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下的毛泽东-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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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之。毛泽东听了以后，觉得不妥。为此，认真查阅了《全唐诗话》、《唐书·文苑·贺知章传》等书，得出相反看法，并立即写信与少奇商榷：少奇同志：　
　　前读笔记小说或别的诗话，有说贺知章事者。今日偶翻《全唐诗话》，说贺事较详，可供一阅。他从长安辞归会稽（绍兴），年已八十六岁，可能妻已早死。其子被命为会稽司马，也可能六七十了。“儿童相见不相识”，此儿童我认为不是他自己的儿女，而是他的孙儿女或曾孙儿女，或第四代儿女，也当有别户人家的小孩子。贺知章在长安做了数十年太子宾客等官，同明皇有君臣而兼友好之遇。他曾推荐李由于明皇，可见彼此惬洽。在长安几十年，不会没有眷属。这是我的看法。他的夫人中年逝世，他就变成独处，也未可知。他是信道教的，也有可能摒弃眷属。但一个九十多岁像齐白石这样高年的人，没有亲属共处，是不可想象的。他是诗人，又是书家（他的草书《孝经》，至今犹存）。他是一个胸襟洒脱的人，不是一个清教徒式的人物。唐朝未闻官吏禁带眷属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家属的充分证明。自从听了那次你谈到此事以后，总觉不甚妥当。请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睡不着觉，偶触及此事，故写了这些，以供参考。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日上午十时　
　　复寻《唐书·文苑·贺知章传》（《旧唐书·列传一百四十》，页二十四），亦无不带家属之记载。　
　　近年文学选本注家，有说“儿童”是贺之儿女者，纯是臆测，毫无确据。　
　　毛泽东从所读文献资料中得出两点结论：一、“儿童相见不相识”中的说理明白。毛从来不屑于当一名书斋学者，但他的确具有文史学者所应具备的学养及运思、表达能力。　
　　（四）自然科学与实用文化　
　　毛泽东在1913至1918年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就有重文轻理的倾向。他说：“这所新学校有许多校规，我赞成的极少。例如，我反对自然科学列为必修课，我想专修社会科学，我对自然科学并不特别感兴趣，我没有好好地去学，所以大多数这些课程，我得到的分数很差？？”从学校毕业以后，1921　年初，新民学会会友讨论个人的发展计划时，他表示，要在两年以内，设法补足自己缺乏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基础知识的缺憾。但后来事与愿违，建党以后，繁忙的革命活动耗费了他主要的乃至全副精力，他不但在两年之内，而且终其一生，都无法循序渐迸地进行自然科学的补课计划。只能从一般的报刊杂志中多少了解一些世界自然科学方面的学术动态。　
　　1941年1月31日，毛泽东写信给在苏联上学的儿子岸英和岸青说：“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但目前以潜心学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查鲁迅遗嘱中有一条是：“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岸英写信要诗。毛泽东是政治家兼诗人，不给寄诗去，却劝岸英，“潜心学习自然科学”，似与鲁迅对儿子预立的告诫有类似的意向。从历史背景来看，以王明为代表的一批教条主义者，都是苏联留学生，学的是社会科学，搞的是空头政治。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一报告中嘲讽他们是一些“华而不实，脆而不坚”“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岸英、岸青当时在苏联学习，他也可能是担心儿子误入歧途，蹈教条主义之覆辙。　
　　1949年开国以后，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毛泽东多次提出学习自然科学和技术的重要性。1956年，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但后来毛泽东并没能使这一方针得到认真落实。他自己曾经挤时间读过一些科学技术书籍，但数量有限。其中一部分是与当代中国科技发展的重点有关的。如1959年1月2日，苏联发射了一枚宇宙火箭，6日，毛泽东就要来几本有关火箭、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行的科普著作来阅读。另一部分是与哲学有关的自然科学理论。他爱读《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力图从一个哲学家的视角来审视和吸取现代科学的新成果。此外，他还涉猎过李四光、竺可桢、杨振宁以及坂田昌一等著名科学家的某些新著。当他读了坂田《新基本粒子观对话》以后，非常重视其“基本”粒子可分的见解，并于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对几位哲学工作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列宁讲过，凡事都可分。举原子为例，不但原子可分，电子也可分。可是从前认为原子不可分。原子核分裂，这门科学还很年轻。近几十年来，科学家把原子核分解了。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这是重的，还有轻的。至于电子同原子核可以分开，那早就发现了。电线传电，就利用铜、铝的外层电子的分离。电离层，在地球上空几百公里，那里电子同原子核也分离了。电子本身到现在还没有分裂，总有一天能分裂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个真理。不信就试试看。如果有竭，就没有科学了。世界是无限的。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空间方面，宏观、微观，是无限的。物质是无限可分的。所以科学家有工作可做，一百万年以后也有工作可做。听了些说法，看了些文章，很欣赏《指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坂田昌一的文章。以前没有看过这样的文章。他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引了列宁的话。（转引自龚育之等著《毛泽东的读书生活》1986年三联书店版，　
　　他的这些见解，对科学家们进一步探索“基本粒子”以下层次的粒子，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美建交以后，1974年5月3日，在会见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时，毛泽东表示，他为自己没有时间研究自然科学而感到遗憾。其实，除了缺乏时间和某些客观条件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难免受到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局限。　
　　中国是世界几大古老文化发祥地之一，但近代却落入不发达国家的行列。所谓不发达，主要是科学不发达。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具有实用理性的特点。学者不致力于探求自然的规律，而究心于协调人际关系。思辨理性与科学实验成为缺门或弱项，而兵、农、医、艺等实用文化却曾得到长足发展，毛泽东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下成长的，他涉足实用文化的请多领域，并有独到的创获。在长期战争中形成的军事著作是他克敌制胜的法宝，也是冠古绝今的“兵法”奇葩。“大跃进”中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虽告失败，但他在总结和推广传统农业技术经验方面的浓厚兴趣，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医学方面，他力排众议，提出中西医结合的方针，号召西医向中医学习，已取得相当可观的成效。在艺术方面，他热爱传统戏曲。一进城就观赏梅兰芳的《霸王别姬》、程砚秋的《荒山泪》和侯宝林的相声段子。直到垂暮之年，还坚持一连看几小时的电视戏曲节目。俗语说：“不会看的看热闹，会看的看门道。”他对京戏各个流派的唱腔和套路都相当熟悉，的确是懂得其中门道的。　
　　从以上四个方面，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中国古籍自幼就有浓厚的兴趣。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这种兴趣受到一定的限制。革命胜利以后，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公开发出过“厚今薄古”的号召；他自己在菊香书屋的读书生活却恰恰相反，是“厚古薄今”的。在这种“内”和“外”的矛盾中，内在价值取向属于矛盾的主要方面，最终决定着他的整个文化心理结构与行为方式。　

十三　古为今用　
　　毛泽东对古与今的关系，除了发出过“厚今薄古”的号召以外，还提出过“古为今用”的口号。前者只对人而不对己，是内外有别的；后者既对人又对己，是表里如一，内外一体的。　
　　“古为今用”，要求研究历史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为历史而历史”，而是着眼于为现实斗争服务。建国以来，毛泽东往往通过评论历史人物与作品的方式，来推动现实斗争。或以古人为范式，或以往事为殷鉴，或推陈以出新，或引古以筹今？？其事例繁多，此处只能择要陈述。　
　　（一）批《武训传》与《红楼梦研究》　
　　1951年春，电影《武训传》上映，毛泽东亲自为《人民日报》写社论进行批判，这是开国以后第一桩震动整个思想文化界的大事。　
　　电影《武训传》是由孙瑜编导，赵丹主演的一部历史故事片。主人公武训实有其人，他生活在清朝未年，主要事迹是行乞兴学，一生历尽屈辱艰辛，办起了三所义学，最终获得清朝皇帝的嘉奖，敕封为“义学正”。在武训身上既体现了贫贱者不甘愚昧无知而渴求提高文化的善良愿望，也反映出在长期封建统治下扭曲而成的自卑自贱、乞求恩舍的奴才性格。这部电影在1951年元月放映以后，两个月里报刊发表影评四十余篇，绝大多数给予好评，后　
　　毛泽东一向关心文化事业，《武训传》上映不久，他就看了这部影片和报刊上的有关评论，并自告奋勇为《人民日报》撰写了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于1951年5月20日发表。　
　　社论劈头就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满清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能够容忍的吗？”　
　　事隔四十年之后，重读这篇社论，仍然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武训传》和武训的批判，的确是眼明手快，开篇就揭破了问题的实质。全文析理分明，有助于人们分清“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毛泽东的眼光深透，与鲁迅晚年的杂文《难答的问题》（见《鲁迅全集》第6卷，第569—570页）可以媲美。　
　　然而，毛泽东的身份和地位与当年的鲁迅截然不同：一个是旧社会的叛逆者，一个是新中国的领导人；一个是只能化名用曲笔撰写杂文；一个可以用社论的形式向全国发号施令。他们同样批评武训，但作用和影响大不相同。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就提出了要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随着革命性质的转变，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批评资产阶级需要抓典型，毛泽东首先抓到的典型就是《武训传》。由最高领导人发话，各级组织层层传达贯彻，一开始就形成了高压的政治气氛。由于将学术问题当成了政治问题，因此，汹涌的批判潮流，既难免伤害一批《武训传》和武训的赞扬者；也必然要淹没一些专家学者有学术价值的批评意见。接着，又根据毛的指示，组成了包括江青在内的武训历史调查团，带着框框到山东省作了二十多天的调查并写出《武训调查记》，此调查经毛泽东修改定稿，在《人民日报》上连载，最后得出结论，说武训所办的义学，是“不义之学”。这个结论显然有很大的片面性，但在当时一面倒的形势下，谁能道半个不字？　
　　毛泽东对《武训传》和武训的看法，有独到的见解，对文艺界与学术界很有启发，这是应该肯定的。但他将评论电影和讨论文化问题当成推动政治运动的工具，却使文化艺术事业迈不开健康的步伐。此后，每逢领导要发动什么运动，也多是到文化界抓典型，然后推广开来，上升为政治运动，此风有一发不可复收之势。　
　　继《武训传》风波之后，是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红楼梦》是我国最优秀的古典文学名著之一。它一经问世，就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至有“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之美谈。晚清以来，学术界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已逐渐形成一项专门的学问，简称“红学”。“红学”大体上有两派，原先着眼于影射的索隐派，称为“旧红学派”。五四以后，以胡适为代表的考证派，称为“新红学派”。俞平伯研究《红楼梦》，受胡适影响，从考据入手，但在艺术分析上深入了一步，他是“新红学派”的佼佼者。1923年俞作《红楼梦辨》，是“新红学派”代表作之一。解放后，他将这部书修改、增订，于1953年更名《红楼梦研究》出版。同时，又把他在各报刊发表的有关评论汇编成册，题名《红楼梦简论》刊行。几十年来，俞氏潜心“红学”，对《红楼梦》原稿和各种版本的考证，思想和艺术的分析，以及人物形象的探讨等等，都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为　
　　1954年，青年作者李希凡、蓝翎突破各种困难，先后在《文史哲》和《光明日报》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两篇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俞平伯的红学观点与研究方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们认为俞作的根本问题是以自然主义的唯心观点来分析和评价《红楼梦》，抽掉了它的丰富的社会内容。他们并将俞平伯与胡适联系起来，说：“俞平伯先生这样评价红楼梦也许和胡适的目的不同，但其效果却是一致的。即都是否认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否认红楼梦所反映的是典型的社会的人的悲剧，进而肯定红楼梦是个别家庭和个别人的悲剧，把红楼梦歪曲成为一部自然主义的写生的作品。”除此以外，批评还涉及俞作对《红楼梦》的风格、传统性以及“色、空观念”“钗黛合一”等问题的理解，都是与根本问题密切相关的。　
　　毛泽东自来好读《红楼梦》。李、蓝的文章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引进红学领域，他感到十分高兴，不但细心研读，并随手在文旁划了不少圈圈、杠杠和各种记号。他在批语中称赞《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是“很成熟的文章”，在李希凡、蓝翎的名字下批注道“青年团员，一个二十二岁，一个二十六岁。”1954年10月16日，他还为此写了一封信给中央政治局及其他有关同志：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