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吴法宪回忆录-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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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倒认为，１９７０年庐山的这一场斗争，是中共党内相对健康力量与文革极左派的又一次较量。因为文革极左派的背后有毛泽东的支持，党内健康力量以失败告终，甚至如林彪，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惟仅仅五年之后，１９７６年１０月，文革极左派失去了毛泽东这座硕大无比的靠山，变得不堪一击。在某种意义上说，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的中南海之变，不过是１９７０年８月庐山这场斗争的继续。以打倒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而言，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的胜利者们与其说是继承了毛泽东的遗志，倒不如说是继承了１９７０年８月的失败者林彪的遗志——尽管１９７６年的胜利者们决不会公开承认这一点，然而，这却是铁一般的事实。
（三）
吴法宪以颇大的篇幅述说了“９·１３”当日以及前后的详情。根据吴法宪所言，他不仅没有参与“林彪外逃”的一切行动，且对有关的一系列行动未有感觉到一丁点儿的预兆。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晚八时，周恩来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我参加了，周恩来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在召开四届全国人大之前，先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全会要补选中央委员，如姬鹏飞等。还要补选一名中央政治局常委，因为陈伯达倒台了。
开完政治局会议，已经是九月十二日凌晨一点左右了。我回到西山住地，告诉陈绥圻，快要召开三中全会了，看样子还得准备在会议上再作一次检讨，所以要很快再写出一个检讨来。由于当时我们所有的文件，包括前两次检讨稿，都保存在空军大院的家里，因此我告诉陈绥圻，准备第二天回大院，开始准备九届三中全会上的检查材料。
九月十二日起床，吃过午饭，我就和陈绥圻及秘书张启尧等人一起乘车下山，回到了空军大院。我按照周恩来前一天晚上的指示，开始阅读中央政治局印发的、周恩来准备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好在讨论时提出意见。陈绥圻则是根据我的吩咐，开始找我过去的两次检讨，准备写新的检讨的材料。
看完《政府工作报告》，我想再抽出一点时间来处理一些空军的事情，当时空军正好在召开航校工作会议，于是我约王辉球和当时主管训练工作的副司令员薛少卿一起，在晚饭后找八航校的校长和政委谈话，解决他们干部之间的团结问题。我们一起到了办公楼的三楼，找他们谈话。然后，我看还有时间，就又会见了刚刚从部队调来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六个指导员，想解决一下空政文工团里的派性和团结问题。
就在与空政文工团六个指导员谈话中间，大约是当晚的十一点钟，周恩来突然打电话来问我：“是不是调了飞机到山海关机场。”我回答说：“没有。”周恩来再次追问：“究竟有没有？”我说：“绝对没有。”但周恩来仍然告诉我：“还是要查一查。”我说：“好！”
放下电话，我立即打电话到空三十四师，问师长时念堂有没有调飞机到山海关机场。出乎我的意料，时念堂告诉我，三叉戟专机被调到山海关去了，并说：“是胡萍副参谋长调去的。”我立即感到有问题了，因为平时任何专机的调动，都必须经过我来批准，但是这次三叉戟的调动情况我竟然不知道，而且是周恩来亲自查问过来的。我立刻问：“胡萍在哪里？”时念堂回答：“在西郊机场。”
我立刻要胡萍听电话。胡萍向我解释说：“是飞机改装以后的试飞，所以没有报告。”我又追问：“为什么要飞到山海关，而不去别的地方？”胡萍没有答复。我告诉胡萍，飞机要立即调回北京。胡萍答应说：“好。”
可是过了五分钟，胡萍就打来电话说：“飞机发动机故障，正在检修。”我当即告诉胡萍，飞机修好了立即回北京。
放下胡萍的电话，我马上打电话给周恩来，报告了我和胡萍通话的情况，以及我要胡萍立即把飞机调回北京的措施。周恩来表示同意，并指示，飞机返回的时候不准带任何人到北京。我又立即把周恩来的这一指示传给了胡萍。（页８６１－８６２）
按吴法宪以上说法，不过是表明：胡萍对三叉戟的调动原因是知情的，并有意对吴法宪说了假话，而吴对此却一无所知。胡萍是否说了假话？他为什么要说假话？此外，周恩来为什么“指示”飞机返回的时候不准带任何人到北京？周恩来是否还知道了些什么而没有向吴法宪透露？看来，这一切都值得再研究。吴法宪接着说：
过了不大一会儿，周恩来又打电话找我，告诉我说：“叶群给我打来电话，说副帅要到大连去转一转。我问她有没有调飞机去，叶群说‘还没有调飞机，等一会儿，我给吴胖子打电话，要吴胖子调飞机来’。可能她很快就会给你打电话，先不要答应她，你就说要请示我。”
不久，叶群果然给我打来电话说：“林总要到大连去，让胡萍来一下，如果你能来也好。”我说：“胡萍因病正在住院，再说他的飞行技术也不好，带是让时念堂去吧？”叶群不同意，说：“时念堂不熟悉，还是让胡萍来吧，他又不是什么大病。”我告诉叶群说：“调动飞机的事情，我不能决定，要请示总理。”
同叶群通完电话，我又立即打电话，把这些情况报告了周恩来。我请示周恩来，说我要立即到西郊机场，去进一步追查飞机调动的问题。周恩来同意了。
放下电话，我就带着秘书张叔良、警卫员薛邦喜，直接从办公室去西郊机场。这时，大约是九月十三日凌晨零点左右。（页８６２－８６３）
以上周恩来的电话表明，即使没有“９·１３”事件发生，且林彪虽还是名义上的“副帅”，但其行动已经没有多少自由。不管叶群是否“私自”调动了飞机，林彪一家的行动都要征得周恩来的同意，虽然这种“同意”的方式表面上还是客客气气的，但实质上林彪已形同被软禁，吴法宪究竟是否听明白了周恩来话中的“微言大义”？
我到西郊机场时，胡萍还没有回医院，正在和空三十四师的龙副参谋长谈话。见到我，龙副参谋长就走了。接着，我问飞机调动的情况，胡萍说的还是和电话里说的一样。正在这个时候，周恩来又打电话到西郊机场，告诉我说：“林彪已经和叶群、林立果乘车离开了北戴河，车正往山海关机场方向开去，临走的时候还开枪打伤了警卫人员。”
接到周恩来的电话，我顿时感到问题严重了。我估计，车从北戴河到山海关机场，需要个把小时，我就要秘书张叔良打电话到山海关机场，找到三叉戟飞机驾驶员——空三十四师副政委潘景寅。我在电话里命令潘景寅：“要绝对忠于毛主席，飞机绝对不能起飞，不管什么人的命令都不能起飞。”当时在电话里，潘景寅满口答应。（页８６３）
在吴法宪的眼中，潘景寅充当的角色及其本人的立场，都是值得怀疑的，否则，为什么潘“满口答应”后飞机最终还是起飞了呢？
但是，当我打电话把潘景寅的表态报告周恩来时，他却告诉我说，林彪、叶群已经上了飞机，而且飞机已经起飞了。这大约是九月三十日凌晨一点钟。周恩来要我注意看飞机的航向，注意它往哪里飞，降落在任何地方，都要报告他，他准备去和林彪谈话，我问周恩来要不要准备飞机。他说：“你准备一下吧。”我当即要三十四师准备了两架飞机，因为随周恩来去的还会有警卫部队。
我一直在雷达监视器前关注着飞机的动向，并随时向周恩来报告。林彪等人乘坐的三叉戟飞机一开始向西飞，然后慢慢转弯向北飞去。当飞机开始向西飞的时候，我要胡萍用三十四师指挥所的报话机，不停地向飞机喊话，命令潘景寅向北京飞。可喊了大约十五分钟，潘景寅不作回答。这些情况，我都及时报告给了周恩来。
当飞机飞到了赤峰附近的时候，我想到在赤峰附近有我们的歼击机部队，就问周恩来要不要把三叉戟拦截回来。周恩来说：“这要请示毛主席。”过了一会儿，周恩来答复我说：“毛主席不同意，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到九月十三日凌晨两点多钟时，周恩来又来电话问飞机到了什么地方。我说：“已经快出国境了，离中蒙边界只有一百公里。飞机高度只有三千公尺，快看不见了。”很快，飞机就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了，我立即报告了周恩来，说飞机已经飞出国界，雷达看不见了。
不久，周恩来又来电话说：“绝不准有任何飞机到北京来，如果有飞机飞到北京来，你我都要掉脑袋。”我说：“请总理放心，我绝对保证，如果有飞机到北京来，我会拦截，并把它打掉。”周恩来表示同意。
我当即打电话给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李际泰，向他传达了周恩来的命令，要他打开所有的雷达进行警戒，绝对不允准有任何一架飞机飞向北京，如果有飞机飞来，就拦截，并把它打掉。
紧接着，周恩来下达了禁航的命令，命令全国所有的飞机一律不准起飞，如果要起飞，必须要有毛泽东、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五人的联名命令。
我又立即打电话向北空的李际泰、沈空的张雍耿传达了禁航的命令。其它军区空军，我要空军司令部调度室作了传达。当时我找司令部参谋长梁璞没有找到，因为国庆节即将来临，他到天安门组织国庆节预演去了。命令是由司令部一个值班的副参谋长负责传达的。
随后，我又向空三十四师的时念堂当面作了交代，三十四师在西郊、南苑、沙河三个机场的飞机，绝对不准起飞，要立即传达禁航的命令。
到清晨两点多钟，周恩来又打来电话问我在那里，我说还在西郊机场。周恩来说：“我叫杨德中到你那里来。”我说：“好。”杨德中随后就赶到了机场，和我在一起。我明白，这是不信任我了。（页８６４－８６５）
吴法宪的政治生命，也就在“９·１３”这一天走到了尽头。今天看来，他说自己对林家的活动一无所知，应该是事实，但当日谁又敢相信他呢！“９·１３”后第十一天，他在人民大会堂被正式逮捕。此时此刻，他心里所想的是：文革开始后，大概这样办过了很多人，“现在终于轮到我们这几个了！”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凌晨四点，我的秘书张叔良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通知，要我上午八时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参加军委办事组的会议。接到通知以后我问黄永胜，准备开什么会，黄永胜说他也不知道。这时我就估计，很可能是要处理我们的问题了。想到这里，我就更加急于修改我的检讨和催办周恩来所要的空军全部实力的报告，以便即刻上送，了却在收审我之前要办的两件事情。待检讨报告送出，吕秋振也把空军实力报告的收条拿回来以后，我才放心了。这时天已经大亮了。
早上六点钟，我要警卫员薛帮喜帮我打一点早饭，并要张叔良通知陈绥圻到我的办公室。陈绥圻来了以后，我说：“这么多天了，我一直在办公室没有回家，主要是怕下面的部队出事。我马上要到人大会堂开会，现在有几件事情要交待一下。第一、我的皮包里存放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给中央的报告，你统统带回去保存一下。第二、我去开会可能回来，也可能回不来，我已经请求中央对我进行审查，我相信自己是经得起审查的，我自己了解自己。第三、今后孩子要靠你抚养照顾，我可能见不到他们了。”
陈绥圻的回答很简单，她说：“你的问题我最清楚。你放心，中央会实事求是的。我相信你，要经得起考验，千万要活着！”
我告诉他〔她〕，我整晚都没有睡觉，很疲劳，要她先回去。她拿着皮包就走了，表现得非常稳重而安定。我一直站在办公室的窗户前，看着她走回宿舍去。接着，我要张叔良把九月十二日晚上的记录整理好，因为那个记录可以清楚地说明我在这天晚上做了什么。
七点半，我前往人民大会堂开会。汽车一到北门，就有中央警卫团的人员下来拿走了薛帮喜手中的皮包。进门以后，他们把我带到了门房里，告诉我说，毛泽东有命令，今天开会不准带枪。接着，就搜了我的身，把我身上的眼镜、钢笔都拿走了。
我到了福建厅以后，看到有两排坐椅对放着，一排是沙发，一排放的是藤椅。警卫让我坐在第一排的藤椅上，后面坐了一个彪形大汉看着我。邱会作比我先到，黄永胜、李作鹏跟着我进来，都受到了与我同样的“待遇”。我心里想：“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概这样办过了很多人，现在终于轮到我们这几个了！
我们四个人到齐以后，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刘贤权、张才千，以及北京卫戍区的吴忠、杨俊生，公安部的李震，中央办公厅的杨德中等也都来了。他们坐下以后，周恩来说：“你们四个人同林彪的关系至今都没有交代，中央等了你们十天。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停止你们的一切职务，给你们每个人找了一个地方，好好地反省检查自己的错误。你们年纪都大了，生活上会有人照顾。你们的老婆、孩子只管放心，组织上会照顾他们，请你们相信我周恩来。”
接着，他就对黄永胜说：“你是怎么搞的，毛主席对你是非常信任的，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黄永胜一声都没有吭。周恩来说：“好，你去吧。”说完后，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三人同黄永胜紧紧握手，由吴忠把黄永胜带走了。
接着，周恩来又对我说：“你把空军搞成这个样子，你不要出问题呀，会给出路的。”我明白周恩来的意思，他说这话的意思是叫我不要自杀。我说：“我没有做亏心事，我自己最了解自己。”这时李作鹏大声说：“晓得你搞了些什么名堂！”我没有回答。周恩来说：“你去吧。”然后，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三人又和我紧紧握手，让杨俊生把我带了下去。
我们坐电梯到了地下室，我看到地下室有一排车，我上的是二号车。很快，我们这几辆车就从人民大会堂地下室向外驶去。（页８７９－８８１）
当时上午，吴法宪被送到了北京卫戍区警卫二师驻通县的一个连队。午后吃了点东西，由于过度疲劳他很快就睡着了，到了将近傍晚，他一觉醒来，警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