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5年第01期-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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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八十二岁的老人，他昏聩了吗？他患了老年痴呆症？这个倔老头子，他可以享受最优渥的生活，可是他什么都放弃了，这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也许，他以一百年前的高寿（在俄国这个短寿的国度）再好好活下去，更加研究点养生之道，使生活更有规律，在大自然中散步，写作，以至最后老死在书房或者鲜花盛开的苹果树下，像一片落叶一样安详地告别这个世界，成为人们颐养天年的楷模，他不同样显得伟大吗？
　　　可是，在一个风雪弥漫的、俄罗斯无比寒冷的冬日，他收拾起简单的行装，放弃了一切，像一个一无所有的流浪汉，踏上了凶险的孤途。可以想见在那旅客稀少、哐啷作响的老式火车车厢里，老托尔斯泰的目光是多么坚毅，又是多么凄伤迷茫。有人说他是负气出走的，我曾在一个法国人写的书中找到了这种说法，甚至那个浅薄的法国人这么议论道：“我们希望还有其他更好的方法解决夫妻间的冲突，千万别像列夫·托尔斯泰那样……”
　　　这是1910年10月28日深夜。据记载，托尔斯泰在这天夜里听到了他书房里有人翻动的声音，他一看，是他的夫人索妮娅，他知道，她趁他不在时，在执著地寻找他的遗嘱。这使托尔斯泰大为光火，因此他痛下决心，离开这个家庭，他希望逃得远远的，他的想法是远去1067公里外的新切尔卡斯克。
　　　这并非一时的冲动，以为是一个老人返老还童之举或是对婚姻不满的臆测是庸常人的想法。在他死后，人们发现了一封于出走之前他写给他夫人索妮娅的信，信中说：“很久以来，我一直忍受着生命与信仰不尽一致所带给我的痛苦和煎熬……如今，我终于在做我长期以来一直想做的事情了：我要去了……人一旦进入到六十岁，就应该到森林中去……当我步入六十岁后，我就希望能够全身心地获得安宁和清静。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的生命、信仰和我的良心之间，就会出现明显的不一致。”
　　　他还说：“请你理解和相信我，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我在家中的地位已经忍无可忍，我不能再在这种奢华的环境中生活……”
　　在出走的前夜，他在日记中写道：“不能再睡，我突然做出了出走的最后决定……夜，一片漆黑……终于出发了……”
　　　与索妮娅的龃龉只是一个导火线，一个很大的导火线，但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原因。
　　　就在这年的7月，托尔斯泰就秘密地拟好了他最后的遗嘱（他一共有五份遗嘱）。他在最早的两份遗嘱中都写明了“放弃作者权”。在另三份遗嘱中不知道他是否重提要放弃他的所有家产包括这个庄园，把它们全部分给农民，但是我所见到的这两份遗嘱都声称他无法接受他的家人因为他的思想而致富这种情况。让他的作品“没有阻碍地进入公共领域。”
　　　他在距出走的前八日即10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
　　　“一种至高无上的想法让我产生了巨大的痛苦。我想逃避，想就此消失。”
　　　十三年前，即托尔斯泰六十九岁时，他就有一封写给妻子的信：“我的生活跟我的信仰不再协调，这早就使我感到痛苦，我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因此我已经决定现在要去做我早就想做的事情——出走。”这封信似乎与他出走前夜的信语调一样。
　　　一切都是蓄谋已久的。
　　　“巨大的痛苦”一定是信仰的痛苦，信仰由此带来的不能实现的痛苦——这便是家人阻止他放弃财产的企图。
　　　可是，在他晚年的杰作《复活》中，他借主人公聂赫留朵夫之口已经再次阐明了他伟大的观点：
　　　“土地是不可以成为财产对象的，它不可以成为买卖的对象，如同水，空气，阳光一样。一切人，对于土地，对于土地给与人们的种种好处，都有同等的权利。”
　　　他甚至在这部作品中直言疾呼：我们这个社会“真理让猪吃掉了！”
　　
　　　他的信仰无比鲜明：阳光、空气、水、土地，属于社会的所有人，属于所有农民。
　　　托尔斯泰曾说过这么一段话：“当人们有了恶劣行为的时候，他们总是为自己杜撰出这样一种世界观，根据这种世界观，他们的恶劣行为已不再是恶劣行为，而是不受他们支配的永恒法则的结果……它为一些人注定了低贱的地位和劳动，为另一些人注定了高贵的地位和享受生活幸福的权利。”
　　　伟大的托尔斯泰在他的一生中，由一个曾经沉溺于酒池肉林中的阔少成为了一个道德圣人；由同情农民到完全将立场转向农民，使自己成为一个农民。他看穿了那个社会，除了沙皇的残暴外，还有资本主义的疯狂给农民造成的伤害。他认为先进的科学技术都是上层社会享受的，与农民生活没有关系。他说：“上层阶级的人们应当明白，他们称之为文明、文化的东西只不过是少数不劳动的人奴役绝大多数劳动者的手段和结果。”与其说他在《复活》中“气势磅礴地描写了人民的苦难”（草婴语），不如说他借那个拯救了自己的聂赫留朵夫之口，道出了他最后的信仰——这是终其一生的思想总结，是他探索了八十余年的真理，是普世原则。
　　　当一个人回归了农民，他的想法必然会十分简单和天真。
　　　可他的“回归”又只是一个梦想，一个与现实抵牾的冒险念头。虽然他一直以来就开始了成为农民的铺垫，比如减租息租，比如在庄园办了一所农民子弟学校，自编教材，亲自授课，比如与农民呆在一起，干所有农活。大画家列宾曾画过这位“农民”：短袍，腰扎宽皮带，手扶木犁，如果说不是那双鹰似的深邃的双眼和哲学家似的长髯，你一定会相信这是一个农民，一个老农，一个俄罗斯土地上平凡的老农。他总是在生活中和作品中叨念着农民的贫困和可怜，发誓把拯救农民视为自己的天职。可是现在他不得不只身出走，应该说，这是一次失败的出走，他最后没有看到那些喜气洋洋因为分到了他土地的农民的表情，似乎是某种宿命的象征，让他看到的只是无尽的风雪和铁轨尽头的迷茫的暗夜。
　　　他因为年老体衰，受不了这样的风寒，发起了高烧，浑身发抖，只好在下一站——阿斯塔波沃车站下车，这场夭折的出走似乎从一开始就预示了它的命运。
　　　好在，他当时已是大名人，车站站长认出了这个生病的老头子，于是托尔斯泰就歇息在车站的木屋里。当时，《俄罗斯言论报》恰巧有个记者经过此站，在站台上也认出了托尔斯泰，便很快向报社发回一份电报——是一则简短的消息：“列夫·托尔斯泰在阿斯塔波沃车站站长家，高烧40℃。”
　　　他就要死了。就在此时，接到消息的托尔斯泰的家里乱作一团，夫人索妮娅因愧疚自己的（寻找遗嘱的）行为，又找到了丈夫留下的信，一下子跳进冰冷的湖里自尽，后被人救起，但索妮娅似乎不想活了，又使用了许多自杀方法，终不能成。
　　　11月7日凌晨，决计不再回去的倔老头儿托尔斯泰，就死在了那个将千古留名的小火车站阿斯塔波沃。
　　
　　3
　　
　　　在通往托尔斯泰墓地的左侧，是这位道德圣人亲手栽种的约四十公顷苹果林，走过苹果林，往左拐向一条更荒寂的路，走了约二百米，就见到在路边一块草坪中间，一个长方形的隆起的“土坝”，长满了柔软的青草，当地人告诉我们，这就是托尔斯泰的坟墓。
　　　高大的树阴遮盖着这座坟墓，它的旁边是森林的景色。一个小小的峡谷可以看到溪水的走向，遗憾的是，它现在干涸了。但是苍苔和潮气依然缱绻在这里，阳光透过林隙小心地筛下来，野草在微风中摇曳，好像在轻声歌唱。
　　　没有一丝托尔斯泰的痕迹，没有一丝人为的痕迹，墓碑、雕像、甚至一行字。没有，什么都没有。托尔斯泰在1895年3月27日的第一份遗嘱中写道：“我死在哪儿就安葬在哪儿，墓地要最便宜的。如果死在城里，那就用最便宜的棺材，像埋穷人那样。不要送花、花圈，不要发表演说。如果可能的话，甚至不要请牧师、不要做安魂祈祷……要尽可能地节俭和简单。”在他的1908年8　月11日的第二份遗嘱中，他写道：“让人们绝不要在埋我入土时举行仪式。只要一口木制的棺材，由愿意抬棺的人抬到或运到峡谷对面的‘指定地点’……至少我选择葬身之地还是有理由的。”
　　　1928年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拜谒此墓后，写过一篇美文：《世间最美的坟墓》。他写道：
　　　“我在俄国所见到的景物再没有比托尔斯泰墓更宏伟，更感人了……这块将被后代永远怀着敬畏之情朝拜的尊严圣地，远离尘嚣，孤零零地躲在林阴里。”
　　　小时候，托尔斯泰听他的哥哥说过，在你亲手种树的地方，你会找到上帝的魔杖，找到它，将会使全世界的人幸福。如今，他就躲在他亲手种植的枞树和橡树下，他找到了那根上帝的魔杖吗？
　　　一个未能实现自己愿望的奇怪老头儿，一个地主，一个作家，一个高山仰止的圣者，他“得以安息的没有任何的东西，惟有人们的敬意。”（茨威格）
　　　谁都不理解他，包括心怀叵测的东正教教会，在他去世的那年，开除了他的教籍。而瑞典的那几个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在肯定他的文学天才之后，却对他晚年的思想和行动感到匪夷所思，不可理解，就因为这个原因，剥夺了他当之无愧的获奖资格。还有他的亲人……
　　　他如今还在地下抱怨吗？他会抱怨吗？不，他说，那些人应当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有罪，而他，“既不能惩罚别人，也不能纠正别人。”他说：“要永远宽恕一切人。”托尔斯泰的墓就这样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了，他真的宽恕了所有的人，宽恕了这个不想宽恕他的世界。还有什么样的纪念碑能与这个小土堆媲美的呢？没有了。天空有多高，他的纪念碑就有多高，大地有多宽，他的纪念碑就有多宽。从过去，到永远，这块墓都将是世界最美的墓。当你走近，不由自主地让心提紧，经受一次难以名状的冲击——那就是托尔斯泰在简朴中凝聚出来的绝世的力量，让人们的心承受它的打击。
　　　走出庄园，在对面朴素的小木屋餐厅吃了一顿俄式午餐——午餐的食谱全按托尔斯泰生前的喜好制订，也就是托尔斯泰喜欢吃的日常饮食。
　　　两个面包，其中一片是黑面包；一小碗沙拉，内有洋白菜丝、洋葱、樱桃果和苹果片；一盘土豆烧牛肉；一碗罗宋汤，内有几片番茄、牛肉、鸡蛋花。然后是一杯浓酽清香的红茶。
　　　吃过午餐，我在小摊上相中了一尊陶瓷的托氏半身像。我决定把他“请”回我的中国书房。我要小心翼翼地把它用衣裳包裹好，经受万里之遥的颠簸与摔打。
　　如今，这尊雕像安然无恙地摆放在我的书桌上，托尔斯泰那鹰似的、忧郁的眼神，蓬乱的大葫子，突出的前额和高耸的眉骨，似乎在注视着我，或者对我不屑一顾。他在想着什么呢？
　　　我却想起了在那个风雪交加的阿斯塔波沃小火车站，在那儿踯躅的孤苦老头子，像一个乞丐的老头子，正是此人，正是他，农民托尔斯泰。在他的意识已经进入微茫和谵妄之后，他给他的儿子塞尔日喃喃地说着话。塞尔日俯下身去，把耳朵贴在父亲的嘴边，他听清了，他终于听清了，听到他的父亲在说：“我爱真理……我更爱真理……”
　　　这就是托尔斯泰最后说的话。
　　　托尔斯泰，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托尔斯泰，我知道了你为什么要像一个农民那么生活，我知道了你为什么想成为一个农民。我总有一天会理解这其中的全部道理。
　　
　　寻访普希金遗迹
　　
　　1
　　
　　　1975年，我是一个在水利工地上辛苦锤石头的小青年，在用木棍扎着的床铺和用木板钉成的书桌上，我抄录着普希金的诗歌——这本手抄诗歌至今保存在我的书柜里，它已经跟随我三十余年了。而1975年之后的十二年间，我疯狂地写诗，并且出版了我的诗集。
　　
　　　作为普希金的狂热崇拜者，我用知青时代的笔迹，记录下了这个俄罗斯天才诗人的心声。我还记得他对自由的颂歌：“去吧，从我的眼前滚开，/柔弱的西色拉岛的皇后！/……我要给世人歌唱自由，/我要打击皇位上的罪恶。”我还记得他对大海的礼赞：“再见了，奔放不羁的元素！/你碧蓝的波浪在我面前/最后一次地翻腾起伏，/你的高傲的美闪闪耀眼。/像是友人的哀伤的怨诉，/像是他分手时的声声召唤，/你忧郁的喧响，你的急呼，/最后一次在我耳边回旋。/……他长逝了，自由失声哭泣，/他给世界留下了自己的桂冠。/汹涌奔腾吧，掀起狂风暴雨：/大海啊，他生前曾把你礼赞！”还有那《致凯恩》的美妙的音韵：“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你，/有如昙花一现的幻影，/有如纯洁之美的天仙。”还有那首《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它如今镌刻在莫斯科普希金广场的普希金铜像的基座上；还有那首悲怆深沉的《致西伯利亚的囚徒》：“在西伯利亚矿坑的底层，/望你们保持着骄傲忍耐的榜样，/你们悲惨的工作和思想的崇高意向，/决不会就那样消亡。/……爱情和友谊要穿过阴暗的牢门/达到你们的身旁，/正像我的自由的歌声/会传进你们劳役的深坑。”还有那首曾经在知青中广泛传诵过的《我曾经爱过你》，还有，还有……
　　　普希金在中国这个诗的国度受到的推崇是极高的，看看中国学者一些专著的书名便可窥一斑：《俄罗斯文学之父——普希金》、《俄罗斯诗神——普希金诗歌》、《普希金——俄罗斯精神文化的象征》……
　　　在一些文章中，我们还看到了这样的一些评价：“俄罗斯诗歌的太阳”、“俄罗斯现实主义奠基人”、“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奠基人”……
　　　而在俄罗斯，普希金是中国李白式的人物，他的《自由颂》、《青铜骑士》和其他　一些诗几乎家喻户晓，一个西伯利亚农民，家中也会有一本普希金诗集。学生们在小学时就必须背诵他的诗句。2003年5月23日圣彼得堡建市三百周年的盛大庆典上，我们没有忘记，出生在圣彼得堡的普京总统，邀请四十五个国家的元首在涅瓦河乘上游船时，从天空中飘来的美妙音乐中，那首《青铜骑士》的诗朗诵，正是普希金的：“我爱你，彼得的杰作，/我爱你整洁端庄的容颜，/我爱涅瓦河水汹涌的波涛/和两岸的花岗岩堤堰，/我爱你花纹精美的铁栅栏，/爱你沉思的没有月光的夜晚，/还有那透明而又闪耀的幽暗……尽情展现你全部的美吧，彼得的城，/像俄罗斯那样巍然屹立。”可以说，普希金的诗给普京挣足了面子，并且巧妙地表达出普京的踌躇满志，自信坚强，以及不甘做大国陪衬、第二世界的顽强决心。因此，普希金对于俄罗斯来说，就是不折不扣的民族气节和民族精神，是重振这个古老帝国雄风的嘹亮号角。
　　　圣彼得堡是属于普希金的——我曾经在他的六座铜像旁留影。而圣彼得堡究竟有多少座普希金铜像，当地人也说不清。
　　　令人不敢相信的是，我们住在沙皇村即叶卡捷琳娜堡的旅馆，离普希金就读的皇村中学不过二百米之遥。金碧辉煌的叶卡捷琳娜堡，几代皇帝的寝宫，最初是彼得大帝献给当时还是一个村姑的叶卡捷琳娜的。皇村中学就在宫殿之旁，一路之隔。普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