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二卷张我军评传 作者:田建民-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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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我军的另一类散文是带有象征或讽喻意味的抒情散文。如果说张我军的游记散文潇洒自如，不拘形式，表现的主要是他对故乡的爱意和依恋及他性格的纯真、热情、豪爽的一面，那么，他的抒情散文则立意巧妙，结构谨严，思理绵密，用象征或讽喻的手法，委婉曲折地表达对当时政治气候的不满，表现的是他性格中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一面。如《当铺颂》，表面上在称赞当铺给人们的种种便利，实际是发泄自己当时处于半失业状态，靠典当家私维持家庭生活的愤懑，是对当时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的谴责。借“颂赞”当铺的酒杯，浇自己胸中的块垒，替天下像自己一样的穷人鸣不平。再如《春雷》，用“愁云苦雨”、“几几乎乎不见天日”、“叫人郁闷得喘不过气来”的天候来象征当时台湾令人恐怖窒息的社会政治气候，用春雷来象征作者期待的社会变革，用晴天和阳光来象征作者理想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制度。文章立意构思都很巧妙，文字优美，看似平易而实蕴深意。　
第八章　桑梓情深　　
第四节　父子深情　　
　　在社会上，张我军是台湾反对封建的旧文学、旧思想、旧道德，提倡新文学、新思想和新道德的急先锋；在家庭中，张我军却是集新旧道德于一身的父母的好儿子、妻子的好丈夫、儿子们的好父亲。张我军自小是一个懂事的孩子，他少年时就用自己的勤苦、好学和聪颖智慧为自己打造了一片小小的天地，成了为父母争气的好儿子。他事母至孝。1922年父亲去世以后，当时尚在厦门担任银行职员的张我军，就把母亲从台湾接来同住。银行解散以后，迫于无奈，他将母亲送回台湾。此后，他大部分时间是在大陆求学，除了在《台湾民报》工作的一年多以外，一直未能和母亲在一起生活。但是，他时刻没有忘记孤单一人生活在台湾的母亲。1929年，张我军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留校任教，总算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生活一有保证，张我军就把母亲从台湾接来，一家三代在北京团聚，让母亲享受了天伦之乐。与妻子罗心乡的富于浪漫传奇色彩的“乱都之恋”，可以说是实践五四新思想、新道德的楷模。更难能可贵的是，夫妻二人的爱情终生不渝，一直相敬如宾，伉俪情深。对儿子们来说，张我军是一个慈爱开明的父亲。在《关于岛崎藤村》一文中，他介绍了岛崎藤村描写自己与四个子女的生活情况的《岚》并说明了他翻译这篇作品的“特殊原因”：“我个人对于藤村先生的一生，最佩服的一件事是‘做父亲的岛崎藤村’。人世有所谓‘慈母’，却很少见所谓‘慈父’者；然而我们试读本篇，到处可以发见‘慈父藤村’的面目活现着。我读了本篇，不知有多少次感触于‘慈父’之心而为之暗洒热泪哩！老实说，我对于自己的孩子的教育，受教于先生本篇的地方着实不少。……我深信读了本篇的人，为人父母者可以知道怎样疼爱他（或她）的子女，为人子女者可以怎样敬爱他（或她）的父母。”张我军：《关于岛崎藤村》，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183页。其实张我军正是一个像岛崎藤村式的“慈父”。他对孩子的教育是浸润着父爱的关怀、理解与支持。他的强烈的民族情感，勤奋好学的奋斗精神及对朋友肝胆相照、对敌人疾恶如仇的是非分明的做人准则，这一切优秀的品质所形成的人格魅力，潜移默化地在塑造着儿子们的“正直诚朴”的品格和好学向上的奋斗精神，使他们日后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在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上取得骄人的成绩。　
　　大儿子张光正更多地继承了父亲的反日的民族情感。早在1942年，在沦陷的北京的志成中学读高中一年级时，十六岁的张光正就如饥似渴地阅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胡绳的《政治经济学讲话》、《从一个人看一个世界》（斯大林传）、高尔基的《母亲》、《瞿秋白文集》、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及鲁迅杂文等进步书籍，迫切地了解抗日救国的道理。1943年暑假中，他联合同学瞿家明、罗江一成立了“拓荒垦殖组”的秘密抗日组织，以社会主义为理想，以反抗日本法西斯殖民统治为目标，在同学中宣传抗日，并终于和共产党领导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组织取得联系，于1945年3月秘密离开北京辗转到了晋察冀边区首府阜平县田子口村参加了八路军并改名何标。三个多月后，张光正被派回北京向父亲讲明了自己的真实去向及三个多月的经历，介绍了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所见所闻并向父亲转达了晋察冀边区政府邀请张我军到敌后根据地参观的意向。当得知张光正参加了八路军的真实情况后，张我军对儿子的选择表示了一个父亲的理解和支持，并当即毫不迟疑地同意前往敌后抗日根据地参观，只是日本很快无条件投降了，由于时势的变动这次参观未能成行。张光正由党组织安排考入当时设在昌平县清河镇的日伪“绥靖军清河军官学校”去从事瓦解日伪军的工作，由于环境不适和待遇菲薄，入学不久即全身感染疥疮，既无有效治疗，还要坚持出操。当时亲友同学不知内情，都不理解或反对他去考伪军校，只有父亲张我军了解其中的内情但又不能和别人解释和说明。他多次骑自行车赶几十里路到学校来看儿子，给他带来药品和食品，虽然心疼儿子，但了解儿子所做工作的意义，所以并没有劝儿子离开自己的岗位，只是用关爱来默默地表达着对儿子坚持抗日工作的理解、支持和鼓励。　
　　日本投降后，伪军校被国民党第十一战区“接收”移驻保定。张光正征得组织同意后，离开保定经北平辗转至张家口找到自己所属部队。随所部转战华北战场，参加了清风店战役和解放石家庄的战役。后南下参加了解放舟山及沿海岛屿的作战任务，为人民解放战争做出了贡献。解放后在北京工作。虽然“文革”的特殊时期曾因所谓“海外关系”而被下放“五七干校”，但林彪事件后，他所在的“五七干校”被撤销，得以重返北京工作。新时期后，中国向世界打开了封闭了近三十年的大门，他终于和在美国的母亲和弟弟们取得了联系，一家人得以团聚。近年来虽然年事已高，但仍笔耕不辍，其编著的《张我军全集》、《近观张我军》、《番薯藤系两岸情》等书，是研究张我军及台湾文学的珍贵资料，为增进两岸人民的了解和文化的交流做出了贡献。应时代的召唤，张光正1945年十九岁时就离开家参加了抗日军队，此后虽然又和父亲见过几次面，但再也没机会像以前一样和父亲生活在一起了。由于时代的变动，这年他骑车送父亲到南安河村去见八路军干部甄华，从此一别，父子竟天各一方，未能再见。张光正一生都在感念着父亲对他的关爱、理解和支持。他在《悲、欢、离、聚话我家》中记述说：“同父亲最后的分别，是1945年11月9日的早上，我骑车陪他去到西单路口，向他指出将骑车在前面引导他去南安河村的那个交通员，并嘱他一路小心，就目送他骑车离去的背影渐渐消失，没想到这竟是对他的最后一瞥了。从此，我随清河军校开赴保定，父亲从南安河回来不久就独自回到家乡台湾，彼此再无见面机会。对父亲，我还有很多很多话要向他叙说，也有很多很多问题要向他请教，但这种交流的机会已经无可挽回地丧失了！后来只好努力搜寻他的遗著，从中探求他的思想脉络和求得待解的答案了。”字里行间渗透着对不能再与父亲相见的憾恨和对父亲的敬重感念之情。　
　　次子张光直，1931年4月15日生于北京。他天资聪颖，从小就继承了父亲好学深思的个性。小学就读于国立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小学，后升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直到1946年高中二年级时离开北京随父母回家乡台湾。回台湾后，恰逢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到台北，在台湾大学组建考古人类学系。李济、董作宾、凌纯声、芮逸夫、石璋如、高去寻等考古学、人类学界的精英荟萃于此。于是张光直考入了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1954年从台大毕业。1955年考取留美奖学金出国深造，如愿到哈佛大学读人类学系的研究生。1961年在哈佛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在耶鲁大学人类学系任教。1977年回母校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任教，并任北京大学兼职教授。1981年至1984年兼任人类学系系主任。1985年至1988年兼哈佛东亚咨询委员会主席，并荣膺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1994年至1996年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获华人考古学者最高荣誉——亚洲学会终身杰出成就奖。一生出版著作十余部，发表论文一百余篇。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有《中国青铜时代》、《商文明》、《古代中国考古学》、《美术、神话与祭祀》、《考古学再思》、《中国考古学论文集》、《考古人类学随笔》、《番薯人的故事》等。在中国青铜时代、商王庙号、青铜纹饰、台湾史前史等研究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国际考古学界享有盛誉。张光直取得如此辉煌的学术成就与其父亲对他的影响、关爱、理解和支持是分不开的，并且他对人类考古学的最初兴趣就是由父亲张我军启发的。他自己曾说：“我小时候和哥哥一起在父亲的书房睡觉，我们周围有许多书刊。我读了父亲的许多藏书，其中的这本书指张我军翻译的日本学者西村真次的《人类学泛论》。迷住了我，使我深深地被考古学吸引住了。”张光正：《别离、重逢到永诀——痛悼二弟张光直先生》，见何标编《番薯藤系两岸情》，台海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51页。关于西村真次的《人类学泛论》一书，我们在本书第六章已经有过介绍。这本深入浅出的科学读本确实对张光直先生起了启蒙的作用，书里面有关人类进化史、石器时代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然，去台湾后他继续读了裴文中先生的《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一书，在书中，裴先生认为中国的考古学潜力无限，鼓励青年学生报考考古学专业；1949年在“四六”事件中被捕，其牢狱经历也促使他想要探索“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这些也都是他最终选择人类考古学专业的重要原因。另外，父亲张我军是一个慈爱而负责的家长，无论在怎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他都把家庭的重担放在自己的肩上，而想方设法为家人和孩子创造较好的生活和学习条件。当时一家人回台湾后，张我军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因生活的艰难而让张光直辍学帮忙养家糊口，而是自己咬紧牙关支持儿子报考大学直至赴美留学。张光直逝世后，夫人李卉在清理遗物时发现了张光直一直保存在身边的父亲写给他的十一封家信及临终时的遗嘱，可见父亲在他心中的地位及他对父亲的感情。在这些信和遗嘱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深深的爱。这十一封信是1954年3月22日至1955年7月28日，张光直在台中及凤山接受军训时父亲写给他的。信中自然多是对儿子生活上的嘱咐和关心，随时把家里的一切告诉儿子叫他放心，但更为关心儿子的身体：“你在那里的一切，我们都放心，你的为人我也没有可担心的事，所以我不想嘱咐你什么。只有关于健康一事，必须特别注意，有病须尽早看医生，不可过分忍耐。当然，最好是小心不要生病。”“你功课虽忙，但忙的是筋骨而不是脑子，对身体是有益的。你只须记住‘休息’两个字，忙但必须尽量休息。我切望你能在这一年的锻炼中，以充足的休息配合激烈的运动，炼成一个顽健的身体作为一生事业的资本。你无须为家信而花费太多的时间，一星期有一封也就够了。”“家中事，我尚有力支撑，你大可放心。”特别对张光直考选留美一事，可谓关心备至：“李氏基金奖学金考选留美学生事，今日由台大在《中央日报》刊登通告，兹将通告剪下封入寄去，你可赶办请假手续以便应考勿误。应准备之物（如相片等）亦须预为备妥，并应注意报名考试时间。”“昨夜寄去一信，内有‘李氏基金’考选学生通告广告一份，因未挂号，妈不放心又剪了一份叫我再寄去。兹再封入寄去，收到后立刻回信，以安父母之心。”“今日接到教育部留学考试录取通告，已令光诚抄一份同封寄去。其中最要紧的是必须于十九日（应该是星期二，但原通知作星期一）检查身体。还有限于十八日缴交军训完毕证件，此事与你不知有无关系？……教育部通知不敢寄去，一是怕失落，二是不知你已否返回凤山军校，因为检查身体时必须携带此通知前往，故留在家里比较妥当。万一请假必需（须）教育部原通知时，可立刻叫电话（台北四二九六二）回家，我当尽速亲自送去……”在逝世前一个月，拖着沉重的病体给已去美国哈佛大学的张光直写信说：“我所切望于你的，是学业进步，人格完成，你须专心做去，家庭的事无须你操心。”在遗嘱中专门嘱咐：“光直，决不许回国奔丧，须待学成。”一颗父亲的拳拳的爱子之心力透纸背，感人至深。　
　　正是张我军的道德人格和他的无私的父爱，使他的四个儿子都能人格健全，各自在自己所从事的领域做出不俗的成就。张光诚台湾大学英文系毕业后赴美考入COOPER　
　　　　　　　　　　UNION美术专科学院深造，后定居纽约；张光朴台湾大学生物系毕业后赴加拿大UNIVERSITY　OF　GRALPH读博士学位，后定居芝加哥。二人也都学有所成。　
　　张我军，这个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和著名的日语教授和翻译家，他不仅在文学和翻译领域获得了成功，而且把四个儿子都培养成了社会的栋梁之材，这也是他的一大成功吧。　　　　
第八章　桑梓情深　　
第五节　哲人逝矣　　
　　苏芗雨先生是张我军的好友，他用欧阳修的“一生勤苦书万卷，万事消磨酒十分”来形容张我军的生活，可谓至当之言。苏芗雨：《怀念张我军先生》，见张光正编《近观张我军》，台海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11页。张我军出身贫寒，靠自己的勤苦读书拼搏，读完大学并逐步成为知名教授。在北京的有段时间，他几乎是靠卖稿来维持自己一家人的生活。他又是一个做事极谨严认真而又有良知和责任感的人。自己不懂得，他不翻译，不认为好的，不翻译。因为在他看来，把不懂的，不好的书，翻译出来骗钱，还不如去做劣绅，不如去做讼棍呢！就是以这样严格认真的标准，张我军翻译和编撰的仅著作就有二十多部，其勤其苦可想而知。张我军是一个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改造社会人生为自己志向的人。二十二岁就当仁不让地举起了台湾文学革命的大旗，成为台湾新文学的开拓者。之后，为谋求台湾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解放出来而求学、而办刊、而著文呼吁。台湾光复后，满怀喜悦和兴奋之情回到故乡，希望一展自己的才华，实现自己的抱负。然而，台湾在挣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后，却并未马上变成天朗日丽，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的节节败退，台湾的政治形势日益严重，特务猖獗，笼罩在一片恐怖的氛围之中。而且这种政治灾祸竟然直接降临到张我军的家里。1949年4月，二儿子张光直因“涉共嫌疑”，于“四六”事件中，被台北“警备司令部情报处”从家中逮捕。在这种“云锁雨打”的政治气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