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二卷张我军评传 作者:田建民-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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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桑梓情深
第三节 宝岛情思——散文创作
张我军归台后的文学创作主要是在游记散文上，用他那支朴实而流畅的笔，描绘着宝岛的风土人情，抒发着对生他养他的故乡的爱意和依恋。偶尔，他也用曲折或者象征的手法写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和心中的苦闷及对光明前途的向往的文章。如《当铺颂》和《春雷》就属于这方面的散文。
《当铺颂》写于1947年12月23日，当时正是他办六合书店入不敷出、生活拮据的时候。张我军一生生活坎坷，特别是他初回台湾的两年，始终处于半失业的状态。就像他在文中所说的：“既未带回金钞之类，老家又没有谷子可收，所以只好把自己对之有些感情的东西陆续‘死别’净尽了。……可是后来卖到太太心爱的东西，就难免踌躇一番了。结果虽然还是卖掉，但这种时候总不由得想起北平生活的二十余年间，当铺的方便对我的恩惠。”当然，颂当铺是反讽的说法，但也说出了他在多次和当铺打交道的辛酸苦辣中对当铺的深刻了解和独特的体验。一般人提起当铺都会想起高利贷者或乘人之危勒索抢劫的强盗，但作者却详细分析了当铺对不同阶层的人的不同的意义。“第一种人是穷人。第二种人是商户，他们遇到周转不灵的时候也会找到这个方便之门。第三种人是旅行人，他们或者寻亲找友寻找不着，或者等候差使过久，盘缠用罄，无法打发房饭钱，回不了家，便可将随身所带之物送到当铺换钱来应付。……若在没有这种方便的地方，遇到这样的时候，那么无论你是惟一爱人的惟一纪念品，或是任何心爱的东西，也只有卖掉的一条路了。……第四种人。这种人是有钱阶级的一部分。他们有的是好皮袄，到了春回大地已经穿不着皮袄的时候，便把它送到收藏设备周全的当铺去，当头越小越好，因为目的不在换钱用，只是让当铺代为收存，所以付些利息，在这种人看来只当是保管费。这样一来，那些皮袄既不怕虫蛀，又不会受潮而至掉毛，且不致为小偷所觊觎，真是一举数得。”当然作者不是替高利贷的罪恶辩护。而是借“颂赞”当铺的酒杯，浇自己胸中的块垒，替天下像自己一样的穷人鸣不平。
《春雷》写于1951年清明之夜。文章从自己童少年和青年时期盼望春雷写起，引出现实情况下对春雷的期盼。小时候因为听大人说春雷一响小蚕就会从卵壳里钻出来，所以喜欢养蚕的他总是急切地盼着春雷的一响。青年时代生活在北京，严冬的肆虐只有春雷响过才能退避三舍，所以每年立春后便焦急地等着春雷的一响。而眼下的台湾却是淫雨连绵达四五个月之久，没完没了的令人起烦。“每个人的周身毛孔甚至五脏六腑也都长了霉似的。半个冬天和整个春天在愁云苦雨中度日，几几乎乎不见天日。……真够叫人郁闷得喘不过气来！尤其是一年只有一度的大好春光竟惨遭云锁雨打。”“清明节突然一声清脆的春雷给我带来了晴天的希望。因为春雷响后毛毛雨变成了骤雨，依经验骤雨过后便是晴天。”“童年时代和青年时代曾经给我带了希望来的春雷，现在又在苦雨已久的今天给我带了晴天的无限希望来。入夜，雨越发下大了，然而我仍然由衷相信明天是可以一亲久别了的阳光的。”笔者和张光正先生谈起张我军的散文创作，张先生认为写得最好、最能表现作者当时的内心世界的就是《春雷》。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篇可以看成是作者以散文的形式留下的一篇遗言。他联系当时弟弟张光直无辜坐牢，接下来祖母又去世一连串家庭悲剧以及张我军抗战胜利前后曾预备去晋察冀革命根据地考察并和八路军干部甄华会面等事实，认为这是作者在台湾的白色恐怖下郁屈已久的心情的吐露。“是他憎恶黑暗现实，憧憬光明未来，渴望国家统一和两岸亲友重聚的心灵呼唤；也是他在自己晚年，以文学作品形式留给后人和世人，剖白心迹的遗言。”确实，本文用象征的手法，委婉曲折地表现了对当时“愁云苦雨”、“几几乎乎不见天日”、“叫人郁闷得喘不过气来”的政治气候的不满和自己内心的苦闷以及对美好晴朗的天——光明的期盼。
张光直先生在论到父亲时说：“回台湾以后九年中，父亲的心情是复杂的。……对乡土的一切都有重新发现的喜悦。记得他有机会便给我们兄弟表演唱山歌民谣，用孔子白吟诗。父亲回台以后的创作，主要是在实业界杂志里面发表游记杂感一类，从这里面表现对乡土的喜悦和对台湾民众前途的期盼。”张光直：《“父亲可以放心了”》，见张光正编《近观张我军》，台海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52页。写于1948年10月1日的《山歌十首》，可以印证张光直先生对父亲心理的揣摩是深入而又合于实情的。这篇散文开篇作者就表示：“话说那一年老童生逃出了日本治下的老家台湾，远远到了北方故都之地，住了二十有余年之后，回到了光复不久的故土一看，真是一草一木都觉得可爱可亲！连他过去以为是极鄙俚的‘歌仔戏’，听起来也觉得新鲜有味……”张我军在台中访友时在酒家听到一位客家族姑娘唱山歌，那婉转悠扬的声调令他深深地陶醉。于是他托台湾茶叶界的姜瑞昌先生选集收录了十首山歌并逐首欣赏。这种山歌有独唱的，有男女唱和的，每首七言四句，形式和内容类似竹枝词。我们抄录一首如下：“临江杨柳一条条，/拿起桨仔等来潮；/阿哥系船妹系水，/船浮水面任你摇！”再看张我军的讲解：“‘桨仔’即摇船的桨子，‘系’即‘是’。全首大意：江岸柳枝一条条垂着，手扶桨子只等着潮水涨满好摇船；娘子对郎君说：你我两人好有一比——‘郎是船来侬是水’，你这条船浮在我身上，你爱怎样摇就怎样摇吧！真是一首好极了的竹枝词！有景有情，有景生情表现朴素而又细腻，情景调和恰切。若有人说这是淫词，那么一定是他心里不干净。”看，这一素朴的俚歌经张我军这个文学家的手点拨使其充满了韵味和机趣。
《采茶风景偶写》一篇，作者用对比的手法，先写自己回忆中童年时代令人无比向往的田园牧歌式的茶园生活。茶工和采茶女幽闲而热烈地一面劳动一面对唱着山歌，伴随着这种静雅而甜蜜的生活产生了许多神秘而浪漫的爱情故事。再写现实中的采茶纯粹变成了一种谋生的手段，枯燥乏味，毫无浪漫可言。通过对比，表现了作者的“一种酸中带甜的乡愁”和对现代物质文明对人性挤压的慨叹。“是的，制茶的机械化，把采茶的情调俗化，把茶山的神秘罗曼丝驱进深山去了！”《在台岛西北角看采茶比赛后记》和《采茶风景偶写》写法类似，也用了先扬后抑的手法记述作者去淡水区参观采茶比赛大会。一开始作者也是满怀热情地想能看到一场热闹的采茶比赛，并顺便看看“别了将近四十年的小基隆，希望在那里唤起一些儿时的回忆”。然而比赛却只有十分钟就草草收场。作为台湾茶叶同业公会的干部，作者对采茶和采茶比赛提出了批评和建议：“一、茶厂收买茶菁时特别注重‘质’，甚而拒绝收买不按规矩采摘的茶菁，使茶农在经济上获得好茶菁的实益。这样一来，他们自然会限制采茶女的胡采乱摘。二、要使茶农彻底明白：不按规矩采摘，茶树生长会缓慢，从而次回的收量一定减少。……任何一种比赛会都要劳民伤财的。若未因此而获得补偿的效果，则何异迎神赛会空热闹一场，有什么意思呢？所以采茶的比赛会，主办人应该借这种机会运用教化力，详细向选手们讲解纯正采茶的方法及其重要性，并授以技术，利用这短暂的时间训练采茶的干部人才，使她们回到各自的茶园去传播纯正的采摘法。”在主编《台湾茶业》期间，张我军最具游记色彩的散文是《埔里之行》。1949年元旦，张我军奉茶叶同业公会之命，利用新年三天的假期去埔里考察茶山。他搭乘长途汽车从台中出发，途经雾峰、万斗六、草屯等地到达埔里。在那里他参观了阿萨姆种茶园和东邦红茶公司的制茶厂。文章记下了这次短程的旅行并详细地介绍了台湾阿萨姆种茶树之父郭少三先生和他苦心孤诣地移植培育阿萨姆种茶树以及他对台湾茶叶的发展改良所做出的贡献。这篇记游性的散文除了记述和介绍茶园和台湾阿萨姆种茶的历史以及作者从城里来到山野的轻松而愉悦的心情之外，现在读来给我们感受最深的是作者在那时就注意到了生态环境的保护问题。他在文章中写道：“山不高而溪不深，诚然是不够构成美景的条件，但凡深山而林不密，尤会大杀风景。许多山，露出一片片赭土种植着香蕉，远远看去整像人头上的癞疮疤。……在几百尺的山峰也上去耕种的这些垦荒的勤苦耐劳的象征，我们只有对之肃然起敬，不应有所议论，然若自风景美的观点来说，山地还是以植林为宜。……远远看见几座山露出一条一条的肌肉似的赭土，仿佛像是巨人的泪痕。全山的树木被砍伐净尽，只剩些杂草，大雨一冲，处处山崩土裂便露出肌肉而构成了巨人的泪痕。人们这样乱砍树木，终于把身上所披的大衣被人剥掉的山大约也会流眼泪的。”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张我军就有这种环境保护意识，并用拟人化的手法把这种意识表现得强烈感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张我军最长的一篇游记散文是《城市信用合作社巡礼杂笔》。这是1951年12月3日至13日，他代表省合作金库到东港、屏东、高雄、嘉义、员林、鹿港、彰化、台中、新竹、桃园、基隆、淡水等十三个市镇信用合作社去走访考察后所写的考察记。文章分为“游历者的心情”、“南行途中”、“屏东之夜”、“晨奔东港”、“未定成的大高雄”、“古色古香台南市”、“玉容憔悴的嘉义”、“靠蜜柑著名的员林”、“现代化了的鹿港”、“八卦山麓彰化之夜”、“安静而不寂寞的台中”等十一节，详细记述了他的考察行踪以及台湾各地的自然状貌、历史变革和风土人情。对研究张我军本人及50年代初期的台湾社会状况都是殊为宝贵的资料。
张我军归台后的散文创作主要是两类。一类是游记散文；一类是带有象征或讽喻意味的抒情散文。其游记散文不事雕琢，不拘形式，潇洒、自然、奔放。总是用他那支朴实而流畅的笔，描绘着宝岛的风土人情，抒发着对生他养他的故乡的爱意和依恋。信笔所至，台湾的自然风光、历史文化、民风民俗、故友新朋等都融会着作者的情感展现在读者面前。真可谓“蹬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寓于海”。如观看采茶，作者就满怀激情地从记忆中想象出一幅诱人的田园牧歌式的采茶风景：“当那春色正浓的时候，丘陵上一排一排茂盛的茶树，翘起绿油油的嫩芽，等待着采茶女去一朵一朵地采摘。相思树的阴影底下，三三五五的采茶女，低着头指尖不停地在和嫩绿的茶芽接吻。……忽然一阵清脆的歌声在微风中抖擞起来了，大家都知道这是对自己的歌喉有把握的茶工开始向采茶女挑战的。不期然地便有女中音接着前歌唱了一句应战，这样地男一句女一句，歌词针锋相对，歌喉一句紧凑一句，煞是热闹而幽闲，比管弦齐备的音乐会还够味。……听着这歌声，令人深切地感到天下太平的幸福！”这就是作者怀念的理想化的颇具人性美和人情美的诗意生活。再如写到台南：“台湾有句俗话叫‘一府二鹿三艋牛馐且佬蛑赋龉ヌㄍ迦鲎畲蟮某鞘校褪翘希咕褪锹垢郏慌｛就是现在的台北市万华。台湾在清末尚未升格为省以前是隶属于福建省，设府治于台南，所以那时候台南是台湾的第一都市自属当然。后来台湾的政治中心移到台北，商业也随而北上，台南市面因之逐渐萧条。然而一二百年的首府传统根深蒂固地留在那里，我在二十五年前第一次到台南时，也觉得那里的建筑、服饰比较近于大陆，人们的举动也较为雍容大方。”自然而然地给读者介绍了台湾的历史沿革。张我军一生喜爱交友，为人热情诚挚，义气豪爽。早在北京时期，他就与连震东、苏芗雨、洪炎秋一起自称为“台湾四剑客”。苏芗雨、苏子蘅、徐牧生、叶平子及林海音家都曾得到他的帮助。所以忆友、访友、交友是他的散文表现的一部分重要内容。如在嘉义，他到老朋友、著名作家张文环家做客。“在文环君的家，除了尚须顾虑他的经济能力以外，我是敢于随便要吃要喝的。现在他虽然坐上了一个大公司嘉义分公司经理的椅子，生活安定些了，但是始终不改书生本色的他，收入仍是有限得很，所以今晚他请我一只鸭子一瓶酒，我受之如一桌宴席，吃喝得非常痛快，乘着酒兴把他家所剩的半瓶酒也喝光了。”彰化可以说是故地重游，二十五年前他曾以《台湾民报》记者的身份到此游览，与著名作家赖和、王敏川、吴清波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现在，这些老朋友都已作古了，这使作者感慨万千。他抽空拜访了一些老朋友，其中有两位是医生。“医生之一是名医杨氏，我们已有二十五年不见面了。一踏进门我先问他认得不认得，他说不认得，当然不认得，若在路上遇见，我也不认得他呀。我报了自己的姓名之后，但见杨老兄大吃一惊似的大声说：‘唉，你怎么老得这样？’他这一惊叹倒把我吓了一跳，因为我以为我真是老态龙钟了。但是仔细一看，他周身的任何地方也不见得比我年少，于是我明白了，大约他印象中的我还是二十五年前乳臭未干的我，这才放心了些。然后从容地笑着说：‘你自己为什么也老得这样？’相对哈哈大笑。”真是文如其人，字里行间使读者认识了一位诚挚豪爽，童心未泯的性情中人！
张我军的另一类散文是带有象征或讽喻意味的抒情散文。如果说张我军的游记散文潇洒自如，不拘形式，表现的主要是他对故乡的爱意和依恋及他性格的纯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