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二卷张我军评传 作者:田建民-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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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全部抛诸脑后了。张我军拉着她的手，注视着她明显消瘦了的脸，两人许久没有说话。罗文淑清楚地知道，自己已经不能再软弱下去，否则陪葬的将是一世的幸福。她必须在包办婚姻与爱情之间，做一个明确的选择。看着张我军因奔波而疲倦的面庞，她被张我军的真情深深打动，所有的顾虑都烟消云散了。她这样一个具有新思想的女青年，如何肯让封建家庭束缚住追求自由的脚步呢？罗文淑下定决心：决不做没有爱情的婚姻的牺牲品，要随着心爱的人远走高飞，哪怕路途有万里之遥。于是他们约定一同逃离北京，奔向宝岛台湾。
可是现实的问题摆在了眼前，回台湾路途遥远，张我军从台湾带来的钱已经不够支付二人的路费了，于是他就向好友洪炎秋求助。虽然洪炎秋也希望帮人帮到底，看着有情人终成眷属，但是力量有限，爱莫能助。最后张我军多方筹集，终于从法政大学的乡友陈栈治那里借到了四十块大洋，解决了旅行的川资。
路费备齐之后，就只等着启程了。罗文淑怕引起家人的注意，不敢带任何东西，只穿着一套学生服装作随处转转的样子就出了家门，同张我军踏上了南下的火车。这对恋人离开北京时是狼狈而仓促的，但是他们却感到了最大的幸福。第一次离开北京时，张我军只能对着罗文淑的照片喃喃私语，而现在爱人就在身旁，他们相互依偎着，从这时起，他们将永远地相互扶持依靠了。坐火车到上海，再转乘轮船到厦门鼓浪屿，经过长途奔波，他们暂时住在了张我军的堂兄张松家。安定下来之后，罗文淑思念母亲，生怕自己的不告而别会伤了她的心，怀着愧疚的心情，她写信汇报了自己离家之后的情形。让罗文淑没有想到的是，母亲和三叔罗静夫很快地给她回信并原谅了她。母亲与三叔都是性情和蔼、通情达理的人，见罗文淑竟然以私奔这样激烈的手段抗拒给她安排的婚姻，就不忍心再苛责于她了。二位家长还给罗文淑寄来了钱和衣服，催促他们尽快正式结婚。得到了家长的原谅和支持，张我军与罗文淑十分高兴，经过商量，他们决定到台湾举行婚礼，在故乡的见证下，结成夫妻。
1925年9月1日，张我军与罗文淑在台北市江山楼饭庄摆了两桌宴席，由台湾文化协会总理，《台湾民报》社社长林献堂先生证婚，举行了婚礼，介绍人王敏川、洪炎秋，主婚人陈爱、罗悟。在众人的祝福下，这对饱经磨难的情侣终于结成了夫妻，完成了辗转万里的姻缘。他们对爱情的积极追求，始终不渝的深厚感情，敢于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大胆行为，与重重的考验和风雨里飘摇的旅途交织在一起，谱成了一首浪漫而感人的爱情诗。
婚后，张我军与罗文淑（后改名为罗心乡）一起居住在《台湾民报》社。他们生活平静而幸福，同住的还有张我军的母亲。罗文淑与张我军的母亲相处得十分愉快，婚后的日子快乐得让罗文淑不敢相信。1926年1月，在北京应该是最寒冷的季节，而在台湾，气候依然温润宜人。张我军从《台湾民报》处领到一张去台湾南部的车票，他决定偕罗文淑一起到台湾南部旅行。因为自从来到台湾后，罗文淑还没有去过板桥以南的地区，张我军也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去过台湾南部。
旅途有一站是新竹，在那里张我军与民报的同事一起指给罗文淑看台湾的四大平野之一——新竹平野。就在这里，罗文淑看到了清朝时代铺设的铁路遗迹。车行途中，有段路程沿着海边蜿蜒前进，看到台湾海景，张我军不禁想起了在厦门看到海时的心境，又想到自己“现在不得已在狭的笼内过狭窄的生活，还时时想乘长风破浪，跳出台湾，到海的彼方去”！虽然回到了台湾，身边有妻子的陪伴，还有母亲需要赡养，张我军仍不能放弃自己远行的理想。旅途中，在接近彰化的地方，他们游览了有名的八卦山。张我军早就听朋友说过八卦山，如今终于可以和妻子朋友一同攀爬了。八卦山上，张我军抚今追昔，颇有悲凉之感。此后，一行人就来到了南部，台湾南部与北部的景色颇有不同，北部清一色的水田，中南部则大都是芭蕉园与甘蔗园。在没有脱掉田园气味的中古式都市——台南，夫妻二人在朋友的带领下，乘着摩托车遍游了台南古迹。
台南旅行为这对新人增添了不少的乐趣，使他们的新婚生活更丰富多彩。张我军在这次旅行中还与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会面，交谈颇为投机。
婚后不久，他们就有了爱的结晶。身怀六甲的罗文淑更加思念远在北京的母亲，虽然在台湾的生活恩爱而安逸，但是这并不能减轻她对故乡亲人的思念。罗文淑希望能在母亲的身边生产，她的想法得到了张我军的理解。而且张我军从未放弃过到北京读大学的理想，即使在欢快的旅行中，要到广阔的世界中寻求新鲜生活的想法也没有丝毫的动摇。张我军在《台湾民报》的工作是成功的，但是他不愿意永久地过着“狭窄的生活”。
1926年6月21日，张我军向《台湾民报》提出请辞，再次告别故乡，告别母亲，携着妻子漂洋过海来到了北京，住在永光寺中街吴承仕外院。7月1日，他收到一份《台湾民报》的委托，担任《台湾民报》驻北京通讯员。从此他在北京一住就是二十年，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他完成了自己的理想；在这座有着特殊文化魅力的古老都城，走过了他坎坷而辉煌的一段人生。
第二章 辗转万里的情缘
第三节 台湾新诗的第一块基石——《乱都之恋》
《乱都之恋》是张我军文学创作活动中的最重要的一部新诗集，出版于1925年12月28日，发行地址是台湾太平町三丁目二十八番地。作者自己标明为“抒情诗集”，书宽九点五公分，长十七公分，计五十六页，除序诗一首外，收有诗十一篇五十五首，其中三十一首未曾在刊物发表过。三十三首写于北京，十五首写于由大陆回台湾的海上途次，七首写于台北。其中部分曾发表于北京《晨报副刊》、台北的《人人杂志》和《台湾民报》上，写作时间自1924年3月迄1925年3月。该诗集散佚绝版多年，已鲜为人知。1986年，黄天衡先生在台北搜集到该诗集的孤本，经过多方努力，1986年6月，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复印本，其中又加上了《弱者的悲鸣》和《孙中山先生吊词》两首和附录一至三，终于使广大读者有幸一睹这本已经绝迹多年的珍贵诗集。
联系当时两岸的实际情况和作者的处境，我们可以从大陆新文学发展的影响、作者的生活和情感体验及对台湾新文学的影响这三个方面，来认识和分析《乱都之恋》这部诗集的创作起因，所蕴涵的情感和思想内容及她的文学史意义。
就《乱都之恋》的创作时间和地点及其艺术表现特征来看，可以肯定她是受了大陆新文学，特别是新诗发展的影响。在大陆新文学创建和发展的过程中，新诗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早在1915年，胡适在美国留学时就试验用白话作诗。1917年；《新青年》2卷6号刊登了他的《白话诗八首》。这是他正式发表的新诗的尝试之作，并期望“大家齐来尝试尝试”。就是在他的大力倡导下，1918年1月《新青年》4卷1期刊载了胡适的《鸽子》、《人力车夫》、《一念》和《景不徙》，沈尹默的《鸽子》、《人力车夫》和《月夜》，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题女儿小蕙周岁日造像》。这九首白话诗的发表，标志着中国现代新诗正式登上诗坛。此后，倡导新文化和新文学的人都争相来写新诗，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沈兼士等人以《新青年》为阵地发表新诗；俞平伯、康白情等人以《新潮》为阵地发表新诗；刘半农、沈玄庐等人则在《星期评论》发表新诗；田汉、宗白华等在《少年中国》发表新诗；郭沫若等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新诗……
1920年，胡适的《尝试集》出版，诗坛出现了有史以来第一部新诗集。1921年，郭沫若的《女神》出版，以其气吞山河的磅礴气势、大胆的想象及改天换地的气魄和新颖的思想征服了读者，占领了旧诗的地盘，成了为新诗奠基的作品。之后，康白情的《草儿》、俞平伯的《冬夜》、刘半农的《扬鞭集》、徐玉诺的《将来之花园》及文学研究会出版的朱自清、俞平伯、周作人、叶绍钧等八人的诗合集《雪朝》等新诗集纷纷问世。
与此同时，“小诗”成了“风靡一时的诗歌体裁”。以致1921年至1923年间曾被人们称为“小诗流行的时代”。几乎所有的新文学作家都尝试过写“小诗”。当时结集出版而又颇有影响的小诗集就有冰心的《繁星》《春水》，宗白华的《流云》，吴雨铭的《烈火集》，何植三的《农家的草紫》，梁宗岱的《晚祷》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冰心的《繁星》和《春水》。这些三言两语的“小诗”，有对母爱的追怀，有对自然和童真的歌咏，也有对生命、人生、宇宙的发现或感受，往往蕴涵哲理，写得空灵、清新，为人们所喜爱。一些“小诗”成了人们吟唱的名句。
另外，表现爱情是新诗创作的一个重要母题。1922年4月在杭州成立了“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湖畔诗社，出版了潘漠华、冯雪峰、应修人、汪静之四人的诗合集《湖畔》。（“湖畔诗集”第一集。）1922年9月出版了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1923年12月，又出版了潘漠华、冯雪峰、应修人三人的诗歌合集《春的歌集》。（同上第二集。）特别是《蕙的风》，以其表达爱情的大胆和袒露而被有些人称为“诗歌上的沉沦”，引起了新旧思想对其褒贬不一的论争。
张我军作为一个喜欢文学并有一定创作禀赋的青年，在厦门时期就接触到《新青年》、《新潮》等宣传新思想发表新文学作品的期刊，特别是1924年初他来到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创作的大本营北京之后，北京的文坛自然引起了他的关注。而新诗这一能自由地表达自己思想和情感的文体，更容易触动他年轻敏感的神经。在他孤寂苦闷之时，他自然而然地用这种自由体的新诗来表达他的思乡念亲之情和恋爱的情感体验了。这就是为什么《乱都之恋》中的诗作形式上多像当时大陆流行的小诗而内容上又多是情诗的原因吧。
就《乱都之恋》表现的情感和思想内容来看，它是作者的生活和情感体验的记录。传统文论里常说“诗言志”或“诗缘情”，实际上是指明了诗的文体特点。诗最适于感性的形象思维，它表达的是诗人难以说清或不便说明的内心情感的体验或灵魂的密语，因此它是有情而发，是“言”个体的情感之“志”。诗是最具“私人化”的艺术，它是诗人内心深处最原始最本真的情感的流露或宣泄。雪莱在《致云雀》中表示，“最甜美的诗歌就是那些诉说最忧伤的思想的”；凯尔纳认为：“真正的诗歌只出于深切苦恼所炽燃着的人心”《诗》。。缪塞说：“最美丽的诗歌就是最绝望的，有些不朽的篇章是纯粹的眼泪”《五月之夜》。。从创作意图或目的来讲，“文”主要是作者出于社会责任感来启发民众，指陈时弊，表达理想。诗则不必承担这么沉重而严肃的社会责任，它的本质职责是对诗人个人情感的承担，是诗人胸中郁积的欲歌欲哭欲叫欲跳的满腹不平之气的抒发。即福楼拜所说的，“珠子是牡蛎生病所结成，作者的文笔却是更深沉的痛苦的流露”钱锺书：《论学文选》6卷，花城出版社1990年6月版，第152页。。张我军的《乱都之恋》很大程度上就是“蚌病成珠”之作，是年轻的张我军自己“苦闷的象征”。1924年初，年仅二十二岁的张我军远离家乡，独自到陌生的北京来闯天下。他刚刚丧父，留下年迈的母亲独自在家。家里不但不能给他经济上的支援，而且母亲的生活还要叫他担心和牵挂。虽然他在北京有张钟铃、洪炎秋等朋友，但是他内心的孤寂无依之感是可以想象的。并且，他很快陷入爱河，两情相悦固然给他带来快乐和幸福，但对方家庭的阻力和社会的压力又使他常常陷入焦虑和苦闷之中。加之，由于经济的重压，他不得不离开自己的意中人回乡谋生，虽然万般恩爱，却被迫天各一方，从此前途未卜，这是多么难以言说的心酸和痛苦啊！与心爱的人相隔万里，只能用鱼雁传书来表达彼此的思念和爱意，这又是只能用诗来表达的情感和体验。凭着自己的一腔热血和对爱的坚贞的情感，张我军不惜万里奔波，完成英雄救美式的有情人终成眷属，这种浪漫和自豪的情怀与幸福的体验也只能用诗来抒写了。所以《乱都之恋》就是作者这段生活和情感的形象化的表达和记录。就像诗人在这本诗集前写的序诗所说的：
人生无聊极了！苦闷极了！
仅仅能够解脱这无聊、安慰这苦闷的，
只有热烈的恋爱罢了。
实在，没有恋爱的人生
是何等的无聊而苦闷呀！
然而，恋爱既不是游戏，也不是娱乐啊，
真挚的恋爱，是要以泪和血为代价的！
我曾经过了热烈的恋爱生活，
而且为了这倾了无数的血和泪。
这小小的本子里的断章，
就是我所留下的血和泪的痕迹。
我欲把我的神圣的泪痕和血迹，
献给满天下有热泪的人间性的
青年男女们！
是的，整部《乱都之恋》可以说是记述爱的一部心路历程。首先，这部爱的心路历程是诗人与罗文淑女士浪漫而坎坷终至美满的恋爱婚姻的情感记录，可以说是一种甜蜜与心酸相伴，苦闷与幸福相融的，充满了“神圣的泪痕和血迹”的情感。《对月狂歌》，把罗女士比作月中的嫦娥，表达“你是我仅有的知己！/你是我永远的伴侣！”的暗恋之情。《无情的雨》，担心自己与恋人的约会会被“无情的雨”所阻隔。《游中央公园杂诗》，表达了一对初恋的情人沉浸在幸福与甜蜜之中：“——小草儿偷听了我们的细语，/月姐照彻了我们的心田，/虫蛙们为我俩奏了和谐的曲，/我俩陶醉在自然与爱的怀中，/相对着微微地笑！”《我愿》一诗则是摹仿古人而写的一首情诗。许多古代诗人在诗中以愿意变为恋人身上穿的，头上戴的，脚下踩的，床上铺的，怀中抱的，口上吹的，屋中用的物品，来表达自己愿意和恋人在一起的心愿。如和凝《河满子》：“却爱蓝罗裙子，羡他长束纤腰”；刘希夷《公子行》：“愿作轻罗著细腰，愿为明镜分娇面”；陶渊明《闲情赋》：“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所以鲁迅先生嘲讽他有时很摩登，“竟想摇身一变，化为‘阿呀呀，我的爱人呀’的鞋子”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明人《乐府吴调·挂真儿·变好》：“变一只绣鞋儿，在你金莲上套；变一领汗衫儿，与你贴肉相交；变一个竹夫人，在你怀儿里抱；变一个主腰儿，拘束着你；变一管玉箫儿，在你指上调；再变上一块香茶，也不离你的樱桃小口。”张我军把古诗的意境转化为白话诗的表现方式：
我愿做个碗儿，/日日三次给伊蜜吻，/吻后还留下伊的口味。
我愿做个镜子，/置在伊的房里。/大清早伊起来，/便和我相识而微笑。
通过这首表达对罗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