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他说·人民一思考,皇帝就紧张(-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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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小说里的这一段把气氛烘托得极好，所以卢云这四句一出口，当真震撼人心——是啊，让我们想想，一个真正的读书人，读书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这四件事！当然，现在还有这样高尚情操的读书人很少了，读书无非是为了学一门手艺，好谋个好差使。所以我们更会觉得卢云了不起，觉得这四句话了不起。现在我告诉大家，这四句话不是卢云说的，也不是《英雄志》的作者说的，而是我现在讲到的这位张载说的。这四句，是张载最出名的名言，张载不是也叫“横渠先生”么，所以这四句话也被人称作“横渠四句”。如果你是中学生，我劝你一定要把这四句话背熟，等有人问你读书是为了什么，你把小胸脯一挺，“当当当”摆出这四句，掷地有声，多牛！
我前边讲过儒家后学很多都流于“大而无当”，当时我没举例子，现在可以看看了，这位张载张横渠，可不就是这么一位么？
张载就曾经很想搞搞井田，但他不是王莽，没有那么大的政治力量，而且他大概也觉得这东西恐怕也不容易搞，所以就想先在家乡搞试点，搞几处实验田。这个想法还是不错的，改革嘛，要摸着石头过河，先在特区试试水深水浅，等没问题了再把经验逐步推广。但是，遗憾的是，张载的井田制特区终于没搞起来。
前面提过的方孝孺也是个井田发烧友，极力鼓吹推行井田制。关于这一点，无论时人还是后人都批评他食古不化。其实人家方孝孺也是有道理的，当时社会的贫富分化问题实在太严重了，要解决这个问题，井田制至少是一项听上去既合理又可行的方案。当然，方孝孺的井田制也没真正实行起来。井田制在周代以后是不是真能恢复，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这个制度只属于那个时候的古代社会，以后的社会，情况复杂多了，井田制确实搞不了了。
但无论是张载还是方孝孺，他们对井田制的热情无疑都来自于对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注，也来自于孔孟的井田与平均主义理想。从这一点来说，他们确实继承着先辈的遗志，但时代变了，这谁都没有办法。
井田制是儒家千古以来的一个社会蓝图，谁都觉得它很好，可它只能属于过去。
该说第二个问题了。嗯，先引一段书。孟子总是引《诗经》，引《尚书》，他引我也引。我引的也是个经典，是金庸的《鹿鼎记》——
他沉默半晌，回头向禅房门看了一眼，说道：“老皇爷吩咐我爱惜百姓，永不加赋。这句话你先前也传过给我了，这一次老皇爷又亲口叮嘱，我自然是永不敢忘。”韦小宝问道：“永不加赋是什么东西？”康熙微微一笑，道：“赋就是赋税。明朝那些皇帝穷奢极欲，用兵打仗，钱不够用了，就下旨命老百姓多缴赋税。明朝的官儿又贪污的厉害，皇帝要加赋一千万两，大小官儿至少多刮二千万两。百姓本来穷得很了，朝廷今年加赋，明年加税，百姓哪里不家饭吃？田里收成的谷子麦子，都让做官的拿了去，老百姓眼看全家要饿死，只好起来造反。这叫做官逼民反。”
韦小宝点头道：“我明白了，原来明朝百姓造反，倒是做皇帝，做官的不好。”康熙道：“可不是吗？明朝祟祯年间，普天下百姓都没饭吃，所以东也反、西也反。杀平了河南的，陕西的又反；镇压了山西的，四川的又反。这些穷人东流西窜，也不过是为活命。明朝亡在这些穷人手里，他们汉人说是流冠作乱。其实什么乱民流寇，都是给朝廷逼出来的。”韦小宝道：“原来如此。老皇爷要皇上永加赋，天下就没有流寇了。皇上鸟生鱼汤，铁桶似的江山，万岁万岁万万岁。”康熙道：“尧舜禹汤，谈何容易？不过我们满洲人来做中国皇帝，总得要强过明朝那些无道昏君，才对得起天下百姓。”
——看看，康熙要来个“永不加赋”，韦小宝赶紧吹捧他是“鸟生鱼汤”。孟子是满口“鸟生鱼汤”的，也鼓吹民本思想，要让百姓有好日子过。从孟子上段话来看，以前的赋税额还真是很低，关卡和市场还都不收税，不像后来，单一个农业税就是很大的比例，还有其他各种税收、各种劳役。
终于熬到康熙爷，永不加赋，很仁政吧，很孟子吧？我看到有人评金庸说他把“侠”写到头了，康熙这个“永不加赋”就是最高的“侠”。
但是（无论什么话就怕“但是”），历史上，康熙虽然的确也说过这个“永不加赋”，可“我大清”却没能做到。不过，这只能说明人家反悔了而已，并不能说明清朝皇帝们做的不对。因为，“永不加赋”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意味着与民为善的。
我们一般人的想法里，什么样的政府才是好政府——当然，这是指古代来说——是包青天陈州放粮，是康熙爷永不加赋，事实上，这种想法是比较片面的。
先抛开贪污腐败不谈，就一个国家的财政税收来说，不是税收得少就能代表政府体恤民情，也不是税收高了就意味着苛捐杂税，这都是简单化的理解，失之偏颇。古人也有这种偏颇，比如，古人很早就有过“藏富于民”的主张，认为政府别收太多的税，钱在老百姓手里攥着就挺好，等真有什么军国大事了，就让大家一起出力。司马光当年就是持这个看法的，在这一点狠狠地攻击王安石的变法。
“藏富于民”听上去很先进，很合理，可问题是，政府的税收水平如果太低，那些公共设施该怎么维持？就看看现在我们身处的城市，修桥铺路都是很花钱的，这些钱主要都是从税收里来。古代有人就指出过，政府某个时候把税收提高一些，拿这些钱解决水利灌溉问题，解决防洪问题，那灾民也就不会那么多了，也省得总是开仓放粮了。
所以说，税收到底是高是低，要在一个合理的尺度上，不能让老百姓接受不了，也不能也政府没有足够的钱去搞公共设施建设。当然，如果是高税收来给皇帝自己穷奢极欲，这另当别论。
然后，又得说到“与时俱进”这个词了，税收额度是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变化的，时刻调整在一个最合适的位置，这才是合理的，也是有效的，一味认为藏富于民的政策好，一味认为低税率好过高税率，一味认为“永不加赋”是所谓仁政的，这都不对。
如果往复杂了说，这里还有个权谋问题。如果我是地方官，而且有制订税率的权力的话，我想让老百姓对我感恩戴德，我会怎么做？
如果我把税率定高了，用这些钱做了很多公共设施建设，比如，把防洪工作做好了，以后不会有水灾了。这样呢，肯定没太多人念我的好，还会有不少人嫌我收税高，是个贪官，至于没有水灾了，既然没有了，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可如果我实行低税收，一定大家都高兴，我没钱搞公共设施，那就不搞，等发洪水的时候胡乱张罗张罗，然后开仓放粮。这样一来，我肯定就能得个清官的美名。
如果抛开虑权谋问题，单纯一点儿来说，低税收还存在着一个深层问题，那就是，低税收的受益者究竟是不是底层老百姓？——这可真不一定呢。地主老财对政府上的税倒是低了，可他们自己向佃农收的税可不一定就跟着低了呀。现代经济学就很注意这个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问题涉及到被课税的商品的需求弹性，我们现在虽然说的是古代的事，但是，现代理论讲的税收的“转嫁”和“归宿”这两个问题其实在古代社会就已经存在了——政府想给一些人减税，可这些人并没得到好处；政府想给一些人（或商品）加税，可加的税却被转嫁到别人头上了。所以，当政府想减轻老百姓负担、实行减税政策的时候，这些问题都是要想清楚的，不见得减税就是好，加税就是坏，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社会问题是越来越复杂的，孟子总是拿着古代那些相对单纯的社会来比附现实问题，这就经常会把复杂问题简单化。
社会真是越来越复杂了，我到现在也搞不清怎么通过借记卡来交电话费。
贪财好色理直气壮
孟子追着齐宣王不放：“您既然也觉得仁政好，为什么就不去做呢？”
齐宣王把胸脯一挺：“我这人有个毛病，我贪财。”
“啊——？！贪财还这么理直气壮的！”孟子一看，齐宣王也不知道真贪财还是给不行仁政找借口，不管了，兵来将挡，“贪财好啊！”
“嗯——？？？”
“贪财就是好！从前，周朝的老祖宗公刘就出了名的贪财，他贪财的事都被人写到《诗经》里了：‘打好包，再入仓，储存起来好食粮。小袋盛，大袋装，吃饱了为国来争光。带上弓箭带上枪，大步流星奔小康。’”
齐宣王也被这激昂的节奏感染了，跟着RAP：“大步流星奔小康，实现四化看齐王！”
孟子和齐宣王合摆POSE，齐声收尾：“看！齐！王！”——POSE，定格。
孟子愣了愣神：“不对呀，我被您给带跑了，这说的不是公刘的事啊。您别打岔，我接着说。因为公刘贪财，所以他的那些小弟们在家是家家有余粮，外出打仗也人人有干粮，这样大军开拔才没有后顾之忧。大王您如果也贪财，就和老百姓一起贪呗，这不就是仁政么！”
齐宣王一听，原来贪财也能贪成仁政啊，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我还有个缺点，我好色。”
“好色好啊。”孟子顺口就应了一句。
“嗯？好色也好？”齐宣王一怔。
孟子说：“好，好色也好！周朝的先祖太王也出了名的好色，外号人称‘赛西门’。”
齐宣王：“啊——？！”
孟子说：“这位太王对老婆真叫好啊！”
齐宣王：“怎么个好法？”
孟子说：“好，好，反正就是好！”
齐宣王一乐：“孟老师，你这是现编词儿呢吧？”
孟子的脸微微一红，马上正色说：“我是有根据的。”
齐宣王：“那你倒是说说，太王对他老婆怎么个好法？”
孟子支支吾吾：“嗯，比如，跪搓板——”
“啊？！”
孟子突然眼睛一亮：“想起来了，《诗经》里说过：‘咱们太王买楼盘，要给老婆把家安。虽然买了烂尾楼，也花光了血汗钱。开发商，笑得奸，心说这楼没产权！’”
“嗯？”齐宣王一歪脖子，“我怎么没听明白，你这是在夸他还是在损他？”
孟子赶紧解释：“当然是夸他了！太王的时候，宫中没有大龄女青年，社会上也没有单身汉。大王您要是好色，您也推己及人，让您统治下的这些老百姓都能顺利婚配，这不就是仁政么！”
齐宣王说：“还是不行，我好赌。”
“好赌好啊！”
“啊？！好赌也好？”
孟子肯定地一点头：“好赌就是好！您推己及人，让老百姓都能有赌本儿，这就是仁政！”
齐宣王“哼”了一声，又说：“还是不行，我好打架。”
“好打架好啊，”孟子说，“推己及人，让老百姓都能吃饱饭，都能有打架的精神头儿，这就是仁政！”
齐宣王心说：“我还就不信了，怎么我说什么你都能给拐到仁政上去！”
齐宣王眼珠滴溜溜乱转，突然又说：“还是不行，我好玩电游。”
“好玩电游好啊，”孟子说，“推己及人，老百姓要是都能玩上电游，这就是仁政！”
“那还是不行，我好——”齐宣王高声说，突然气一泄，“我什么都不好啦！”
齐宣王贪财好色这节，我把朱熹的注释拉过来给大家看看。朱熹最著名的那句“存天理，灭人欲”就在这儿呐，不过，原文可不是“灭人欲”，朱熹没那么狠，他是“遏人欲”，遏制而已。所以呢，谁要说“灭”，那可不负责任。
朱熹的“存天理，遏人欲”并全不像字面上看上去的意思，也自有其时代背景在。但无论如何，这两句话让人看着总是觉得别扭。朱熹的这段注释，把问题最后归结到“存天理，遏人欲”和“克己复礼”上，我很不好意思地说，我始终没能看懂，搞不清朱老师的逻辑关系。所以呢，我承认不懂，丢一回人好了，但是别把人丢大了，别不懂还接着说。那，我就把朱老师的话原封不动地放在这里好了，他这一段话，毕竟还是很重要的，谁要有兴趣，就自己捉摸吧——
愚谓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盖钟鼓、苑囿、游观之乐，与夫好勇、好货、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无者。然天理人欲，同行异情。循理而公于天下者，圣贤之所以尽其性也；纵欲而私于一己者，众人之所以灭其天也。二者之间，不能以发，而其是非得失之归，相去远矣。故孟子因时君之问，而剖析于几微之际，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实密，其事似易而实难。学者以身体之，则有以识其非曲学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复礼之端矣。
和“存天理，遏人欲”相反，我认为，这里应该是齐宣王而非孟子大大地在历史上书写了一笔。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又可以自豪一回了，自豪地说：“我们中国人早于西方学者两千年前就已经产生了公共选择理论的萌芽！”
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的基础就是承认政府领导人也是一般人，也会贪财好色，也一样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别把他们想得多么高尚。所以，别指望领导人用他的“高尚”来行使管理职能，我们有的人性弱点他们也都有，一样不少。
当然了，布坎南的理论适用于现代社会，告诉我们当政府出现问题的时候，要从体制上着手去解决，使体制的合理结构能够去制约领导人的“人欲”，而不是希望他们通过提升自身道德情操的修养来达到这个目的。
在古代社会，尤其是大一统的社会，人们对此就没什么办法了，上上下下全要讲道德情操的自我约束，那么，当权力只受到自我道德约束的时候，“人欲”会不会战胜“天理”就很难讲了。如果领导人出现问题，朱熹的办法大概会是“做做他的思想工作”什么的，但是，至少在我看来，我不大相信只靠加强思想品德教育就真能起到什么作用，嗯，虽然我不介意让自己高尚一些，但在面对社会问题的时候，我还是坚定地站在布坎南的一边。
诡辩无处不在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
王曰：“弃之。”
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
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
王顾左右而言他。
孟子又算计好了一套话，找个机会就给齐宣王下套来了：“大王，您手下有个小弟，他要到楚国旅游去，去之前把老婆孩子都托付给了一个朋友。等他从楚国玩完了回来一看，老婆孩子又没饭吃又没衣穿。您说，对这种朋友该怎么办？”
齐宣王顺口一答：“绝交呗。”
孟子接着说：“如果司法官管不好自己的下属，那该拿他怎么办？”
齐宣王又顺口一答：“撤职呗。”
孟子奸笑一声：“那，如果国家治理得不好，又该怎么办？”
王顾左右而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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