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二卷张我军评传 作者:田建民-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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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我军对罗文淑的感情，已经到了日日相思的地步。只要二人在一起相处，他便陶醉在爱的怀中，一旦分离，他就陷入了惆怅之中不可自拔。热恋中的情人总是有患得患失的经历吧，张我军就饱尝了恋爱的心酸与甜蜜。对于身边曾经有过恋人陪伴的人来说，孤独会变得更难以排遣，因为每当他回忆起二人的温馨甜蜜时，当下的孤单就被映衬得更加凄凉。
一日，他独自漫步到中央公园，那里是他与罗文淑经常约会的地方，虽然景物依旧，但少了恋人的陪伴，张我军的心境已是大不相同了。他走过二人曾经坐过的长满小草的山丘，两个月前他们还在这里低声私语，沐浴在柔柔的月光下，倾听着脚边虫蛙的歌唱。睹物思人的张我军独自徘徊在公园里，一草一木，月亮虫蛙，仿佛都在提醒他，“那位少女呢？”没有了恋人陪伴的张我军，在思念中怅然地离开了公园。在没有罗文淑陪伴的日子里，张我军饱尝了思念的煎熬，但这使他更加确定，罗文淑是他爱情的惟一。
张我军坚定了自己的感情，把罗文淑认作是今生惟一的伴侣，但是罗文淑却显得比较懦弱，这是因为她所承受的压力更为沉重。她的压力来自家庭和社会，社会上对于自由恋爱的女性普遍抱以歧视的态度，罗文淑的家庭又恰恰是保守的封建家庭，谨守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门当户对的风俗。家里的女孩子自由恋爱是他们决不能接受的，所以尽管罗文淑是接受了新文化新观念的新女性，但是在这样的家庭，她还是无力反抗的。她与张我军的感情真挚而热烈，却一直不敢向家里透露自己在恋爱。
罗文淑的家庭情况比较复杂。1907年她出生于湖北黄陂县一个罗姓大家族中，她的父亲是家中老大，教过私塾，当过职员，行过医，办过报纸，一生不得志。辛亥革命那年，罗文淑与父亲来到北京，住在宣武门外湖北会馆。十岁那年，她的父亲一病不起，离开了人世，年仅三十八岁。罗文淑的三个叔叔也都住在湖北会馆，二叔罗让夫，出身于山东讲武堂，在江西任过武职。三叔罗静夫是个安分守己的公务员，老实厚道，碌碌无为。四叔罗怡庵，上过私立大学，有多种嗜好，交游复杂，曾混迹官场。四叔是家里实际的主事人，罗文淑与母亲和弟弟实际上是依靠叔叔的帮助过活，没有了父亲的呵护，凡事都是由四叔来做决定，这使她总觉得自己是在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所以为了尽快从尚义女师毕业当个教员养家，她就利用课余时间到北京师范大学夜间部补习功课。
罗文淑深知自己的家庭重视礼教传统和门第观念，一名来自日本占领下的台湾岛的穷青年，是不会被她的家庭接纳的，况且自由恋爱也不是家长所能够理解的。所以，尽管爱情给她带来了许多温馨甜蜜，但每当想到家庭的压力时，她就陷入苦恼之中。她不忍心寡居的母亲为自己的婚姻操心，也知道当家的叔叔是不会理解自由恋爱的，有强烈的门第观念的叔叔是不会允许自己嫁给张我军的。这使她沉醉于爱情的同时，也不免为他们的将来担心和忧虑。
就在他们的爱情忽明忽暗之间，一件让二人极其痛苦的事情降临了，这就是离别。张我军投考北京大学未果，在厦门发的遣散费已所剩无几，他的经济情况不允许他在北京读书了，张我军只好决定先回到台湾。离开北京意味着与恋人分别，但是求学失败、经济的压力迫使他回到台湾工作赡养母亲。他与罗文淑仅仅相处了七个月的时光，却产生了难以割舍的感情，他们彼此都非常珍惜这份宝贵的初恋。虽然张我军舍不得初恋的爱人，舍不得给予他文化熏陶的北京，甚至舍不得北京的十丈风尘，但是青年人总要为了生活奔波，在台湾，他可以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可以照顾母亲，可以慰藉他十个月以来的思乡情怀。“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的离别的感伤，自古皆然。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动荡年代，北京一别后，谁知何日才能再见，张我军感到的只是危难的前途而已。1924年10月4日，在彷徨与无助中，他伏在公寓的桌案上，写下了痛苦的文字，流露出对两人恋情的担忧。
一梦醒来，
枕布和袖口怪湿着。
确是刚流的热泪哪！
但是这却为了什么？
我仔细重寻梦路：
分明是伊凄惨地
告诉我伊的苦情，
所以引起我
想起我俩的前途，
想起我俩的危难的前途。
即将离开北京，张我军有太多的牵挂，他希望与罗文淑能有美满的结局，但是罗文淑不敢将恋情公布于家庭。罗文淑渴望能与心上人永远在一起，但是柔弱单纯的她无力反抗，只能独自承受着来自社会与家庭的巨大压力，眼睁睁地看着恋人远赴台湾，留自己在两难之间徘徊。20年代恋爱的年轻人，大都承受着封建习俗的重压，张我军完全能够体会恋人的痛苦，恋人的痛苦既让他感同身受，又让他对爱情的未来充满迷茫。他为二人即将海角天涯之隔而苦恼，前途在哪里，他看不到。爱情让这个青年人有时感到期待向往，有时感到兴奋幸福，有时又感受到悲伤绝望。自从来到这座向往已久的城市后，短短时间里，他已经尝遍了各种滋味。
此时，爱情的挫折带给张我军的，应该是对前途的畏惧与不知所措还有悲伤吧。剪不断的离愁纠缠着张我军，令他难以排解。他坐在纸窗下斜仰着头，一边叹气一边沉思，想到罗文淑被一个牢圈给牢住了，不能来和他在一起，不禁更加烦闷。这个牢圈就是封建家庭的牢圈，它不仅牢住了罗文淑，也牢住了他们的爱情，分散了一对甜蜜的爱人。他又想到了故乡，想着故乡的风景如旧，想着年老的母亲，日日在思儿心切。一边是被牢圈的恋人罗文淑，一边是在远方等待的母亲，张我军期待回到故乡，早日见到母亲，但又舍不得离开北京，离开罗文淑。这个台湾青年在复杂矛盾的心境中度过即将离开北京的每一天。
沉浸在即将分别的惆怅中，张我军珍惜着与罗文淑的每次相聚，但是离别不会因为他们的依依不舍而放慢来临的脚步。1924年10月的中旬，张我军不得不告别恋人，沿着十个月前走过的路途，奔向遥远而美丽的岛屿。但是，同样的路程上，他归去的心境已经与初来时的雀跃激动大不相同了。这位台湾的青年才刚刚习惯了与家乡迥异的北方气候。还记得初来北京，自己在天寒地冻中多么地思念故乡，思念着那里湿润温暖的气候。但是后来他熟悉了北京的气候，见识了北方的豪迈与坚毅，结交了知心的朋友，接触了朝气蓬勃的新文学，更重要的是找到了一生的恋人。可是他就要离开这一切，走向未知的前途与命运，这叫他如何不伤悲？
即将启程的前一天，张我军与罗文淑到经常约会的先农坛陶然亭话别。张我军早早地到达了先农坛，等待着罗文淑的出现。往日他也总是早早地到达，因为他喜欢看着恋人缓缓走近自己。今天如往日，罗文淑进入了他的视线，但是望着罗文淑走近的身影，他的心情不再是雀跃而是越来越重的压抑。他强打起笑颜同罗文淑说些日后再见的话。他们彼此安慰着，心情沉重地体会着这一别离的相聚。他们有千言万语要说，但是似乎所有的语言都无法表达出心中的话。
张我军问罗文淑：“你明天还来车站吗？”
罗文淑想了想，答道：“我看我还是不要去了，明明知道是离别，但若不是眼见着你离开，并不觉得很难过，因为觉得你好像还没有走似的。”
张我军听了这回答，也觉得伤感，说：“我也觉得你不要来送我的好，车站话别太让人难过了。”
第二日清晨，漫天的灰尘依旧笼罩着乱哄哄的北京，张我军一夜未眠，大清早就拿着行李冲着杂乱的喧嚣，冒着迷蒙的灰雾，独自走向将载走他的列车。他坐在车厢里，望着站台上来来往往的旅客，不禁感慨命运的无常和人生的漂泊不定。秋日半晴不晴的天空迎合着张我军的离愁别绪。火车在秋日惨淡的微光里开动了，载着张我军开始了漫长的回家之旅。但是它却带不走张我军的灵魂，战乱纷纷的北京已经把他的灵魂留下，因为乱都之恋使他再也离不开北京了。张我军在车中紧紧地抱着恋人的照片，幻想罗文淑就陪伴在身边，他向她倾诉着自己的思念，就在这样甜蜜的想象中，他旅途的孤苦才得到了些许缓解。下了火车他又转乘船，站在甲板上，迎着徐徐的海风，望着海上升起的明月，他想到的是恋人罗文淑，看夕阳沉入海中，想到的仍是恋人罗文淑。船漂泊在东海之上，最终恋人也越来越远了，但思念却越来越浓，直伴他回到故乡。
回到台湾后，张我军在台北找到了一份工作，在《台湾民报》任汉文编辑。他在北京期间，就曾经向《台湾民报》投过多篇文章，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台湾民报》是台湾著名的进步报纸，报社社长林献堂是台湾的传奇性人物。他1881年生于台湾台中，是台湾雾峰林氏家族的成员。在台湾近代史上，雾峰林家崛起于清朝治台时代。在日据时代，林家不仅是最富有的五大家族之一，而且以林献堂为代表的争取民权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在台湾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林献堂是林家三少爷，虽出身豪绅贵族，但他一直关心台湾同胞的命运。辛亥革命后，清朝覆灭，林先生倍感兴奋。为了进一步反对日本侵略，林献堂不仅办学，还自己办报，出版了《台湾民报》，宣扬爱国思想。1917年《台湾民报》五周年时，已突破五万份大关，与当时日本人在台湾办的《台湾日日新报》分庭抗礼。林献堂是台湾文化协会总理，“台湾文化协会”成立于1921年10月17日，它把“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推广至全岛。在林献堂主持报社工作，担任社长期间，张我军来到了《台湾民报》开始工作，他得到了林献堂的欣赏，也得到报社同仁的支持，工作起来如鱼得水，他在报社工作期间写下了许多文章，发表自己对台湾文学改革的看法，掀起了台湾的文学革命运动。
工作稳定后，张我军把母亲接到台北与自己同住。安定的生活使张我军对罗文淑的思念与日俱增。他经常踯躅于河边，望着流水，想着万里之外的她，流下眼泪来，希望小河带着他的泪水流向罗文淑的心湖，但转念又想，即使小河挟着我的眼泪流入了大海，也流不到她那里啊！想至此，他就陷入更深的思念之中。既然无论如何都无法与心上人见面，那么能互通音信也是好的，至少可以抒发相思之情。但是张我军连给罗文淑去了好几封信，都如石沉大海，毫无回声。就在他为联系不上而焦虑万分的时候，身在北京的罗文淑正处于困境之中，孤立无援，在对张我军的思念中默默流泪，独自承担着从天而降的祸事。
这桩事端就是有人向罗文淑家求婚，她的四叔罗怡庵竟然答应了。这让罗文淑措手不及，她与张我军天长地久的誓言尤在耳边，怎能嫁给一个与之毫无感情的人呢？向她求婚的人，是与张我军同住在泉郡会馆的福建青年，名叫庄奎章，是北京师范大学四年级的学生。因为从前看到罗文淑去泉郡会馆找张我军，就为她的美貌所倾倒，心生爱慕。但当时罗文淑与张我军正处于热恋之中，他一直苦无机会。直到张我军返回台湾后，他觉得自己有机可乘，就央人正式向罗家求婚。庄奎章还通过朋友向罗文淑的四叔吹嘘自己，说自己家如何的阔绰，罗文淑嫁给他可以衣食无忧。她的四叔，认为庄奎章家富有，可以养活罗文淑姐弟和母亲三人，就决定同意这桩婚事。罗文淑的母亲平时就没有主张，在女儿的婚姻大事上也只是听从四叔的片面之词，没有问过女儿的意见就同意了这门婚事。
庄奎章知道罗文淑与张我军是一对恋人，为了拆散二人，他在罗文淑的四叔面前说了罗文淑和张我军交往的事情，还添枝加叶地把罗文淑去泉郡会馆与张我军相会的事情说给四叔听，并恶意地攻击张我军，说：“张我军是台湾人，台湾人不就是日本人吗？罗文淑和台湾人来往，不就是和日本人来往吗？”
罗文淑的四叔也认为他的话有道理。他头脑本来就保守，一听说侄女竟然明目张胆地做这样伤风败俗的事情，更是气恼。于是他询问罗文淑关于张我军的事情，这让罗文淑无从申辩，对于婚事，她更加不敢提出异议。她的四叔为了避免罗文淑出事生丑，认为最好赶快给她订婚。眼看着婚期就要到了，庄奎章满心欢喜地在泉郡会馆弄到两个房间，粉刷裱糊，准备做新郎官。与庄奎章的兴奋、得意、喜气洋洋相比，罗文淑却没有一丝结婚的喜悦，她心急如焚，又联系不上张我军。正当罗文淑无计可施的时候，远在台湾的张我军正苦苦地思念着罗文淑，望眼欲穿地等待着罗文淑的来信，预感她那里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好在张我军的同乡和挚友洪炎秋得到了罗文淑要被迫嫁人的消息，他知道事态紧急，就立刻给张我军拍了电报。张我军这才知道了罗文淑的处境。一接到洪炎秋的来电，张我军就再也坐不住了。他深信罗文淑对自己忠贞不渝的爱情，但是他也知道在家庭的压力下，这个没人庇护的弱小的女子又能有什么抗争的能力和手段呢？即使远在万里，张我军仍能深切地感受到罗文淑的孤立无援，想到这里他恨不能立刻飞到恋人身旁，把她解救出来。
张我军踏上了营救恋人的征程，这次从台湾到北京的旅途对张我军而言既不是兴奋的，也不是悒郁的，而是心急如焚了。舟车劳顿不会使他疲倦，他现在就像骑士去拯救被困住的公主，大有殒身不恤的气概，小小的困难对他来说，实在不算什么。当初离开北京时，他总嫌车开得太快，船行得太急，载他离恋人越来越远，现在，他却要嫌船为何行得这样缓，车为何开得这样慢了。经过一路的奔波，张我军终于来到了北京，开始准备营救他的公主。
他知道自己无法直接联系罗文淑，便立刻联系魏陇华女士，她是罗文淑的闺中密友，曾经对他们的恋爱给予过帮助。魏陇华知晓他二人的感情，应张我军请求，当即答应要帮助张我军约见罗文淑。魏陇华来到罗文淑的家，假借拉她去逛街，一出家门，二人就直奔张我军处，这对多灾多难的情侣终于相见了。
谁也想不到短短的几个月，他们之间竟起了如此大的变故，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严峻的考验。一见到张我军，罗文淑的一切烦恼害怕全部抛诸脑后了。张我军拉着她的手，注视着她明显消瘦了的脸，两人许久没有说话。罗文淑清楚地知道，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