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二卷张我军评传 作者:田建民-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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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和其他筹款途径的考虑，他认为在厦门创办一所大学是可能的，于是开始筹办具体事宜。他一面向当地政府申请建校用地，着手筹建第一批校舍；一面聘请国内外教育界名流蔡元培、黄炎培等九人为筹备委员，拟定办学大纲，并多方物色校长，选聘教师，并着手在上海、福州、厦门、新加坡等地招生，先设商学和师范两部，经过严格入学考试，共录取新生一百多人。就在张我军来到厦门的这一年的4月6日，在陈嘉庚亲自指导下，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国内外许多教育界的名流也应邀前来参加。从此，中国第一所闻名海内外、由华侨领袖陈嘉庚独资兴建的大学，在风景秀丽的海港城市——厦门创办起来了，成为传播新文化和爱国思想的又一个重要阵地。
受辛亥革命及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到祖国大陆求学的台湾青年与日俱增。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厦门一地的台湾青年学生就达二百多人，他们相继组织了“厦门台湾同志会”、“厦门中国台湾同志会”等团体。身在厦门的张我军，对于这些组织和组织中的爱国台湾青年并不陌生，就是在这一时期，张我军结识了张钟铃并成了好朋友。张钟铃当时正在鼓浪屿英华书院读书。可以说，张我军既沐浴在新文化运动的春风中，又深受台湾青年爱国运动的洗礼。政治上，五四爱国运动的激励，更加坚定了他的民族意识和反帝信念，使他的思想更加成熟、头脑更加清醒；文化上，新文化运动和新思想的传播，使他了解到什么是新文化和新文学，为什么要批判封建旧文化和旧文学，接受了科学民主的现代观念。可以说，正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洗礼，引发了他对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的强烈向往，也奠定了他日后在台湾发起新文学运动的思想基础。从这时起，他开始自觉地思考祖国、民族的命运；关注深受日本蹂躏的家乡台湾，把台湾和祖国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进行思考。他也逐渐尝试着用文字发表见解，以期警醒同胞，为民族的发展、台湾的解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然而，尽管他对刚刚接触到的新文学十分感兴趣，但对其写作方法却还不很明了，因此他常用的写作方式还是旧体诗或日文。
1923年5月，张我军在《台湾》杂志第4年第4号上发表《寄怀台湾议会请愿诸公》诗两首：
一
故园极目路苍茫，为感潮流冀改良。
尽把真情输北阙，休将旧习守东洋。
匹夫共有兴亡责，万众还因献替忙。
贱子风尘尚沦落，未曾逐队效观光。
二
鹭江春水怅横流，故国河山夕照愁。
为念成城朝右达，敢同筑室道旁谋。
陈书直欲联三岛，铸错何曾恨九州。
从此民权能战胜，谁云奢愿竟难酬。
这两首诗是针对1923年2月22日的第三次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而写的。台湾的议会设置运动是在“新民会”的领导下进行的，是台湾当地的地主资产阶级发起的一场社会改良运动。它以要求民族平等，民族自决为目标。1921年1月，林献堂、蔡惠如、林呈禄等人在东京征集了一百七十多名台湾同胞的签名，向日本帝国议会贵族院和众议院提出台湾议会设置的请愿书，要求设立一个由台湾居民选举的议员组成的台湾议会。这个议会对在台湾实施的特别法律和财政预算有决定权。日本政府为了更好地奴役台湾人民，断然拒绝了这个请求。1922年，林献堂、蔡惠如等人继续征集到五百一十二位台湾同胞的签名，再次向日本帝国议会两院提出要求设置台湾议会的请愿书，又一次遭到拒绝。同年5月林献堂等回到台湾，在各地向群众演讲第二次请愿的经过，得到了众多台湾同胞的欢迎和支持。殖民当局对此十分恼火，一再指责台湾议会设置运动的目的是要求独立，是等于叛逆的一种行为；对林献堂一家施加巨大的压力，同时又通过林献堂的妹夫杨吉臣对他进行拉拢。林献堂没能顶住压力，被迫与杨吉臣一起宣布退出台湾议会设置运动。林、杨二人的行为引起了议会设置运动其他领导人的强烈不满，他们称这件事为“犬羊祸”，因为林献堂的“献”字的偏旁是“犬”，“羊”与杨吉臣的姓同音。从此“犬”“羊”成了林、杨二人的代称。但是议会设置运动并没有停止。运动的其他积极分子蒋渭水、石焕长等人于1923年1月发起组织了“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被殖民当局以违反“治安警察法”第一条为由勒令禁止。这次事件史称“治警事件”。蒋渭水为此亲自前往东京，会合蔡惠如、林呈禄等人重新建立了“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并于1923年2月第三次向日本帝国国会递交了设置台湾议会的请愿书。由于殖民当局的高压政策，这次请愿的人数比前两次要少许多，但是在东京台湾留学生的反响却比以前更为强烈，台湾的第一位飞行员谢文达还驾驶飞机散发传单。
台湾的这些运动引起了身在厦门的张我军的极大关注。他在第一首诗中感慨自己与故乡台湾相隔遥远，但依然关心台湾的社会现实。在世界民族自治主义盛行的时期，他把台湾的未来寄托在政治改良上，希望台湾能够大力改革，改变不合理的殖民政策；破除保守思想，放弃不思进取、困守东洋的陈腐观念，学习西方文明；希望台湾能够回到祖国的怀抱。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张我军为生活所迫，不能和奔波于议会设置的人们一起为台湾民众出力。为此，他深表遗憾，但更多表达的是对那些为此奋斗的人们崇高的敬意。在第二首诗中，张我军深切地感慨祖国多灾多难，哀鸿遍野，大好河山黯然失色。他希望台湾人民能够多方奔走，多加谋划，众志成城，使台湾的议会设置运动能够早日成功。最后，他抒发了对台湾议会设置运动的美好祝愿，相信民权一定会得到伸张，议会设置的愿望一定可以达到。
这两首诗充分显示了张我军对祖国大陆的厚爱和对台湾的真挚关怀。他希望祖国能够收复大好河山，对于议会设置运动寄予殷切希望，希望台湾同胞能够早日摆脱殖民统治，回到久别的祖国母亲的怀抱，坚信这一天终会到来。全诗呈现出深沉的力量和昂扬向上的精神，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和信心。这种感情虽然是用旧体诗的形式表达出来的，但仍然真挚感人，是那些无病呻吟的旧文学难以望其项背的。
1923年7月，新高银行及其他四家民营银行因为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长期经济危机的打击，没有什么生意可做，赔累不堪，受台湾总督府的命令于同年8月12日，与嘉义银行双双合并到台湾商工银行（即目前第一商业银行前身），银行职员被遣散。林木土本来就是板桥世家子弟，经济条件很好，决定仍然留在厦门做生意，后来他在厦门开办了宏南信托公司，并担任了厦门台湾公会会长。张我军没有这样的经济实力，只能另谋出路。在领到几百元遣散费后，他把相聚甚短的母亲送回台湾，自己却没有立即离开厦门。因为经过了在厦门的两年多生活，得到了“海的启示”以后，他不愿再回到如“葫芦底”的故乡了。但是何去何从的问题还是困扰着他。他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面临着艰难的选择。这时，他的心情是抑郁的，于是他再次拿起手中的笔抒发自己的抑郁。这年10月，张我军在《台湾》杂志第4年第6号发表《咏时事》一诗：
如此江山感慨多，十年造劫遍干戈。
消除有幸排专制，建设无才愧共和。
北去闻鹃空踯躅，南来饮马枉蹉跎。
天心厌乱终思治，忍使苍生唤奈何。
诗中张我军深感当时中国建立共和政体已经十年有余，但是举国上下却一片干戈，没有一块安宁的土地。他慨叹民生多艰，希望社会能够安定，普通的百姓能够过上稳定的生活。这是当时张我军的生活和内心的真实写照。时代背景与个人际遇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体现了忧国忧民之思和爱国情怀，是理解张我军当时心境的一把钥匙。
这一年的7月10日，张我军在《台湾》杂志第4年第7号上用日文发表了《排日政策在华南》一文。这篇文章是根据他当时在厦门的所见所闻写出的，揭露了日本当局在福建省一方面指使一部分台湾人动用武力，制造事端；一方面又指责在大陆的台湾人参与排日活动的两面手法。当时日本人对于台湾的一些有志之士到中国大陆生活、工作百般阻挠，惟恐他们联合大陆同胞共同抗日，因此在他们出关时常用《外国旅眷规则》加以限制刁难，稍有不如日本人之意的地方，就要被遣送回台湾。同时，日本殖民者又有意把一些台湾流氓、地痞放到中国大陆去，放任他们闹事，并凭借日本人的势力，用治外法权的庇护，从事娼馆、赌场、鸦片等行业，扰乱社会秩序。因此，厦门人对仗日人之势为非作歹的台湾人多“敬而远之”，称之为“台湾呆狗”。在厦门的台湾普通同胞因受到“台湾呆狗”的牵累，始终“被人另眼相看”，“备受日本人和中国人两方面的歧视”，就是有正当职业的职员和学生也受到当地人的冷眼相待。而日本人则坐收渔利，借此达到分化台湾同胞和大陆同胞的目的。他们刻意制造骨肉相残、兄弟阋墙的悲剧，妄图以此加剧海峡两岸的矛盾，稳固自己的殖民统治。张我军在厦门亲见了许多“台湾呆狗”的行径，对其大为不满。但他并不是盲目地反感这些连累了台湾人的地痞流氓，他认识到了事件的根源。台湾的地痞流氓只不过是日本人分化大陆与台湾，破坏台湾人和大陆人感情的工具而已，幕后的黑手是日本统治者。为此，张我军在1923年6月1日写下了《排日政策在华南》，大胆揭发日本的阴谋，呼吁台湾同胞不要受日本人的利用。文章表现了张我军敏锐的政治观察力和不畏强权的气节。他在文章中指出：“台湾人决不会运用野蛮手段受企图牺牲台湾同胞的日本人的利用。”据张我军的长子张光正先生说这篇文章后来被定居日本的台湾学者戴国辉先生在其著述中加以引用，认为张我军“尖锐地指出日本官府本身才是背后真正的‘元凶’”，而且“其中经纬只有张我军大胆地揭发如下……将日本的阴谋借‘传闻’之名暴露出来”。张光正：《张我军与中日文化交流》，见张光正编《近观张我军》，台海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227页。当时年仅二十一岁的张我军对政治背景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已能抓住要害，分析透彻，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经过两年多的厦门生活，经过祖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洗礼，张我军在思想上已经逐渐成熟，他已经具备了在人生之海中遨游的本领，在他面前展开的将是一种崭新的生活！他也即将开始踏出他人生中更为重要的一步！
第二章 辗转万里的情缘
第一节 厦门上海北京
1922年，张我军的生活不再像刚到厦门时那么忙碌而平静了。是年，他的父亲在故乡病逝，身在厦门的张我军接到消息，心如刀割，归心似箭，立刻坐上归乡的客船赶回台湾奔丧。回到故乡已是夜色朦胧，母亲一见到他，眼泪就忍不住地掉下来。张我军看到母亲因过度悲伤而显得更加苍老的脸，也不禁泪如雨下，二人抱头失声痛哭。张我军不顾夜色已深，坚持前去父亲的坟前祭拜。父亲坟前虫子的叫声十分凄凉，张我军久久地注视着银色月光笼罩的墓碑，动也不动。这个年轻人第一次对死亡有了清晰的认识：那个对自己充满关爱的老人，那个不久前还在惦念着自己的人，他怎么会消失了？他去哪里了？只不过短短的一年不见，谁知竟会天人永隔了呢！在厦门时，张我军总思念着父母，回忆着成长中一家人甜蜜的点滴，那时他们一家人有多少说不完的贴心话啊！谁知这次回来，父亲再也不能听到儿子的呼唤了。月色如水，洒在他的身上，为他悲伤的身影更增添一份凄凉。
料理完丧事，张我军告别了母亲，再次返回了厦门。那里等待他的并不是安逸和平静。丧父之痛刚过不久，失业之痛又降临在了他身上。这时摆在张我军面前的，将是影响他一生命运的选择：或者回到故乡，找份安逸的工作，过着一生如一日的平淡的生活；或者到更远的地方去，在一片从未到过的土地上，闯荡出一片自己的天地。对像张我军这样的有志青年来说，在受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洗礼之后，他们会更加向往自由广阔的天空。正如一只出笼的小鸟，一旦享受到飞向蓝天的自由之后，还有谁愿意回到鸟笼里去呢？他已经不愿意再回到如在葫芦底的故乡了。刚来厦门时，他经常走到海边，对着苍茫大海极目远望，倾听大海雄壮的涛声，从中得到了许多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感触。辽阔的大海赋予了他远大的胸襟，使他渴望广大的世界，新鲜的事物。而如在葫芦底的沉闷闭塞的故乡，绝对不是他可以施展理想的地方，就像大海对他有着神秘召唤力一样，他感到有一片更广阔自由的地方在对他进行召唤。
经过深思熟虑，张我军最终产生了北上的想法。身在台湾的母亲因为挂念他，这时也正好来到了厦门。大概母亲都希望儿子能够守在身边，母亲也试着挽留张我军，但是张我军主意已定，他无论如何也不肯让闭塞的故乡束缚住自己的胸怀大志，他所关怀的是家国天下，向往的是民主和平。于是，这个富有远大理想的青年便向母亲讲述了自己的志向，极力安抚母亲，母亲在与他短短地相聚后，了解了儿子的心意，便告别了厦门，独自回到台湾。在冬天阴沉沉的海面上，一只船载着他的母亲，回到故乡。一只船载着他，奔向了流浪的旅程。他的第一站是前往上海，去那里寻找自己的出路和理想。他要开辟一片新天地了，虽然路途遥远，行资羞涩，但是他却义无返顾。
一到上海，张我军便感到了在上海留学的台湾学生高扬的热情。在张我军看来，这里的社会氛围与厦门完全不同。身在厦门的张我军参与的多是文学活动，过着上班下班和看书苦读的平静生活。而在上海，聚集着更多的政治热情高涨的热血青年。张我军在上海受到这些台湾学生的影响，很快地参加了台湾留学生组织的“上海台湾青年会”。
上海台湾青年会成立于1923年10月12日，发起人为蔡惠如等人，成立目的是为了响应“北京台湾青年会”。北京台湾青年会是由台湾的青年学生在北京成立的组织，已经在大陆造成了一定的声势。他们聘请蔡元培、梁启超、胡适、李石曾、林长民、王法勤等出任名誉会员。北京台湾青年会的成功激励了其他地区的台湾留学生。嗣时，上海、广东、南京和厦门等地台湾籍学生相继成立青年会、学联会、同志会等组织，提出“台湾者中国人之台湾”等革命口号。一时间，台湾岛内和国内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革命呼声响彻中国。上海台湾青年会就是在此背景下成立的。发起人蔡惠如召集了上海台湾籍学生谢廉清、施文杞、许乃昌、许水、游金水、李孝顺、林鹏飞等十余人，在上海南方大学开会，成立上海台湾青年会，虽然表面上宣称“敦睦学生间感情，从事研究东西文化”，但其真实的目的则是“在于筹谋台湾革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上海台湾青年会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