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他说·人民一思考,皇帝就紧张(-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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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会质疑我这个例子，说即便我们把这个短暂的场面当作是民主政治，但它缺乏民主政治的一个关键——程序正义。没有程序正义的民主政治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如果有程序正义做保障，耶稣很可能死不了。
——可苏格拉底的死总能说明问题了吧？
和孟子这种近乎于民主和实证的观点相反，他的同时代里不止一个人认为做事别听别人说三道四，自己看好的路就放开了去走。比如，但丁就说过：“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不是很多年轻人拿这句话当座右铭吗？——哦，对了，怎么但丁也出来了，我得找中国人。
找中国人，其实话的意思也就这样，做大事用不着和大家伙商量，独断专行才好，别人怎么说，那都是蚊子叮犀牛。我们以前常说“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其实人民群众的眼睛并不一直都是雪亮的，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袁崇焕被剐的时候，北京老百姓那是什么表现？袁崇焕非得难过死啊！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看人也好，论事也罢，要弄清楚真相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们看历史，当出现“圣主临朝”的时候，往往就会“乾纲独断”，因为他聪明，眼光远，大家都别说什么，跟着人家走就是了。老鹰做事犯不着跟鸡商量，鸡也犯不着给老鹰出主意，所以在这种时候，社会蓬勃发展，做什么都雷厉风行。专制传统的包袱使有些人很乐于做老鹰翅膀底下的鸡（别往歪了想），如果你足够懒，那么，这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但有件事既值得欣慰同时又值得忧虑，那就是，在任何政治形式之中，优秀的独裁是最有效率的，但它并不在意公平。在一个优秀的独裁者看来，我想用谁，我想杀谁，我想做什么，都是我自己说了算，谁也别跟我废话！比如，选中一块地方准备盖宫殿，一个命令下去，这片所有居民都要在一天之内搬迁完毕，第二天工程就开工了——在我们后世看来，这样的时代真是伟大，但是，我们这时用的可是宏观的眼光，很多很多细节都很容易地就被我们忽略掉了。
我前面还说过，中国古代思想家普遍缺乏制度设计的思路，所以不管提出的是什么样的好主张，真要落实起来往往受人为的因素影响过大。就说这个用人和杀人需要君主实际调查吧，明朝锦衣卫，这调查水平可够高的吧，可效果呢，比没这种调查更坏。
要不我说重视祖国传统文化是对的，但也没必要把它抬得过高。就拿孟老师说吧，他有很多光辉的思想，但那到底是两千多年前啊。他老人家看过的书没我们多，能参考的历史经验也没我们多，他所处的社会也远没有我们复杂，所以呢，他的很多思想在现在看来到底还是略嫌单纯的。我们应该学习，应该了解，但膜拜还是免了吧。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弒其君，可乎？”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
齐宣王问孟子：“听说商汤王把夏桀王流放了，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有这回事么？”
孟子说：“书上倒是这么说的。”
齐宣王接着问：“这可是做臣子的弑君啊，有点儿白蜡杆结桂花——根子不正。”
孟子说：“破坏仁的叫做‘贼’，破坏义的叫做‘残’，又贼又残的叫做‘一夫’。我只听说过有个叫纣的一夫被人杀了，没听说什么弑君。”
中国人历来重视名份，孔子就说过，把名份搞正了，说话才理直气壮，然后才能把事情办好，然后等等等等，还有一大套。前边讲梁惠王，一开始说过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是以“三家分晋”开始的，司马光学人家司马迁，把事情讲完了还要加上自己的评语。他评论“三家分晋”的时候就说：这三家干坏事，周天子不但不治他们的罪，还居然认可了他们的诸侯地位，所以是周天子先把“名”这个环节给搞坏了，所以后来天下就越来越乱了。
我们看现在孟子的话也是着重在这个“名”上面的，明明商汤王和周武王都是造反，可弑君不说弑君，偏要绕一大通来说这不是弑君，不过是杀了一个“一夫”，杀了一个不仁不义的大坏蛋。
这就是当时的语境，弑君到底是个大罪名，谁担了也不好受。但是，孟子认为像周武王这样的弑君是合理的，是天经地义的，像桀纣那样的也活该被人杀，所以才绕了这么个大弯子说话。当然，孟子这么说，可以有多种解释。可以引申理解为：不仁不义的人没资格做领导，无论他多么根正苗红；或者是点拨齐宣王：你小子别看现在是大王，你要是不仁不义了，也一样有人可以理直气壮地来杀你。
在这个问题上，做领导的会很尴尬。比如，你的政权是推翻了前一个政权之后建立起来的，那么，用武王伐纣这个例子就能够证明自己武装夺权的合法性，可问题是，如果过于强调这点的话，就等于在暗示别人：等我做得不好了你们也可以理直气壮地来夺我的权。
对商汤放桀和武王伐纣这两件事，孟子后面还会不断提起，又生出了一些新的很有趣的话题，这就等后面再说了。
科举好，八股更好
孟子见齐宣王曰：“为巨室，则必使工师求大木。工师得大木。则王喜，以为能胜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则王怒，以为不胜其任矣。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如？今有璞玉于此，虽万镒，必使玉人雕琢之。至于治国家，则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以异于教玉人雕琢玉哉？”
孟子又来见齐宣王了，准备好了一番说辞：“要盖大楼，就得派工程师去找大木料。等工程师找到大木料了，您就很高兴，觉得工程师很称职。这个大木料被派到木匠手里了，木匠又砍又锯的，有天被您看见了，‘嗯？木头怎么变小了？！’这下您可不干了，觉得木匠不会办事，把这么大的一个大木料弄小了好多。大王，您这可是说外行话呀。人家木匠把木头收拾好了，这木头才能用于盖楼，这是人家从小就学到的专业知识。很多本领都是这个道理，如果您说：‘别管你们以前是怎么学的，现在我说了算，照我的法子去做！’您觉得这对吗？”
孟子接着说：“假如这里有一块未经雕琢的玉石，虽然是个好东西，可总得让工匠来雕琢吧？您的国家不比一块玉石更值钱？可是，在治国的问题上您却说什么‘别管你以前是怎么学的，照着我的话去做就OK了。’您如果让工匠照您的外行话去雕琢玉石，那会是什么结果？”
孟子这回唱的是独角戏，齐宣王说过什么没有，他并没有记录下来。我有时候会想，按现在的话说，孟子是掌握了话语权的，谁怎么说，完全凭他一支笔。说不定他当时并不一定说得有多精彩，只是在后来记录的时候有充裕的时间来深思熟虑，所以就把自己的话给完善了；说不定齐宣王也说过什么漂亮话，甚至还把孟子的话狠狠地撅过，呵呵，这也难说。尤其遇到长篇大论的时候我就总是怀疑，现实生活中谁说话能既滔滔不绝又有条不紊、严丝合缝？看《左传》啊，看《战国策》啊什么的，这种怀疑就更强烈，一个人对领导说了一番话，长篇大论，像一篇严整的议论文。当然，其中有些人真是深思熟虑过的，这还能理解，可有些人就是纯粹的临场发挥，居然就能达到这种水平？而且，当时也没有录音机，这么长的发言难道就真能被如实记录吗？
再者，现代科学证明，人的记忆是一种很不可靠的东西。所以呢，《孟子》这书，到底现场实录的内容占多少，后来补充发挥的内容占多少？这恐怕还真不好说。反正，我们知道书里说的都是他想表达的，是代表了他的思想的，这就够了。
从这段话来看，齐宣王一直听不进孟子的主张，孟子有点儿着急了，看来货卖识家也真不容易啊。孟子的意思是：齐王您是齐国的股东，是董事长，可具体操作国事还是要请职业经理人来做啊！放着我这么个现成的职业经理人您怎么就是不用呢？我可是从幼儿园念到MBA，学的全是治国之道，我比杰克·韦尔奇还专业呢！
可孟子时候的MBA不大吃香，说到这点，和现代的情况还真是很像。
MBA的一个关键优势就是：所有学校教的都一样，用的教材也差不多，所以MBA毕业的学生全有共同语言，沟通无障碍，可孟子这时候的MBA是各有一套，谁跟谁都不一样，而且是大不一样。这对学术交流、思想交流是好事，可对职业化的官僚管理还真不见得就是好事。
其实，后代大一统时代发展起来的科举制度倒真是MBA的方式，大家念的都是一样的（或差不多的）教材，考出来以后都可以在一个平台上交流，有共同语言，和现代MBA培养职业经理人一样，那时的科举是培养职业官僚，也就是政治上的职业经理人。所以，科举制虽然现在总被批判，但你如果参照MBA的特性来看，科举制度的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的。我们先不管科举制度考的内容是好是坏，单单看它这个全国统一化的职业官僚培训方式，和美国现代的MBA理念简直如出一辙（别和中国的MBA比）。呵呵，我们又可以自豪一回了。
那么，最厉害的科举制度是什么时候的呢？是明朝。
一提明朝科举，大家马上能想起八股文是吧？那么，我这一给科举平反，就索性平反到底吧。
——八股好！
我们批判了这么多年的八股文，有点儿批大发了。
我刚说过，科举制度基本上就等于是职业官僚培养的MBA，你说它钳制思想也好，说它禁锢人性也好，但它真的给整个中国官僚系统塑造了一个基本无障碍的沟通平台，这确实就是美国MBA的教育方式。这就是科举制度的优势所在。
而八股的优势更好理解。八股取士有些类似于现代的标准化考试。
大家知道，科举考试是写作文的，可作文这个东西，拿一篇给你，你说它是好是坏，是七十分还是一百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标准。别说古代科举，就说现代高考，不是有人做过试验么，把语文考试里同一份作文卷子拿给不同的老师评分，结果差异非常之大。
我前边说过，就豪放词来讲，我喜欢辛弃疾胜过苏轼，我不喜欢文人气太重的文章，所以呢，如果我是考官，徐志摩是考生，就他写的那散文，我肯定不会给他及格，要是张爱玲的考卷那就更不用说了，尤其是她早年的东西，在我眼里就是小情小调，叽叽歪歪，于是我大笔一挥——不及格！
大家看看，就连徐志摩、张爱玲这样的名家巨匠，落到我这样一个又昏庸又自以为是的主考官手里，不是一样的不及格么！当然了，如果哪位考生事先把我的文章读得很熟，考卷上模仿我的文风，再引用两句，我看了一高兴，虽然他写的有点儿狗屁不通，我还是大笔一挥，给他个九十八分。
所以说，考作文这种东西，判分高低受人为因素影响很大。
如果是考数理化，判分容易，可科举就是考作文（说明一下：古代有些考试还是考理科的），怎么解决判分的人为影响问题？
——虽然做不到绝对的标准化，也要尽可能地向标准化靠拢，这，就是八股文。
所以，我们又有了一个自豪的理由：标准化考试我们中国人早在明朝就有了。八股文一写，按着几个步骤来，开篇写什么，接着写什么，规矩很严，到判卷的时候呢，开篇第一股写得合标准，给十分；第二股写得不好，这十分不给。这样一来，判卷不就更有标准可循了么？当然，作弊受贿什么的不在讨论之列，那是另外的问题了。
至于说到八股文钳制人的思想，嗯，这怎么说呢？
总研究这东西吧，对人的思路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是，这种影响究竟有多大，是不是大到不得了的地步，乃至我们应该把许许多多的罪名冠在八股文的头上？呵呵，我看也未必。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这句话可是真理。不怕规矩多，就怕你水平不够。
这就像那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道理类似。好，我还就举写东西的例子来说，八股文规矩再苛刻，也苛刻不过格律诗，可大家看看唐诗、宋词，不是照样一大堆的经典么！
八股文无非是一篇文章拆八个部分，每个部分按要求走，是破题还是收尾，仅此而已，说实在的，没什么复杂的。可你知道格律诗的规矩有多复杂么？学过格律诗的可以略过我这一段不看，没学过的我就让你们开开眼界。
一首律诗八句话，每两句一组，一共四组——八股文不是八股么，这是四股。四股分别也有名字，叫首联、颔联、项联、尾联，还有别名，我就不讲了。这四联中，首联要“起”，就是破题，颔联要“承”，就是承接上文，项联要“转”，就是要从这里开始有转折了，尾联要“合”，就是把整首诗一收，结束。所以，别以为律诗那八句话可以随便写，那全是有规矩的，这个“起承转合”就和八股文的标准如出一辙。
这个话题比较枯燥，我就拿一首好玩的诗来做例子吧。以前有人问我多大岁数了，我就写诗作答，当然，我水平不够，这是按现代汉语的发音写的，要按古音就坏了规矩了：
曾与康梁言变法，又从宣统见亡国。
中原大战识中正，东北危局知相伯。
血泪八年同抗日，囹圄十载渡文革。
而今下岗皆孙辈，转忆崇祯裁驿多。
前两句是“起”，开个头，吹吹牛，告诉你说：我当年亲眼跟着康有为和梁启超折腾变法，又经历了宣统皇帝的亡国。下两句承接上文，说：后来呢，中原大战，我认识了蒋中正，又在东北危难的时候了解到马相伯先生出力很大，是条好汉（这两句需要对仗）。下两句该“转”了，我说：局势突转，日本鬼子打来了，我参加了抗战，一打就是八年，后来运气不好，文革的时候却坐了牢，一坐就是十年，苦啊（这两句也需要对仗）。最后两句一收，我说：到了现在了，看看下岗的这些人，都是我重孙子辈的，这不禁勾起了我的回忆，让我猛然回想起在崇祯年间不是也曾有过大规模裁撤过驿站的事情吗（这件事我前面讲过）？
呵呵，别从艺术角度来要求我，也别要求太严格，拿这首诗做例子就是兼带着活跃活跃气氛，也顺便让大家复习一下崇祯裁驿的故事。我写的也不很严整，但大体就是这么个意思。对了，有人算出我到底多大岁数了没有？
好啦，回来再说格律。别急，还没完呐，上边这还仅仅是说了结构安排，还有声音的安排，基本上要具体到每一个字，平声字和仄声字交替使用——一个句子之中要交替用，第一句和第二句要对应着用，第二句和第三句要统一着用，依此类推。然后，颔联和项联必须是两组对偶句，也就是两组对联。用韵更是不能用错了。我这只能简单说说，要说仔细了起码也得几千字。大家看看，就这么八句诗，一首五律一共四十个字，一首七律一共五十六个字，这几十个字里头就有这么多的规矩，比八股文要苛刻出不知多少倍。至于宋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