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二卷张我军评传 作者:田建民-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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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氪赐粗薪馔殉隼矗饧赂逞赶壬粝铝松羁痰挠∠蟆５蓖硭谌占侵屑蚨痰匦吹溃骸�11日，昙，午后晴。钦文来。寄季市信。寄张我军信。下午往公园。寄半农信并朋其稿。夜遇安来。张我军来并赠《台湾民报》四本。”《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11—612页。张我军怀着与鲁迅先生同样的悲愤之情回到了家中，他被鲁迅先生的言谈感动了。同时，在他胸中也饱含着见到鲁迅这位伟大人物的激动之情，他不顾时间已晚，向吴先生详细讲述了这次见面的经过，同样有着深深的爱国心的吴先生也为此唏嘘不已。这次与鲁迅先生见面成了张我军永远也难忘记的一幕，终生留在了张我军的脑海里。
鲁迅先生也同样没有忘记这件事。这个时期正是鲁迅先生的思想、生活发生重大改变的时期，在这次与张我军见面之后不久，按照原定计划鲁迅先生于8月26日离开北京，经上海来到厦门大学任教，这里也是张我军曾经工作、生活过的地方，距离祖国的宝岛台湾只隔着一条窄窄的海峡。在这里，鲁迅先生对台湾的陌生感消失了。当时厦门大学的教职员宿舍还没有修建齐备，鲁迅先生就暂时住在学校的生物馆三楼东南靠海的国学院陈列室里。生物馆建在海边的小山岗上，视野开阔，极目望去，可以隐约地看到远处的大担、小担两岛和南太武山，也能看到对面鼓浪屿的美丽风光，背后则有著名的不老峰，山下有历史悠久的佛教圣地南普陀寺，在生物馆的东北面还屹立着民族英雄郑成功建造的城堡，连接着磐石炮台和镇北关，蜿蜒起伏，雄伟壮观。初到这里时，一位同事就向他介绍了这些美丽的景色，并告诉他这些景色春秋早暮都有不同。可是鲁迅先生对那些自然景观并不感兴趣，反而对郑成功留下的遗迹充满了感慨。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写道：“我对于自然美，自恨并无敏感，所以即使恭逢良辰美景，也不甚感动。但好几天，却忘不掉郑成功的遗迹。离我的住所不远就有一道城墙，据说便是他筑的……然而郑成功的城却很寂寞，听说城脚的沙，还被人盗运去卖给对面鼓浪屿的谁，快要危及城基了。”《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69—400页。鲁迅先生的心情是沉重的，他看到这些遗迹，不禁想起了当年郑成功率兵驱逐外来侵略者收复宝岛台湾的激动人心的场景，想起了不久以前和台湾青年张我军的会见，想起了目前正在日本殖民者的铁蹄下惨遭蹂躏的台湾……这时他对张我军的悲愤的心情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同，对于张我军的热爱祖国关心台湾的优秀青年也更加赞赏。
四个月后鲁迅先生离开厦门前往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在这里他应邀为另一位台湾青年张秀哲翻译的《国际劳动问题》一书写序言，这又引起了他的深思，他以十分沉重的笔调回忆了在北京和张我军会见这件事：“还记得去年夏天住在北京的时候，遇见张我权君“权”系“军”之笔误。，听他说过这样意思的话：‘中国人似乎都忘记台湾了，谁也不大提起’。他是一个台湾青年。我当时就像受了创痛似的，有点苦楚，但口上却道：不，那倒不至于的，只因为本国太破烂，内忧外患，非常之多，自顾不暇了，所以只能将台湾这些事情暂且放下。……但正在困苦中的台湾的青年，却并不将中国的事情暂且放下，他们常常希望中国革命的成功，赞助中国的改革，总想尽些力，于中国的现在和将来有所裨益，即使是自己还在做学生”。《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25页。借这个机会表示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反思，更不乏对张我军这样的爱国青年的赞赏之意。只是由于从这时开始鲁迅先生已经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涯，不久他就到上海了，也就没有机会对这个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了。
1929年鲁迅先生回北平探望年迈的母亲，同时也应邀作了几次演讲，会见了不少友人和文艺青年。张我军得知这一消息以后于6月1日再次去拜见自己敬仰、热爱的鲁迅先生。可惜这次鲁迅先生没有见他。在这天的日记中鲁迅先生写道：“一日晴。上午寄小峰信。寄广平信。张我军来，未见……”《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66页。对于张我军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失去了一次难得的亲聆教诲的机会。有学者分析这里的主要原因，在于张我军此时已经是周作人的学生，与周作人有着比较密切的往来，而鲁迅先生与周作人失和多年，为了避免误会就没有见张我军这个本来他十分欣赏的青年。在这里我们无意于纠缠、辨析鲁迅先生与周作人之间的是是非非，只是为鲁迅先生与张我军没能再次见面畅谈而感到深深的遗憾。但是，张我军并没有由此而消沉，在今后的岁月中，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实他的确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真心爱国的台湾优秀青年。
第六章 日语教学与译介活动
第一节 日语教学与译介活动
板桥公学的六年学习为张我军打下了深厚的日文日语基础。早在1923年7月他第一次用日文写了《排日政策在华南》。在台湾担任《台湾民报》编辑期间时他翻译了七篇日语文章。分别是：
① 《农民问题二件》（发表于《台湾民报》3卷9期）
② 宫岛与相田《宗教的革命家甘地》（发表于《台湾民报》3卷18期59—73号并附译者附言）
③ 安部矶雄《贞操是“全灵的”之爱》（发表于《台湾民报》60号并附译者附言）
④ 安部矶雄《大婚二十五年御下赐金和殖民地的教化事业》（发表于《台湾民报》62号）
⑤ 米田实《中国的国权恢复问题》（发表于《台湾民报》66—71号）
⑥ 武者小路实笃《爱欲》（发表于《台湾民报》94—95号并附译者附言）
⑦ 山川均《弱少民族的悲哀》（发表于《台湾民报》105—115号并附译者附言）
《农民问题二件》，原刊于《大阪朝日新闻》的“台湾琐言”中。众所周知，台湾殖民当局对于台湾的资源进行了残酷的大肆掠夺，使台湾人民深受其苦。蔗糖是日本殖民者所要大肆掠夺的重要资源之一。为了对抗台湾殖民者的掠夺压榨，1925年，台湾的农民成立“蔗农组合”，与日本的制糖公司相抗衡。当时《大阪朝日新闻》的“台湾琐言”指责殖民当局“把原因是自家的错搁在一边，而攻击将这指摘出来的人之非的，说农民的自觉是只靠着煽动家之手才能出现的，这样解说岂非错误吗”？因为“台湾也已经不能永远地继续那由农民的无智而来的泰平了”。张我军对此深有同感，以《农民问题二件》为题，将这篇文章译出发表。
《宗教的革命家甘地》是从宫岛氏和相田氏合著的《改造思想十二讲》中摘译出来的。印度的圣雄甘地以坚持印度的传统文化来对抗英国的殖民文化而享誉盛名。张我军翻译发表此文的目的在于呼唤受到日本殖民者压迫的台湾人民向印度的圣雄甘地学习，坚决抵制日本殖民者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和文化教育上的同化政策。
安部矶雄的《贞操是“全灵的”之爱》，主张婚姻与贞操都应排除男女不平等的旧观念，当时台湾新文学倡导者正在不遗余力地反对封建旧道德，所以张我军对此文深表赞同，把它翻译发表出来，并为这篇文章写了译者附言。认为“再婚、离婚的人，是极悲苦可怜的人。失了偶的人再婚，失了爱的人离婚，倘本人有这种意志，是不容第二者去咒骂他、攻击他的，因为这是这一班可怜的人的惟一的生路。不过在未解除夫妇关系之前，要绝对保守贞操”张我军：《〈贞操是“全灵的”之爱〉译者附言》，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379页。。持论公正合理，给读者以正确的指导。
安部矶雄的论文《大婚二十五年御下赐金和殖民地的教化事业》，旨在揭露日本殖民政府当局对台湾实行的不平等的教育政策。对殖民当局在台湾设立专供在台日本儿童上学的“小学校”和专供台湾本地儿童上学的“公学校”，且两者在各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和极不平等的待遇进行了抨击。安部矶雄严厉指责了日本当权者所说的“如果授台湾人以中等、高等教育，还有谁耕作米和砂糖”？认为这是使“台湾人只须使其劳动，而榨取之就够了的旧式的封建思想”。批评了殖民当局只图最大限度地榨取台湾资源，却阻挠台湾人民接受正常的教育，阻碍台湾人民的发展。张我军翻译发表这篇文章，体现了对于台湾的深切关怀，希望台湾人民能够觉醒，获得正常的发展途径，用意可谓深远。
米田实的《中国国权的恢复问题》，主要是向台湾民众介绍被日本当局封锁了的中国实情。当时中国社会一片黑暗，在列强的欺压下，存在关税流失、外国人享有治外法权和租界等问题，以及中国的工人、学生为争取恢复国权举行的抗议和罢工斗争。日本殖民当局为了蒙蔽台湾人民，稳定殖民统治，对这些情况刻意进行隐瞒。张我军的这篇文章使台湾人民能够了解到祖国大陆发生的事情，起到了沟通两岸的情况的桥梁作用。
武者小路实笃的剧本《爱欲》，共四幕，原登在日本《改造》杂志新年号。是张我军这一时期所翻译的七篇文章中惟一的一篇文学作品。张我军在《〈爱欲〉译者引言》中，援引正宗白鸟、藤森淳三、宇野浩二、广津和郎等多位日本作家对这篇作品的高度评价，希望台湾同胞“能平心静气地和这篇大作接触”。从中不难看出张我军虽然在这一时期较多地翻译了社会学的文章，但是他对文学的兴趣始终没有减少。同时也希望台湾同胞能够关注优秀的文艺作品，进而在思想上能够有所觉悟和提高。
山川均的《弱少民族的悲哀》，是张我军花费了较多的时间和精力翻译的一组文章。包括《一视同仁》、《内地延长主义》和《〈醇化融合政策〉下的台湾》等篇，连续发表在《台湾民报》105至115号上。当时，台湾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连温卿通过山口小静介绍，认识了日本社会主义者山川均、菊荣夫妇，并向他提供台湾社会经济实况，而后山川均根据这些资料写成此文，发表在《改造》杂志上。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的张我军读后，深受感动，便用了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将其译成中文。文中根据当时的统计和文献资料，列举了大量事实，揭露了日本在台湾推行殖民统治的真相。张我军在“译者附记”中写道：“我在翻译之间，一阵阵的悲哀、惭愧和痛快之感，轮流着奔到心头！有许多自己所不知的或知而不详的事——且与咱们全岛民的死活有大关系的事——山川先生却详详细细地在日本第一大的杂志《改造》宣布出来。又有许多自己所不敢说的，或说而不说到痛快的话，山川先生却替咱们痛快地吐露于日本第一有权威的杂志《改造》上面。——虽有一部分被用意周至的台湾官吏削去。我不知读者读了这篇文之后，也感到悲哀、惭愧、痛快否？”张我军：《〈弱少民族的悲哀〉译者附记》，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391页。作为日本的有正义感的人都对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表示不满，予以揭露，作为弱小民族自身则更应该尽早觉醒，奋发向上。张我军通过这篇译文再次呼唤台湾民众觉醒。与他一贯关注社会发展，关心台湾和台湾民众命运的社会关怀之心是一致的。
重返北京后，为了贴补家用，张我军做了更多的翻译工作。他经常替一些老留日学生翻译日文书刊。这些人大多不学无术，对日文都是半懂不懂的半瓶醋，但是他们却有着很好的社会关系，他们用低价购买张我军的译作，以自己的名义把译文以高价卖给出版社，从而获得名利双收的好处。据张我军的好友洪炎秋先生回忆，后来在南京政府当汉奸的陈彬和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洪炎秋：《怀才不遇的张我军兄》，见张光正编《近观张我军》，台海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13页。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期间；张我军逐渐结识了在该校任教的周作人、钱稻孙等日文日语大家；在他们的引介之下，张我军逐渐能够以自己的名义在杂志和副刊上发表翻译作品，有时甚至能够成册出版，逐渐以精通日文而为人所知。据台湾的史料学家秦贤次先生的调查，张我军在《语丝》上发表作品比著名作家沈从文还要早上四个月。
1929年6月张我军由北京师范大学第十七届国文系毕业。与他同时毕业的同学还有：图书馆学家王重民（有三），新文学史家贺凯（文玉），历史学家刘汝霖（泽民）等三位先生。因张我军有精通日文日语的特长，毕业后即被母校北京师范大学留校教授日语；同时还先后兼任了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大学和朝阳大学等其他几所大学的日语教师。此时；张我军的家从宣外搬到了北京西单察院胡同47号（现为10号）。这是一座极普通的小四合院，两间南房住家人，两间北房被张我军利用起来在家里开设了日语补习班。在张我军的长子张光正的记忆中，每当家中的日语补习班上课的时候，他家的小院里停满了学生骑来的自行车，教室里一片琅琅的读书声。张我军的日语补习班办得十分红火，他的讲授耐心细致，效果很好，学生们都觉得比在学校里由某些老师正规上课的收获还要大，因此来上补习班的人越来越多。在张我军补习班的众多学生中比较知名的有雷季尚（1935年前后任北京市社会局局长）、甄梦笔（后改名甄华，山西平定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在北平大学读书，后来赴日本东京明治大学留学，日本投降后在北平城郊中共北平市委工作，建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副院长、兰州大学副校长、山西大学校长等职）、成舍我（曾经创办北京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北平沦陷前任《世界日报》社社长）。多年以后，甄梦笔在给张我军长子张光正的信中回忆了他在补习班上课时的情景：“我在北平上学时，为了多学点儿外文，就利用假期和课余时间，自学日文、俄文，最初学日文是向别人学习，打下了初步基础。为了进一步学习，曾向张我军老师学习。那时我经常到他家中，他们很热情地接待我，爱心地教育我，使我在三个方面得到教益：一、他教学认真，除排计划教学外，我还随时向他提出一些问题，他都能不厌其烦地指教我；二、我能用字典看书了，还想较快学习翻译日文，他借给了我很多书籍，我从书中看过了一篇文艺理论的文章，就连续翻译出来，在北平《晨报》上发表，较快地提高了翻译水平；三、他的教课内容，有一部分是讲马列主义哲学，他促进了我学习马列主义哲学的积极性。由于他的教育和帮助，也为我后来留学日本创造了良好条件。”在另一封信中他又回忆道：“讲哲学的内容，是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我对这门课很感兴趣，听时认真，有一点不明白的地方，我就向他请教，他总是不厌其烦地一一解答。以后我去自学其他日语书籍时，也从他那里借到，我借什么书，他就给我什么书，我用多长时间都行，你父亲为人诚恳、热情、耐心，给了我很多帮助。他向我谈过一些日本的问题，也鼓励我到日本留学。”甄华：《甄华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