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下的毛泽东-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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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逐渐从农业中分化出工业，乡村中分化出城市，体力劳动者中分化出脑力劳动者。三大差别的出现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样，将来也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才有可能消灭三大差别。但毛泽东却不顾客观条件，急于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尽快地消灭三大差别。由旧学校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送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干部轮流进“五七干校”或“插队落户”；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并管理大、中、小学；城市居民下放农村劳动；如此等等。从总体上看，《五七指示》正是将农村人民公社的模式进一步向部队、城市和文教领域推广和发展。其基本精神，是提倡城市向农村看齐，工业向农业看齐，脑力劳动者向体力劳动者看齐，总之，是以向后看齐的办法来消灭三大差别和实现平等与平均的“大同”理想。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1958年人民公社的构架，工、农、商、学、兵五业俱全，到《五七指示》的“大学校”就只有工、农、兵、学，抽掉了商业一行。虽只一字之减，但关系重大。
“大跃进”升温时，毛泽东提出过取消工资制，恢复供给制的主张（1958年8月毛泽东在各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降温时又说过，中国的“商品生产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见《政治经济学笔记》）
但是，经过60年代关于反修防修的反复思索之后，他下定了决心，要逐步消灭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制度。《五七指示》的“大学校”，就是一个消灭了商品的、自给自足的“理想社会”。从《指示》发表，一直到离开人世，他在这个问题上再没有出现过反复。
“九一三”林彪自我爆炸和“文革”受挫之后，1974年，毛泽东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转引自《中国共产党六十年》，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644页。）他对“文革”没有能彻底“砸烂旧世界”和重新建构一个纯净美好的“新世界”感到深深的遗憾。
同年12月26日，毛泽东又对周恩来和王洪文作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谈话：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谈话表明，“文革”在实践中遭受惨重失败之后，他仍然执著地追求最纯净美好的“大同”理想，并从这种理想出发，对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权利”的论述和列宁关于小生产的论述作了很深的误解，乃至把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八级工资等，看成与资本主义差不多，提出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毛泽东的这些谈话，比《五七指示》更具理论色彩，但他的语调相当低沉，不复像发出《指示》时那样充满信心了。
活动的时间长达60年。他的著作等身，而最集中地表达其“大同”理想的则莫如：早年的新村计划；发动公社化运动时写的《（张鲁传）批语》；发动“文革”时写的《五七指示》；“文革”后期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等等。将这些文件联系起来思考，可以清楚地看出，追求平等与平均的“大同”理想，是贯串始终的一根红线。
“大同”理想的经济背景是生产力低下的自然经济、小农经济。这种理想源远流长。《礼记·礼运篇》就作过经典式的表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干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礼运篇》的作者，假借孔子的名义，依据古代传说，确认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财产公有，人人平等、互助互爱，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大同”之世。但后来出现了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因此，就需要用“礼”来维护社会秩序，消弭战乱。禹、汤、文、武、周公、成王都属于这种“小康”之世的圣人。
《礼运篇》虽把“大同”当成一去不复返的“太平世”，但它却仍能激起历代进步思想家、社会改革家的热情关注和向往。直到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康有为、孙中山，都以“大同”理想作为激励社会改革和革命的口号。特别是康有为还在《注札运》的基础上撰著《大同书》，详细地描绘了他理想中的“大同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消灭了家庭，婚恋绝对自由，男女完全平等独立。由社会设立育婴院、恤贫院、医疾院和养老院及各级学校，来解决人们从幼到老的生活、医疗和受教育等问题。消灭了私有财产和阶级，实行公农、公工、公商，为全社会进行有计划的生产和分配。因此，它是一个公产的、“无有阶级”的社会。消灭了国家，撤销了法庭、监狱和军队，“大同公政府”由选举产生，它的主要职能是用来管理经济文化和各种公共福利事业。
毛泽东早年一度崇信康有为的三世大同学说。他在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中写道：“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鸽，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两年后，他撰写《学生之工作》，所陈述的“新村”构想，更反映了《大同书》的明显影响。三十年过去，毛泽东经历长期艰苦斗争取得了革命胜利，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达到大同的路。”贫苦农民与“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不同，他们在逼得走投无路时，往往用揭竿而起的暴力行动，打破封建统治，按照“平等”“平均”的理想，建立过短暂的革命政权。张鲁的“五斗米道”，以神道治病，设义舍，置义米、义肉维持政权达三十年之久，毛泽东多次加以称赞，把它视为“社会主义”的老传统。他自己所领导的新式农民战争，也实行过“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诸如军队和干部的供给制，群众中的互助合作，都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新传统。毛泽东十分珍惜这种新、老传统和纯净美好的“大同”理想。但他愈来愈觉得他亲手缔造的新中国，既丢掉了战争年代的好传统，又未能趋赴他所衷心向往的“大同”理想。为此，他不惜发动“文革”加以“砸烂”，按《五七指示》进行重构。直到临危之际，还淳谆告诫全党要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并为身后可能有人起来否定“文革”而忧心忡忡。“文革”开始时，他以为自己找到了一条“建设社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通向共产主义”的路。后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见1976年2月5日中共中央通知《毛主席重要指示》）“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他毕生梦寐以求的“大同”理想实现无期，这就使得他暮年的心境显得格外悲凉孤寂。
① 毛泽东1917 年的三篇代表作是：《体育之研究》、《与黎锦熙论学书》、《《伦理学原理》批语》。
（三）批孔扬秦与评《水浒》
“九一三”事件过后，江青一伙发现林彪的住处悬挂着宣扬儒家格言的条幅：
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克己复礼
毛泽东由此想到批林可与批孔相结合。1973年春，他在一首诗中批评郭沫若尊孔：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同年7月5日，他在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时说：“郭老在《十批判》（即郭沫若的《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再过一月，即8 月5 日，毛泽东给江青念了他写的《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①，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念完诗，毛泽东又对江青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
8 月7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批发的杨荣国作《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8月13日，又发表了杨荣国的《两汉时代唯物论先验论的斗争》。这两篇文章为批林批孔作了一定的理论准备。
8月24日到28日，中共召开十大。在中央政治局开会筹备十大时，江青提出要将毛评述历史上儒法斗争的谈话写入政治报告，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表示“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暂不公开发表。但通过十大，江青集团在中央的力量有所增强。他们多方煽动批林批孔来制造新的动乱，影射、攻击周恩来，加快夺权的步伐。
9月23日，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转引自王年一书）
在毛泽东一系列批孔和尊法扬秦言论的鼓舞下，江青指使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成立“大批判组”，编辑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撰写批孔文章。经毛批准，中共中央于1月18日将《林彪与孔盂之道》转发全党。“批林批孔”运动迅即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展开。
从五四时期提出“打倒孔家店”以来，写文章批孔已经是家常便饭，不秦呢？直接的诱因，是林彪集团的政变纲领《“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有这样一段话：
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予的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为当代的秦始皇。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名，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对林彪集团的攻击，毛泽东不是反驳，而是打收条，并又举而扬之。为此，对毛与秦更有进行一番对比研究的必要。
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同秦始皇的封建阶级专政，阶级基础截然不同。但两人都是一定社会与政治制度的开创者，他们的功业，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就政体而言，两者都是高度集权的专政体制。就历史地位而言，秦始皇战胜六国，建立了中华民族统一的大帝国，反映着历史发展的进步要求；毛泽东通过长期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与统一，代表着社会变革的新方向。就思想体系而言，秦始皇钦服韩非，重用李斯，行法家之法，反对据古非今；毛泽东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提倡“尊法批儒”，主张“厚今薄古”。
秦始皇最著名的暴政是“焚书坑儒”。当时的知识分子，还有战国时代的遗风，好议论时政。“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史记》卷88，《李斯列传》）为了抑制非议，李斯建议采取专制手段，禁止私人讲学。除了博士官所藏图书和秦国史记以外，私人所藏儒家经典和诸子书一概送官府集中焚毁；下令后三十天不上缴所藏私书者，罚筑长城四年；聚谈诗书的人斩首示众，是古非今的人灭族。秦始皇听从李斯的建议，实行焚书法令。焚书的第二年，在秦始皇严命之下，秦御史对在咸阳的方士儒生进行了审问，并采用互相告密的办法，揭发出“为妖言以乱黔首”的儒生四百六十多人，将他们统统活埋在咸阳城郊。
早在1958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到“厚今薄古”时，就称赞秦始皇“以古非今者族”。林彪在旁插了一句：“秦始皇焚书坑儒”。毛泽东接着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人，我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有人骂我们是个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他们说的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毛泽东讲这番话正在1957年反右以后，反右一次就揪出55万个右派。迨至“文革”时期，被送进监狱、“牛棚”和下放改造的知识分子，更是多得不可胜数。当然，毛的策略是：保存肉体，改造灵魂。这一招比秦始皇高明得多。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其真实意图，既不在批判已经被打倒的林彪和孔子，也不是要为秦始皇做翻案文章。他主要着眼于解决对待“文革”的态度问题，即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进一步肯定“文革”的理论和实践，防止“右倾翻案”，防止出“修正主义”。江青集团积极煽动“批林批孔”，其目的与毛有相同的一面，即要求进一步肯定“文革”，防止“右倾翻案”。也有不同的一面，即他们通过搞影射史学，塞进了“批周公”的私货，妄图从乱中夺权。毛泽东既鼓励江青一伙推动“批林批孔”，又不允许他们“迫不及待”地夺取最高权力。为此，运动一波三折，恍惚迷离。直到1974年底，江青“组阁”阴谋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运动遂戛然而止。
但“批林批孔”余波未息，评《水浒》之风又起。
1973 年12 月，毛泽东在接见中央军委的讲话中提出：“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当时，他为了要肯定“文革”的成果，己在发动批林批孔，反对“复旧”。同时，又对各军区司令员进行大调动，防止在“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中占主导地位的军队干部拥军自重，雄踞一方。他所说的“接受招安”、“出修正主义”都是指否定“文革”的倾向而言，与批林批孔的精神是一脉相通的。
1974 年四届人大召开以后，批林批孔已告一段落。但党内外对“文革”的态度，仍然存在着分歧，这个问题始终是毛泽东无时或释的一块“心病”。1975年8月13日，毛在同奉陪诵读古诗词的北大中文系教师芦获谈话时说：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游》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108 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