的三篇小说中为人们塑造了三个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而且，张我军在塑造人物时注重刻画人物的深层的潜意识心理，挖掘人物内心的隐秘的世界，从而立体地表现了人物的性格。
张我军的小说完全以中国白话文而不用闽南方言来进行创作，这固然与小说创作的题材有一定的关系，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体现和实践了他“依傍中国的国语来改造台湾的土语”的主张。关于台湾语言的改造问题，早在1924年，连温卿就在《台湾民报》2卷19号上发表了《言语之社会性质》一文，提出了语言与其使用民族的处境的关系，认为保护民族独立，自然要保护民族语言。接着，连温卿又写了《将来之台语》一文，发表在同年的《台湾民报》20、21号上。文中连温卿进一步指出，殖民地统治者的语言政策就是以统治国的语言同化殖民地的语言。所以，在台湾，为了反抗殖民地统治者的同化，必须保存、整理以至改造台湾语言。关于如何保存、整理和改造，连温卿并没有提出具体方案。张我军在连温卿这两篇文章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首先是改造台湾语言的标准，他认为：“我们的新文学运动有带着改造台湾言语的使命。我们欲把我们的土话改成合乎文字的合理的语言。我们欲依傍中国的国语来改造台湾的土语。换句话说，我们欲把台湾人的话统一于中国语，再换句话说，是用我们现在所用的话改成与中国语合致的。”张我军：《新文学运动的意义》，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56页。也就是说，“国语”是改造台湾语的惟一标准和依据。台湾话是中国汉民族语言中闽方言和客家方言的分支。书面语言就是用的整个汉民族的书面语言——汉字。所以用国语来改造台湾话是存在可能性的。其次这样改造的意义在于“我们的文化就得以不与中国文化分断，白话文学的基础又能确立，台湾的语言又能改造成合理的”，可以做到“一举三四得”。关于如何做到这一点，张我军说：“如果欲照我们的目标改造台湾的语言，须多读中国的以白话文写作的诗文。”不可否认，按照台湾当时的状况来说，要完全实现张我军的这些主张是不太现实的，但是作为一种长远的目标来看他的理论完全符合发展的趋势。当时台湾的文学革命已经取得了初步的胜利，白话文和新文学已经取代了文言和旧文学在文坛上的主导地位，但是，“言文一致”的问题并没有真正的实现。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在解决这个问题时是一步到位还是分两步走，对此，当时台湾的新文学作家们有不同的意见和主张，以黄石辉、郭秋生、赖和等人为代表的一派，主张分两步走。第一步是以闽南方言的台湾语为基础，提炼加工为台湾话文，这种台湾话文，采用汉字的方式来记载，即形成台湾语的书面语言；第二步再逐渐过渡到与大陆通行的国语接轨。而以张我军、林克夫等人为代表的一派则主张“一步到位”式的屈语就文的方案。主张“若是能普遍地来学中国白话文，而用中国白话文也使得中国人会懂，岂不是较好的吗？因为台湾和中国直接间接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我希望台湾人个个学中国文，更去学中国话，而用中国白话文来写文学”，林克夫：《乡土文学的检讨——读黄石辉君的高论》，载1931年8月15日《台湾新民报》337号。而且他有能力和条件实践他的这一主张，他用通俗易懂的国语文写下了这三篇小说。这种中国白话文的小说语言朴实无华，遣词造句生动形象，给其他台湾作家如郑登山、绘声、廖汉臣、朱点人等以很大的影响。与以赖和、郭秋生等为代表的台湾语文流派，以杨云萍等人为代表的带有日本味道的白话文流派一起构成了台湾文学草创期小说语言的三大流派。
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不能否认，张我军的小说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张我军是吮吸着中国新文学的乳汁成长起来的。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就认为张我军的小说只是传达了苦闷的北京经验，脱离台湾社会的现实。首先就整体而言，台湾文学是整个中国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台湾的文学工作者从大陆吸取文学经验，凭借在大陆收集的素材进行创作，是海峡两岸文学交流的正常活动，无可非议。而且当时张我军进行小说创作，始终是以一个台湾留学生的特殊视角传达他特殊的留学生活，他的生活经历是当时许多台湾青年所感同身受的。虽然他的小说不像赖和、杨云萍等人的作品那样能够直接表达他们反抗殖民统治的迫切愿望，却真实地表现了一部分台湾人真实的心灵状态和生存状态，并把这种生存和精神状态传达给了台湾岛内的人们，让台湾岛内的人们知道自己的子弟在求学生涯中的见闻感受，这当然是属于台湾人的文学创作。这就像大陆的留学海外作家描写了自己在海外的留学生活的见闻经历所思所感，仍然还是中国的作品是一个道理。郁达夫的名著《沉沦》，描写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生活。小说中并没有描写国内的情况，可以称作是作者的“苦闷的日本经验”，但是它依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名著。况且，张我军描写大陆生活的作品在台湾发表，对于在日本人刺刀的封锁下与大陆隔绝的台湾人民来说，这是沟通两岸文化的桥梁。从历史事实上讲，张我军的小说也同样被故乡台湾的人民接受了，他的小说《诱惑》曾在1934年被收入李献璋编辑的台湾第一本中文小说选集，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当然作为草创期的小说，这几篇作品在艺术上也还有不够成熟之处，但其意义和价值是不容抹煞的，他的小说在台湾小说家中也的确别具一格。学界普遍认为张我军是有创作能力的，只是由于时局的发展、工作和生活的压力，迫使他停止了小说创作，这对他个人和读者都是一个遗憾。
第五章 重圆大学梦
第三节 拜望鲁迅先生
1926年8月11日的晚上；一个青年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敲响了北京阜成门内西三条一座宁静的四合院的门。这个青年长得瘦瘦的，身着夏布长衫，有着一张英俊的瓜子脸和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只是面容略显忧郁。他就是张我军，这所住宅的主人就是鲁迅先生。这次来访是张我军第一次与鲁迅先生正面接触，来之前心中难免不安，不知见到这位伟大人物到底会是一种什么情形。
其实，张我军早就与鲁迅先生“结识”并“交往”了。当然，这都是通过鲁迅先生的作品。早在张我军在厦门工作和第一次来北京求学期间他就阅读了鲁迅先生的作品，深受启发。他又是把鲁迅先生的作品引入台湾的第一人。在担任《台湾民报》编辑期间，他就把鲁迅先生的《鸭的喜剧》、《故乡》、《狂人日记》、《阿Q正传》及《高老夫子》等作品在《台湾民报》上转发，给台湾的青年以极大的影响。在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启蒙期间对台湾影响最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就是鲁迅先生。张我军的首先引介之功当然是不可埋没的。同时也正是通过阅读和给台湾青年引介鲁迅先生的作品，他对鲁迅先生产生了由衷的敬仰之情，一直希望能有机会当面向鲁迅先生请教。
重新回到北京之后，他有幸租住了吴承仕先生的房子，吴先生又对他这位勤学苦读的青年十分赏识，经常在学业上对他进行指导，并在一起聊天，这就使他得到了一个能够与鲁迅先生结识的机会。因为，在与吴先生聊天的时候，他曾经对吴先生叙述了自己挑起台湾新旧文学论战这件事情，以及他在担任《台湾民报》编辑时所做的工作，并特别提及他对鲁迅先生的敬仰之情。事有凑巧，正如我们在上一节所介绍的，当时吴先生正担任北京私立中国大学国文系教授兼系主任，而鲁迅先生正巧在中国大学国文系教授中国小说史课程，两人早就相识并有一定的交往。所以吴先生听了张我军的谈话，就答应他在适当的时候把他介绍给鲁迅先生。然而当时，鲁迅先生非常忙，一方面，因为支持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揭露反动军阀政府制造的三一八惨案而受到段祺瑞军阀政府的通缉，被迫辗转于莽原社、山本医院、德国医院、法国医院等地避难；另一方面他还坚持到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等学校讲课；此外还去访问朋友，跑书店，写文章，所以，一直没有机会与张我军见面。1926年7月，鲁迅先生接受了厦门大学国文系的聘请，离开北京前往厦门大学任教。在离开北京之前，鲁迅先生又于7月6日至8月13日之间抓紧时间和他的朋友齐寿山合作翻译荷兰作家望·蔼覃的童话《小约翰》，但是他并没有忘记张我军这位台湾青年。8月11日这天下午，张我军收到鲁迅先生寄来的一封信，信中提及他很快就要离开北京，希望张我军能尽快到他的寓所来见一面。面对这个难得机会，张我军心中无比兴奋，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当天晚上就带上四本《台湾民报》作为礼物，赶来拜望鲁迅先生。激动之余，他的心中也是万分紧张，他心目中鲁迅先生是一位十分严厉、难以接近的人，因为鲁迅先生文章的思想是那么深刻，鲁迅先生的战斗锋芒是那么犀利。
其实，张我军的紧张是没有必要的。鲁迅先生一直都是青年的良师益友。鲁迅先生早年一直信奉进化论，认为将来一定好于现在，青年也一定会胜过老年。因此他对青年十分器重，对青年的培养一直是不遗余力的。他通过创办文学刊物，发现、培养和团结了大批青年。在鲁迅先生创办的文学刊物中有好几个是和青年合办的，如1925年创刊的《莽原》杂志，就是鲁迅先生与狂飙社的高长虹、高歌、向培良等及未名社的韦素园、韦丛芜、台静农等青年作家合办的。在编辑刊物的过程中，鲁迅先生也十分注意对青年的发现和扶持，在处理青年的来稿时十分仔细认真，只要是可用的，总是千方百计予以发表，即使不适合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也要想办法介绍到别的刊物上去。青年请他帮忙看稿、改稿或是向他请教问题，他都毫不拒绝，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即使是在鲁迅先生与有些青年发生了不愉快、思想有了很大转变以后，他对青年仍然抱有很大的希望，对可造之才给予无私的帮助。在女师大学潮中，鲁迅先生始终与进步学生一起战斗在第一线，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鲁迅先生又不顾自己的危险，尽力声援青年学生，猛烈抨击反动的军阀政府。不过，初次拜见仰慕已久的鲁迅先生，张我军还是有些紧张地站在门前，等待着即将开始的会面。
敲门声响过之后不久，院里传来一阵轻快的脚步声，瘦小和蔼的鲁迅先生亲自打开了院门，张我军忙恭恭敬敬地向鲁迅先生介绍自己。鲁迅先生面带笑容，把他领进了被称作“老虎尾巴”的地方，这里是鲁迅先生的书房兼卧室。张我军首先双手捧上四本《台湾民报》，鲁迅先生接过来，请他在椅子上坐下，并给他倒了一杯茶，亲切地询问他在北京的学习、生活情况，并表示如果有什么困难他可以提供一定的帮助。张我军被鲁迅先生和蔼可亲的态度深深地感动了，拘谨之态逐渐消失。他问候了鲁迅先生之后，就详细地向鲁迅先生汇报了自己目前的状况。随着谈话的进行，张我军把话题转到了有关台湾和中国的革命的问题上来。因为他热切地希望见到鲁迅先生就是要向他请教这些问题，而不仅仅是倾诉个人的悲欢。他首先向鲁迅先生汇报了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发展状况，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鲁迅先生也谈了自己的看法，给张我军以指导，解答他的疑惑。张我军惊异于鲁迅先生思想的博大精深，深感受益匪浅。当他们的谈话转到了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的问题，张我军的心情逐渐变得沉痛起来。他详细地介绍了日本殖民者在台湾的殖民统治，诉说了台湾人民身受的压榨欺凌，以及台湾人民对于祖国大陆的思念。希望祖国能够早日革命成功，强大起来，能够让台湾尽快回到祖国的怀抱。可是现实是那么地让人失望，“中国人似乎都忘记台湾了，谁也不大提起”！而身为日本人的山川均却写了文章，揭露了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他已经把这些文章翻译出来了，登在《台湾民报》上，在他拿给鲁迅先生的这四本中就有这些文章。听到这里，鲁迅先生和蔼、慈祥、面带笑容的脸逐渐变得凝重起来。实事求是地讲，鲁迅先生对台湾也有一定的陌生感，对台湾的问题有所忽略。听了张我军的介绍之后，鲁迅先生深受震动，他拿起《台湾民报》翻阅着，仿佛受了创伤一样，一阵酸楚涌上心头。看完之后，他点燃一枝烟，靠在躺椅上沉思了许久，才缓缓地说：“不，那倒不至于的，只因为本国太破烂，内忧外患，非常之多，自顾不暇了，所以只能将台湾这些事情暂且放下。……”鲁迅先生还想再说些什么，可是，一贯关心弱小民族解放的他，却被本国这个偌大的民族也有着“弱小民族的悲哀”而深深地刺痛了，陷入了沉思之中，终于没有再说什么。张我军见状，不好意思再打扰鲁迅先生，就起身告辞了。鲁迅先生送他出门，但仍然没有从沉思与创痛中解脱出来，这件事给鲁迅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晚他在日记中简短地写道：“11日，昙，午后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