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二卷张我军评传 作者:田建民-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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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东西文化”，但其真实的目的则是“在于筹谋台湾革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上海台湾青年会成立的大背景是世界范围内高涨的民族自决运动以及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国家的抗日运动。就世界范围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十四点原则”，其中有关民族自决的主张促成了战后民族主义的发展，东欧新兴民族国家纷纷独立。一些民族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为要求高度自治甚而独立，展开了民族自决运动。英法等国之殖民地，也因民族主义的影响，而展开独立的斗争。一时间，世界范围内争取独立，要求脱离殖民统治的运动蓬勃发展。在日本统治的殖民地范围内来说，这些国家或地区也受世界民族自决潮流影响，特别是由于朝鲜的大规模抗日的“三一事件”，朝鲜终于得到了日方允许其初步自治的承诺。台湾自从《马关条约》签订被割让给日本后，反抗斗争就从未停止过，如今在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自决运动的影响下，台湾的知识阶层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更加积极地组织参与台湾的自决运动。尤其有了朝鲜的先例，台湾知识分子相信采取激烈的抗争方式，也可换来台湾的自治与自由。
上海台湾青年会便是应时而生的争取民族自决的反日组织。这时，一部分台湾青年辗转来到大陆，自动组织团体，除了北京台湾青年会、上海台湾青年会外，还有中台同志社、台湾民主党等。他们都从事反对日本殖民的活动，并且力图寻求国民政府的资助。这些有着火样热情的台湾青年学生，为了实现台湾的自由，不做异族的奴仆，组织了许多具体的活动。当时主要的活动有“反对台湾政府当局拘禁台湾议会请愿者”、“参加国耻纪念大会示威运动”、“反对在台湾举行始政纪念日典礼”和以“在华反全岛有力者大会”名义驳斥“有力者大会”。
一到上海，张我军接触的就是这些谋求台湾自决的青年斗士，他们唤起了张我军身上深藏已久却无从表达的民族自尊意识。和这些青年学生们一起，他不再独自默默地忍受被奴役的屈辱，而是吐出胸中的块垒，喊出一个台湾人的心声。上海台湾青年会使张我军的政治热情得到了倾吐。1924年1月12日，他出席了上海台湾青年会在务本英文专门学校召开的“上海台湾人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言。义正词严地要求民族自决，反对台湾总督的暴政。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声援台湾“治警事件”的受害者。“治警事件”是与“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不可分割的连续事件。1923年12月16日清晨，台湾总督府警务局针对台湾的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对该会会员进行全岛性的大检举。结果四十一人被拘捕，五十八人被搜查或传讯，其理由是会员们违反了治安警察法第八条第二项规定。运动的主要领导者蒋渭水、王敏川、蔡惠如等都被拘捕。蒋氏等十八人被起诉，在第一次公审中，针对检察官起诉的理由过于政治化，辩护团提出反驳，依法论法，以法律的手段反抗日本的政治压迫，为台湾人在日本人所主持的法庭上出了一口气，蒋氏等被宣告无罪。但是由于检察官深表不满，认为“此次判决被告无罪，必增长被告谩言，再赴东京肆言台湾检举的不满，而使内地人（日本人）误会，因此非再上诉不可”。于是1924年10月15日，高等法院开第二次公审，29日，其中十三人被判有罪。史称“治安警察法违反检举事件”，简称“治警事件”。这就是“治警事件”的由来，此事件在台湾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远在上海的上海台湾青年会也对此事做出积极的响应。
张我军作为上海台湾青年会的成员，参加了“上海台湾人大会”，会中严责台湾内田总督的暴政，呼吁台湾自决，声援在“治警事件”中被捕的台湾同胞。当天尚有谢廉清、许乃昌、连枝旺、陈满盈、甘文芳、李孝顺、林鹏飞、郑进来、林琼树、罗渭章、张桔梗等数十人出席。大会推选林琼树为主席，罗渭章、许乃昌、谢廉清、张我军、连枝旺、张桔梗等发表演说，并推举谢廉清、陈虚谷、林琼树、张我军为执行委员。决议“吾人认此次台湾当局拘捕议会请愿者六十余人为不当”，旋将决议文加附一份趣旨书，分寄总理大臣及其他有关台湾官衙，以唤起舆论，声援“治警事件”的受害者。
参加“上海台湾人大会”后，张我军便取道北上，前往北京。虽然他只在上海停留了短短的两个月，却与上海台湾青年会的成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同为执行委员的陈虚谷曾经到北京与他相聚，同登长城。谢廉清与张我军也在北京有过相聚。
张我军在厦门、上海两地只度过了短短两年的时间，而在北京，他却居住了二十年。这几乎是他半生的岁月。北京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张我军前往，因为当时在上海求学的台湾学生并不多，而在北京台湾籍学子众多。北京大学于1919年颁布了《华侨学生入学通融办法》，由于台湾在当时已经属于日本管辖，台湾学生就被当作华侨学生对待，对他们入学提供了通融的政策。这些宽松的条件吸引张我军奔向北京。
此时，他在厦门结识的好友张钟铃正在北京求学。他在上海一起参加“上海台湾人大会”的新交的好友谢廉清也正就读于北京朝阳大学。有两位熟识的朋友在北京，张我军避免了异乡人到北京的孤寂无依。他到了北京就直接投奔了张钟铃。张钟铃1920年从台湾罗东公学校毕业，后经过淡水中学、厦门的英华书院，1923年秋进入北京新创办的世界语专科学校学习。这时，张钟铃即将从北京世界语专科学校毕业，准备转学东京明治大学。与他一同寄居在后孙公园泉郡会馆的是洪炎秋。洪炎秋，台湾彰化鹿港人。1920年3月自日本体育会荏原中学四年级肄业，1923年1月由台湾来到北京，经半年补习，6月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为正式生。张我军到来之时，他正在北京大学就读。张我军的到来，使他们又添了一位好友，从此三人居住在一处，形影不离。此后一段时间内，这三个从台湾来的青年便互相帮助扶持，结下了亲密的友谊。张我军本是通过张钟铃结识洪炎秋的，但在张钟铃去日本后，张、洪二人反而成了最亲密的朋友。
北京大学对台湾学生的宽松的入学政策，好友洪炎秋又讲述了北京大学开放的学风、久负盛名的教授、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这些都激发和坚定了张我军投考北京大学的信念。虽然他的正规学历只是小学毕业水平，但是他坚信自己能够通过自学跳跃两个阶段，直接进入高等教育的学府。青年张我军满怀对知识的渴望，以常人不能及的毅力坚持自学。这种奋发向上的精神感动了他的朋友，他们在各个方面都给予了他很大的帮助。
为了通过入学考试，张我军需要补习功课，于是他参加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所办的补习班。补习班离会馆不远，与张我军同住的张钟铃和洪炎秋也想通过补习提高自己的国语水平。他们经常一同散步到那里去上课，路上三人有说有笑，充满了求学的快乐气氛。虽然张我军学历不高，也没有经过专门的国语学习，但是经过多年来刻苦努力的自学，加上半年多的补习，他已经跨越中学阶段，达到投考大学的水准了。
1924年9月19日，张我军报考北京大学普通旁听生的资格审查合格，23日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参加笔试及面试，笔试的科目有国文、外国文、数学三科。但让张我军失望的是，虽然准备充分，他最终还是没能通过这次考试。同年10月2日，北京大学决议取消“华侨学生入学特别办法”，不再对留学生的入学提供便利条件，理由是“实行以来，流弊滋多”。向往已久的北京大学对张我军关上了大门，他考取北京大学的希望，就此破灭。
虽然张我军读北京大学未果，但是在北京师范大学附设的夜间部补习班的学习经历，不仅提高了他的国文水平，更让他结识了生命历程中的伴侣——罗文淑。爱情激发了他的创作欲望，1924年3月25日，饱受相思煎熬的张我军写下了他的第一首白话新诗《沉寂》，后来这首诗在《台湾民报》上发表，为张我军赢得了很大的声誉。
第二章 辗转万里的情缘
第二节 辗转万里的情缘
1924年，张我军初到北京，就立刻感受到了北京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生机盎然的活力。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以包容的气度接纳了每一位来自他乡的学子。张我军在北京的每条大街小巷里都能看到人们亲切的笑容，在游玩的不经意间或许都能发现一间宅院大门后深藏的历史。北京的冬季风尘万丈，冰冻彻骨，张我军在凛冽的寒风中坚持按时到北京师范大学附设的夜间部补习班上课。每次上完课回家，天已经漆黑，他走在寒冷的大街上，刺骨的寒风吹得他瑟瑟发抖，他默默地复习着刚刚学到的知识，学到知识的成就感使他觉得恶劣的天气也不算什么了。北京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白话小说和新诗已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张我军身处其地，受到新文化运动氛围的熏陶，在阅读了大量的新文学作品后，自己也开始了白话新诗的创作。
“诗缘情”在张我军这里得到了很好的诠释，这位来自“T岛”的青年，受到爱神的指引，敏感的情丝被初春的风尘触动，他望月兴叹，思念着千里之外的故乡，孤独无聊中渴望着爱情的到来。他寂寞地想着心目中的恋人，记录下了真实的感受，这就是他的第一首白话诗——《沉寂》。
张我军心目中的恋人即罗文淑，后改名叫罗心乡，他们同在北京师范大学附设的夜间部补习班上课。罗文淑相貌出众，在班中是两朵班花之一，另一位叫林淑慎，后改名叫林素珊，先嫁给了著名的乡土派小说家焦菊隐，离婚后改嫁李石曾先生。初见罗文淑，张我军便为她优雅的气质而倾倒。他经常坐在教室的后排默默地注视着罗文淑的背影，仿佛只要能够看到罗文淑就是幸福的。青年人的感情是炙烈的，自从认识罗文淑后，张我军的心里就被她装满了，走路时想着她，吃饭时想着她，睡觉梦里也能遇见她。但是张我军还没有和罗文淑说过话，每次下课想要主动与罗文淑说话时，他总是犹豫畏缩，他的羞涩使罗文淑根本没有注意到他，这让张我军的心情更加沮丧。他在3月的一天，写下了自己一生的第一首情诗：
在这十丈风尘的京华，
当这大好的春光里，
一个T岛的青年，
在恋他的故乡！
在想他的爱人！
他的故乡在千里之外，
他常在更深夜静之后，
对着月亮儿兴叹！
他的爱人又不知道在哪里
他常在寂寞无聊之时，
诅咒那司爱的神！
这是寄托游子思念的诗歌，这思念既是对故乡，又是对心上人的。热烈的暗恋促使张我军设法向罗文淑表达爱慕之情。他大胆主动地将《沉寂》一诗和自己的一张照片装在信封里，当面交给了罗文淑。罗文淑与张我军本来不很熟悉，她疑惑地接过信来，张我军红着脸连句话都没有说，转身就跑了。罗文淑愣愣地站在那里看着张我军的背影，她又看了看手上拿着的信，顺手把信塞进了口袋里。但是她不久就忘记了收到信这件事。张我军的信就随着罗文淑的衣服一起放进了衣橱里，焦急地等待着“重见天日”的一天。幸好不久罗文淑开箱找衣服时，箱子上掉下一封信和一张照片，她奇怪地捡起信来，信上的这首《沉寂》让罗文淑第一次见到了台湾青年的文采与热情，她忽然想起了那位红着脸一句话也不说地把信交给自己的“T岛青年”，不禁微微一笑。收到情书的十七岁的女孩子大多没有经验，罗文淑便是这样，她虽然有些欢喜和害羞，但是没有什么主意，于是就去找比她大几岁的女友魏陇华商量。
魏陇华是她的闺中好友。之前一年，魏陇华就曾经向罗文淑透露：“你四叔要把你许配给一个有钱又吸食鸦片的纨绔子弟，后因三叔反对而作罢。”罗文淑听到后有如晴天霹雳，惊悸不已。
魏陇华思想开明，安慰罗文淑道：“现今时代主张婚姻自主，我会帮你物色一位理想的对象，否则嫁给不学无术的人，会毁了自己的一生。”罗文淑听了这话虽然有点脸红，却也觉得应该听从魏陇华的主张。她们二人情同姐妹，罗文淑看到信后自然直接去找她了。
魏陇华看完信后，认为照片上的“T岛青年”仪表堂堂，诗写得也不错，对这个青年印象很好，便说要帮忙查查诗作者的底细。虽然知道这位追求者就是补习班上的同学，但是因为张我军在诗中落款“T岛青年”，并没有署上真实姓名，所以魏陇华还是要帮罗文淑打听一下张我军的真实情况。一边是罗文淑的矜持和观望，一边就是张我军焦急的等待。
张我军把信交给罗文淑后，就开始天天等待罗文淑的答复。虽然他们上课总会有碰面的时候，但是罗文淑见到张我军仍旧像从前一样，似乎一点表示也没有，一句话也不曾说过。爱情总是要经过不断的争取才能得到，张我军虽没有等到答复，但毫不气馁，一日下课后，他鼓起勇气主动找罗文淑攀谈。罗文淑正像平日一样收拾好书包就准备回家，张我军趁着教室的同学不太多，赶上几步，与罗文淑并肩而走，张我军鼓起勇气进行了自我介绍，于是二人聊了起来。他的年轻英俊和不凡谈吐深深地打动了罗文淑，他大胆积极的追求方式俘获了罗文淑的芳心，两颗渴望爱情的心终于走到了一起，开始了一场浪漫而曲折的恋爱。
20世纪20年代自由恋爱还未形成风气。虽已有很多开明之士大力提倡婚姻自主、恋爱自由的主张，但整个社会风气还比较闭塞，保守分子仍把自由恋爱当作另类荒唐的行为予以排斥打击。当时社会上的青年男女还不能公开交往，人们往往以异样的眼光看待在公共场所出现的情侣，所以张我军与罗文淑只能进行秘密的地下恋情。张我军住在北京的泉郡会馆，为了避免流言蜚语，罗文淑去那里与他见面时，就经常以借书的名义拉着好友魏陇华一起去，于是二人的约会就变成了三人的闲谈。即使这样小心翼翼，他们还是听到了一些人对他们说三道四的闲言碎语。后来他们就经常约到公园相见，他们经常去的地方有中央公园、先农坛和陶然亭，这些地方都留下了他们甜蜜的回忆。但公园是公共场所，他们只能像偷偷摸摸的小贼似的，来回都是各走各的路，躲到僻静的地方才开始说话，在人多的地方二人相遇，就要装作相互不认识的样子。当他们不能约会的时候，张我军就经常写信给罗文淑，在信中倾诉衷肠，记下几日不见的思念，为了避免罗文淑家人注意他们的通信，他往往署名“娥君”，就是“我军”的谐音。
他们情投意合，经过短暂的相处，便陷入了热恋之中。亲密的爱人之间时刻期盼着会面，可有时天公并不作美。一日，他们相约夜晚赏月，一场无情的雨却在天未明时下了起来，打在房檐上，惊醒了张我军，扰乱了他的心绪，使他不禁担心今夜之约。他盼望着雨快些停住，好去见那心爱的恋人。焦急中，他突然想到罗文淑，她恐怕也被这雨声叫醒了吧，她应该和自己一样正在担心今日的约会吧，她的心莫要被这雨声刺痛了啊。他在屋里坐立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