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二卷张我军评传 作者:田建民-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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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年初，久已赋闲的张我军离开北平，来到上海与人合作经商。但张我军的兴趣在文学、翻译和教学上，经商则非其所长。再加上当时社会动荡不安，内战一触即发。所以在上海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张我军决定回台湾故乡谋求发展。于是他只身先期返回了台湾。这年6月，除了已经前往革命根据地的长子张光正以外，他的家人也先后从北平迁到台湾，一家人在阔别了二十年的故乡重新团聚。而他们在北平手帕胡同的故居则借给了两位台湾同乡（一位姓杨的先生和一位姓蓝的太太）居住，并把家中不宜带走的家具物品送给了他们。口头约定让他们按月接济住在湖北会馆的张我军的岳母罗梅氏并帮忙代为照管存放在这里的张我军的大量的藏书和手稿。遗憾的是，两位台湾同乡并没有践行这个约定。不但张我军的藏书和手稿散失得无影无踪，而且他们也没有接济过罗梅氏。解放后，留在大陆的张我军的大儿子张光正担负起了照顾外婆的任务。
虽然张我军在北京时已经是颇有名气的日文教授和翻译家，但回到台湾，一切都需要从头开始。1946年7月1日他出任由游弥坚任理事长的台湾省教育会台中书局编纂组主任。当时，国民党政府当局正在全力应付大陆的动荡局势，无暇顾及台湾。其驻台官员及军宪人员都天高皇帝远，贪污腐败，任意横行。在这样的情况下，张我军无意再在省教育会机关任职，暂时寄居在台中师范学校校长洪炎秋的家里。洪炎秋是台湾彰化鹿港人，1923年由台湾来北京并考入北京大学。1929年6月自北京大学教育系毕业，后一直在北平各大学任教，并在战前开办了人人书店，专门出版语言教学书籍。台湾光复后任台中师范学校校长、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台湾大学教授、立法委员等职。张我军与洪炎秋在北京时就成了莫逆之交，张我军编的《日语基础读本》、《高级日文自修丛书》、《现代日本语法大全》及《标准日文自修讲座》等书及所编杂志《日文与日语》都是洪炎秋的人人书店出版的。张我军初回台湾，工作无着，居无定所。作为老朋友，洪炎秋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请他住到自己家中，显示出他们之间真挚的朋友情谊。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驻台官员及军宪人员对刚从日本殖民者铁蹄下挣扎出来的台湾人民不知抚慰，而是残酷地欺压和掠夺。终于导致了二·二八事件的爆发。1947年2月28日，台湾人民发动了大规模的抗暴运动，事件遍及台北、基隆、桃园、台中、嘉义、台南、高雄等地，波及台湾全省。一时，学生组织学生军，老百姓成立治安委员会并组织民主联军等。国民党政府急调驻扎在宁沪线上的二十一军从基隆登陆，一路打上台北。对反抗的台湾民众进行血腥镇压。之后又在台湾全省进行大搜捕，使台湾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之中。当时，台中师范学校是台中市二·二八事件的一个群众活动中心，洪炎秋因此遭到牵连被台湾当局撤职，一时，洪家也陷于困境之中，这使张我军不得不更急切地寻求养家糊口的谋生之路。
第八章 桑梓情深
第二节 “云锁雨打”下坎坷郁闷的谋生之路
时值壮年的张我军在台湾光复之后急切地赶回故乡，本想凭着自己的一技之长，为家乡人民干一番事业。然而，台湾在挣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后，却并未马上变成天朗日丽，而是“云锁雨打”。二·二八事件之后，国民党政府加紧了对台湾人民的控制。迫害、驱逐甚至枪杀进步人士，反动势力猖獗，特务横行。原由陈仪主持的台湾长官公署被撤消，改组为台湾省政府，魏道明出任省主席。在省政府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魏道明就提议作出了撤消由进步人士许寿裳主持的台湾编译馆。许寿裳是鲁迅的挚友，是著名的教育家和学者。他虽无党派，但他是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对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一贯同情和支持。他是1946年6月应陈仪之约由上海飞抵台湾筹建台湾编译馆的。台湾编译馆被撤消，许寿裳应台湾大学校长陆志鸿之聘出任台湾大学文学院国文系主任。李何林、李霁野等进步人士也随同许寿裳一起到台大任教。在课堂上继续传授五四新文化和科学民主精神。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的节节败退，台湾的政治形势日益严重，特务猖獗，笼罩在一片恐怖的氛围之中。1948年2月18日深夜，许寿裳在寓所遭到暗杀。这是继李公朴、闻一多之后又一震动全国的血案。当年4月李何林潜至基隆港上船，只身离开台湾。5月，李霁野也离台回到大陆。接下来，参加了许寿裳筹划组织的“中国现代文学讲座”的台大副教授雷石榆也被解聘。不久即以“奸党嫌疑犯”罪名投入监狱达三个月之久，1949年9月被“驱逐出境”。而且，这种政治灾祸竟然直接降临到张我军的家里。1949年4月，二儿子张光直因“涉共嫌疑”，于“四六”事件中，被台北“警备司令部情报处”从家中逮捕。当时，张我军家住台北市延平区甘谷街台湾茶叶同业公会后院的三间平房。那天早晨五六点钟，六个军警闯进张家，勒令张光直把他在北京的好同学温景昆的来信交出，匆忙中没有顾得上详细搜查张光直的房间，只是拿了信件带走了张光直。张光直在北京时受哥哥张光正及一些进步学生的影响，所买的书籍有艾思奇和葛名中的哲学书、华岗的社会史、剪伯赞的《中国通史》、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进步书籍。当时都放在卧室中及两个书桌上面和抽屉里。军警们的车一走，张我军迅即把张光直所存的全部进步书刊转移收藏到了前面茶商公会的办公室桌子抽屉里。三四个月后，待军警特务再来收集“罪证”时只能是空手而归了。张光直无端坐牢一年，经张我军多方托人担保才获释出狱。张我军作为一个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在这种“愁云苦雨”的高压的政治背景下是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的。他的特长和爱好是文学创作、日语教学和翻译。然而，就文学创作来说，国民党统治当局“进行了一系列的残酷冷血的‘清共’和‘肃清’行动。其结果，特别使包括大陆籍在内的台湾作家视文学创作为畏途。经过一番‘政治性配套’，来台的第一代作家包办了作家、读者及评论员，在出版界树立了清一色的需给体制，不容外人插入。……台湾文坛几乎都被大陆籍人士把持。即因如此，50年代充斥岛内的作品尽是反映他们这种特殊心态的‘反共’和‘乡愁’的小说、诗歌及戏剧。”白少帆等主编：《现代台湾文学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19页。在这种情况下，张我军的文学创作之路基本上已被堵死，留给他的空间只有写写游记、鉴赏鉴赏民歌了。就日语教学和翻译来说也都成了明日黄花，不合适宜了。台湾的本土作家也都由日文写作的道路上折回，生涩地学用着国语一步一步地过渡。张我军在谈到老朋友张文环时写道：“在台湾光复以前，他是台湾的中坚作家，做一个文学作家正要步入成熟的境地。就在这当儿，台湾光复了。台湾的光复在民族感情炽烈的他自是有生以来最大的一件快心事，然而他的作家生涯却从此搁浅了！一向用日文写惯了作品的他，蓦然如断臂将军，英雄无用武之地，不得不将创作之笔束之高阁。光复以来虽认真学习国文，但是一支创作之笔的练成谈何容易？况且年纪也不轻了，还有数口之家赖他谋生哩。目前他的国文创作之笔已练到什么程度我不大清楚，但是他这几年来所受生活的重压和为停止创作的内心苦闷我则知之甚详。我每一想到这里，便不禁对文环君以至所有和他情形类似的台湾作家寄以十二分的同情！”张我军：《城市信用合作社巡礼杂笔·玉容憔悴的嘉义》，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366页。这段话可以说是夫子自道，有点同病相怜的味道。张我军文学创作无望，教学和翻译也不成。可以说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其内心的苦闷也是可想而知的。
张我军在北京时是著名的日文日语教授，自编过多本日语学习教材，当时很受学习者欢迎。回到台湾，正是台湾光复后台湾人弃置日语而改用国语的时候，大多数人面临着学习国语的任务。而当时的情形是：“学校中，国文教员已是供不应需”；“学校以外，更是找不到国文教员”；“而服务各界的人士，经济和时间都不容其求师修习。在这种情形之下，惟一的补救办法便是‘自修’”。张我军：《〈国文自修讲座〉卷一导言》，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432页。所以张我军认为“发现了一件最关紧要而又无人着手的工作，就是国文自修书的编著刊行”。同①，第431页。一方面本着为家乡人民办点事的愿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养家糊口，于是，早在二十多年前在台湾发表过《中国国语文做法》的张我军，整日在斗室之中，摒绝社交，伏案执笔，凭着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编辑《国文自修讲座》教材。这之间只因推脱不开，为老朋友张深切的《在广东发动的台湾革命运动史略》一书写了一篇序言。作为一个正直的学者，虽然是在为老朋友的书写序，但他并不是无原则的吹捧，而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序文特别称赞了书中的《狱中记》一篇，但也不无批评：“本篇内容充满着反日抗日的情绪，自文章本身说，虽然也有不大流畅的地方，却又有才气焕发的地方；自思想见解说，虽然难免有幼稚得可笑的地方，但又有超然独到的地方。……深切是一个好强的人，信念坚固，做事说话是走直线的，不会迂折婉转；写文章也是直冲的，不善修辞润色。”张我军：《〈在广东发动的台湾革命运动史略〉序》，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436—437页。这种实事求是的评价，显示出一个真正的学者的学术良心。
编《国文自修讲座》教材的目的“是为使读者以完全自修的方法，获得国文实力而编的，目标放在‘一个国民所应有的最低限度的国文能力’。……约略开始自国民学校四年级程度，终止于初级中学毕业程度。”张我军：《〈国文自修讲座〉卷一导言》，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432页。全套书预计十二卷，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六卷，所讲国文为国民学校四、五、六年级程度；后一阶段六卷，所讲国文为初中一、二、三年级程度。前六卷完全讲授语体文，后六卷则及于文言文以至应用文。为了这套教材的出版和发行，张我军在台中市继光街83号自己开办六合书店。但是，事情并不像想象的那样顺利，国文自修教材也并不像他在北京编著的日语教材那样畅销。由于书店入不敷出，很快就难以在台中市坚持下去了。1948年1月4日，六合书店迁至台北板桥大东街7号，不久即关闭。《国文自修讲座》只出版了前五册。
编书办书店的道路走不通，为了养家糊口，1948年春，张我军到自己童少年时期的老朋友陈清汾任理事长的台湾茶叶同业公会任秘书（顾问），主编《台湾茶叶》季刊。自清嘉庆十五年（公元1810年），福建茶商柯朝，在台北县试植茶树获得成功，台湾植茶就此传播开来。到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台湾乌龙茶蓬勃发展。据连雅堂所著《台湾通史·农业志》记载：“夫乌龙茶为台北独得风味，售之美国，销路日广，自是以来，茶农大兴，岁可值银二百数十万圆，厦汕商人之来者，设茶行二三十家，茶工亦多安溪人，春至冬返，贫家妇女拣茶为生，日得二三百钱，台北市况为之一振。”所以在台湾近代史上，茶叶是可与蔗糖和稻米并排的重要经济产物。以高山乌龙茶和冻顶乌龙茶最为著名。张我军在茶叶同业公会的主要职责是编辑《台湾茶叶》季刊。对于张我军来说，在茶叶同业公会这样的实业界做个一般职员，确乎有点大材小用，但是，当《台湾茶叶》季刊的记者和主编，却多少也是他的兴趣所在。使他有余闲得以考察台湾的茶园、了解台湾种茶的历史和现实的情况，参观采茶比赛，采集山歌等。从而使他又重新拾起了文学创作之笔，给后人留下诸如《采茶风景偶写》、《埔里之行》等一批优秀的散文游记，对了解台湾的风土人情和研究张我军后期的心理和生活殊为宝贵。
1948年8月，张我军应台湾省合作金库理事长谢东闵邀请，到省合作金库业务部任专员。同年12月改任合作金库研究室专员。1950年7月升任研究室主任并兼任金库棒球部长。除处理研究室业务外，自1950年4月至1955年11月逝世前，一直主编省合作金库的机关刊物《合作界》月刊（后改为季刊）。张我军工作上非常勤勉，办刊物他又是行家里手。他亲自整理台湾合作史料，对于合作文献作出很大的贡献。他的朋友苏芗雨回忆说：“他虽然不是学经济的，但其主编的《合作界》，却有声有色，在合作事业界放出异彩。有一次，现任农林厅副厅长罗启源先生说，合作金库的张主任文笔健，组织力强，资料到他手里，即成为一篇好文章，非常叹服。”苏芗雨：《怀念张我军先生》，见张光正编《近观张我军》，台海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11页。公余时间，他孜孜不倦地编纂《日华词典》，已完成五分之一，约二十万字，因早逝未能完工。殊为遗憾。在合作金库，论学问，论名望，论职位，他都算有一定资格的，但是他从不在同事面前摆架子，而是平易待人，不耻下问。据曾和他在合作金库研究室同过事的台湾老作家龙瑛宗回忆，龙瑛宗那时只能用日文撰写关于农业经济的文章，张我军主任亲自为他译成中文，使他感到惶恐之至。张我军以一部室主任之尊，但凡事不拘泥。他在大陆是有名的日文权威。偶尔有人请他将日文译成中文，而他碰到不大明了的日本文就每到龙瑛宗那里去问个底细。遇到两人都不懂时，就翻阅词典共同研究。这种穷根究底的态度使龙瑛宗深受感动。张我军的体育爱好是下围棋和打棒球。下起棋来举止如行云流水，不计胜负，尽兴而已。虽然年近五旬，但有时却有着年轻人的热情和好奇心。龙瑛宗回忆说：“光复后不久，银行界为了健身运动便提倡了软式棒球，当时合作金库与华南银行最为热心。各银行组织业余软式棒球队，就在新公园举行了比赛。合库与华银在新公园鏖战时，双方派出了大批的啦啦队员，打鼓敲锣大声叫喊。张我军为此替棒球队作词并由另一个同仁作曲，谱成合库啦啦队歌，于是张氏也变成了棒球迷。棒球风传染给老爷们，也组织了老爷棒球队互相比赛以取乐。……有一天老爷们在比赛，张我军当了外野手守备中央，没料到有一个大飞球凌空直奔中央外野去。顿时张氏着慌了，惊慌地走来走去想要抓球。奇怪！那个飞球竟看不见，于是张氏向四周草场寻找，还是找不到。找了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