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息隐能量场与新宇宙观-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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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urer）和维也纳的P·维斯　　　（Paul　Weiss）。C·瓦丁顿　　　　（Conrad　Waddington）和R·托姆　　（RenéThom）通过把这种场看作是由结构稳定性的区域所组成而把生成过程同几何形式联系起来。B·戈德温　　　（Brian　Goodwin）给出了关于生物场与动物和植物的生长过程结合在一起的许多证明。根据这种观点，场是有机组织形式的基本单元，分子和细胞仅仅是复合单位。

　　　　场能解释生物学中的多种生成和再生过程，它似乎变成了后达尔文主义理论的中心概念。最近的证据表明，辐射场一般地作用于物质，而特别地作用于生物有机体。D·杰迪斯和普赖普拉特　　　　（Preparata）已经证实，超过强度的临界阈限，周围的辐射场就会影响象水这样的物质中的过程，也会影响生物有机体组织　（按重量计80％是由水构成的）中的过程。普通分子和其他微观组分通过短程静态力　　　（氢键，伦敦力，范德华力）相互作用，而电磁力对它们的相互作用的贡献很小，因此通常情况下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当组分的数目相对于依赖相互作用的波长λ的量而言很大时　　　（即，在微观组分中平均距离δ与λ相比可以忽略时），那么物质的基本构型和电磁场就变得不稳定，系统进入一种称之为“超辐射真空”的新构型。在这里绝大多数组分通过随时间振荡的电磁场保持同相，

　　　　如果作为相干范围基础的电磁场振荡是由量子运动而产生的标量居间作中介的，那么生物组织　　（以及水和其他物质）就是由把它们的状态和构型空间进行编码的干涉图像“内构成”的。最初的效应也许是非常微妙的，它通过有机体的输入感应性来发挥作用，并由混沌动力来放大。结果，有机体就以其自身物种的特殊形态的波函数，以及群落和生态系统　（有机体居于其内）的复杂波函数来内构成自身。这样我们就可以和D·杰迪斯一起来考虑这样的可能性：在几百微米的宏观领域内辐射场和生物组织敏感组分之间的相干相互作用产生了有序的结构。②这些结构可能在组织生命物质中起一种基本作用。

　　　　在这里我们可以用有机体的产生和再生这两个主要例子来说明场的可能效应：一个是胚胎发生，另一个是神经系统的发生。

　　　　胚胎发生构成了一种复杂的和部分混沌的系统。在细胞分裂和细胞多样化过程中涉及极其复杂的过程，它要求细致的和精确的调制，这种调制不可能用稳定吸引子来勾勒，它也不太可能仅由遗传基因来支配。调制更像是DNA编码细胞和“非遗传的”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结果。

　　　　在胚胎发生的有关内容中，非遗传环境的概念最初是瓦丁顿设想出来的，他是要说明复杂的背景由基因、环境和形态发生场的结构所构成。这一背景限定了对胚胎起作用的吸引子，使它能够选择其发育所需要的动力学道路。按照现行的解释，它就是起形态发生场作用的量子真空全息场。若细胞的发育系统是显著混沌性的　　　（因而是超敏感的）系统，那么编码在真空层次上的信息就可以被用来解释胚胎发育和分化的精确调制问题。按照这一观点，胚胎发生是DNA编码细胞，母基的生物化学物质以及贮存和传输量子真空全息图样的标量介质电磁波谱之间进行相互作用的结果。

　　　　在考察这一论点时我们应当记住以下事实：组成发育胚胎的细胞构成具有明显混沌动力学特征的原子和分子的动力学构型。和其他所有混沌系统一样，动态的非决定性的整体对其内部和外部参量的微小变化具有高度的敏感性。波及系统的无法测量的细微涨落可能会对进化产生可测量的　（事实上是决定性的）效应。量子真空相互作用理论认为，这种超敏感的发育系统处在多维波形的连续相互作用中，而这种多维波形又由于特定物种的有机体的产生而转换到真空全息场中去。胚胎的混沌动力学系统记录下这一微小的输入，并把它转换到对具有进化偏向的轨道的精确选择上。由于分化道路之间的相互影响，人们可以看到来自场的反馈，它控制了不同组织的生长速率和合成不同蛋白质的时间。胚胎沿着与其物种形态相一致的道路发育，这显现出是相互作用的场引导的结果——是胚胎与周围生物场“圣舞”的结果。

　　　　人类的大脑皮层包含大约100　亿个神经元，这些神经元组成约1000万亿个关系纽带。在它们的形成过程中神经导管产生精确的协调过程，该过程产生了一种令人惊异的极复杂的大脑皮层覆盖物。然而，生成这六层覆盖物的方式并没有遵照任何预先设定的程序。神经元在皮层内和皮层之间运动具有高度的自由，许多神经元在它们创生的结构还未达到成熟之前就死亡了。它们在与其他神经元相互连接的点上形成的树状突集合成了复杂的脑的活树体，这种活树体有70％的交迭。要确定任何给定的神经键来自那一个神经元是不可能的，而且每当一个神经元把其轴突伸出去与其他神经元连接时，它就会向四周分开，以致于人们不可能断定它先前的状态和连接。

　　　　神经元的连接在同卵双生体方面不同，并且对同一个体的不同部位也有差异。即使对像水跳蚤这样的简单有机体而言，遗传学上完全相同的神经元结构也随个体的不同而不同。而在单个有机体内部　（例如兔子的小脑），决不存在按非常精确的相同方式重复的两种结构。由于这些看上去似乎是随机的变化，因而每一个脑或神经系统都显示出在特定细节上各不相同的神经元图样，即使它们的最终功能是类似的或近似相同的。

　　　　埃德曼注意到，神经系统中产生的连接数是非常巨大的，根本无法用任何遗传信息的量来计算。这些神经键产生的方式也不能依赖于建立在DNA编码信息基础上的以机械方式运作　（犹如在图林机上）的形态动力学，它还需要其他形式的组织编码。正如埃德曼所坚持的，那种备选的密码不可能是通过试错过程而对神经网络进行的一种达尔文主义的选择。正如霍伊尔盲人玩魔方的例子和埃德曼自己根据达尔文的不同观点所做的实验所显示的，用计算机模拟神经胚的形成，如通过随机过程产生可观察到的结果，那么所需的时间就远远超出了实际的时间区间。人们更有理由去寻找一种场，这种场虽然微妙但能有效地引导神经胚在自我组织动力学基础上的形成。

　　　　100亿个神经细胞顺利地进化到具有1000万亿个神经键的结构需要一种场，这种场能够引导神经元集合体越过单个神经元的随机变化而走向功能相同的最终结果。如果这一过程要在允许的时间区间内完成，那么这种引导场就不可能在这一过程中自我产生　　　（尽管新形成的神经元结构可能构成它们自身显现出的局域场）：在那里必定自始至终存在着完整的信息基础。恒定的以真空为基础的相互联系满足这些要求。真空的薛定谔全息图独立地使单个有机体持久存在，它通过相互作用指引有机体的形成并携带全套相关的信息。　
3。4　　亚量子全息场在个体和种系发育中的作用

　

　　　　考虑到对单个有机体的形态发生过程　　　　（即个体发育）可能有某种ψ效应，首先应当详细说明哪些过程是我们预期与这种效应有关的。这种假说告诉我们，应当在有机体处于混沌状态时去寻找ψ效应。

　　　　除了心脏和大脑外，许多身体器官都处于混沌状态，尽管有时仅是部分地或暂时地。就个体发育而言，胚胎在子宫中的起源发生在一个混沌的　　　（即一个复杂的但在许多方面是内在非决定性的）系统中，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正如雅各布所指出的，高度错综复杂的过程与细胞分裂和变异有关，它要求细微的和精确的调节，这种调节不可能完全由脱氧核糖核酸来编码，不过，它可能被脱氧核糖核酸编码的细胞和某个更广大的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所支配。

　　　　细胞和环境相互作用的论点已完全被接受，但由此而引起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去理解“环境”？按照瓦丁顿的观点，子宫的生物化学环境通常是指产生“稳向”或产生通向完整胚胎起源的动力学途径的环境。不过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胚胎的成长和变异可能受到发生这种过程的场的影响。

　　　　我们已经知道，构成正在发育的胚胎的细胞是原子和分子的一种动态构型，这种动态构型的傅里叶转化被记录在亚量子场中。在递向傅里叶转化中，当这种波形被重新转换成构成胚胎的分裂细胞的网状结构时，其效应是一种微妙的“提示”，这种提示在细胞变异的有效途径中动态地引导非决定论的选择。正如霍伊尔的盲人玩魔方的比喻所描述的那样，这样的提示是极其有效的。在胚胎发育过程中，来自ψ场的微妙信号可以支配和引导无数不同变异之间的相互影响，从而使胚胎与其物种的形态一致地发育。

　　　　ψ　效应补充了为什么物种准确无误地繁殖的遗传解释：从鸡蛋里孵化出来的是小鸡而不是雉，从母亲的子宫中生出来的是人而不是黑猩猩。这是因为，鸡和人的特殊的立体动态型式“内构成”各自的受精卵，并引导其各自特定的形态发生。物种的特定型式由场中的波形重新转化而来，并规定细胞在空间和时间中集合成相应的构型的方向。

　　　　胚胎发育并非是唯一被与亚量子全息场　　（即ψ场）的相互作用所影响的有机过程，许多形态再生的例子也属于这个范畴。所有的有机体在这个场中留下它们的波形印记，而与这些印记“相一致”的活的有机体经常地受到这种印记的影响，当这些有机体处于一种非确定的、混沌的动态状态时，这种影响的结果就变得十分明显。当海绵细胞被分割开来且它们相互联系保持动态非确定性时，海绵的物种特定型式就变得十分明显；当蝾螈的眼睛被摘除晶状体而局部地产生非确定性条件时，蝾螈的特定型式就变得特别有效——如此等等都与器官再生过程有关。

　　　　有机体与场相互作用的假说还表明，有机体与其物种形态一致地被“内构成”。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内构成”同样必须包括有机体从属于其中的集合体的动态时空型式。

　　　　亚量子全息场中贮存的波形图像不仅仅包括单个有机体的时空　　（即立体动态）组态的傅里叶转化，这一点理所当然地表明：这种波形图像可以是多维的，并且可以把大量不同波阵前的干涉编成密码。单个波阵前可能对应于不同层次组织　（例如原子、分子、细胞、有机体和生态系统等）的物质——能量的立体动态构型。实际上，对应于单个有机体的波形图的要素必须包括有机体中细胞的型式、细胞中分子的构型以及分子中原子的构型，没有理由说有机体的整体波形图像并不同样地包括表现在高层次上的构型：群体、种群和生态的立体动态构型。

　　　　很明显，有机体不可能等效地接受这种复杂波形图像的所有要素。就整体图像表现在高层次上的要素而言，单个有机体仅仅表现出次要的部分，即这些要素不能完全影响单个有机体。然而，单个有机体可能对这些图像的某些部分相当敏感，这些图像把这些有机体的种群和生态系统的立体动态构型编成密码，因为单个有机体毕竟是种群和生态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有一些形态的要素和个体的行为与这些更大系统的状态和命运有着直接和根本的关系。这种范式当然是突变，即物种在进化中的变异。

　　　　在生物世界中，突变使单个有机体和整个物种之间有一种直接的联系。发生突变的是一个物种的基因型，但产生突变体的却是物种的单个成员。在产生突变体和把突变体置于自然选择的考验时，一个物种的成员引起“物种形成”机制——在物种层次上调整基因型的过程。

　　　　现在我们的假设是，突变过程　　（即个体基因组的可变性）不是完全随机的，它受个体环境中正在发生的事件的影响。环境和基因型的可变性之间的联系本身是完全确定的——实验已经证明，突变的速度和属性既受到有机体和各种辐射的影响，也受有机体内在的某些生物化学物的催化更替的影响。尽管经典达尔文主义对此一无所知，但环境和基因组之间却存在着某种明显的因果关系。然而，这种关系会超出有机体的直接环境而深入到有机体和环境都置身于其中的那个场，这一点尚未被人们普遍认识。但是，通过这种关系起作用的全息动力学反馈能够在基因组的可变性中产生一种细微的偏差，而基因组需要获得某种高于随机性的几率，以便使个体产生适应环境的突变体。

　　　　在考虑这种更广泛的关系的性质时，我们应当注意，来自有机体自身的物种特定型式的反馈会不再满足需要。突变是遗传密码从亲代到子代的复制过程中的“打印错误”，而物种特定型式的反馈能减少这种错误发生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反馈也必须包括生命领域的更高的梯级，即包括与内含有机体的种群和生态系统相对应的波形图像。这些包容有机体的系统的图像的反馈能在特定的种群中引起突变体随机分布所必需的偏向。

　　　　这种偏向确实是必要的。许多生物学家现在承认，完全随机地产生突变体不能解释观察到的进化进程。达尔文的理论能取代那种用神和生命力来解释有机物种的多样性的说法，但这种理论关于对随机突变起作用的自然选择概念并不能充分解释进化的全过程。达尔文主义只能解释相对微小的进化变革：正常和黑色的蠹鱼中正常的和黑色的各占多少的变化；疟疾蔓延区域内镰型细胞贫血症的持久性；以及其他一些生物对杀虫剂的抗药性。但是真正重大的进化事件，如新物种的出现，只能通过与微小变化的类比来解释，那假定宏观进化不过是一系列微观进化变革的总和。然而，这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假设。一方面，化石资料表明，进化不是一帆风顺的和连续的，因此微小变化的积累不能导致出现重要的新物种。另一方面，新物种也不能由原有物种微小的逐渐改变引起：进化中的大多数中间步骤只会产生被自然选择所淘汰的不能充分适应的有机体。为了使生物进化起作用，我们必须假设，自然选择并不是达尔文主义者甚至新达尔文主义者所惯于假定的那种万能的原则。

　　　　一个物种基因库中的随机变异通过自然选择起作用，这一点不能解释如下事实：基因组中的探索余地过于巨大；物种之间的跳跃性过于显著。物种产生导致全新物种出现的突变体，这个过程是通过大量变革而不是一次走一步来实现的，假定突变体实际上被产生出来，自然选择才能作用于大量变革的突变体。同时，突变体被产生的这个事实也不能用基因库中的随机变异来解释。

　　　　关于物种和亚量子全息场之相互作用的假说对随机变异的要求大大减少，在比较稳定的环境中，来自亚量子全息场的反馈使基因组的可变性倾向于与环境　（物种存在于其中）的动力学图景相一致。然而不仅仅如此，反馈的效应也解决了物种如何适应其尚未占据的小生境这个谜。用前面回顾过的适应性前景模式来说，物种从一个正在消失的适应性斜坡“爬下来”，穿过一个低谷而进入一个上升的或比较稳定的斜坡，这是因为，物种相互作用的图像描绘出了整个前景及其若干高峰和低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