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吴法宪回忆录-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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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把婚结了；到了父亲这一辈还能盖六间屋，置三亩地，买头牛和农具，并送你去读五年私塾。闹什么呢？话说回来，这也像做买卖一样，愿打愿挨，谁让共产党把你们都发动起来了呢？想到这里忍不住恨晚清政府的昏庸腐败，继而恨国民党吏治无能，也恨国父孙中山开了党争的先河，太炎先生批之甚烈，斥其“小器易盈”，“外好内猜”，属市井无赖，这么想下去一发不可收拾。
不了解早期红军的历史与错综复杂的恩怨，便不易理解建国后的一系列党内残酷斗争。同样的道理，不清楚被尊为国父的孙中山如何在夹缝中施展其政治手腕并获得成功，便不可能看清蒋介石毛泽东一辈政治人物的毒辣手段和狭窄心胸。但如果这样考问下去，难道我们非得是一个学富五车的历史专家才可能做一个具备正常判断力和富有健康心态的现代人吗？答案是简单的，用不着费那么大劲。一个人只要给他生存的条件，允许他做出自己的选择，他总是会按照他的处境做他认为有利于他的判断，由于人们各自的条件有差别，所以他们的想法各个不同，对于这种不同的尊重便是一个普通人的健康心态，落实到政治制度之中便是现代社会保护人权的基本原则。大多数美国公民对他们短暂的历史并不精熟，就连时下正在开展的政治活动也未必有明确的了解，但他们对自己生活的判断主要不是来自于强迫的政治学习，而是他们每天生活的具体内容。正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吴法宪的回忆录提供给我足够的素材，使我把他的生活同我的经验联系起来，尽管我对他的时代以及他的一群人了解还非常有限，但我开始渐渐感到那是可以并且值得理解的了。他摆脱了我们习以为常同时又深恶痛绝的说教，他是政治工作出身的干部，但他书中却没有共产党干部做报告那种自说自话无视听众的粗鲁蛮横。说到底，究竟谁能改造谁呢？把自己的故事讲清楚就已非常不易，人的生活那么杂乱，不要说那些文字无法记录的内容，就是可记的也得选择记那些，省略那些。这就看出吴法宪晚年所下的功夫。铁窗生活不是白过的，平民生活更给他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去整理过往的沉淀。
我被吴法宪的世界吸引了，尽管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是一段多么痛苦和血腥的历史，甚至在战争结束以后生活中仍然充满了恐惧和背叛。我不觉得他在刻意操纵资料，从而获得或者建立有利于他的读者印象。他见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做了什么，就这么直直地告诉你。他一生经历了中国现代史上那么多重大的事件，也有那么多次他恰恰处在事件进行的中心。他的叙述丰富了我对历史的想象。不象那些道听途说的，自相矛盾和漏洞百出的通俗版演义，他的故事单纯，生动，而且前后一致。有很多事件我们是熟悉的，或是听说，或是亲身经历，但是读到吴法宪的故事既不觉得离奇古怪匪夷所思，也不感到重复枯燥，由此可见他多年从事政治工作积累的经验以及在人际交流方面的信心和才华。
五、内幕
他描写的逮捕王、关、戚一节，使这一群文革中迅速消失的政治明星更象生活中真实可信的人物。印象中以人的姓氏组合用来称呼一组政治人物的叫法那个时候非常流行，现在的年轻人大概不会理解这种做法所包含的侮辱、打击和广泛流行的破坏力，也不会对这种既不是灯谜又不是说书的形式感兴趣。我不太理解为什么用小爬虫称呼他们，王关戚小爬虫，听着象个笑话，一点也不严肃，也不知道康生是从什么地方提炼出这样的词汇的？没有考证过是不是当年打土豪、分田地、丑化乡绅的时候就是这样动员农民弟兄的？反正总是事出有因吧。据吴法宪回忆，毛泽东本来是想争取戚本禹的，但戚本禹不知动了哪根筋，在忘乎所以之计，“居然送了一套《红楼梦》给李纳，以至江青怀疑戚本禹对李纳有非分之想。于是，江青就向毛泽东反映，说戚本禹这个人改造不了，也要把他拿掉。毛泽东同意了。”“一切布置好了以后，周恩来就打电话给戚本禹，通知他来开会。戚本禹接到通知，兴冲冲地坐汽车就来了。他刚一走进大厅，谢富治就对他宣布：‘今天要逮捕你’。戚本禹楞了，说：‘开什么玩笑，要逮捕我？’由于戚本禹个子高大，为了怕他反抗，杨德中趁他还没完全反应过来，带警卫战士一下把他抱住，拷上了手铐。这一下，弄得戚本禹更加莫名其妙，说：‘为什么要铐我，我究竟犯了什么罪？什么都没有对我宣布就把我铐起来，这是哪一条法律呀！’戚本禹还对江青存在幻想，在他被带上汽车前，还连叫三声：‘姚文元，请代我问江青同志好！’他哪里知道，正是江青力主把他抓起来的。”吴法宪接着讲到连戚本禹的妻子也关起来以后，如何安排两个年岁尚幼的孩子。如今也不知那两个可怜而无辜的孩子身在何处？
写到杨、余、付事件书中有很详细的介绍。关于逮捕空军政委余立金的现场是这样的，深夜里吴法宪从人大会堂开完会回来，等一切布置好了以后，让秘书打电话通知余立金到他家里有事商量。“然后，我就到了楼上的阳台观察动静。院子里黑黝黝的、静悄悄的，等了一会儿，我看见余立金走进了院子。这时，杨德中上前对他说：‘余立金，你被逮捕了！’紧接着几个警卫战士走上前去，把他带走了，没有惊动任何人。”这里没有隐于帐后的刀斧手，楼上看去，人影来去，象无声片那样的一幕，寂静之中隐含着杀机。
到了九大时，黄永胜、吴法宪他们看不惯张春桥一班文人那么嚣张，于是安排军队有的人在选举时不投江青等人的票。听着不象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更象一个有趣的恶作剧。计票结果出来以后，江青果然大发雷霆。这件事闹得有点过，也许直接种下了老毛与林彪集团决裂的祸根，事后他写道：“我们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方面，江青在这些问题上是一直和毛主席通气的，毛主席是真正站在江青身后的人。”
对吴法宪来说，他未必在理论认识的层面上达到了清算和批判毛泽东的高度，但他对毛的失望，甚至怨愤却是显而易见的。
六、诉求
老毛总是强调要统一思想。我想他大概到死都怨恨大家不跟着他走，尤其是那些近臣，阳奉阴违，居心叵测。其实官僚们自保都还怕来不及，又要保证日常工作的进行，又要跟着他发疯。全国人民都快被他变成木头人了，全新的制度也没建成，经济仍然不发达，人民仍然贫穷，军事上还是仗着老一套。
大家都想的一样是根本不可能的，各有各的想法才是最正常的状态。为了执行一个想法，不应该允许强迫的组织手段，如何促进交流和沟通才是正途。过去战争年代人的想法之所以容易统一，因为争取打胜，减少伤亡，是每一个指战员和战士的基本想法。至于如何具体作战，还是要看经验，靠一种什么思想取胜，那是扯淡，跟愚昧的义和团，大刀会有什么两样？老毛三年就打败了老蒋，他可能打心里觉着从头来他也不怕，要不为什么老提大不了再去上山打游击呢！他也许从来没有去考虑他用掉了多少历史上积累的资源，他的胜利不光是他和他的一群核心人物的正确判断和坚持不泄的努力，更积淀了远自晚清遭受的屈辱，近由抗日战争集中调动起来的巨大能量。
毛泽东的军事天才显然被过份夸大了。他的治国方略更是没有被检验过，光是靠带领党和军队渡过层层危机，打败蒋介石建立新的政权，不能保证他之后不犯错误。把他捧上神位，并一再从容他破坏民主制度的建立，鼓励不切实际的冒进，残酷整肃党内党外不同意见的集体与个人，虽然所有人都有责任，但统治集团内部的高层官僚全都该付主要责任。这也是为什么邓小平选择不批毛，一旦清算起来后果是不堪想象的。
也许不少读者会感到不满，在这么大篇幅的个人回忆录里吴法宪一点也没有对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进行反思，更别说批判了。我却不认为骂共产党有什么特别可以值得称道的地方。象吴法宪这样一生都在为共产党奔忙的人，他为什么要否定自己的努力呢？离开了这个集体他就不能体现他个人的价值。他的结局不如其他一些同僚的好，这并不能说明他对这个政权就应该怀恨在心。他笔下的林彪令人敬畏，对话简短精炼，有性格，虽然没有表现出任何翻案文章那样的鲜明倾向，却生动而充满了怀念之情。如果说他有所悔恨，那是他迫于形势为了自保而伤害了他尊敬的同事和上级，象揭发黄克诚的小金库，打陈再道一个耳光，甚至对别的指挥官在行军途中因为一时冲动枪毙了骑兵排一个年轻战士，都说明这些事情曾经使他内心受到冲击，到了老年仍然耿耿于怀。
吴法宪没有象有的老人那样，揣着糊涂装明白。他在自序中说：“不虚构，不粉饰，不渲染，不分析，不作结论。”明摆着他对现成的结论是不接受的。对于一个人物的评判就象对历史本身，各个阶层，各个时期都会不同，要看如何对待所掌握的资料，更关键的是如何保存和收集尽可能全面的第一手记录，在这一点上吴法宪的叙述无疑是宝贵的。我很反感盖棺论定的说法，历史上那么多公案至今还众说纷纭，哪里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事情。尽管对原始材料采信的标准各有不一，起码应该允许人讲出来。都是上一代人的故事了，现在还不能在市面上敞开发行，只得在香港出版，多别扭啊！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我是一个对所有革命题材的文字倒了胃口的读者，没想到吴司令的人生资料给我提供了新的思考，在此我记他一大功！
吴法宪回忆录将对林滮事件的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我在一口气看完《往事》第49期刊载的《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节选）后感到很兴奋，我认为它将会对文革史的研究特别是对林彪事件的研究产生重大的影响。
吴法宪是林彪事件的重要当事人，过去他的一些供词曾被作为给林彪事件定性的重要依据。九一三后，在专案组的逼供下，吴法宪写了大量的材料，提供了不少历史细节。他写的材料过去就曾被一些细心的人们所质疑，现在吴法宪自己道出了其中的原委，这必然会对过去以他所写材料为依据而写成的历史产生颠覆性影响。现择其要者陈述于下，以飨读者。
1．
否定了林彪想当国家主席的最重要的证据。过去认定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反党的政治纲领是设国家主席，而且由吴法宪招供的说叶群对他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成为最主要的证据。现在吴法宪翻供说，这话是汪东兴说的，九一三以后的专案组逼迫他将此话安在叶群头上。吴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
（一九七0年）八月二十日，我约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一道下（庐）山，一起去接中央和各省市来的人。程世清是东道主，我管飞机。我和程世清过去就很熟悉，所以在下山的路上他同我说起，前一天他陪毛泽东上庐山，汪东兴对他讲：“这次修改宪法，要坚持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怎么当我们的国家主席呢？不设国家副主席，林彪同志往哪里摆？”我听到这句话感到很高兴，我想汪东兴传的话，就是主席的意思吧。这一下，我感到心里更有底了。
这里我要特别声明一下，过去很多文件及文章都说，这句话是叶群亲自对我讲的，这根本不是事实。实际上，这句话是我从程世清那里听到的，是汪东兴传来的话。叶群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句话。这是一个多年的冤案，我要在这里更正一下。这里当然我有一定的责任，但历史就是历史。当年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对我审查时，专案组为了收集林彪有“野心”的证据，千方百计地诱导我，非要我把这句话安到叶群的身上。我开始拒绝了，后来迫于他们施加的种种巨大压力，就顺从他们，说了违心的话。但我在当时写的材料上，对一些被逼出来的假话都做了记号，怕时间一长，自己也忘了。如果现在还能找到我当时写的材料，就会看到，我当时特地在这句话下面做了记号。
2．
披露了八届十一届中全会期间毛周关于用林彪替换刘少奇的经过。过去人们只知道毛泽东于8月5日写了《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开始公开把矛头指向刘少奇，而对其中的细节一无所知。吴法宪当时接周恩来命令派飞机将身在大连的林彪接至北京，并亲耳听周恩来细说此事。吴在回忆录中说：
在毛泽东写下他的“第一张大字报”之后两天，八月七日晚九点钟左右，我接到周恩来的电话指示，要我在第二天，即八月八日上午派专机去大连，把林彪和叶群接回北京。周恩来还特别交代：“要绝对保密。这件事情，只准你一个人知道，不能告诉任何人。”他同时还规定，飞机返回北京西郊机场的降落时间，要直接报告他，他要亲自去接。其它的人，除了我可以去机场接林彪外，任何人都不要去。至于大连林彪那里，由他直接去电话联系，就不用我管了。我当即表示：“一切遵照总理的指示办理，请总理放心。”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八月八日一大早，我就派出专机赴大连去接林彪。上午十点半，从大连返回北京的飞机降落在西郊机场。飞机降落时，周恩来已经先期赶到了机场。
根据周恩来的要求，飞机滑到机场跑道的北头停下，没有像往常那样进入停机坪。机舱门一打开，周恩来就立即登机见林彪。我就在飞机下面等候。就在这个时候，汪东兴也匆匆赶到了机场，同我打了声招呼后也很快进入了机舱。汪东兴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是代表毛泽东来迎接林彪的？br》
周恩来、汪东兴和林彪几个人在机舱里谈了大约有半个多小时，至于他们在飞机里谈的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不过他们几个人下了飞机以后，我听见周恩来问林彪，是不是先到毛泽东那里去一趟。他还问林彪，天气很热，是不是就住在人大会堂浙江厅，因为那里装有空调，并且已经通知他们作了准备。林彪下飞机以后，我本想和林彪说几句，但看见林彪当时表情很严肃，就没敢上前搭话。……
八号那天下午，周恩来突然之间又来电话通知我，要我晚上到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开会。我整八点准时来到了福建厅，当时厅里还没有人到，就数我到得早。我刚到了不久，就有一些其他人陆陆续续地来了。我记得参加那天会议的有杨成武、张爱萍、萧华、许光达、萧劲光、苏振华等人，还有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总共大约有二十多人。我们这些人都是周恩来亲自通知来开会的，但都不知道开的是什么会议。于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