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二卷张我军评传 作者:田建民-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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Ч亓罚殴庹唷督壅盼揖罚ê３霭嫔�2002年1月第1版，第257页。。张我军是想探究一下一向意志坚定的、执著的武者小路实笃一派对日本发动的这场不义战争到底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在当时，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武者小路实笃表现出了两面性。他既有为日本的侵略战争鼓吹的一面，也有坚持自己的文艺理想的一面。张我军对于武者小路实笃有关日本发动战争的言论是不满的，但也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地理解他的不得已之处，于是选择翻译了代表武者小路实笃的真实想法的作品。武者小路实笃也在给张我军的译著写的序言中完全放弃了关于战争的言论，强调了对文化进行交流的一面。
此外，张我军也选译了一批在国内介绍比较少的日本文学史上的佳篇名作。1942年8月20日，张我军与两位好朋友洪炎秋和张深切共同翻译了《日本短篇名作集》，由北京新民印书馆出版，其中载有张我军翻译的菊池宽的小说《超于恩仇》。1942年11月2日，日本的著名诗人北原白秋逝世。1943年2月，张我军写了《北原白秋的片鳞》一文，把这位“还没有被介绍于我国文学界”的日本“诗坛的巨星”介绍给了人们。他详细介绍了北原白秋的生平和创作情况，并给北原白秋的诗歌创作做了十分中肯的评价。在这一年的7月1日，张我军又翻译发表了北原白秋的诗歌《问》，让人们对于这位诗人的创作有了更具体直观的感受。1944年1月1日，张我军翻译发表了日本女作家樋口一叶的短篇小说《歧途》。在文后附录的《〈歧途〉译者小引》中，张我军向人们介绍了这位在中国还没有人介绍过的才华横溢的作家，她享年仅二十五岁，却成为了日本明治时期的第一流作家。张我军热情地向人们推荐了她的小说，并准备继续翻译她的作品。同时，在翻译《歧途》时，张我军大胆地尝试了把原来不好翻译的文言文意译成了白话文。1945年2、3月间，张我军还分别翻译发表了国木田独步的小说《忘不了的人们》和正宗白鸟的小说《徒劳》，并分别写了“译者附记”，对小说的作者做了简短的介绍。
在沦陷时期，张我军还有一部比较“奇特”的译作问世，那就是分为上下两部由北京新民印书馆出版的《日本童话集》。其中上集于1942年9月出版，下集于1943年10月出版。这部童话集也典型地反映了张我军进行译介活动的一贯宗旨，他要让中国人通过这些作品了解日本文化及日本的国民性，暗含了意味深长的用意。张我军在《〈日本童话集〉编者序及译注例言》中指出童话不仅能给人们学习日语提供正确浅显的辅助读物，而且“一国国民的童话，最能看出那个国民的性格，而由国民的性格可以了解那个国民的人情风俗习惯；不但为研究一国的文化，这是必须走的第一步，即仅为学习一国的语言文字，也非借此无由澈底”。张我军：《〈日本童话集〉编者序及译注例言》；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421页。我们从中也不难看出张我军的良苦用心。
纵观张我军在这一时期的译介活动，他排除了外在的社会、时代环境的不良影响，自由地驰骋在文学译介的领域，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绩，实现了不正常年代里正常的中日文化交流。
第七章 北平沦陷时期的张我军
第四节 社会活动与文学交流
谈到张我军的社会活动与文学交流，不可回避的就是张我军曾经于1942年11月和1943年8月两次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这为后来对张我军的评价带来了不好的影响或说是伤害。甚至有人因此把张我军视为汉奸、落水作家。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张我军还是坚持了民族气节的。这里我们不回避这一问题，也不是去刻意美化张我军，只是要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澄清一些事实。
臭名昭著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是日本的军国主义文化机构“日本文学报国会”一手策划和组织安排的，其目的就是对中国沦陷区的文学进行干预和渗透，把中国文学拖入到日本的侵略战争中去，为其侵略行径服务。在1941年12月9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本本国有多达一百三十多个文艺团体。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的文艺团体和社会上的其他各个部门一样，被迅速地纳入法西斯军事一体化的轨道。在日本政府的操纵下，这些文艺团体都被解散，并于1942年5月26日成立了全国统一的文艺组织“日本文学报国会”。日本文学报国会竭尽全力为日本侵略战争服务，对侵略战争进行美化和宣传，成为日本侵略者不折不扣的侵略工具。尤其是在1942年6月日本在中途岛海战中惨遭失败以后，日本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向战略防守。为了摆脱战争中的困境，他们准备出台新的对华政策，想利用中国的伪政权代表中国向英美“宣战”，以便把他们发动的罪恶的侵华战争说成是“帮助”中国从英美等国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大东亚战争”。以汪精卫为首的伪政权对此进行了积极的配合。于是，日伪以宣传所谓的大东亚战争为主要内容，加强了这方面的宣传，日本文学报国会则成为完成这一任务的主力军，为配合日本侵略者进行“大东亚战争”、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他们抛出了“大东亚文学”这一概念，进行大肆宣传和文化侵略。“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笼的。
具体对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进行策划的是日本文学报国会的常务理事久米正雄和理事菊池宽。第一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于1942年11月在日本东京召开。在开会之前，日本文学报国会首先组织了一个有许多精通中国情况的人组成的“准备委员会”，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把这次会议的重点放在中国，虽然他们也曾经拟定邀请泰国、缅甸、印尼、菲律宾等亚洲国家的代表参加，但是事实上，参加这次大会的除日本本国的人以外，绝大多数都是伪满洲国和伪中华民国的代表。当时，日本文学报国会的机关刊物《日本学艺新闻》（1942年12月1日）曾经发表了“大会议员”的名单和简历，对参加这次会议的人都有所介绍，其中对张我军的介绍是这样的：
张我军，福建人，北京师范大学出身。从事日本文学与日语的教授与翻译，译有漱石《文学论》，另有著述十余种。
这些介绍基本上是符合张我军实际情况的。至于这次会议的目的，在当时的日本文学报国会的《文艺年鉴》上有所记载：
本大会是在日本文学报国会成立之后不久策划召开的。在大东亚战争之中担负着文化建设共同任务的共荣圈各地的文学家汇聚一堂，共担责任，畅所欲言，是这次大会的宗旨。
由此，这次会议的实质也就昭然若揭了。它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直接挂钩，要求人们直接为侵略战争服务，有着很强的政治、军事目的。至于这次所谓的“文学者”大会的过程更体现出了日本的这一险恶用心。1942年11月3日，第一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在帝国剧场举行开幕式。入会者首先要按照日本的利益“遥拜皇宫”，“感谢英灵”所谓的英灵就是战死的日本军人。，然后由日本文学报国会事务局长久米正雄向大会致词。之后日本内阁情报局次长奥村喜和男、海军报道部部长、海军报道部科长以及日本“大正翼赞会”的事务总长等与文学毫不相干的军政要员纷纷登台向大会致“祝辞”。他们以相同的论调抨击“英美文化”，鼓吹所谓的“亚细亚文化”，大肆宣传“大东亚战争”的意义，美化侵略战争，动员包括各沦陷区在内的文学工作者为“大东亚战争”服务。这样一来，所谓的“文学者”大会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军国主义色彩。开幕式结束以后，与会人员参加了由日本情报局主办的晚餐会和纪念岩波书店创业三十年的晚会。11月4日和5日与会人员开始在大东亚会馆举行了正式会议。会议由户川贞雄任司仪，菊池宽和河上彻太郎分别担任正、副议长，共讨论了四个议题：第一个是“大东亚精神的树立”，第二个是“大东亚精神的强化普及”，第三个是“以文学为途径的思想文化融合的方法”，第四个是“通过文学协力完成大东亚战争的方法”。通过这些议题我们不难看出这次会议的反动、邪恶的目的。11月10日，会议结束。最后通过了所谓的“大会宣言”，由日本“新感觉派”的代表作家横光利一宣读，更加明显地暴露出这次会议实质。其主要内容如下：
树立大东亚精神并使其得到彻底强化，这是我们在此讨论的根本的、紧急的问题，能够确立这一坚定的信念，令人不胜欣慰。大东亚战争的勃发促使我们东洋文学者从根本上奋起，带来了重建东洋的牢固意志。此乃日本的孤注一掷的大勇猛心使然。我们期望继承东洋的传统，复活祖先的灵魂，从长期的忍从和昏迷的境地中得以再生，并为东洋的新生奠定基石。我们正告敌国：我们将同心同德，以大无畏的精神奋勇向前。文学与思想的问题需要坚强的信念和持之以恒。我们期望永远牢记本次大会的宗旨，在慈祥和友爱之下向全世界弘扬东洋的大生命，并锐意实行之。然而它的成败，完全依赖于大东亚战争的胜利，整个东洋的命运全仗这次大战的成功。我们亚细亚的文学者，要以日本为先锋，誓死为伟大的东亚的到来而尽力。特宣誓如上。
会议结束以后，日本方面又组织与会代表在东京以及大阪、奈良等地进行参观活动，在大阪还举行了演讲会。11月13日，中国方面的代表返回了中国。
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于1943年8月25日在日本东京召开。与会的中国沦陷区、伪满洲国、蒙古代表共有二十六人。其中北京沦陷区的有沈启无、陈绵、张我军、徐白林、柳龙光、蒋义方，与第一次相比人数有所增加。这一年是日本侵略者在太平洋战场和侵华战场上节节失利的一年。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加紧了对其控制的沦陷区的傀儡政权的利用。在日本的操纵下，以汪精卫为首的伪政权对英国和美国宣战。在文学方面日本侵略者也要加紧利用。在这样的情况下，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在战场失利的阴云的笼罩下匆忙召开。他们甚至把会议的名称改为“大东亚文学者决战会议”，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对战场状况的焦虑。和第一次会议一样，日本文学报国会的机关刊物《文学报国》（其前身是《日本学艺新闻》）也刊登了与会者的名单和简历并报道了这次会议的宗旨。通过名单和简历可以发现这次会议的参加人数较之上次要多。其宗旨也比上一次更加露骨，其中心内容如下：
大东亚战争的战况如今已经白热化。为了完成战争，共荣圈内的决战态势已经形成，但强化之乃是燃眉之急。在此邀请大东亚内参战诸国的文学者，不仅要确保互相之间的文学上的协力，而且要畅谈坚定决战必胜的信念，讨论实践的方策，同时通过参观等其他方法，显示我国国民和国体的尊严和真姿，以促进参战文化人的挺身协力。
会议的时间比上一次短得多，只有三天。会议的第一天是开幕式，其内容与第一次基本相同。从第二天开始进入大会议题，这次会议也有四个议题，第一个是“决战精神的高扬”，第二个是“美英文化击灭”，第三个是“共荣圈文化的确立”，第四个是“其理念与实行方法”。要求与会人员以此为中心发言。会议的第三天上午，与会人员分为三个分会场进行讨论。张我军参加了第一分会场的讨论，主要是关于“文化交流和文学的姊妹艺术”的问题，即如何在日本、伪满洲国和中国沦陷区之间进行电影、戏剧、少年儿童文学等方面的交流。下午与会人员再次召开大会，由三个分会场的代表分别汇报讨论情况。之后由日本文学报国会的事务局长久米正雄宣布获得“大东亚文学奖”的名单，会议全部内容结束，由火野苇平宣读了大会的“宣言”，宣称：
我们全东洋的文学者，都是带着笔和剑，为大东亚战争的胜利完成而献计献策的战士。互敬互信，团结一致，在新的东亚的信念下，披荆斩棘，为给世界带来光荣的大东亚文学的建设，而竭尽全力。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这次会议的实质与上一次会议如出一辙，都是带着很强的政治、军事目的，要求文学工作者为日本的侵略战争服务。只不过由于形势的发展，日本的这种要求更加明显和变本加厉而已。会后日本方面又组织了一些演讲和参观活动。
不容置疑，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是反动的、邪恶的，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思想文化战”的一个重要步骤，起到了文化侵略的作用，构成了日本侵略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在事实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对中国沦陷区的影响是有限的，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达到了其对中国进行欺骗宣传的目的。基于此，人们对参加过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人有着不满和反感的情绪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但是，历史往往比我们所认识到的要复杂得多。实事求是地讲，参加这次会议的人确实是鱼龙混杂。其中既有丧失民族气节、甘心谄媚事敌的无耻的文化汉奸，也有从事抗敌活动的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更多的参加者则是由于多种因素综合在一起陷入了这个泥沼之中。张我军就是这样的一个参加者。关于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原因，张我军本人也曾经提到过。他在谈到参加第一次大会的原因时说：“本人一向在文学界也没有什么贡献，而且年来已经成了一个书呆子，所以知道此次即使参加大会也不会有什么用处，无奈邀请者十分诚恳，而周作人先生也极力劝本人参加……”《晨报》1942年11月18日。关于参加第二次大会，张我军在华北代表的行前笔谈中以《出席之辩》为题再次做了说明，表明自己“无奈推辞不开，今年只好再勉为其难”《华北作家月报》第8期，第3页，1943年8月20日。的尴尬处境。张我军的好友以及一些研究者也曾经对张我军参加东亚文学者大会的原因进行了种种推测说明。当时与张我军同在北京的好友洪炎秋认为：“他所以出席这个会的原因，一半由于周作人、钱稻孙等先辈的邀约，一半由于他一直以教授日文，名重一时，而一生不曾到过日本，在讲解上难免常感困难，所以想借这次的招待，到日本各名胜去游览一番，借以帮助教学，动机十分单纯，不足列为罪状。”洪炎秋：《怀才不遇的张我军兄》，见张光正编《近观张我军》台海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虽然事实证明张我军在早年往返北京与台湾的时候曾经数次途经日本，并非没有到过日本，可是洪炎秋的说法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以前张我军虽然到过日本，但也只是有过短时间的逗留，没有机会进行参观。一直与张我军和睦相处的张我军的另一位好友张深切当时也曾经因为这件事对张我军表示不满，张我军对他做出了解释，张深切就没有再反对，他理解了张我军的苦衷，张深切认为：“为了这件事，他受了莫大的打击，甚至有人认为这是我军一生犯了最大的错误。从表面看，也许这是属于言出有因，然而从里面看，却未必属实。对此我无意多加辩护。不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