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下的毛泽东-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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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托尔斯泰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曾经在写给中国人民的一封信中指出，20世纪初期的中国和俄国以及东方国家的形势有相同之处，“所有这些国家的人民都已面临这样一个时期，即他们已不可能更长正是这种不安现状、决志变革的精神，至于国人，他和张昆弟都对谭嗣同与陈独秀表示钦佩。这两个人，一个是戊戌维新“冲决网罗”的先驱；一个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树此两人作为典范，可以明显地看出，毛泽东等人所衷心向慕的，正是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思想最解放、斗争最勇敢的先进人物。他所坚持的破旧开新的方向是正确的，只是过高地估计了圣贤（“大气量人”）的作用，过低地估计了群众的作用。　
　　事实上，青年毛泽东的历史观本身也存在着矛盾。一方面，他尊崇圣贤而低估群众，把群众称为“不得大本”的“愚人”；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人人心中都有部分真理，只要开智蓄德，可以“共跻于圣域”。正是在这种圣愚可以转化的认识上，他发出了“倡学”和“普及哲学”的号召。他说：“人人有哲学见解，自然人心平，争端息，真理流行，群妄退匿。”他认为通过普及哲学，愚人可以转化为圣人。五四运动以后，他开始确立“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的观点，但仍十分重视倡学的作用。“一些学者倡之，大多数民众和之，就成功或将要成功许多方面的改革。”他认为“学者”通过“倡学”把哲学交给了群众，群众就会成为社会变革的积极力量。这就显示了毛泽东历史观转变的重要契机。　

第三部　成熟的范式　八　危机与选择　
　　20世纪初叶，中华民族面临着双重危机：几千年的封建礼制秩序因西方近代文化的冲击濒临全面崩解，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暴露了重重矛盾。旧传统是“剪不断，理还乱”地纠缠不清，新潮流又夹带着污泥浊水奔涌而至。中国的出路何在？先进的知识分子都在劳思伤神，上下求索。　
　　任何历史转折，必然通过危机与选择来实现。困难与机遇并陈，选择便是人们对历史发挥主体创造性的表现方式。　
　　（一）五四前后的变化　
　　1918年7月，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他便与蔡和森等发起成立了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新民学会”。同年8月，毛泽东为了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第一次来到北京，蔡元培校长安排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助理员。虽然每月只拿得八元薪金，但所得的精神粮食却极为丰富。　
　　北京这座拥有八百年历史的古城，当时既是北洋军阀统治的中心，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1917年，蔡元焙接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力倡“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思想空前活跃。李大钊、陈独秀揭开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序幕，李石曾、吴稚晖以无政府主义相标榜，胡适积极宣扬实用主义哲学，辜鸿铭、刘师培等擎起保存国粹的旗帜，？？一时出现了“百家竟起，异说争鸣”的生动局面。　
　　毛泽东当时对各家学说尚无定见。为了探寻真理，除了可以向图书馆长李大钊随时请益以外，他曾走访过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陈独秀和胡适，与学生的活动分子邓中夏、罗章龙、张国毒、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等都有过深浅不同的接触。为了交流思想和探讨问题，他参加了北大的哲学学会、道德学会、新闻学研究会以及“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活动。　
　　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毛泽东还阅读过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并同信奉无政府主义的学生朱谦之有接触，同他讨论过在中国实行无政府主义的可能性。　
　　1919年3月，毛泽东到上海送别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以后，返回湖南。旅居北京半年，使他大大地开扩了眼界，增强了政治积极性。正如他后来同斯诺谈话时所说的：“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愈来愈激进。我已经把这种情况的背景告诉你了。可是就在这时候，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寻找出路。”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首先发动的伟大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爆发了。消息传来，毛泽东在湖南立即发动新民学会会员和进步学生起来响应。“六三”以后，他又策动湖南各界组成了四百多个“救国十人团”，为爱国运动的持续发展打下了较广泛的基础。　
　　五四运动不仅是伟大的爱国运动，而且也是空前未有的思想解放运动。随着运动纵深发展，各地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纷纷出版刊物，传播革命思想。1919年7月，湖南学生会创办了《湘江评论》，由毛泽东任主编。这个刊物虽然只出了五期就被张敬尧封闭，但毛泽东却采用不同形式，先后在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　
　　同毛泽东在五四前期的著作比较起来，《湘江评论》最显著的特色，就是它以满腔热情赞颂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我（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匈牙利崛起，布达佩斯又出现崭新的劳农政府。德人奥人捷克人和之，出死力以与其国内的敌党搏战。怒涛西迈，转而东行，英法德意美既演了多少的大罢工，印度朝鲜，又起了若干的大革命。”他还以十分兴奋的心情描绘了十月革命的影响：“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硅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活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在这里，他似已把五四运动看成是从十月革命开始的新的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其次，五四以前，毛泽东究心于思辨哲学，强调“人类只有精神之生活”，甚至把农工商以及一切物质生产都视为多余，向往于“呼大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的虚幻境界。那时候他力求从精神方面来探讨宇宙之“大本大源”，用以解释一切。《湘江评论》一反五四前期的唯心观点，强调从实际出发，强调物质生活的重要性。该刊《创刊宣言》写道：“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这表明他已高度重视物质生活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接着，他又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指出，学术界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研究实事和真理”。1919年11月14日，发生了轰动长沙的赵五贞女士因反对包办婚姻在花轿内用剃刀自杀的社会悲剧。毛泽东立即抓住这一典型事件，在湖南《大公报》上接连写了十篇文章，从包办婚姻到剥削制度，层层深入地挖掘造成悲剧的社会根源，揭示恋爱、婚姻问题对经济基础的依赖关系。　
　　报刊工作与现实斗争有着紧密的联系。五四以后，通过主编《湘江评论》、《新湖南》和在《大公报》等报刊上发表大量富有战斗性的论文，对他转向于深入研究社会政治生活各个方面的问题，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动因。　
　　再则，五四以前，毛泽东推崇圣贤在历史上的创造作用，五四以后，在《湘江评论》所发表的言论，特别是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他转而寄希望于人民群众了。　
　　毛泽东肯定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人民大联合的胜利。他认为贵族、资本家有武力、资财、“知识”三种手段，但他们究竟人数太少。广大人民如果联合起来，这三种手段，也可以转化为人民所有。“我们且看俄罗斯的貔貅十万，忽然将鹫旗易了红旗，就可以晓得这中间有很深的道理了。”毛泽东还运用这一原理回过头来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他说：“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呐喊，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在这里，他对会党、新军和留学生的评价虽带有片面性，但指出辛亥革命由于没有真正发动群众的大多数而归于失败，却是比较深刻的认识。　
　　1917年8月，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曾经强调改造国家和社会，首先要抓“大本大源”，而要探得“大本大源”又必须仰赖于洞察一切的“圣人”。但是，经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洗礼，他终于认识到唯有“民众的大联合”，才是改造国家社会的根本方法。他从人民群众中探得了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大本大源”，这是根本观点的变化。由于根本观点有了变化，所以他对革命前途也就充满了信心：“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的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　
　　五四前后，毛泽东在思想领域虽然发生了以上三点重要变化，但还远远没有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从他在报刊上发表的言论来看，他当时基《创刊宣言》中，毛泽东提出：“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兑莫克拉西。一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宗教、文学、政治、社会、教育。经济、思想、国际等方面的强权，“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他说：“我们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谬误与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遗害他们。”这些话表明他当时还是站在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上说话，还把社会上的剥削和压迫现象看成一种思想的迷误与不幸，并希望通过“忠告运动”和“呼声革命”，劝说“强权者”“回心向善”。十分明显，他当时并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　
　　在1918到1919年这两年中，毛泽东开始接触了一些社会主义思潮，但他的政治立场基本上仍然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立场。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他说：“现代学术的发展，大半为个人的独到所创获。最重（要）的是‘我’是‘个性’，和中国的习惯，非死人不加议论，著述不引入今人的言论，恰成一反比例。我们当以一己的心思，居中活动。如日光之普天照耀，如探海灯之向外扫射。不管他到底是不是（以今所是的为是），合人意不合人意，只顾求心所安合乎真理才罢。老先生最不喜欢的是狂妄。岂知道古今真确的学理，伟大的事业，都系一些被人加着狂妄名号的狂妄人所发明创造来的。”　
　　（二）选择“俄式革命”　
　　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是充满着矛盾和论争的。但五四前期，资产阶级的新学同封建主义旧学的对立是文化论争的焦点。到五四后期，焦点就转移到“俄式革命”的社会主义道路同各式资产阶级思潮及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论争上来了。　
　　陈独秀、李大钊、胡适本来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五四过后，陈、李的政治参与意识加强了，陈独秀甚至因散发政治传单而被捕。胡适接手主编《每周评论》，便依据其实验主义哲学发表《问题与主义》一文，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口号，李大钊立即著文加以批驳，强调问题与主义不可分离，只有在主义指导之下，才能寻求问题的根本解决。自此以后，新文化阵营便开始出现裂痕。　
　　毛泽东在创刊《湘江评论》时，还崇奉实验主义为指导思想，随后接受胡文的影响，草拟《问题研究会章程》，准备对各种问题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的发表，勾起了他思想上的矛盾，并表露出寻求解决根本问题的倾向。但中国的问题错综复杂，遵循何种途径才能求得根本解决呢？这却使他陷入困惑：他曾经对新村主义、工读主义怀抱浓厚兴趣，并在岳麓书院半学斋作过新村生活的试验，但试验并未成功；他同朱谦之一起讨论过在中国实行无政府主义的可能性，但虚无飘渺的幻梦终归走向破灭；他还曾积极策划和参预湖南的“驱张（敬尧）运动”与“自治运动”，但这种改良主义的构想又被谭延■、赵恒惕等地方军阀打得粉碎。　
　　在新民学会和湖南革命青年中，当时“毛蔡”齐名，同被奉为革命青年的表率。1918年6月，蔡和森为勤工俭学事，最先到达北京，他那时就衷心向往十月革命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在蠡县布里村留法预备班时，他自称“崇奉共产主义，承认苏俄为世界牺牲。”（沈宜甲：《我所知道的早期蔡和森》，见人民出版社编《回忆蔡和森》第138页）1920年2月到达法国的蒙达尼以后，他每天以顽强的毅力，凭借字典的帮助，阅读法文报刊，广泛接触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与实践中的各种问题。1920年7月6日至10日，赴为学会活动的根本方针，但对进行改造的途径，在认识上出现了分歧。“激烈派”以蔡和森为代表，主张马克思主义，采用俄国十月革命的方法来改造中国和世界，“温和派”以萧子异为代表，口头上标榜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实质上是推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会后，蔡和森同萧子异都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了争论意见。萧子■认为：为了实现改造中国与世界，“不认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以工会合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其意颇不认俄式——马克斯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蒲鲁东式之新式革命，此较和而缓，虽缓然和。”　
　　蔡和森的信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作了积极的阐发；对无政府主义作了尖锐的批判。他说：“无产阶级革命后不得不专政的理由有二：无政权不能集产，不能使产业社会公有。换言之，即是不能改造经济制度，无政权不能保护革命，不能防止反革命，打倒的阶级倒而复起，革命将等于零。因此，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为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明证。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新民学会资料》）　
　　毛泽东在接到这两种观点根本对立的信件以后，联系实际进行认真的比较研究，于1920年11月至1921年1月期间，先后给蔡和森、萧子■和在法新民学会会员，写了两封回信，明确表示“深切赞同”“俄国式的方法”，不同意“温和革命”。他并且把萧子■的“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与罗素到长沙讲学所宣扬的“教育万能论”的观点联系起来，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批判。　
　　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曾与英国工人代表团去苏联访问。他自称主张共产主义，而反对“劳农专政”。他认为“以武力为革命的方法”，是“俄国共产党最大的错误”。（《布尔什维克主义》，《新潮》第3卷第2号）罗素到长沙讲学时，极力反对中国走俄国革命道路，宣扬中国的出路是发展实业，兴办教育，推行“基尔特社会主义”。毛泽东和新民学会的一些会员曾前去听讲。对罗素的观点，会员中有人赞同，有人反对，他们“展开了极详之讨论”。　
　　萧子■在蒙达尼会议上所发表的意见同罗素的观点基本一致。一年前，毛泽东在《湘江评论》所发表的言论同罗素的观点也比较接近。但是，在短短的一年中，他的观点有了很大改变。由于这一时期，他认真学习了马恩的《共产党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