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大战役-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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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任意策划的后果不久就暴露出来了。因为汉密尔顿对加利波利一无所知，他认为执行基切纳提出的准许他的指挥官自由选择登陆的时间和地点的建议很容易。澳新军指挥官将军威廉·伯德伍德爵士，深信夜间登陆将使所冒敌人炮火的风险减至最低限度。但指挥第二十九师的英国亨特…韦斯顿将军下令白天登陆，以便舰队炮击守军。成功的协约国登陆往往是偶然的，并且发生在不象会发生的地点。有一次滩头阵地的建立，是靠一个人的勇敢。萨罗斯湾的部队离岸两英里，那时黑暗笼罩着他们。指挥官B·C·弗赖伯格毫不犹豫地带了一袋不漏水的照光炬，泅过了这段距离，把照光炬在沿海滩一线点亮。
伯德伍德将军的夜间登陆，使他的部队感到为难，他们发现自己处于难以防守的滩头阵地，当这些混乱的士兵寻找方向的时候，宝贵的时间被浪费掉了。陈旧的运煤船“克莱德河号”，改装成把巨大的门安装在船身的登陆艇，可容二千名士兵。当这艘船近岸时，周围都是运载部队的驳船，这时土耳其炮开火了。运煤船的船首栽过沙里，但水太深了，无法趟水。一个生还者回忆，“水象水晶一样透明，我们可以看到，队形整齐、身穿军服的士兵的尸体都躺在水底，他们是在爬上岸时被击中或失足跌下水的。”
第一天上午十时左右，海滩上死伤枕藉。如果从书店里买来的地图都是不准确的，那末伯德伍德在夜间登陆，也并没有把事情改善。他所预料的有一英里的海滩，事实上长不到一英里的四分之三，宽在一百英尺左右，两端都被悬崖峭壁所阻塞。在这块有限的地区，部队、牲畜、炮和补给品乱成一团。除非攻占更多土地，有秩序的安排是不可能的，而夺取更多土地在开头几天是不可能实现的野心。整个澳新军被围困在不到两英里长和一英里五分之四宽的海滩区域。
在得知登陆消息时，穆斯塔法·基马尔在几英里之外的内陆。他统率了八个营和三个炮兵中队，急忙赶到可以俯瞰滩头阵地的崖岸，正好及时击退第一批攀登斜坡的澳新军。以前没有战斗经验的协约国部队，确确实实在对着武器上占优势的敌人作仰攻。他们受到上面炮火的强烈压迫，发现他们在这种多岩石的地形，用小铁锹在结实的灌木根上进行挖掘是不顶用的。他们拼命在这陡峭的丘陵地寻找岩洞般的洞穴。到黄昏时刻，每一边死伤人数都在两千之数，而基马尔依旧掌握着高地。
从山上下来的军医，把不计其数的伤兵运到混乱的伯德伍德的海滩。许多伤员被从这艘船移到那艘船，只是被告知说医生和工作人员带了全副设备和药品供应已经动身来岸，他们的痛苦就拖延了下去。
到4月26日，有一万六千多名澳新军已经登陆，被丢在较低的斜坡和山脊上。将军们和列兵们都住在比邻的地下掩体里，分享同样的紧急口粮。土耳其军的不断炮击，有时阻扰但没有终止澳新军的新接替人员缓慢地爬上斜坡。一直到4月底，赞德尔斯将军都不发动他的主力进攻，宁愿看看协约国如何部署。在协约国企图组织他们杂乱的兵力时，赞德尔斯开始选择他的反攻阵地。
赞德尔斯于5月5日对南面滩头阵地开始主攻，但土耳其军迅即被得到两个新来的旅支援的澳大利亚军击溃。为了摆脱被阻塞的滩头阵地，亨特…韦斯顿企图在5月6日进行突破，但被猛烈的抵抗所止住，双方流血很多。汉密尔顿将军亲自指挥，但情况并不好些。三天激战，包括反复的白刃战，协约国所付的代价是部队的三分之一死伤；而土耳其军依然控制住高地。
当炎夏于5月来到加利波利时，疟疾和痢疾开始使死亡增加。最激烈的一仗于5月末告终，小小战场布满了八千名土耳其和协约国死者的坟墩，使空气中充塞了恶臭。为了防止可以毁灭双方的时疫，伯德伍德将军在其医务工作人员敦促之下，要求和土耳其军实行安葬休战。5月24日，扯了一面白旗，暂停战斗九小时，那时教士、医生和安葬队一起来消除这一威胁。
简短的停战差不多是超现实主义的。所有参加安葬的人都戴了白臂章，禁止携带望远镜、武器或窥伺堑壕。除沿着全线停火外，所有在堑壕里的部队，都不把头伸到胸墙之上。归还敌人的步枪都要取去枪机，但这个不严谨的协定双方都大方地没有执行。当敌对双方在狭窄的无人地带会晤时，紧张不安的气氛弥漫于前线。有些堑壕只相隔三十英尺。澳新军和土耳其军默默无言地开始挖掘深沟或公墓，但不久双方就互敬香烟和用蹩脚的土耳其语和英语打趣起来。双方偷偷摸摸地相互刺探防务。在检验尸体身份时，军官们小心地注意堑壕和警戒系统的配置。传说基马尔穿了中士制服，在邻近澳新军堑壕的地方，和安葬队一起工作了九小时。在分手之前，许多人交换了口袋里的杂物。
在下午三时左右，最后一个死者被慢慢放进安葬的堑壕里，这时一声枪响冲破寂静。在这不安的片刻，安葬队除呼吸外，停止了一切行动，恐惧地意识到他们是处在双方对着他们的几千支步枪中间。没有再听到第二枪，于是人们转过来完成了他们的任务。握手道别后，在傍晚时候每一方回到了他们的堑壕。几分钟后，在土耳其防线的某个地方一支步枪开火了，战场上又再响彻了枪炮声。
在协约国集中力量在陆上打仗的同时，在5月底前，敌人的海军舰只击沉了三艘英国战列舰。一艘土耳其轻型战舰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悄地溜进达达尼尔，以鱼雷击中了“哥利亚号”。两周后，一艘德国潜艇击沉了“胜利号”。一天之后，“威严号”遭到了同样命运。地中海的潜艇活动使协约国惊慌起来，特别是英国。他们担心“伊丽莎白王后号”的安全，命令它回到一个英国港口。
随着装有十四英寸大炮，能够行驶而不怕水雷的浅水重炮舰的到达，英国在达达尼尔的处境改善了。英国潜艇也进入海峡，驶进马尔马拉海和君士坦丁堡港，使土耳其航运遭受重大损失。一艘装了六千名部队的运输舰，在港口就被鱼雷击中。土耳其的损失，计有一艘战列舰、一艘驱逐舰、五艘炮艇、四十四艘轮船、十一艘运输舰和一百八十五只帆船。英国为这种破坏所付的代价，是在派来的十三艘潜艇中损失了八艘。
8月初，在加利波利西北的苏弗拉湾，用两个师进行一次新的大登陆。它基本上没有遇到出其不意和寡不敌众的土耳其军的抵抗，他们从海滩退到高地待援。可是，优柔寡断的英国指挥官，包括汉密尔顿在内，不向前推进，却浪费宝贵时间去讨论战略。
到了协约国决定进攻时，赞德尔斯已经赢得时间，从博拉伊尔全力抽调了两个师到萨里巴伊尔山脊来，协约国以为这个地方是由登陆时退却的薄弱兵力防守的。在他们认识到优势不在他们这方面时为时已迟，但他们顽强地继续打了差不多五天之久，然后停了下来。由于高地的狙击手和炮手很快削弱了他们的队伍，在海滩上的生活是难以容忍的。8月间，协约国的伤亡在四万人以上。
9月，两个英国师和一个法国师调来萨洛尼卡，汉密尔顿将军则被召回了。他没有获得另外的指挥权。但是直到基切纳勋爵于11月访问加利波利，他才充分领会这场大溃败。他不再需要敦促撤出这个半岛。基切纳的简短停留，恰恰遇到了落到部队身上的一系列困难。在夏季，他们曾忍受了炎热、苍蝇和缺水的严重困苦不便。
11月，雷暴雨之后下了二十四小时的倾盆大雨，继之以雨夹雪，然后转入眩目的暴风雪，地上雪深二英尺。那些住在澳新军洞穴和地下坑道里的人还有一定程度的舒适，而在苏弗拉湾的露天部队就大受其苦了。倾盆大雨使沟壑和溪谷成为咆哮的奔流，冲下了以吨计的泥浆、死了的土耳其人和驮畜。
大自然也并没有饶恕土耳其人。双方可能各有五百人淹死在堑壕里。其他人冻死了。单苏弗拉湾一地，冻疮患者就逾五千人。没有人想得起有过这样猛烈的暴风雨。协约国对这种暴风雨全然没有准备；没有储备额外的保暖衣服。对于从12月19日开始的撤退，除丘吉尔外，在伦敦或加利波利没有一个人后悔的。
在撤离期间，预计会有很大损失，即使不是灾难的话。10月，汉密尔顿将军担心，“认为撤出加利波利而不致损失总兵力的一半，那是不智的……”然而他的继任者查尔斯·门罗将军，主持这次撤退并于1916年1月9日完成，竟无一人伤亡。从每个旅到人数最少的梯队，都是按照他们同四个上船码头的远近，排定撤退时间的。六人到十二人一个小组，列成纵队越过几十条小沟渠，每组殿后的人往往是个军官，由他留下定时导火线，爆炸坑道中的地雷。没有灯火，也不准吸烟，士兵们以坚定的步伐按一小时三英里的速度赶路。
每一单行不停顿地向指定码头进发，脚步声被一条用沙袋铺的路捂住了。将军们和列兵们都挤在机动驳船里，每条驳船装四百人。小心的点数保证不使一个人掉队。唯一的声音，是带着战败的回忆朝大海行驶的驳船发出的阵阵颤动声。土耳其军完全被蒙住了，他们继续向空空如也的堑壕发射榴霰弹和子弹。
关于敌人对这个计谋的懊恼，那时不在这个半岛的穆斯塔法·基马尔说得很清楚：“要是我在那里，要是英国人真的那样溜走而没有损失，我将把我的脑袋打得开花。”但他的德国盟友欣赏这次军事行动的技巧。《福斯报》军事记者发出的通讯写道：“只要战争不息，苏弗拉湾和澳新军的撤退，将在所有战略家眼中，成为前所未有的杰作。”
1915年，差不多有五十万协约国士兵被运到加利波利，伤亡人数在百分之五十以上。远征军包括四十一万英国部队和七万九千法国部队。英国伤亡人数共计二十一万四千，法国为四万七千。土耳其军参战的至少有五十万人，据官方记载，有二十五万一千人遭受伤亡，但这些数字值得怀疑。其他估计的数字要高得多，但不管数字多少，土耳其陆军的精华被摧毁了，在未来的巴勒斯坦战役中，埃德蒙·艾伦比将军所冒的风险减少了。
加利波利玷污了优良的名誉。赫伯特·阿斯奎斯首相把丘吉尔调离内阁，基切纳勋爵也不再拥有政府大臣对他的毫无疑问的信任了。由于把他掌管的军械管理权移交给由劳合…乔治领导的一个新成立的部，他的权力减少了。丘吉尔穿上军服，在法国服役到1917年，那时他又重新得到宠信，被任命为英国军械大臣。
6、凡尔登与索姆河会战：凡尔登之战
作者：杰克·雷恩
当1915年行将结束时，中欧强国指望未来的一年是有希望的一年。奥德部队同他们的新盟国保加利亚一起，压倒了巴尔干的塞尔维亚军队，迫使其残部在希腊寻求庇护。沙皇尼古拉的军队败北后仍然晕头转向，容许德军把将近五十万军队调往西线，现在德国可以放手驱动它的力量来对付法国在防守上的战术据点，而不致危及另外地方的阵地了。
德国参谋总长法尔肯海因将军于1915年圣诞节前夜，起草了一份致德皇的备忘录，估计了军事上可供选择的办法。他选择英国作为主要敌人，但是除了进行潜艇战外，入侵是距离太远了。他断言，“英国在大陆上的主要武器是法国、俄国和意大利的军队。”把俄国和意大利排除在外，他主张集中攻击法国，它“在军事上的努力差不多已经到了尽头。如果能使它的人民清楚地懂得，就军事意义而论，他们已经再没有什么可以指望的了，破裂点就会到来，英国手中最好的武器就会被打落了”。
法尔肯海因并不认为大规模突破是必要的。他打算选择一个在情感上被奉为神圣的地区“使法国把血流尽”，“为了保持这个地区，法国将不得不投入他们所有的每一个人”。贝耳福和凡尔登是符合他规定的两个地方，但他赞成后者。凡尔登是个约有一万四千人口的沉沉欲睡的法国省属城镇，由一个凸入德国防线的大规模堡垒综合体保卫着。如果法国选择这里发动攻势的话，凡尔登还令人不安地接近（十二英里）德国的主要铁路系统。法尔肯海因还计算到，凡尔登是巴黎的西北入口，离巴黎一百三十五英里左右。
这个战役的代号是“处决地”行动计划，预定1916年2月21日开始。为了保证得到德皇同意，法尔肯海因建议，派皇储指挥的第五集团军领先进攻，他自马恩河之战以来就已经面向凡尔登了。法尔肯海因没有把备忘录原文给皇储或他的参谋长施密特·冯·克诺贝尔斯多夫将军看。而给他们一份一般命令，要求“向凡尔登方向，进攻默兹地区”。
皇储把这个命令认作为他的目标是攻占凡尔登，这却恰恰是法尔肯海因所不要的。如果堡垒在猛攻之下陷落了，他的“使法国把血流尽”的伟大战略就不能实现了。
增援军从德国军队中久经沙场的部队抽调。三个军于1916年1月转给皇储指挥。在休养营地作短暂休息后，勃兰登堡第三军开到了。到2月中，有十三个多师部署在阿尔贡、香巴尼和洛林中间或周围的突出部，在一块二十平方英里左右的防区，集中了令人惊愕的大量兵力。虽然皇储保持了名义上的指挥权，关键性的决定却是八十岁的陆军元帅戈特利布·冯·黑泽勒和克诺贝尔斯多夫将军作出的。整个战役的中心战略，依然由法尔肯海因将军制订。
德国为这个庞大攻势所作的准备，先是惊人地把大炮从俄国、巴尔干半岛和克虏伯工厂等处集中起来。排列在进攻现场周围的，有五百四十二个掷雷器。连同翼侧的武器，有一千四百多门大炮排列在不到八英里长的战线上！在这些大炮中间，有十三尊震天动地的四百二十毫米的攻城榴弹炮。
特别凶恶的是掷雷器，它发射装有一百多磅高爆炸药和金属碎片的榴霰弹。可以看到雷在一个高高的弓形物上一个连一个滚动着，但看到这种前兆往往为时已晚。爆炸摧毁了整段整段的堑壕系统。另一种可怕武器是一百三十毫米的“小口径高速炮”，它以步枪子弹的速度发射五点二英寸的榴霰弹，使法军来不及觉察到就丧了命。德军并不满足于这些武器会实现其预期效果，还采用了喷火器。
围绕凡尔登所进行的精心准备并不是没有引起注意，但法国情报军官提供的攻势已在眼前的警讯，被霞飞所忽视，他全神贯注于即将来到的索姆战役。在列日和那慕尔要塞被大贝尔塔炮攻陷之后，霞飞认为凡尔登堡垒在军事目的上已无用处。有四千多门炮撤离炮台，其中至少二千三百门是大口径火炮。迟至1916年1月，大炮还从炮塔上拆下来，用于另外地方。法国指挥部不去支持凡尔登，使它成为法国最坚强的要塞，而是实际上拆除了它的全部防卫措施。
由于对凡尔登是否不可战胜有相互矛盾的报告，政府于1915年7月派了一个陆军委员会去现场调查。指挥凡尔登防区四周的东线集团军群的奥古斯特·迪巴伊将军，向议会代表团断言，堡垒系统的防卫是充分的。另一位证人凡尔登军事长官库唐索将军，提供了相反证明，他因此而被无礼地免职。
1915年底，南锡议员和卓越的军事分析家埃米尔·德里昂上校所写的一份报告，送到了当时担任陆军部长的加利埃尼将军手中。报告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