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近代中期科技史-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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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润的痘痂阴干研细，用小管吹入被接种的儿童的鼻孔里。也有先用水把研
成粉未状的痘痂调匀后，再用棉花蘸了塞入被接种者的鼻孔里，称为水苗法。
那些被接种的人多数是儿童。旱苗法和水苗法都是用痘痂作为痘苗，虽然方
法上比痘衣法和痘浆法有所改进，但仍旧用人工方法感染天花，还有一定的
危险性。
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这时发现若改用经过接种多次的痘痂作疫苗，要
安全得多。清代朱奕梁在他的《种痘心法》中说：“其苗传种愈久，则药力
之提拔愈清，人工之选炼愈熟，火毒汰尽，精气独存，所以万全而无害也”。
这种对入痘苗的选育方法，完全符合现代制备疫苗的科学原理。
人痘接种法发明后，很快就传播到世界各地，首先来学习的是俄国医生，
俞正燮《癸已存稿》中记有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俄国遣人“至中国学痘
医”；不久又从俄国传入士耳其；1717年，英国驻土耳其大使蒙塔古夫人在
君士坦丁堡学得种痘法，随即传入英国和欧洲各地；18世纪中叶，人痘接种
法已传遍欧亚大陆；该法也从我国传入日本。1796年英国人琴纳（1749—1823
年）发明牛痘接种法。1805年，由葡萄牙商人传入我国，因牛痘法更安全，
就逐渐取代了人痘接种法。科学成就是全人类所共有的财富，各国、各民族
间的科技交流促进了人类的共同发展和进步。
（3）赵学敏和 《本草纲目拾遗》
赵学敏，字吉衣、号怒轩，浙江钱塘人，擅长医术。曾亲种药用植物，
又访求各地单方，选其中之屡验者，于1754年编成《医林集腋》十六卷、《素
养园传信方》六卷。又于1760年编成《升降秘要》二卷、《药性之解》四卷，
这是制药方面的专著。此外，还有辨别药物别名、俗名、真伪、产地的著作，
如《花药小名录》、《本草话》等，可惜均失传。现存《本草纲目拾遗》、
《串雅》两种，而以前者最为著名。
赵学敏治学态度极其认真严肃，花了38年工夫编撰《本草纲目拾遗》。
在编写过程中，他广泛搜集边防外纪诸书，访问去过边远省份的亲友，以及
西方传教士所述，以至药房、药方、商号广告。他不仅询之于农夫、渔民，
而且还验之以目，亲手栽植和观察。他不断删补、修改手槁，至死犹无清稿
本。因此，该书是清代在本草学上最有贡献的一部。
此书专为《本草纲目》之遗而作，全书十卷，收载药物共908种。其中
有些是《本草纲目》所没有收录进去的，在药物种类方面比《本草纲目》增
加了716种；在药物分类方面还增加了“藤”和“花”两部，删去了“人部”，
“金石”部分为“金”和“石”两部，共18部。在治法、形状等方面，赵学
敏订正和补充了《本草纲目》中没有描述清楚或是错误的部分。因此，此书
可说是《本草纲目》的续编。在此书中，赵学敏对生物界的演变和物种的变
异，做过细致的观察，认识到植物与环境的统一性，具有一定的生物进化的
观点。
（4）王清任和 《医林改错》
王清任（1768—1831年），字勋臣，河北玉田人。二十岁左右开始学医，
发现古代医书中有关人体结构和脏腑功能的记载有不少矛盾和错误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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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决心通过自己的观察来解决这些问题。一次，他来到滦州（今河北滦
县）稻地镇，当地正流传着传染病，义冢中多有被野狗扒出的儿童尸体。他
不辞艰辛，不避污秽，甚至不顾可能被感染的危险，一连十天，每天去义冢
仔细观察了30多具较完整的尸体的内脏，此后，他又多次到刑场去观察，向
亲眼见过人体内脏的人请教，并作了一些动物解剖实验。
王清任根据自己的观察，对于人体内脏的认识，比前人有很大的提高。
他正确地区分了胸腔和腹腔，指出在横隔膜上只有心脏和肺脏，其余的内脏
器官都在横隔膜之下。他记述了气管和内气管分至肺两叶的支气管和细支气
管，纠正了前人所说肺有“行气之二十四孔”的错误。他根据对“脑髓”的
研究，认为“灵机在性，不在心在脑”，而“医书论病言灵机发于心”，也
是错误的。他还观察到了视神经，指出了那是发于脑髓如同线一样的物质与
眼联系着，眼的视觉“归于脑”。他把自己观察到的人体内脏的情况绘成“亲
见诸脏腑”图，并与“古人所绘脏腑”图，一并附于《医林改错》卷首，以
便比较研究。
王清任的医学理论是建立在人体解剖的基础上的。他认为“著书不明脏
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他对气血学说的
认识，就是根据自己的观察，论述了血气在体内运行的情况。在书中，他列
举了20种气虚症和50种血瘀症，还创制方剂30个。其中有不少方剂，对某
些病症，确有较好疗效。
5。其他科学技术
（1）瓷器
这一时期，是古代中国制瓷业高度发展的时期，全国有半数省份能烧制
瓷器，景德镇更成为全国的瓷业中心，仅官窑就有300多座。制瓷技术，特
别是官窑，因为资本充分，不惜成本，集中技术人才，成品质量更优，代表
了当时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
从瓷质来看，由于对瓷土的淘练加工技术不断改进而得到提高。清初，
有的官窑采用“过箩，绢袋淘练法”，即把泥浆用细箩绢袋澄洗过，再用布
紧包稠泥浆，挤出其中水分，然后反复踩练成瓷土。这样淘练出来的瓷土中
的石英颗粒比以前更细小，而且分布均匀。瓷土的配方也有改进，如景德镇
早期可能只用一种原料一瓷石，这时已发展为二种以上原料的配方。加上烧
制的温度和时间控制合适，因而烧成的瓷胎、白度和透光性已达到现代硬质
瓷的技术水平，雍正年间的彩盘胎白度超过了75度，烧成温度达到1310℃。
这时制瓷工艺最大的成就是精致白釉的烧成，釉色纯白如牛奶，而且晶
莹透彻。白釉质量的提高，为一道釉和彩瓷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清代在一道
釉方面烧制最好的有天蓝、翠青、苹果绿、娇黄、吹红、吹紫、吹绿、胭脂
水、油绿、天青等。红釉中的鲜红、郎窑红和霁红、矾红、釉里红都是继承
并发展了明代制瓷技术之后所取得的新成果。乾隆时景德镇的“唐窑”仅岁
贡御用瓷色就有57种之多。此外，清代还能对历代名窑进行仿制，如仿汝、
仿官、仿钩、仿龙泉古瓷器，配料准确，并能恰如其分地掌握好火候，使烧
成的瓷器与所仿古瓷器真假难辨。这时还能有把握地掌握“窑变”釉色，“窑
变”的烧成起先是在胎上蘸涂不同釉色，然后入窑，任其变化而成的。清代
既能掌握还原焰技术，又能把氧化铜转变成游离状态的铜，使它均匀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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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釉药中，并把金属铜转化为胶体状态，而烧成色调别致的“窑变”釉色。
这是清代制瓷技术的重大进步。彩瓷一般分为釉上彩和釉下彩两大类。先在
胎胚上画好花纹图案，然后上釉入窑烧制的叫釉下彩；在上釉后入窑烧成了
的瓷器上再彩绘，又经炉火烘烧而成的彩瓷叫釉上彩。著名的“青花”瓷就
是釉下彩的一种。“青花”瓷，名为青花，实际上是蓝色，明清时青花瓷器
已很盛行。能准确配制釉药和掌握好火焰性质与火候，而烧出精致的彩瓷，
是制瓷工艺成熟的一个标志。清代的素三彩、五彩和粉彩、珐琅彩名闻中外。
粉彩和珐琅彩都属釉上彩。粉彩就是在色料中加铅粉，或在色料上面另外涂
上铅粉制成的，主要利用控制温度的办法，使它在烧成时釉面呈现不同的色
泽，由于浓淡协调，光泽柔和，能表现出明暗分明的立体感。珐琅彩的制法
基本上和粉彩相同，在瓷胎上画珐琅。它和粉彩瓷器在胎质、形态、款式、
图样、风格等方面都是精美无比的。
（2）清初全国地图的测绘
康熙爱好自然科学，当他接触西方科学的时候，态度积极，先后学习过
几何、测量、天文、物理和医学等，并利用耶稣会士在科技方面的长处，进
行了全国地图的测绘。
康熙亲自领导完成的中国全图的测绘，不仅在中国也是世界测绘学史上
前所未有的创举。这项创举，康熙自己说是花费了“三十余年之心力，始克
告成。”全国地图的正式测绘是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开始的，由法国
教士白晋、雷孝思和杜德美（1668—1720年）等人率领，先从长城测起，然
后测北直隶 （今河北省），再测满洲地区。为了加快速度，1711年，康熙命
增添人员，分两队进行。因此，关内十余省，包括西南（广西、四川、云南）、
西北 （至新疆哈密）广大地区，约用五年时间先后竣事。西藏地区是康熙特
派两名曾在钦天监学习过数学和测量的喇嘛前去测绘的。康熙五十七年，一
份具有相当水平的 《皇舆全图》绘成。
新疆哈密以西的地图是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命刘统勋、何国宗等人
前往测量绘制的，1761年完成《西域图志》。乾隆又令法国传教士蒋友仁在
《皇舆全图》的基础上进行改制增订，全图完成后，曾制成铜版104块，这
就是13排的《乾隆内府舆图》，范围比康熙绘制的全图为大，北至北冰洋，
南至印度洋，西达红海、地中海和波罗的海，可以说是一幅亚洲大陆地图。
康熙年间开始的测图工作，主要进行的是大规模的三角测量，测定全国
三角网，然后把各地已有的详图和考察了解的情况附著上去。而经纬度测量，
由于当时天文测量的方法和仪器的限制，不易多测，也不易测得精确，特别
是经度测量更是如此。尽管这样，当时所测的经纬点共有630处之多。康熙
年间的测绘，有两件事在测绘史上是非常有意义的。第一，是尺度的规定。
康熙为了统一在测量中使用的长度单位，规定以200里合地球经线1度，每
里1800尺，因此每尺的长度就等于经线的百分之一秒。这种以地球的形体来
定尺度的方法是世界最早的。第二，是发现经线1度的长距不等。1702年，
实测过中经线上由霸州到交河的直线长度。1710年，又在满洲地区实测北纬
41度到47度间每度的直线距离。这些测量得出纬度越高，每度经线的直线
距离越长的结论。这些数据都证实了牛顿的地球扁圆说，这在世界科学史上
是一件值得纪念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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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国近代科技的落伍
明代中后期，中国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传教士也带入了先进的西方科
学技术，但在中国却没有因此而产生近代科学。为什么在古代中国高度发达
的科学技术基础上却没有继续发展为近代科学呢？到了近代中国科学技术反
而落伍呢？
近代科学发展史表明，近代科学的发展至少需要三种基本因素：社会张
力、文化张力和科学张力。16世纪中期以后的西方各国相继具备了这三种张
力，而中国却一直不具备这三种张力。
就社会张力而言，近代科学的产生需要有一个商品经济较为发达、民主
政体较为健全、对外交往较为频繁的开放性的社会结构，只有这种开放性的
社会结构才能对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张力。但是从明代中后期直到辛
亥革命为止，中国始终未能形成这种社会结构。从经济方西看，虽然资本主
义萌芽的出现促进了近代科学的萌动，但这种资本主义萌芽在当时的中国并
不占主导地位，占主导地位的仍是重农抑商的传统的小农经济结构。重农抑
商的政策使得中国没有形成足以产生近代科学的经济动力。从政治方面看，
西方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均以社会革命为先导，如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英
国资产阶级革命等，这些都为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扫除了社会障碍；而在
中国仍然是一如既往的宗族制的专制统治，这种政治与科学的关系，完全由
帝王视其需要和爱好而定，不可能对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形成稳定的政治
张力。从对外关系上看，中国一直以天朝大国自居，明代中后期以后，尽管
对西方传教士的态度比较开放，但却长时期禁止国内商人出海贸易。这种闭
关锁国政策，也使中国失去了足以产生近代科学所必须的国际科学交流的条
件。
就文化张力而言，近代科学的产生需要一个由相适应的教育、哲学和宗
教等因素构成的开放性的文化结构，因为只有这种开放性的文化结构才能对
近代科学的产主和发展产生张力，但是从明代中后期直至辛亥革命，中国始
终未能形成这种结构。从教育上看，科举制度可以说是古代中国教育的集中
体现，但是受重视的只是进士科，明算科并不受重视，在这种僵化的科举制
下，大批人才皓首于穷经读史之中，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的会试中，来
京应试的各省举人“年届九十者一名，八十以上者二十名，七十以上者五名”，
这种腐朽的科举制不但不能像西方近代大学教育那样对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
展产生张力，而且从根本上破坏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所必须的人才资源。
从哲学上看，西方近代科学与近代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基本上是同步的，哲学
与科学之间存在着相互推动的张力作用；而在近代中国，儒家思想仍占绝对
统治地位，哲学宗旨是修身，对自然科学都不甚了了，只是对其伦理学说和
社会学说进行一些哲学论证，正如鲁迅所指出的那样，那些饱读经史的“儒
者们，倘是四方的大地，那是很知道的，但一到圆形的地球，却什么也不知
道”，这种缺乏自然观的哲学，不可能像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英国的经验主
义、法国的唯物主义和德国的思辨主义那样对近代科学产生一定的张力。从
宗教上看，西方基督教在中世纪后期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神学自然观，尽
管基督教的神学自然观所依据的托勒密的地心体系和盖仑学说是错误的，但
它却能从肯定与否定两方面对近代科学的孕育和革命产生张力，近代科学革
命兴起后，基督教的神学自然观已被证伪，但基督教为自身利益仍千方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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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改造和利用近代自然科学的成果；而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仍是儒、道、佛
三教，除道教曾对古代中国的天文学和炼丹术产生过某些作用外，儒、佛都
与自然科学毫不相关。所以明清时期，没有一种可以像基督教那样能对近代
科学的产生具有否定性张力的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