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下的毛泽东-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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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同赫鲁晓夫及苏共领导人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而这两个问题又都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因此，毛泽东在1958年4月的汉口会议上说：“对于学习马克思主义也要破除迷信，以为外国人学得好，洋人都是了不起的。？？这是一种迷信。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看不起自己，什么东西都是别人行，自己不行。”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中，要破除对洋人的迷信。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也要破除对洋人的迷信。毛泽东在成都会议的讲话中还提出，建国以后，中国的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各方面都受到来自苏联的广泛影响。经济领域的计划工作、重工业建设、银行工作和统计工作，照搬苏联经验，尤为突出。其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横竖自己不晓得，只好搬。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迷信洋人。缺乏独创精神。他提倡学习应与独创相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他认为，规章制度是繁文缛节，上层建筑都是“礼”。他反复强调要打破各种束缚创造精神的规章制度。
第三，破除对专家学者和教授的迷信。
五十年代前期，毛泽东接连发动了对《武训传》、《红楼梦研究》以及对胡适、胡风的批判，采取的是解剖麻雀、教育一般的办法。只有胡风等极少数人划入敌我矛盾，多数知识分子则主要是从中接受教育，改造思想。1957年的反右采取了“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办法，给几十万人带上了取不掉的政治紧箍。1958年发动“大跃进”时，毛泽东于3月20日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重新分析了阶级状况，认为中国有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右派，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利益，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无心无意”；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是指右派以外的那些人，他们对我们新中国是半心半意的。同年11月12日，他又在武昌会议上说：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容易消灭，现在我们可说已经消灭了；另一种政治思想上的阶级，不易消灭，还没有消灭，这是去年整风才发现的。为了从政治思想上消灭剥削阶级，首先就得把那些“无心无意”的右派“搞臭”，在他们彻底孤立以后，再加以分化瓦解。1958年4月6日他在汉口会议上提出的办法是：“开右派大会，他们料不到有这样的事情，就等于皇恩大赦。各大城市（30万人口以拉一拉。训则凄凄惨惨，冷冷清清，拉则全身热，通身舒畅，指明前途，使他们有希望。”他想用这种一打一拉的办法，把其中少数人分化过来。
至于那些“半心半意”的专家和教授，则是团结的对象。但要团结和改造他们，首先得破除对他们的迷信。
1958年3月23日，毛在成都会议上说：“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有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的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而怕教授，这也是怪事。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奴隶制度——谢主龙恩的残余。我看不能忍耐了。”
为了破除对教授的迷信，他提出了许多具体办法，诸如：领导干部到大学当兼职教授，与书斋学者共比高；中央和省委办理论刊物，搭班子写理论文章；各级领导种试验田，做出高产样板；炼钢土法上马，大搞群众性的炼钢运动；层层办红专大学，培养又红又专人才；发扬共产主义风格，提倡标新立异；插红旗，拔白旗，辨明前进方向；发动采风掘宝，人人写诗作歌；？？
大跃进时期，毛泽东的心情特别愉快，话也讲得特别多。单单成都会议就作了六次讲话，插话还有不少。但千言万语，归结到一点，就是为了破除对“高贵者”的迷信，解放群众的能量。正如1958年5月5日他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首次讲话中所说的：“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从来就是很丰富的。过去是在旧制度压抑下没有解放出来，现在解放了，开始爆发了。我们的办法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爆发出来。”这一段话比较鲜明地表达了他致力于破除迷信和发动“大跃进”的指导思想。
（三）《张鲁传》批语
毛泽东是农家子弟，从小目睹旧社会贫苦农民在封建统治下终年劳动，不得温饱的悲惨处境，早就立下了要以革命手段砸烂旧世界、按平等与平均原则建立一个大同社会的宏伟抱负。五四前后，他有过无政府的梦想，作过“工读互助”的尝试，还设计过建设”新村”的详细方案。革命战争年代，他所领导的工农红军，过的是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军民一致、官兵一致，他觉得那是非常美好的一段生活。进城以后，以苏联为榜样，改行薪金制、军衔制，他认为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法权”，是倒退而不是前进。
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他消除了对苏联经验的迷信，试图构思一个更新更美的社会主义模式。在构思的过程中，早年梦寐以求的大同理想又重新浮现在眼前。大同理想如何实现？最新最美的图画如何着笔？他的想法集中到一点，就是搞人民公社。
早在1955年加速推进农业合作化时，毛泽东就有将农业社规模加以扩大的打算。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又提出了小社并大社的问题。4月，根据他的意见，下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把小型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5—6月，由河南遂平县、平舆县带头，将农业社归并为六千户至九千户的大社。
7 月1 日，陈伯达在《红旗》第三期发表《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文中提出：“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为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就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7月16日，陈伯达又在《红旗》第四期发表了他在北京大学为纪念中共诞生三十八周年所做的报告。这个报告传达了毛的重要指示：“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层单位。”
8 月上旬，毛泽东到河南、山东等地视察时说：“还是叫人民公社好，它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毛泽东同志视察山东农村》1958年8月13日）从此，“人民公社好”的呼声响彻全国上下，各地都出现了办人民公社的热潮。到月底，有的省便实现了公社化，有的地方甚至声称他们的公社已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
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北戴河举行，会上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在北戴河会议所作的讲话中，他还意味深长地说：“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我们要实行。”北戴河会议之后的三个月，出现了大办公社的热潮。毛泽东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混乱情况。于是，接连召开了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着重纠正“共产风”。这几个会议都是降温的会议。全会并作出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强调要把革命热情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然而，降温的幅度是有限的。相反地，在这三次会议期间，毛泽东接连就《张鲁传》作了批语和谈话，所吐露的恰恰是“实行空想社会主义理想的”的急切心情。
1958年11月，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说：
三国时候，汉中有个张鲁，曹操把他灭了。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人，在饭铺里吃饭、吃内部不要钱，尽肚子吃，这不是吃饭不要钱吗？他不是在整个社会上都搞，而是在饭铺里头搞。他搞了三十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那是种社会主义作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制度由来已久了。
这是第一次提到张鲁，着重讲“吃饭不要钱”，称赞那是由来已久的社会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作风。
同年12 月武昌会议期间，毛泽东又翻读《三国志·张鲁传》，并于7日留下随手批写又随手涂掉的一段批语：
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一千六百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多了。
在这里，他把张鲁的神道治病同人民公社的群众性医疗运动，“置义舍”和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联系起来进行探讨。写上又涂掉，可能是嫌这段话还不足以准确地表述他读《张鲁传》所引发的许多思绪和联想罢！
三天以后，即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开幕的那一天，“毛泽东又重读了《张鲁传》并作了近三百字的一段批语：
我国从汉未到今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汉末北方的黄巾运动，规模极大，称为太平道。在南方，有于吉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是道教。在西方（以汉中为中心的陕南川北区域），有五斗米道。吏称，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又如，张鲁等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待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
这一段批语，看来是经过反复斟酌的。他用“吃饭不要钱”“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之类的新创词汇来诠释《张鲁传》，将汉末的五斗米道与当代的人民公社作了多方面的比较，这件事本身就清楚地表明：在小农经济土壤心内容与根本线索。虽然毛泽东对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共产风”有所警惕和批评，并曾采取措施，纠正已经察觉到的某些明显失误。但是，他的灵魂深处，却仍然对历史上的五斗米道有着衷心向慕与依恋之情。他力图从那种平等与平均的理想出发，形成一套有中国特色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与政策。这种“左”倾理论与政策1959年遭到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广大干部与群众的批评和抵制，但他却反而把这些统统当作阶级斗争加剧的证明。因此，每一次纠“左”的努力，反而带来“左”倾升级的恶性循环。1962年初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工作报告对前段“左”倾错误作了较为认真的反思，毛泽东又疑窦丛生，自此逐渐滋长了对刘少奇和中央第一线的不信任感。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举行全国工作会议，总结和研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问题。毛泽东和刘少奇对主要矛看的提法出现分歧。此后，中央一线的工作仍由刘少奇主持，但是毛泽东遇到问题不再与刘少奇及中央第一线通气，而是积极支持林彪的“活学活用”与江青暗中策划的写作活动。中共中央表面上还是一个统一体，但实际上已开始走向分裂。这种分裂，不能简单地看作是权力斗争。应该看到。权力斗争的背后，的确有思想路线和文化取向的分歧。反右扩大化和大跃进的失误，毛、刘都负有责任。大跃进和公社化失误以后，刘少奇等开始进行比较认真的反思与纠偏，毛泽东却仍然对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恋恋不舍。矛盾与分歧有逐渐加深之势。如何解决矛盾，清除分歧呢？毛泽东经过长期的苦思焦索，终于决定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十四 以乱求治
毛泽东在1976年病危之际，曾召见华国锋、王洪文、江青等人倾诉衷肠，说他一生干了两件事：第一件是赶走蒋介石；第二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足见“文革”在他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从表面看去，“文革”似乎是对传统文化的破除；但从深层来看，无论是它所追求的空想社会主义理想模式还是乱中求治的战略，都深深地打上了传统文化的烙印。下面我们将约略对毛泽东策划、发动和维护“文革”的有关言行作一些论析。
（一）真假海瑞与钟馗
大跃进的狂热，不但带来了经济困难的严重局面，而且也破坏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由于党风不正，干部和群众都不敢讲真话。一旦领导决策失误，就难以得到纠正。毛泽东为此深怀隐忧。1959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毛看了湘剧《生死牌》，戏的结尾出现了海瑞。于是，他把《明史》找来，讲了一段直言敢谏的故事。接着又在4月初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提出学习海瑞的问题。他说，海瑞写给皇帝的信，意见很尖锐，那是很不客气的。海瑞比包文正不知高明多少。广东出了个海瑞（海瑞是海南岛人，当时属广东省），很有荣誉。他还说，己把《明史·海瑞传》给彭德怀看了，并劝周总理也看一看。他号召我们的革命干部“要有像海瑞批评嘉靖皇帝的勇气。”“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不要连封建时代的人物都不如”。他并且指出，各级干部不敢坚持真理，无非是“怕”。为此，他提出要有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此外，他还提出要找研究历史的人写宣扬海瑞的文章。
八届七中全会过后，胡乔木将毛的讲话精神转告吴晗，吴晗对《明史》研究有素，便欣然命笔，写出《海瑞骂皇帝》一文，用刘勉之的笔名，于1959木审订。乔木在经历了惊心动魄的庐山会议之后，才来得及审读。此时风向丕变，报刊上已开始出现《真假海瑞辩》一类文章，说彭德怀是假海瑞，真魏延。吴晗出于知识分子对政治运动戒慎恐惧的心理，加上乔木的婉言敦劝，便在文后加上一条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尾巴，以示与彭德怀的“假海瑞”划清界限。此文于9月1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读过这两篇文章以后，就来找吴晗，开始是请他讲海瑞，接着是请他编写剧本。1960 年，这位历史学家终于“破门而出”，耗费一年心血，七易其稿，写成京剧《海瑞罢官》。剧本全文发表并公开演出后，受到各方热切关注。报刊上由此而展开了关于历史剧、清官问题的讨论，学术界一时呈现颇为活跃的景象。
“夫龙之为虫也，可扰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人有婴之，则必杀人。”（《韩非子·说难》）吴晗曾经把自己的剧本比作一块砖头，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