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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评论吴法宪回忆录-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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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 简介
    尽管每一个生命都有一个独特的故事,吴法宪的一生的确有传奇的色彩。吴法宪,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中国,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他身为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空军司令,副总参谋长,同时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同其他几位将军一起,跻身于中共领导的最高层。但不久,震撼中国大地的9。13 事件将他和成千上万的军事将领,军人卷向了政治的深渊。一日之间,这位为新中国的创建,人民解放军和中国空军的成长呕心沥血地工作了几十年的将军,背着莫须有的罪名,成了共产党的阶下囚。直至他死不瞑目的那一刻,仍然没能看到为他正名的那一天。
    但历史是不会为政治所左右的。因为历史终究应是由人民来书写的。吴法宪在他生命最后的十年里,同他的妻子,陈绥圻一道,完成了他俩多年来的一个共同心愿 — 写出一本回忆录。这本书,是他们夫妇俩 十年辛勤劳动的共同结晶。它如实地记录了吴法宪的坎坷一生,从少年参加红军,长征突破乌江,苏北抗日,解放东北,华北,广西;到组建人民空军;到文化大革命参加军委办事组领导军队的文化大革命,为减少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损失而日夜工作,和周恩来一道筹备九大,九届二中全会和张春桥,姚文元争斗;到林彪事件后成为阶下囚;到审判之后保外就医,重新和老百姓一起生活。史料之丰富,材料之生动,口吻和心态之平和,在众多将帅回忆录中是少见的。
    珍贵的史料价值,是这本书的一个突出特点。个人回忆录,在当前的社会是多如牛毛。很多人都想写出自己经历的历史。而吴法宪所经历的历史,既有代表性,又有它的特殊性。就史料价值而言,这本书应该是研究和关心文革这段历史的人所必读的。它从一个侧面记录了文革这个特殊的时期政策的决策过程。吴法宪是参加了领导军队文革全过程的少数人之一。他的叙述对想了解军队文革的人来说是不可多得的宝贵史料。
    原汁原味是此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这本书以第一人称一气呵成,流畅易读。这与吴法宪多年搞政治工作有关。他练就了惊人的记忆和口若悬河的本领。尽管他没有机会查阅档案,图书资料有限,不可能只凭记忆弄清所有时间,史实的细节,但所述事实,经专业人士鉴定,基本属实。而没有经过其他人加工,正是这本书的独到之处。如果一本回忆录中所有细节与会议文件绝对一致,那就不是“回忆录”,而是“学术著作”,而两者之间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可惜的是,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在众多的将帅回忆中,尽管使用了第一人称,有多少本是本人自己写的? 专业人士的加工,虽然在一些细节上会相对准确,却往往大大降低了回忆录的可信度和可读性。而此书给人以强烈的真实感。亲切感人。
   吴法宪的回忆是可以“大彻大悟”来形容的。由于他天上地下的经历,他对政治和人生都另有领悟。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能真实地写出自己在众多尴尬场合的感受。有多少人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文过饰非?而吴法宪的勇气确实可敬可佩。
 吴法宪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在那政治统治一切的年代,他成为官方推卸历史责任的工具,吴法宪这个名字和形象被人皆尽歪曲之能事。但对于了解他的过去的人,他永远是能征善战的将军,对部下关心爱护而被下属们尊称为“老妈妈“的首长。对一个人物的评价,最终是要在史实的基础由历史来完成。那些别有用心的栽赃,那些不知真情的谩骂,最终是不能玷污一个正直人的名字。让我们来听一听吴法宪是如何讲述他的一生。听完他的故事,你也许会改变对许多“历史结论”的看法。
读'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

这段特殊的历史真像滑稽剧一样
《吴法宪回忆录》,断断续续地读了好几个月。读此类书比较沉闷,不像读小说、散文那样轻松。但读这段历史,尤其是读这样一段稀奇古怪的历史,就和读小说、散文没什么两样了。
    被毛泽东当宠物的“文革”,绝对是空前绝后的。这段历史的戏剧性、滑稽性和特殊性,将会在历史上作为一出闹剧而定格,而且历史愈久长愈能显现出它的可笑。
    
吴书无疑是可以印证这段历史的扭曲和可笑的材料之一。正因如此,此书的上卷不及下卷来得重要。上卷谈的是1949年之前的事,没多大参考价值,因为抗日不是中共的主题,国共交战也只是政权统治之争。更何况吴法宪在那个时期党内军内的官位不高,战功不卓。而文革中,吴的所见所闻,作为林彪的“亲信”,他参与、亲历的种种事件,就能比较客观地反映出实况来。
    
有的评论吴书的,会带着轻蔑吴的口吻,也许吴给人一向没个好印象吧。而吴在书中能如实认识“中共革命”里程中出现的一系列残酷的党内斗争,是值得赞赏的,比如:打“AB团”、湖西“肃托”事件、延安整风等等。
    
党内政治斗争的惯性延续到了文革,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文革是毛泽东将党内政治斗争国家化群众化了,毛泽东的个人意志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绝对化权威化了。毛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及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违背社会经济发展和历史平稳发展为根本的“自我膨胀主义”,开了一个最大的“民族玩笑”。从他的内心深处探究,无非是对“异己”存在着的恐惧心理作怪。所以,在毛泽东时代,除了“毛泽东思想”,什么思想都不可能容忍了。由于“阶级斗争”(即人斗人)的恶习由毛的大力倡导之下,便在中共党内蔚然成风,包括刘少奇、邓小平、林彪、彭德怀等一大批人,都难免有着“搞人”的陈斑劣迹。“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是极好的注解也是天大的“误解”。
    
吴描述的“七千人大会”的内情是比较可信的,也颇具玩味。毛刘林的“互为关系”有了明显的转换由头。毛刘自此分歧日甚;毛林自此更为密切。毛在会议期间曾讽刺地说过两句带韵四言:“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话里之音,不难领略毛的狭隘人格与独裁本能。
    
林彪是毛自己一手捧红的。吴书证明了毛因倒刘“打鬼”而借林作“钟馗”助一臂之力的事实。而毛林分歧是导火于“九大报告”。林多少是主张文革结束可以回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了,而毛的“阶级斗争”如吸毒一般毫不过瘾,誓将“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所谓审判“林彪、四人邦”实在是邓小平的“权宜之计”,但不着边际。吴说:文革“由毛泽东主导这个全国全面夺权,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实际上就是号召打倒一切,夺取所有领导干部的领导权。”从这里是否能看到当年斯大林大清洗的影子,文革与它的异曲同工?
    
文革是毛的“心头肉”,是他下半生的重头戏,甚至属于毛的灵魂。然而,政治伎俩如同儿戏的文革,确确实实是国家与民族的灾难。历史应该公正地对待历史的人和事。正视文革,也许是关乎国家与民族的觉醒与觉悟。
 
    毛对林常怀提防,心怀鬼胎。吴说,林对毛却至死无一句坏话,哪怕不满的话。(这一点看来林还不失军人风范与品质。)
 
    571工程纪要是个“谜”。林立果是林彪的希望,却是毛泽东的“后生可畏”而不得不防的小字辈。当毛看了小林的《讲用报告》后曾对林说:“这比你当年还成熟”。
 
    吴说,毛的形象在他心里瓦解的原因,是因为毛言行不一。其实吴法宪作为军人真的有点“傻”,这只是“政治家”惯用的手腕而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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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法宪是一个生猛粗犷的军爷,一身皱巴巴的黄军装,矮壮黑胖,帽子扣在头上,单摆浮阁一样。吴法宪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里,有许多狼狈,那是一九八零年十一月到一九八一年一月,作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他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力五年。吴法宪说那个法庭的组成人员多是他以往的熟人、同级或部下,对于那次审判他一直耿耿于怀不能接受。那次审判给吴法宪定下的罪名主要有: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积极参与林彪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诬陷贺龙罗瑞卿;在空军批判关押和迫害了一百七十多位干部和群众;把空军的一切指挥权、调动权交给了林立果,致使林立果得以组成反革命集团谋害毛泽东主席、策动武装政变的基本力量“联合舰队”。

        一九八一年九月,吴法宪“保外就医”,被规定在济南市居住,直到二零零四年去世。他活了八十九个年头。在生命最后一个时期,他做了一件相当有意义的事,经由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岁月艰难》的长篇回忆录。

        书的前面有出版者的介绍:“此书是作者用十年的时间,以过人的记忆力而著成。它如实地记录了作者坎坷的一生,史料之丰富,材料之生动,视角之独特,心态之超脱,在众多中共将帅回忆录中是少见的。”作者自己也说:“我的主观想法是实事求是,如实地去反映我所亲身经历的事件和情节,不虚构,不造假,不粉饰,不渲染,不分析,不作结论。既不掩饰自己的过失和错误,也绝不违心地去承认那些无中生有的东西。”

        十年磨一剑。这十年,是他走出秦城监狱十三道铁门之后,试图站在一个平民百姓的角度思考并看待人生荣辱的十年。他提到的“实事求是”,其实是共产党各个时期的口头禅,讲来讲去,一贯为共产党人所自我标榜。但是包括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在内的许多共产党人一辈子干过多少“实事求是”的事?相反,指鹿为马,违心奉上,成为对他们自己讽刺的一块遮羞布。吴法宪参军之后历经百战生离死别,长征一开始就突破过四道封锁线,职位也一路飙升,一直升到中共政治局委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和空军司令。他说自己文化水平不高,只读五年私塾,可他与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几个人起草了共产党和国家一系列重要文件,包括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宪法时连加拿大的宪法都让他们研究透了。志得意满时,锒铛一声,他入狱了,“一觉醒来,窗户都焊上了铁条”。秦城监狱十三道铁门让他失去自由身,领略人生,说不上大悟大彻,但多少有点活明白过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解放军不是一所大学校,秦城监狱是。

        “秦城监狱是一个让自己认识自己不是人的地方”,在这里他开始了另类思考,他的一些思考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致为重要。中国共产党自己写的历史,早就因为配合不同时期的不同斗争形势的需要而被一改再改以至篡改,早就面目全非乱七八糟,并且故意留下了空白,现在相信它的人恐怕不会很多了。但是,历史不会因此而被人遗忘,需要被人记住并且能够为子孙后代提供营养的历史必须“不虚构,不造假,不粉饰,不渲染”。这种历史,中国共产党人说不清楚,为什么?吴法宪解释说:“由于这一段历史过于敏感,因而对这一段历史资料进行了极为严格的控制,用所谓‘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来进行简单的处理。这样一来,这一段历史,按照有些人的说法,象是一团谜一样。我感觉到,当时的一些问题,并不是本身不清楚,而是出于厉害关系和实际需要,不想说清楚,或者不允许别人说清楚。”

        《吴法宪回忆录》下卷回忆描述了“谜一样”的文化大革命发生以及到1971年9月24日作者被捕为止亲历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不能否认,限于工作和职务局限,回忆录主要涉及军队内部情况,并且缺失了对文革后五年的记录。尽管作者声称“不分析,不做结论”,但由于身份和视野的独特、经历回述具体详尽,仍然为文革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材料,比如对毛泽东的反思、对林彪的敬佩、对周恩来的感叹,对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厌恶鄙视,由衷之言,每每流露字里行间。

        到目前为止,官方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描述一直含糊不清,后人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大多也出于这种官云亦云的含糊之中。这种含糊,首先来自于(不管什么动机)对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文革中行为的袒护。《吴法宪回忆录》从文革前奏即庐山会议斗争彭德怀以及军委会议斗争黄克诚、七千人大会林彪跳了出来、斗争罗瑞卿,一直写到另一个庐山会议上以林彪和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为首的军人集团和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之间的斗争,一波三折,惊心动魄。用吴法宪的话说:“难免有个人恩怨”,但主要还是“在对待‘文化革命’问题上,当时中央政治局里我们之间产生了一系列的严重分歧。从‘九大’前后开始,在对待稳定全国和军队秩序的问题上,在继续‘抓革命’还是‘促生产’的问题上,在对待文化艺术中是‘样板戏’一统天下还是百花齐放的问题上,在对待老干部和造反派的问题上等等,分歧日益公开和加剧”。作为这场斗争失败的一方,吴法宪心中一直感到迷惘,一方面,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支持了他们,几十年里毛泽东在他的心目中都是一个光辉的形象,他始终认为毛泽东是党的最高领袖,对毛泽东他是最崇敬的,把毛泽东看做了真理、正义的化身。遇到任何问题,都要想是不是忠于毛泽东。一方面,在紧跟毛泽东的过程中他觉察到了某些问题,九届二中全会,陷于极端孤立状态的张春桥姚文元抱住毛泽东的大腿哭,把毛泽东的裤子都哭潮了,使毛泽东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毛泽东翻脸如此之快,周恩来变脸如此之快,吴法宪说:“毛主席在我心中的形象,真的是瓦解了。用一句话来说,毛主席是言行不一。”

        吴法宪拿出来的是一件件事件,这些事件因为亲身经历,有独特的感受,有它的连贯性,我们很难“宜粗不宜细”地予以忽略。在陈述这些事实的基础上,吴法宪总结说:“‘文化大革命’中,在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受迫害的问题上,毛泽东和周恩来应当负主要和直接的责任,毛泽东是决策者,周恩来是主要执行者。其他的人,不要说我们几个人,就是包括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在内,对此都不是说了算的。”

        吴法宪如果避讳自己在一些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和该负的责任,那么他的这本回忆录一钱不值。吴法宪没有那么做,如实地写了打倒贺龙和罗瑞卿自己干了些什么,斗争陈再道时动手打了人。打人当然丑恶,吴法宪当然丑恶,尤其把人打死或者逼死几十年后仍然不肯认账,仍然以伟大领袖接见并为伟大领袖戴上了红袖章为荣更加丑恶。毛泽东和周恩来从来不动手打人,君子动口不动手,但正如吴法宪所问,没有毛泽东这位君子的的许可,没有周恩来这位君子的协助,文化大革命能发生吗?文革中许多人被打以至于被打死的事情能发生吗?

        顺着这种感受,吴法宪进一步问道:文化大革命中同样的一些事情,“牵连到我们的都是‘反革命犯罪’,牵连到毛主席的就都是‘失误’,牵连到周恩来的就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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