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二卷张我军评传 作者:田建民-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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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凭借张我军对这两次大会的态度以及他在这两次大会中的言行来对他做出恰当的评价。可以说，张我军虽然参加了这两次大会，但始终是怀有抵制的态度的。在会议的开幕式中张我军就有惊人之举，当年参加过大会的日本人谷岩大四就曾经记录下了张我军的一个举动：“一行人当中，只有张我军一人扭过脸去，不向皇宫鞠躬哈腰，给我的印象很深。此人日本语讲得非常漂亮，也曾担任过翻译，但是好像是一个不好对付的人。”徐遒翔：《抗战时期中国沦陷区文学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61页。这不仅充分表现出张我军对这次大会的态度，也表明了张我军的骨气。而且，在大会进行的过程中张我军也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所谈论的话题，提出的议案都限于文学的范围内，没有向政治、军事靠拢的倾向。在第一次大会上张我军就大会的第三个议题即“以文学为途径的思想文化融合的方法”做了发言，但是他的发言并没有涉及思想文化的“融合”，只是提出中日双方要互相派遣文学家，加强“文学家和学术的互相交流”。很明显这是从纯学术的角度提出的中日文化之间的正常交流的途径，通过这种交流，双方都能够彼此了解对方的文化和文学。这里没有为侵略者服务的成分在内。在第二次大会中，张我军还是从文学的角度提出了一个与日本侵略者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相距甚远的提案，即要求设立以日本文学家岛崎藤村的名字命名的文学奖金案。这个提案当然很不符合大会的胃口，被大会否决。但是，张我军以大无畏的精神坚持自己的意见，提出：“假如文报碍难接受，则希望日本文学者另组机关进行其事。”柳龙光：《大会毕后的一两点感想》，《华文大阪每日》11卷7期第5页，1943年10月1日。这番话既绕开了大会组织者想要实现的政治目的，也显现出张我军的铮铮铁骨，“博得了全场的掌声”。在大会组织与会人员分会场进行讨论的时候，张我军参加了第一分会场的讨论，即有关“文化交流和文学的姊妹艺术”的问题，张我军在讨论中发言，他从学术和当时中国电影业发展的实际情况的角度出发，同意日本人中村武罗夫提出的中国的电影“水平低”的说法，并提议为了使“中国和日本的文学者互相提携，振兴电影文学，提高电影的水平”，应该成立一个“日满华电影文学合作社”或者是“大东亚电影文学合作社”。不难看出，张我军的发言还是着眼于文学与文化的交流发展，远离了大会组织者的军事、政治企图。当然，处在当时的在那种氛围和政治高压下，要想完全脱离大会组织者的意图也是不可能的，张我军也难免写一些表态性的官样文字。在大会结束以后，张我军就有一篇短文被收入“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中国（华北）代表鳞爪集”专辑（《中国文学》1944年第1期），这篇短文的题目是《击灭英美文学》，这篇短文只是重复了一些当时官方的宣传套语，空洞乏味，没有任何实际内容和个人观点。根本不能代表张我军内心的真实想法。对于张我军来说，参加这两次大会的收获完全不在于政治方面，更不是以能够参加这次大会为资本来抬高自己的身价。他最大的收获就在于文学方面，虽然这两次大会的召开是源于日本侵略者的政治、军事目的，但是张我军还是借这个机会亲身接触了一些日本文学家，结识了日本作家岛崎藤村、武者小路实笃等人，参加了日本诗人北原白秋的追悼会，在文学领域内做了一些交流活动。这既符合了人们对他参加大会的原因的推测，也是事实所在。后来，他写了多篇文章介绍、纪念几位当时比较著名的日本文学家如岛崎藤村、德田秋声等。
可以这样说，张我军虽然参加了两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但他还是保持了民族气节的，和那些极力迎合日本侵略者、丑态百出的无耻文人是根本不同的。但张我军本人对参加这两次会议是心怀愧疚的，他十分不愿提及这件事。在张我军这一时期的文章中有多篇提到了他去日本的情况，但是他很少正面提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在纪念、介绍日本文学家岛崎藤村的《关于岛崎藤村》一文中张我军写道：“去年11月初，我在东京头一次——而且又是最后一次——会见了岛崎藤村先生。……今年8月间，我又因事东渡，22日上午到东京刚步入旅馆之时……”张我军：《关于岛崎藤村》，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177页。这里的“去年11月初”到东京和“今年8月间”的“因事东渡”分别就是指他去参加第一次和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他不愿提及此事，用模糊的语言一笔带过了。在《〈黎明之前〉尚在黎明之前》一文中，张我军在谈到因为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而与岛崎藤村说起翻译《黎明之前》时，以“去年10月下旬，被几个朋友约到东京去的时候……”张我军：《〈黎明之前〉尚在黎明之前》，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187页。来代指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在纪念、介绍日本的著名诗人北原白秋的《北原白秋的片鳞》一文中张我军写道：“去年11月2日，现代日本诗坛的巨星北原白秋氏与世长辞了。这也不知是哪一世的宿缘，生前和他未获一面之缘的我，居然为了意想不到的机会恰好旅居东京，得参加于5日举行的追悼会，瞻仰遗容。……”张我军：《北原白秋的片鳞》，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191页。这里的“意想不到的机会”、“旅居东京”也是指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同样是由于不愿提及此事，就用这种婉转的说法代替了。这种情况在《〈黎明〉原著者序、译者附记及译者的话》一文中也曾经出现过。只有在《武者小路实笃印象记》一文中他正面提及过一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张我军的这种做法再次表明张我军对这两次会议的态度，表现出张我军这种正直的知识分子的良知。他的这种做法是十分令人感动的！而且在论及这些日本作家的时候，张我军也是从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的角度出发，对这些作家进行了实事求是的介绍和评价，有着自己独到的眼光和见解，既没有贬低他们，也没有过分的溢美之辞，保持了一位学者的独立人格。
虽然现在我们能够透过历史老人的面纱比较清晰地看到这些史实。但是，在当时，这件事还是给张我军带来了很大伤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后来的生活道路。历史就是这样，有些事在近距离之内是很难说得清的。不过当时的张我军并没有也不可能有过多的时间和机会去思考这些，他在为生计奔波忙碌于各个学校的课堂之余，依然活跃在当时的华北文学界。
其实，在张我军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之前，他参加各种文学活动也是很频繁的，除了上述的与好友张深切主编的《中国文艺》有着密切的关系以外，在其他文学活动中他也是比较活跃的。当然，这也正如前面所说，既因为是他自己有着对文学由衷的热爱，也有着不得已而为之的一面。1941年1月，华北沦陷区第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文艺团体华北文艺协会成立，张我军是这个团体的主要发起人，并在其中担任了组织部的工作。由于各种原因，这个文艺团体在活动了近半年的时间之后自行解散了。1942年9月，又一个文艺团体华北作家协会在华北沦陷区成立。较之华北文艺协会这个团体规模要大许多，组织也比较严密，而且与当时的日伪当局关系十分密切。值得注意的是，在组织华北文艺协会时十分活跃积极的张我军并没有在这个团体中担任任何职务，甚至连普通的会员都不是。即使是在张我军参加了两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之后，他也没有成为该组织的正式成员，1944年9月，华北作家协会举行第三次全体会员大会。在这次大会上，通过了新的机构和人事安排，各个部门的组成人员中仍然没有张我军的身影。目前已经不能详细地考察其中的原委，但是根据张我军的一贯表现，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张我军在有意地进行回避。因为这个团体与日伪当局有紧密的联系，而张我军却不想和日伪方面发生过多的往来。但是，由于张我军的名望以及他的日本籍台湾人的特殊身份，他还是身不由己地参加了这一团体的一些活动。尤其是在第一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召开以后，日本的许多从事文学活动的人频频来华北地区进行视察等活动，张我军在无奈之下参加了许多招待、应酬的活动，也与一些日本作家有了更多的接触，有时还被冠之以华北作家协会的评议员的头衔。如：1943年5月13日，张我军参加了华北作家协会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欢迎日本文学报国会代表林房雄与河上彻太郎的招待会；1943年6月4日，张我军列席了华北作家协会第十一次干事会。这次会中的一项决议是准备在北京的各个报刊杂志上开辟“学术讲座”专栏，并决定由张我军担任在《国民杂志》上设立的“日本事情讲座”的主讲；1943年6月24日，张我军以“本会评议员”的名义和华北作家协会的全体干事、书记一起参加了日本协会在北京饭店为小林秀雄举行的欢迎会；1943年8月12日，张我军又以“本会评议员”的名义列席了第十三次华北作家协会干事会；1944年1月3日，张我军参加了华北作家协会招待报道部关系人物的招待会。
当时的媒体对这些活动只有一些浮光掠影的报道，没有记录下其中的详细情节，我们无从知道张我军当时的具体言行和心情，但也不难想象当时他身不由己的无奈和慨叹，这种活动必定是张我军所不愿参加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只能虚与委蛇、敷衍了事。
1944年3月，为了响应日伪方面筹划组建沦陷区统一的文学团体的活动，华北作家协会于9日和10日这两天召开第19次干事会，推举人员，准备把华北作家协会改组为中国文学协会华北总会，这样一来，沦陷区的文学将要被日伪方面更加严密地控制起来。张我军名列其中，在这次会议中被推举为评议员。接下来，分别于3月22日、28日和4月7日、18日召开了四次筹备会议。张我军出席了其中的第一次和第四次筹备会。在前三次会议中他们决定将这个新的组织正式定名为“中国文学协会华北分会”，通过了预算草案和理事会的人选，准备在4月23日召开成立大会，并拟定了成立大会的日程安排，写成了报告，由张我军和柳龙光将这份报告面呈给了华北政务委员会情报局和教育总署备案。但是，在最后的第四次会议上，张我军提出了两点建议，直接影响了这件事的进程和结局。他提出：成立大会应该延期举行，华北作家协会须在成立大会召开之前解散。因此，即将就绪的“中国文学协会华北分会”的筹备工作就此停顿下来，最后随着局势的发展而不了了之了。而且，正在筹划中的“中国文学协会”南京总会和上海分会的活动也被推迟了。柳龙光：《编辑后记》，《中国文学》第5期第72页，1944年5月。从根本上讲，沦陷区筹建统一文学组织的活动的流产是当时社会大形势造成的，日本侵略者已经走在了崩溃灭亡的边缘，对于有些事情已经无暇顾及了。但是，就华北沦陷区来讲，本已就绪的活动突然停止了，张我军还是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的。这也许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使然吧。总之，北平沦陷时期，虽然他不可避免地与日伪方面发生了许多交往，但是，整体来讲他是经受住了时代和历史的考验的，没有丧失民族气节。
第七章 北平沦陷时期的张我军
第五节 信念坚定向往光明
身处在沦陷区艰难的社会环境下，张我军的生活是十分苦闷、压抑的。他不仅面临着我们在前面已经叙述过的由于对日伪当局的抵制态度而带来的巨大政治压力，还面临着个人生活的巨大经济压力。
由于日本侵略者对沦陷区的残酷的经济压榨、剥削和掠夺，张我军虽然在多所大学里兼任教职，却只有十分微薄的收入，甚至不足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他只有靠翻译日文作品来补贴家用。尤其进入4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侵略战线的扩大以及在战场上的溃败，他们对沦陷区进行了更加残忍的掠夺，这就更加重了包括张我军在内的沦陷区人民的生活压力。尽管张我军辛勤的教书和翻译。有时还难免要找人借钱或是典卖家具，才能维持一家人十分简朴的生活。1943年2月4日是旧历大年三十，在这一天他也不得休息，在庆祝新年的同时他抓紧时间开始写作《北原白秋的片鳞》一文。在随后的三天里，他既要与家人团聚，又要和亲朋好友往来致贺，还完成了这篇文章的写作。可见其工作的辛苦程度。这一年的旧历年年底，张我军得到了一本书的版税和学校的年终加俸，因此得以还清了以往的债务，并有了三百元钱的富余。但是形势不容乐观，当时他已经明显地感觉到了物价上涨的危机。于是，在完成了《北原白秋的片鳞》的写作之后，他立即南下上海、南京去寻找工作。这次南下历时二十多天，工作没有找到，反而白白浪费了三百元钱和二十多天的时间。等他回来之后，发现母亲已经卧病在床两三天了，物价也已经翻了几番，弄得十分狼狈。学校开学之后，事务更加繁忙，而且不仅母亲的病没有好转，妻子和孩子也相继病倒，最后连自己也病了。等到家人和自己的病陆续好转后，张我军的债务已多达一千五百多元。除了教书、写作和搞翻译之外别无“生财之道”的张我军，只好选择比较好翻译的作品，加紧时间工作。由此不难看出张我军所面临的巨大的经济压力。生活的重压使张我军十分疲惫、憔悴、心情抑郁。在张我军的长子张光正先生的记忆中，当时年仅四十出头的张我军就已经眼花背驼，呈现出不堪重负的老态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经常借酒浇愁。有一次，他在家里独自饮酒，大醉之后伤心痛哭，声称要出家去当和尚，在醉意朦胧中尽情地倾吐着自己极度苦闷抑郁的心情。
但是，张我军并没有真的丧失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他心中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日本必然会失败，中国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个信念支撑着他勇敢地面对黑暗的社会和艰难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