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二卷张我军评传 作者:田建民-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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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诚恳、热情、耐心，给了我很多帮助。他向我谈过一些日本的问题，也鼓励我到日本留学。”甄华：《甄华致何标涵》，见张光正编《近观张我军》，台海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40—43页。张我军对教学认真负责的态度，几十年以后仍然能够给学生留下很深的印象，他的日语补习班在当时大受欢迎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这时开始；张我军开始大量翻译日语文章和著作；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文学类：　
　　丰岛与志雄原作《创作家的态度》（译文，上海《北新半月刊》3卷10期）　
　　有岛武郎《生活与文学》（译著，1929年6月上海北新书局）　
　　叶山嘉树《洋灰桶里的一封信》（译文，上海《语丝》周刊5卷28期）　
　　丘浅次郎《烦闷与自由》（译著，1929年9月上海北新书局）　
　　叶山嘉树《樱花时节》（译文，上海《北新半月刊》3卷16期）　
　　谷崎润一郎《小小的王国》（译文，上海《东方杂志》27卷4期）　
　　高桥祯二《文学研究法——最近德国文艺学诸倾向》（译文，上海《小说月报》21卷6期）　
　　宫岛新三郎《现代日本文学评论》（译著，1930年12月上海开明书店）　
　　叶山嘉树小说集《卖淫妇》（译著，1930年12月北新书局）　
　　千叶龟雄《现代世界文学大纲》（译著，1930上海神州国光社）　
　　《俄国批评文学之研究》（连载于北平《文艺战线》周刊1—15期）　
　　夏目漱石《文学论》（译著，1931年11月上海神州国光社）　
　　平林初之辅《法国自然派的文学批评》（译文，上海《读书》月刊2卷9期）　
　　《俄国近代文学》（译著，1932年北平人文书店）　
　　《法国现实自然派小说》（译文，上海《读书》月刊3卷2期）　
　　前田河广一郎剧本《黑暗》（译文，北京《文艺月报》1卷2期）　
　　青野季吉《政治与文艺》（译文，北京《文史》双月刊创刊号）　
　　①　社会科学类：　
　　和田恒谦三《社会学概论》（译著，1929年11月上海北新书局）　
　　西村真次《人类学泛论》（译著，1931年3月上海神州国光社）　
　　滨田耕作《自考古学上观察东西文明之黎明》（译文，北京《辅仁杂志》2卷2期）　
　　今中次磨《法西斯主义运动篇》（译著1933年2月北平人文书店）　
　　山川均《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译著，1933年2月北平青年书店）　
　　饭田茂三郎《中国人口问题研究》（译著，与洪炎秋合译1934年10月北平人文书店）　
　　长野郎《中国土地制度的研究》（译著，1934年上海神州国光社）　
　　②　自然科学类：　
　　正木不如丘《人性医学》（译著，1932年7月北平人文书店）　
　　作为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张我军对于文学始终保持着极大的兴趣，他的译著中以文学类居多。首先应该提到的就是他于1931年11月翻译出版的夏目漱石的文学理论著作《文学论》，这是张我军在翻译方面真正的成名之作。据张我军的好友苏芗雨先生说：“为求学，为养家，他开始翻译工作，经某著名日本文学者的介绍，翻译了日本夏目漱石氏著《文学论》在某书店出版，中国出版界之认识他，从这部翻译开始。”苏芗雨：《怀念张我军先生》，见张光正编《近观张我军》，台海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9页。夏目漱石是日本昭和初期兼备文人、学者两种气质的文学泰斗，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他的《文学论》是代表他学术上的成就的著作，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对文学进行了研究。夏目本人说：“余誓欲心理地考察文学以有何必要而生于此世，而发达，而颓废，余誓欲社会地究明文学以有何必要而存在，而隆兴，而衰灭也。”这部著作是当时日本文学界的权威性著作，有很大的影响。张我军把这部著作翻译出来以后，周作人为这部译著写了序言，他除了对这部著作进行了介绍之外，还专门提到：“中国近来对于文学的理论方面似很注重，张君把这部名著译成汉文，这劳力是很值得感谢的，而况又是夏目的著作，故予虽于文学少所知，亦乐为之序也。”周作人：《张我军译〈文学论〉序》，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439页。对于张我军这部译著予以了充分的肯定，张我军也由此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张我军早在1929年就翻译出版了日本著名的白桦派作家有岛武郎的《生活与文学》一书。在这部书的译者序中，张我军首先肯定了有岛武郎是现代日本文坛上首屈一指的作家，有着牢不可动的地位。然后向读者说明了他个人对文学理论的看法：“我平时有一种脾气，文学理论家的文学论，总不大好读；如果他同时又是一个作家，那自然作为别论。我所好读的，是作家的文学论，因为他们才能指示我们以文学的真物故也。我们平常读了许多所谓文学概论之类，但是我们从那里所得到，只是定义的暗记而已；至于文学其物的真相，却还是茫然。然而作家的文学论之类，我们读过之后，虽然是片断，却是比较地可以摸着文学的面目的。这理由很明白，因为理论家的文学论是站在文学之宫的门外估价的，而作家却是从文学之宫的室内叫出来的啊。”张我军：《〈生活与文学〉译者序》，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396页。这种见解在今天看来也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作家从文学创作的实践中得到的心得体会是值得我们的注意的。张我军的这种选译标准是有眼光的。同时这也可以看作是他翻译夏目的《文学论》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张我军还关注了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文学发展状况，也通过日语文章转译过来，介绍给中国的读者。如，千岛龟雄等著《现代世界文学大纲》，是从东京新潮社《世界文学讲座》中的“现代世界文学篇”的“概况”部分译出的，还有高桥祯二著的《文学研究法——最近德国文艺学诸倾向》、平林初之辅《法国自然派的文学批评》以及《法国现实主义小说》、《俄国文学批评之研究》、《俄国近代文学》等译著、译作，这些和宫岛新三郎著的《现代日本文学评论》等都是20世纪30年代初最初论述外国文学的中译本。张我军的引介之功是不可泯灭的。　
　　在翻译文学作品方面，这一时期张我军对日本无产派的作家叶山嘉树情有独钟，先是翻译出了他的小说《洋灰桶里的一封信》以及《樱花时节》，后来又翻译了他的11篇短篇小说，集成了小说集《卖淫妇》一书，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关于叶山嘉树，张我军在叶山嘉树的小传里曾经写道：“今年即1929年。春间，偶然在北平的日本书肆，看见了一本小册子《没有劳动者的船》，因为我正在注意日本的无产派文学，看了这个题目，马上就从书架上抽出来翻看了。在目录上看出了《洋灰桶里的一封信》时，我的心一时跳起来了。一如见了没有见过面的恋人。过几天我又得到了改造社出版的《新选叶山嘉树集》，就在这本集子里，我完全认识了叶山嘉树，我在这里，满足了有生以来第一次的欣赏欲。老实说，历来的文学作品，能像叶山氏的作品这样使我感到欣赏的快意的，还是没有遇见过。”张我军：《〈卖淫妇〉作者叶山嘉树小传》，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146页。作为日本的无产派作家，叶山嘉树曾经多次被捕入狱，在逆境中开始小说创作，《卖淫妇》是他的成名之作，《洋灰桶里的一封信》等作品也一度在日本文坛引起反响，可见张我军是一直关注国内外的文坛发展动向，对于文坛的发展方向有着敏锐的洞察力。　
　　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张我军开始了与日本作家的最初交往。张我军与叶山嘉树通信探讨问题；并向叶山氏索取自传；叶山嘉树欣然应允，给张我军寄来了自己的小传。张我军把其翻译成中文以后，予以发表。后来张我军与日本作家有了更多的交往。　
　　这一时期张我军翻译的社会学著作也是很多的。这其中既有着大的社会时代背景的原因，也有张我军个人的原因。1929年，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许多帝国主义国家陷入困境，为了转嫁危机而挑起了与别国的矛盾，世界局势十分紧张；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也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受压迫的人们的革命斗争风起云涌，20世纪的30年代甚至被人们称为“红色的30年代”，人们对于社会学方面的书有着急切的需求。从张我军个人方面讲，张我军在《社会学概论》一书的译者序中明确地讲述了他翻译社会学著作的原因，他说：“我是喜欢弄文学的，在学校所读的也是文学，然而我却往往要翻译些文学以外的东西，甚至学着政论家们写些毫无趣味的时评。为什么呢？这里就是要说说这个原因。假如我单翻译些关于文学的书，就有饭吃的话，我就决不翻译文学以外的书了。假如我单弄着文艺的创作，就有饭吃的话，就是文学书我也不想翻译了。然而单弄着些创作，就想吃饭，这事我觉得是一种奢望，不敢想。至于翻译呢，本来是大可以止于译些文学书的，然而事实上依然不许。今日上海方面，日文翻译盛极一时，懂得日文的人翻译，不懂得日文的也出来翻译日文，并且多半是译文学书的。在这种竞争激烈之时，想靠翻译文学书来吃饭，是一件很大的危险，不得已只有扩充范围的一法，我之所以译《烦闷与自由》，所以译这部书，就是为此，往后也许还要翻译这种书。”但是张我军也严正地声明：“不过亏心事我是不做的。自己不懂得，我不翻译，不认为好的，不翻译。因为我以为要把不懂的，不好的书，翻译出来骗钱，不如去做劣绅，不如去做讼棍啊！”张我军：《〈社会学概论〉译者序》，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398页。张我军对于选译作品是有着严格的要求和自律的，体现出一位有良知的学者的崇高品德和责任感。　
　　在这些社会学译作中，首先值得一提的是西村真次博士原作的《人类学泛论》一书。当时的北京静生生物研究所所长胡先骕博士为这部译著写了序言，并且对这部书的翻译进行了非常具体的指导、修改和补充。张我军在这部译著的译者赘言中对这件事做出了详细说明，他写道：“第一，胡先骕博士之校阅本书，不是‘挂名’的。他不但与我以许多有益的注意和指导，使我自己修改一遍；并且费了两三个月的工夫，把我的译稿细阅一遍，改了不少的专门用语；而不妥的字句，也经他修改过。他这种负责的校阅，自是学者的纯正态度。惟挂名校阅盛行的今日，这种忠于职责的学者，实在不可多得，所以不独译者，便是读者也应该感激的。第二，本书第五章第三节《人体化石》之系列中之七的北京人、之十的半猿人，为原书所没有，经胡博士所补的。而本节最末一段补语，也是胡博士所补的，为的不消说是要使本书成为更其完全的人类学的入门书。”张我军：《〈人类学泛论〉译者赘言》，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402页。这本书的原作者西村真次博士也为这部译著作了一篇序言。“两氏指胡先骕和西村真次。对其翻译之信之达都非常称赞”。苏芗雨：《怀念张我军先生》，见张光正编《近观张我军》，台海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9页。足见这部译著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部译著的直接受益者就是张我军的次子，享誉国内外的著名人类学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这部译著是促使他成年以后选择考古学专业的一个重要原因。张光直在1985年为《考古学专题六讲》写的前言中曾经提到：“我很小的时候便熟读过一本书，叫做《人类学泛论》，著者是日本的西村真次教授。……我不知道这本书在中国有没有过任何的影响力，但是因为我从小就守着这本书，对书里的人类进化史、石器时代等很感兴趣，他对于我确实有过不浅的影响。”张光正：《张我军与中日文化交流》，见张光正编《近观张我军》，台海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233页。这本书对于张光直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的人生道路。　
　　《法西斯主义运动论》一书是张我军针对当时世界范围内法西斯主义思潮兴起，而中国人却对之不甚了解而翻译的。张我军在这部著作的译者序里写道：“法西斯主义运动，已成为全世界的现象，这是无可讳言的。我们如其想在世界上求生存，对于这种严重的现象便不能不具相当的认识了。然而国内介绍这方面的译著尚不多见，即使有之，也大多是断章零篇，不能使读者认清其全面目。我译这部书的目的，就是要使读者认识到这种严重之现象的全面目，而知所取舍。”接着，联系到当时的社会现实状况，张我军深刻地指出：“日本国中，自从去年占据我东三省以来，法西斯主义忽见发展，在这个当儿，著者竟出而著书反对法西斯主义，这我以为不是没有意义的事。”张我军：《〈法西斯主义运动论〉译者序》，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407页。深受日本法西斯主义之害的中国，对于什么是法西斯主义不甚了了，而日本本国却有人提出反对法西斯主义，这对于一贯关心中国社会发展的张我军来说，是一种深深的刺激，他翻译这部书就是要引起国人的注意。　
　　《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一书的翻译与译《法西斯主义运动论》有着相同的背景。原著者是写作《弱小民族的悲哀》的山川均。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已经普遍到连小学生和洋车夫都会喊了。但是如果追问帝国主义到底是什么，则连包括大学生在内的知识阶级都要哑口无言，不知就里。正如张我军在该书的译者赘言中所说：“不过帝国主义的确是我们的催命鬼，的确是非打倒不可的大虫。”打倒帝国主义，实现民族的解放和自强，已经成为当时中国的首要任务，这就需要真正了解帝国主义，知道什么是帝国主义，“然而这一方面的工作，不多见国内学者们的努力；我们所见到的，只是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的努力，实在有舍本逐末之憾”，于是张我军大声疾呼：“译者以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的研究，实在是一件当务之急，那不仅在反帝运动方面有此必要，即在我们的国家的改造方面，也必须借此研究，明世界先进国的利弊，以资取舍，而定改造的方针。”并为人们翻译了这部“广泛而精密地解剖资本主义社会的著作”。张我军：《〈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译者序》，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409页。在当时，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东三省被日本侵略者强占，举国上下抗日热情高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呼声响遍全国的形势下，张我军提出这种认识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社会的宝贵的见解，不仅体现了他强烈的爱国心，更显示了他清醒的头脑和敏锐的目光。　
　　《中国人口问题研究》是一部现在看来仍然十分有现实意义的译作。它的原作者是饭田茂三郎，由张我军和好友洪炎秋合译。张我军亲自为这部译著写了序文。张我军沉痛地写道：“关于我国人口问题的有系统的著作，到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