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二卷张我军评传 作者:田建民-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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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运动”。10月间，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授意汉奸武宜亭等人鼓动数千饥民在香河县发动暴乱，制造“自治”是出于“民意”的谎言。11月25日，土肥原贤二又唆使国民党冀东行政督察专员、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所谓“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一个月后，改称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冀东二十二个县，宣布脱离国民政府。日本政府制定的《处理华北纲要》中，规定了日本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指导”地位，并提出“先求逐步完成冀察两省及北平、天津两市的自治，进而使其他三省自然地与之合流”。形势十分危急。12月18日国民政府指派宋哲元组成了“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设置，是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的产物，是一个名义上主权还属于中国的半自治性质的地方政府。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和国民政府的步步妥协，华北人民无比义愤，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大中学校的学生数千人齐集新华门，向国民政府北平负责人何应钦请愿。学生提出抗日要求，被无理拒绝。他们愤怒已极，立即举行示威游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华北自治”等口号。反动军警对爱国学生进行镇压。北平学生的英勇斗争，很快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响应。许多城市的学生先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一二·九运动，公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的阴谋，大大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它标志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作为一个深深地热爱着自己的祖国的知识分子，张我军对当时中国的这种状况感到痛心疾首。早在1930年6月，张我军就在《新野》月刊的卷头语中对于时局进行了猛烈的抨击：“1930年的中国人乎！！！思想的自由，行动的自由，完全被剥夺了；言论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完全被剥夺了：我们还剩着什么自由？饿死者以百万计，失业者以千万计，苛捐而杂税，不穷的也穷了，穷的都坐而待毙。我们的生机，尚余多少？全国的版图，大半划入战区，一方面，土匪，票匪，帝国主义匪在横行。我们的生命，还有保障没有？‘革命’，被军阀、土匪、反动分子、投机家独占了，虚伪横行天下。我们到哪里去找真正的革命和信义？这样的空前的恐怖时代，是我们正在遭遇的，可悲，可怕，可愤的现实。”张我军：《〈新野〉月刊卷头语及编后话》，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403页。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张我军更是十分痛恨。作为一个从饱受日本殖民主义之苦的台湾来到祖国大陆的人，他为自己能够摆脱日本人的殖民统治而感到庆幸。在日本即将侵入华北的时候，对于局势有着清醒认识的张我军既感到悲愤又感到无奈，他万分不愿在日本人的魔爪下生活，不愿与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发生任何往来和关系。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时候，张我军为了不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下生活，就把住宅交给岳母看管，带着妻子以及当时仅六岁的长子张光正和仅五个月的次子张光直匆匆离开北平，南下到沪宁一带避难，一个多月以后，知道日本军队并未进入山海关，才返回北平。据张光正回忆，这次出行用尽了他家几年的积蓄，到家后罗心乡身上只剩了五元大洋，张我军只好重新从事教课、翻译日文、编辑教材维持一家人的生活，重振家业。对他来说，离开北京是不太现实的，连生存都成了问题。　
　　按照《何梅协定》的规定，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及平津两市的市长被撤换，原担任察哈尔省主席的秦德纯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兼北平市市长。张我军的学生雷季尚被任命为北平社会局的局长。随着华北局势逐渐恶化，张我军更是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之中。面对日本人日甚一日的嚣张气焰，作为一个背负着日本国籍的中国台湾人，张我军在尽量避免着与时事发生关系。但是在这个时代，世外桃源是不存在的，尤其是在他的学生雷季尚出任北京社会局局长之后，他更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当时，与蛮横无理的日本人交涉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而精通日本文化与日语的人才更是十分缺乏，包括市长秦德纯在内的人都为此事苦恼，一直在寻找这方面的人才。而张我军对日语和日本文化的精通是众所周知的。于是，当秦德纯得知雷季尚曾经是张我军的学生时，就委托雷季尚去请张我军出来工作，名义上让张我军担任北平市社会局的秘书，实际上让他帮助秦德纯办理对日交涉的工作。现在我们已经很难考证张我军在当时所做的具体工作了，但是，据当时与张我军同在北平的好友洪炎秋等人回忆，面对气焰嚣张、蛮不讲理、十分难缠的日本军人，张我军“每能运用他明晰的理智和流畅的日语，解决困难，达成任务”洪炎秋：《怀才不遇的张我军兄》，见张光正编《近观张我军》，台海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21页。。　
　　而且，我们也能够根据当时日军在北平活动的史实来体会一下张我军当时工作的艰难与环境的险恶。1936年6月，日本广田宏毅内阁决定扩大在中国关内驻军的编制，由原来的一千七百七十一人猛增至五千七百七十四人，兵力增加将近三倍。并将过去每年的轮换制改变为永驻制。这些扩充的日军各部队于6月上旬就急急忙忙地在中国登陆，分别部署于塘沽、滦县、山海关、秦皇岛等各战略要点，形势陡然变得紧张起来。北平地区也更加动荡，位于北平西南的丰台，是扼守平津、平汉铁路线的要冲。日军为控制这一地区，于1936年连续制造了三次“丰台事件”。6月26日，日军扣留中国守军的受惊马匹，并殴伤马夫，逼迫中国驻军换防，制造了第一次“丰台事件”。9月18日，日军外出演习部队在丰台正阳街与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孙香亭连相遇。双方互不让路，相持许久后，日军将孙香亭连包围，并掳去连长孙香亭。随后日军派兵强占丰台，制造了第二次“丰台事件”。这年冬天，日军又以向北平市当局购买丰台至卢沟桥间五千亩地修筑兵营和机场遭拒绝为由，制造了第三次“丰台事件”。日军连续挑起事端并抢占丰台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为其侵占平津创造条件。这些事情都需要国民政府方面与日本进行大量交涉，协调解决，并且中国军民与日军的小的摩擦接连不断，日军总在蓄意挑起事端，这也需要派出精通日语的人进行解决，作为秦德纯的助手的张我军所要承担的任务的艰巨而棘手也就可想而知了。　
　　到了1937年，中日之间的战争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为了弄清中国军队的部署情况，日军从1937年3月至6月短短三个月间，就连续派出六批高级将校参谋人员，以所谓“旅行”、“视察”为名，深入到华北、华中等各重要城市进行战略性侦察。而在华的日本驻屯军，组织以夺取北平为目的的军事演习的次数也更加频繁。演习的次数由以前的每月或半月一次，增加到每三五日一次。自进入1937年5月之后，驻丰台的日军，不分昼夜地进行实弹演习。当时，在日本东京盛传1931年在南满柳条湖地段发生的事件马上就要在北平重演。　
　　在这种险恶情况下，第二十九军于1937年6月仓促撤出平津地区，北平市政府的官员也随军撤出。但是，为当时的中日交涉做出了许多工作的张我军在事前却未曾得到丝毫的暗示，因为他是一个拥有日本国籍的中国台湾人，这“忠而见疑”的下场真是令人痛心，张我军对于秦、雷二人也是甚表不满，但已无可奈何。人们的预料和传言果真不假，7月7日夜，驻丰台日军在卢沟桥附近的中国守军驻地回龙庙至大瓦窑之间举行挑衅性军事演习。深夜零时许，日军诡称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宛平城搜查。当这一无理要求遭到拒绝后，日军随即向中国守军发动进攻。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中国守军忍无可忍，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第一一○旅第二一九团在旅长何基沣的指挥下奋起反击。日军全面侵华的战争由此开始，中国人民从此开始了历时八年的全国性抗日战争。　
　　由于当时的社会极端动荡，张我军的妻子又即将临产，家中上有老下有小，面临着许多实际困难，因此虽然张我军万分不愿意在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之下生活，但时势所迫也只能留在沦陷的北平了。　　　　
第七章　北平沦陷时期的张我军　　
第一节　只认周老师不认周督办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7月30日北平、天津沦陷。11月河北全境沦陷，整个华北地区都逐渐被日本侵略者控制了。张我军一家无力逃出北平，只得在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统治下，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沦陷生活。　
　　当时，包括张我军一家在内，整个华北沦陷区人民的生活是极端困苦的，简直可以说是生活在人间地狱中，因为日本殖民者对沦陷区的中国人民实行了残酷的殖民统治。由于华北地区重要的战略位置，日本侵略者准备把这一地区当作其发动侵略战争的一个重要物质资源基地和向华中、华南地区继续侵略的战略后方。于是，日本侵略者在这一地区实行了“以华制华”的统治政策，为此他们到处搜罗中华民族的败类以成立傀儡政权，对沦陷区的人民实行统治。日本侵略者对北平的统治尤其严密、凶残。在北平沦陷的当天，日本驻华使馆武官今井武夫就诱使前清遗老江朝宗筹建汉奸组织维持会，第二天江朝宗就在今井的操纵下成立了由江朝宗本人担任首届会长的“北平地方维持会”，名义上是北平的地方政府，实际则是日本侵略者统治北平的工具。　
　　1937年12月14日在日本侵略军华北方面军的扶植下，北平建立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由汉奸王克敏出任伪“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妄图迫使国民政府投降。为此，他们宣布改北平为北京，沿用了中华民国年号。此后华北地区纷纷建立地方伪政权，成立了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四个伪省公署，伪北平政府也改称“北京市公署”，由江朝宗出任第一任伪公署首脑，并设立一系列管理各方面事务的下属机构。由此，日本开始了对北平地区更加残酷的殖民统治。主要包括了以下的几个方面：　
　　首先，伪政权在日本侵略者的指挥下强化了军警特务组织。1938年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由天津迁至北平，与日本宪兵队本部成为当时北平权力最大、统治最凶残的机构。华北方面军司令部设立了许多特务机关分布在华北各地，仅在北平一个地方就设立了北平城内和通州两个特务机关，这些机关的工作人员专门迫害抗日工作者，逮捕共产党和爱国进步人士，疯狂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北平日本宪兵队的总部设在沙滩原北大红楼内，其下属的分部广泛分布在城内及郊区各处，密切监视人们的行动。由于他们的手段十分凶残，只要被抓进去几乎很少有生还的希望，因此人们暗地里称宪兵队是“阎王殿”。与此同时，与台湾的情况类似，警察局也是殖民统治中最凶残的统治工具之一。在当时的北平地区，从伪市总局到各区分局、各地段派出所形成了一张严密的警察网，对北平居民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进行监视。而且，伪政府和日本侵略者还像在台湾一样在北平四郊建立了保甲连坐制度，组织壮年男子成立自卫团，担任巡逻防护等任务。对城区居民则进行清查户口，实行户口制，发放“良民证”，要求居民必须随身携带，否则就以“反日”、“通匪”的罪名加以迫害。　
　　其次，在这些统治机构和苛刻的制度之外，包括北平在内的华北沦陷区还出现了大量以新民会为首的汉奸组织。新民会是在日本侵略军华北方面军机关长喜多诚一的运作下于1937年12月24日成立的。其主要任务是：防共反共，收买汉奸，搜集情报，宣扬“中日亲善”、“大东亚共存荣”等奴化思想，推行日本的治安强化运动，镇压沦陷区人民的反抗；同时，它控制沦陷区各机关、学校、工厂、农村和各社会团体，举办各种训练班、讲演会等，推行奴化教育和欺骗宣传，直接为日本侵略政策服务，是日本侵略者统治的有效辅助工具。最初的新民会共有五条纲领：1。　
　　　　　　　　　　拥护新政权，以图畅达民意；2。　开发产业，以安民生；3。　发扬东方文化道德；4。　于剿灭共党旗帜下参加反共战线；5。　促进友邦缔盟之实现，以贡献人类之和平《日伪北京新民会》，政协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第380页。。但其实质则是要求人民无条件地服从日本侵略者的统治和奴役。新民会有着严密的组织，在北平设有“中央”一级的总会，还下设省总会、市总会等机构，其组织系统，几乎遍布于华北各地。表面上这些机构的头目是中国人，但实际权力都掌握在日本人手里。该组织从上到下，在“中央”一级的新民会中，均由日本军部派人参加并担任重要职务，各省、市、道、县的新民会中，也都有日本人担任“顾问”或“参议”，指导新民会工作。北平地区又在1938年成立了新民会首都指导部，由当时的伪市长余晋和担任头目。在城市里他们根据人们所处的社会阶层、各行业等建立相应的职域分会、职业分会、地域分会。如城市中建立了“啤酒业分会”、“粪夫分会”、“教育分会”等，又成立了许多分会和少年团、少女团、妇女团等外围机构，配合执行日本侵略者的种种罪恶行径，造成了极大地危害。虽然后来随着时局的变化，新民会有了相应的变化，但是它一直是日本侵略者统治北平及华北其他地区的一个工具。　
　　再次，日本侵略者还大肆破坏沦陷区的经济，疯狂掠夺工农业资源。1938年，北平成立了日华经济委员会，帮助日本大财阀控制华北的煤炭、电力、铁矿等重要资源；1940年3月又成立了华北开发公司，在所谓的“开发”的名义下，利用“接管”、“控制”的手段霸占了华北地区的工矿企业，并进行疯狂的开采和掠夺，为其进行的侵略战争服务，造成华北经济秩序的严重混乱。在农业方面，日本侵略者于1941年3月在华北成立了“华北垦业公司”，专事掠夺粮食、棉花等重要的战略物资。随着日本侵略战争进程的发展，日本开始在华北地区实行粮食统购政策，不仅极大地破坏了农村生产力，同时也造成了北平、天津等各大城市粮食极度紧缺的情况，粮荒把北平市民逼到了饥饿与死亡的边缘。在日伪统治北平的初期，市民们还能吃到一些玉米面、面粉和小米等。自从日军开始控制粮食以后，市民就只能吃到日伪限量“配售”的“混合面”，即由各种杂粮混合一起，搀上麸皮、米糠、玉米核、橡子粉等磨制而成的大杂烩，不仅难以下咽，而且，“因其成分复杂，有的不免含有病菌。当时老百姓纷纷反映：吃了混合面，有的腹痛拉稀，有的大便干结拉不出来”。《日伪北京新民会》，政协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第196页。就是这样的“混合面”，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发展，配售的数量也越来越少，远远不够食用，华北各大城市饿殍遍野。据统计，1943年冬，北京平均每天死亡者达三百人之多，惨相令人目不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