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世界我的梦4-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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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明
连载：我的世界我的梦 出版社： 作者：姚明
2001年我决定不参加NBA选秀，但感觉有些失落。那年王治郅去了NBA，成了第一个进NBA的中国球员，他是在1999年选秀中以第36名被达拉斯小牛队选中的。那是我想去NBA的真正原因：因为王治郅是凭他在2000…2001赛季最后几场的表现，最终得以加入小牛队的。但我想，“一切并未结束。我仍然有机会。我只有21岁，明年还可以去。”
那年夏天，我随国家队到达拉斯训练，备战亚洲锦标赛。我记得一个美国记者问我：“为
什么今年你不来美国呢？你可能被第一轮选中的。”
这不是我第一次考虑这个问题。整个夏天我都在问自己。但那时，我相信一切都会迎刃而解，所以我开玩笑说，“那又怎么样？是不是这意味着明年我会在第二轮被选中？”
我相信我也可以像王治郅那样，在无人赞同的情况下参加2001年选秀，但我不想以那样的方式去NBA或离开中国。我还觉得在第一轮选秀中排名前列很重要，我的目标是排名第一。
那时我必须自己作决定，我不知道哪个队会选中我，排几号，得第一的希望看来不是很大。
在选秀的几周甚至几个月前，大多数球员都有球队告诉他们，“你参加选秀的话，我们会选你。”要不是考虑到这样一些问题：谁来当我的代理、CBA和大鲨鱼会不会放我（当时谁都没表示同意），本来我是可以去的。我会像王治郅那样，在第二轮被选中。
我也相信，再等一年也不会失掉入选的机会。记得章明基对我和妈妈说：“在美国，大家已经听说你了。”到底有多少人知道我，他心里也没数，但他说如果我不参加下次选秀，大鲨鱼将意味着难以应付无数球迷的诘问。所以我们决定利用那一年时间跟球队和CBA谈，让大家取得一致意见：我去NBA的时候到了。王非（国家队前主教练）：我相信姚明去NBA的那一年时机是对的，无论从身体、技术还是心理上他已经成熟。我知道他2001年没能去很沮丧，但他从2001到2002年有长足进步，看他那个CBA赛季的统计数字，就可以看到他比上赛季进步很大。不能说他没有长进，浪费了一年。
我本来也是可以和王治郅一样参加1999年选秀的。大鲨鱼球队一位重要官员———我不想说出他的名字，我们称他X先生吧———鼓动我参加1999年的选秀。我现在几乎可以肯定，那是X先生一个人的意愿，而不是大鲨鱼的老板———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的意愿。
说实话，那时我也不想去。我的梦想是加入国家队，跟王治郅一起打球，拿亚锦赛冠军，在CBA打球，如果可能的话，在那儿也拿一个冠军。
但X先生说，常青公司（美国俄亥俄州的一家体育经纪公司）花了很多钱在机票、酒店食宿上，派了一个人飞来上海跟我签合同。所以我们就在上海的金茂大厦会了面。我们谈了很长时间，在场的有常青公司的人X先生、我父母和我。他们谈了很多关于钱的事情，经理给我看了一份合同。现在我知道一份普通的NBA合同有很多页纸，NBA规定经纪人不能拿超过4％的佣金。常青经纪公司给我的合同只有一页半纸。合同中说，常青公司将从我收入中拿走33％———包括NBA合同收入、广告及所有其他收入。当时我无法了解到，这不是一份正常的合同。
我们谈了4个小时。一回到家，X先生的电话就来了，问我觉得合同怎么样。我说我不想签。他说：“这对你可是个好机会。你会在选秀第一轮被挑中的！”三天里，他们几乎每个小时给我打电话。我关了手机他就打到家里来。你们要知道，我那时才19岁，又是队里的重要领导要我签约。我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我那时不想跟常青公司签约，也不想去NBA，但我也不想损害自己在中国的前途，我不知道X先生会做出些什么。我那时有这种感觉，上海大鲨鱼队可以控制住我，我像是他们手中可以出售的物品。因为是X先生说话，我以为大鲨鱼队的意思也是这样。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发现这只是X先生个人的意愿。
常青公司和X先生一直让我去该公司的经纪人下榻的酒店，“我们谈谈吧。”他们说，我就跟父母一块去了。他们留住我直到凌晨3点，我一直坐在那儿听他们说。我觉得自己没有选择———要么签约，不然他们不会让我走。如果不签约，我不知道我的篮球生涯会怎样。于是我就签了。当我们离开酒店的时候，我妈说，“我觉得我们刚把自己卖了。”后来发现NBA可以中止这份合同，我马上就这么做了。
比尔·达菲（姚明经纪人）：在99年姚明被迫签约的第二天，耐克的一位官员打电话给我，他们非常沮丧、愤怒、烦躁。“让我先看一下合同，”我说。我看了合同，告诉他们让NBA球员联盟参与此事，因为姚明有自己的权利。球员工会的主席比利·亨特看了合同说，这太荒谬了———姚明不必上缴那么多钱，有相关的条例和规定，等等。然后他们让我征询法律意见，我找了两个律师看这份合同，他们都认为合同无论从球员工会角度，还是作为法律文件本身都是无效的。那是一份个人服务合约，姚明有权终止它，于是姚明这样做了。
整个事件实在太荒谬了，有两点。一是如何代表姚明跟大鲨鱼谈条件，同时又代表大鲨鱼谈赔偿金？太说不通了，可常青公司就是试图把两件事混在一起。第二，我一直很清楚，经纪人制度，是与运动员建立一种关系，而他们出于自己的意愿让你代表他们。
这里牵涉的不是产品，而是人。
98年姚明在圣地亚哥和泰森·钱德勒打球后，我第一次听说他。1999年冬季在上海我见到姚明，我去看他打球，还跟他一起打了一会。对他很感兴趣。我们真的做好了准备让姚明参加2001年选秀，但出了常青公司的事情。尽管姚明撤回了合同，他们还是宣称与他还另有一份合同。这样，把大家都吓跑了，大鲨鱼又不放他———那是姚明的低潮，一切都准备好
了，他兴致勃勃地准备去美国，但又惹上常青合同这样的麻烦，让他未能成行。
我还记得常青公司合约的内容。说他们会带姚明去美国，保证给他提供食宿、汽车、英文课、驾驶证、公寓和手提电脑，而他们提取33％的收入。我后来发现他们连NBA经纪人资格都没有。
章明基（姚明经纪人）：2000…2001年的冬季，姚明家让我给他物色经纪人。当时我觉得迈克尔·乔丹的经纪人戴维·福尔克是最好的人选。我还不认识达菲，不知道姚明和他父母认识他。所以我建议他们从福尔克开始，我安排了一次电话会议，由我逐字翻译。进行得还不错，只是他们觉得福尔克太公事公办了。我私下觉得福尔克的言词还是不错的，但他讲话很快。如果你不懂英文，而喜欢福尔克的某些方面的话，他听上去很自信。如果你对他有不好的感觉，他听上去就很粗鲁。他不像达菲那样讲话总是很柔和。我开玩笑说，达菲讲话就像我家死了人他试图安慰我一样。他非常能让人平静，非常温和真诚，达菲就是那样的。
福尔克逼我作决定，我就去逼姚明父母。那时他们才说，“我们觉得达菲更合适。”我说，“到底谁是达菲？”我其实生气了。姚明的父母说他们不想影响我物色的工作，所以没把达菲的事跟我说。不知是怎么回事，我和达菲一见面，两人就很投缘，所以也就万事大吉了。
那时在中国体育经纪人还是新事物。有些足球运动员可能有经纪人，但篮球界还没有———没有足够的钱，没有CBA选秀，球队拥有一切权利。我去NBA的事情确定后，政府出台了新规定———中国球员必须有一个中国经纪人，即使是他出国打球。另外，经纪人必须考试取得执照。
在常青公司找我的三、四个月前我就已经认识比尔·达菲了。更早的时候，我从别人那里听说过他，所以我感觉，在他开始帮我之前，我对他还是有所了解的。X先生说他会帮我找一个经纪人，一周后，我就见到了常青公司的那个人。跟常青公司谈，总是关于如果去选秀我可以赚多少钱，他们可以赚多少，大鲨鱼可以赚多少，只是谈钱。而跟达菲谈，他总是告诉我NBA是什么样的，我需要做些什么，比如力量训练，更好地抢篮板球，所以我相信他。这些年来，我们长谈过许多个晚上，我对他很有好感。我现在也了解经纪人的工作之一是为你的钱操心，因为这样他们才能提取佣金，但我不想我的经纪人只关心钱。不管发生什么，达菲帮助我实现梦想，我永远把他当朋友。
比尔·达菲（姚明经纪人）：我父亲1965到1966年被派驻台湾，我在那里上幼儿园和小学一年级。我的妹妹是父母收养的，一半黑人、一半台湾血统。所以我的个性形成时期是在亚洲度过的。我热爱亚洲的文化、美食，一切的一切。那么早就经过东方思维、思想和哲学的熏陶，回到美国后我很喜欢看电视剧里的“功夫”（KongFu）。里面的主人公在任何情况下总有办法，我很喜欢。他很冷静沉着，我学会了那种举止。老实说，我是受他的影响，才形成人们对我的这种印象。我欣赏东方的观念：答案在于平衡。所以处理中国的事情我还是比较自如的，但我是不是参与姚明的事情我开始并没有打保票。由于时差，我从半夜到凌晨4点都在电话上，而且问题一个接着一个。我听到又一个障碍，又一个挫折，开始想这一切是不是值得呢？然后我跟姚明谈话，他问：“嗨，比尔，家里人都怎么样？”我当时就想，“我不能放弃这个孩子。我得抓好这件事。”
章明基（姚明经纪人）：2002年赛季末，也就是4月份的时候，我们开始遇到障碍，我决定做两件事情———一是说我是姚明的表哥，二是为他在美国安排一次测试。说我们是亲戚的原因是为了对付大鲨鱼和CBA反对我代表姚明进行协商。中国人还是尊重家庭观念的，俱乐部可以说他们比美国商学院的学生更在乎姚明的利益，但对家庭成员又能说什么呢？ 所以，我自称是姚明的表哥。我们上网看聊天室和留言板上的内容，以了解公众的情绪，发现公众很赞成姚明的亲戚代表他。在另一个时间和地点，这个善意的小谎言也许根本不需要，但有了常青公司事件的先例，我们可不敢肯定。大鲨鱼很明显有优势，可以通过几个媒体把他们的意见公之于众，所以我们觉得要竭尽全力来与之抗衡。
不管发生什么，我找不到理由继续在CBA打一个赛季了。如果我留在国内，我可能还会打国家队，但不打CBA了。我在CBA做了我能做到的一切，常规赛季平均得分30，最后对八一队的决赛中我21投全中，我是篮板王、得分王和盖帽王，连续两年常规赛和一年季后赛最有价值球员。
虽然个人纪录、奖杯不是我最看重的，我还是赢得了各种奖项。我的最高单场纪录是48分，CBA的纪录是70分，是北方来的一个球员孙军创造的。他的绰号是“虎王”。他很慢，弹跳不行，但非常聪明。他投篮很难看，像排球运动员，越过头顶用两只拇指，但总是投中。
2000年奥运会时他还在国家队，现在仍在CBA打球，但不再参加国际比赛了。
不管怎样，他得70分的那天，我也得了42分。那场比赛之后，我想，“也许我是今天的得分王。”听到孙军的得分，我惊叹，“什么？！70分？”但那天我至少篮板球最多，32个。我并不是说我不关心个人表现，只是这不是我最在意的。回过头来看，我在那天是可以打破虎王纪录的。得48分的那场比赛，我上半时就得了36分，他们的中锋不能阻止我，就让我得分
，然后用快速突破来把比分扳平。上半场我们只领先6分，54…48，所以他们的策略是对的。
然而我开始更多传球，我们快速回防，赢得了比赛。CBA个人纪录不是很重要，我已经知道自己是联赛中最好的球员，我不需要更多的得分和篮板球来证明这一点。听上去似乎我太自大了，但你得了解CBA的总体水平是不太高的。所以即使自认是最好的球员，也并不代表我有什么特别。王治郅还在CBA的时候，我就不会这么说；也许我心里面曾经比较过我俩，但这种事不敢肯定。
CBA的2000…2001赛季所有的事情对于我都有了改变。我学会了怎样领导球队。我开始告诉队友该站在什么点，怎样传球给我。赛季的第一场，我们迎战八一火箭队。感觉像在和国家队打———他们7个球员在国家队，包括王治郅。我们输了，但事情已经有了变化。我们的比分前所未有地接近，我们有了与八一队抗衡的信心。我发现，比赛中真正的乐趣是找到方法利用好我的队友，让我的技术与他们取得平衡。
到了NBA我开始更意识到统计数字和个人成绩，因为它是判断我做得如何的一个方式。我在NBA不是顶尖选手，而是中游，也许是中等偏上。数字告诉我跟一流球手的差距，而且数字到处可以看到，比分牌上，更衣室的黑板上，赛前球探报告中。还有教练范甘迪，他会告诉我距离我的上一次进攻性篮板过去了几分几秒，他不需要看纸上纪录就能说出来，他知道那些别人都不知道的数据。
CBA的教练就很不同。CBA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甚至不记录个人数据，他们认为这们做对团队精神不好，也许他们是对的。即使现在，许多球场还是不出示个人数据，而只有得分、比赛时间和实际时间。有时时钟占据着记分牌的一大半。
2000…2001CBA赛季的尾声，我告诉每个人，我们会赢得来年的冠军，听起来像说大话，但并不是我一个人这样想，那时很多球迷也这么认为。不同的是，我把心里想的说了出来。
上海东方队的球迷那么想，主要原因之一是有我在。球迷们目睹了我一年年的进步，在距离2001总决赛（最后我们以1比3负于八一火箭队）越来越近时，该是夺冠的时候了。中国的篮球不像美国那样，有那么强的竞争，有那么多队不相上下。把我放到任何一个CBA最差的队，立马就能打入四强。很长时间，八一火箭队与其它各队的差距是20分。上海东方队的水平逐步提高，与八一火箭队的差距也缩小到了20分。广东华南虎队赢得了2004全国男篮甲A的冠军，所以现在顶尖的球队已增加到了3支，但当时只有2支。我那时知道王治郅会在达拉斯，不会在八一队出赛，但那不是让我觉得会赢的原因。我更希望的理想状况是，在王治郅在场的情况下赢得冠军。
章明基说，不管赢不赢全国男篮甲A冠军我都能去NBA。但如果我们输了，对我打击会很大。我在中国打的所有比赛，和在国家队打的所有比赛，都跟与湖人队打比赛的感觉一样———必胜。赢比赛就像买了汽车，被人家拿走了，而最后要回来一样。没有吃惊，没有兴奋，只是松了一口气。
锦标阶段1比1平的时候，我冒了更大风险。第二场比赛后，我说：“八一火箭老了，不是我们的对手。”我在电视上说的，只是想给队友增加信心。我知道很多人会想，八一有更好的球员。他们是老了，但不是老到赢不了比赛。我想，他们会怀恨在心，会因此报复，对我犯规。我们的教练很害怕，说：“你不该那么说。”
但我的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