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5年第01期-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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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结识了许多前苏联作家。我那时候住在乡下老家，到作家协会开会或办事，常常在《延河》编辑兼作家王观胜的宿办合一的屋子里歇脚，路遥也是这个单身住宅里的常客，话题总是集中到苏联作家和作品的阅读感受上，艾特玛托夫、舒克申、瓦西里耶夫，还有颇为神秘的索尔仁尼琴，等等，各自阅读体验的交流，完成了互补和互相启示，没有做作，不见客套，其本质的获益肯定比正经八百的研讨会要实在得多。在大家谈到兴奋时，观胜会打开带木扇的立柜，取出珍藏的雀巢咖啡，这在当时称得最稀罕最昂贵也最时髦的饮料，犒赏每人一杯，小屋子里弥漫着烟气，咖啡浓郁的香气也浮泛开来。
　　我感到了面对苏联的历史和现实，不同的作家以不同的思想视角和艺术形态，展示出独立的思维和独立的体验，呈现出独有的艺术风景，柯切托夫属于其中的一景。我开始意识到要尽快逃离同一地域同代作家可能出现的某些共性，要寻求自己独自的生活体验和艺术体验，才可能发出富于艺术个性的独自的声音。真正蓄意明确的一种阅读，发生在此前几年。1978年春天，作为家乡灞河河堤水利会战工程的主管副总指挥，我住在距水不过50米的河岸边的工房里，在麦秸作垫的集体床铺上，我读到了《人民文学》发表的刘心武的《班主任》。我的最直接的心理反映，用一句话来概括，创作可以当作一项事业来干的时代到来了。我在6月基本搞完这个8华里河堤工程之后，留给家乡一份纪念物，就调动到文化馆去了。我到文化馆上班实际已拖到10月，在一个无人居住的残破的屋子里安顿下来，顶篷塌下来，墙上还留着墨汁写的“文革”口号，“打倒”、“砸烂”之类。我用废报纸把整个四面墙壁糊贴了起来，满屋子都是油墨气味，真是书香四溢了。我到文化馆图书馆借书。查封了10余年的图书馆刚刚开禁。我不自觉地抽取出来一本本“文革”前翻译出版的小说。我在泛读的过程中，很自然地把兴趣集中到莫泊桑和契诃夫身上。想来也很自然，我正在练习写作短篇小说，不说长篇，连中篇写作的欲望都尚未萌生。在读过所能借到的这两位短篇大师的书籍之后，我又集中到莫泊桑身上。依我的阅读感觉来看，契诃夫以人物结构小说，莫泊桑以故事结构小说塑人物；前者难度较大，后者可能更适宜我的写作实际。这样，我就在莫泊桑浩瀚的短篇小说里，选出十余篇不同结构形式的小说，反复琢磨，拆卸组装，探求其中结构的奥秘。我这次阅读历时三个月，大约是我一生中最专注最集中的一次阅读。这次阅读早在我尚未离开水利工地时就确定下来，是我所能寻找到的自我把握的切合实际的举措。我从《班主任》的潮声里，清楚地感知到文学创作复归艺术自身规律的趋势。我以为“文革”期间极左政治和极左的文艺政策，因为太离谱，早已天怒人怨，连普通读者和观众都背弃不信；倒是“文革”前几年里越来越趋“左”的指导创作的教条，需得一番认真的清理。我那时比较冷静地确认这样一个事实，自从喜欢文学的少年时期到能发表习作的文学青年，整个都浸泡在这17年的影响之中，关于文学关于创作的理解，也应该完成一个如政治思想界“拨乱反正”的过程。我能想到的措施就是阅读，明确地偏向翻译文本，与大师和名著直接见面，感受真正的艺术，才可能排解剔除意识里潜存的非文学因素。我曾经在10年前的一篇短文里简约叙述过这个过程，应该是我回归创作规律至关重要的一步，应该感谢契诃夫，还有莫泊桑，在他们天赋的智慧创造的佳作里，我才能较快地完成对极左的创作理论清理剔除的过程。到1979年春节过后，我的心理情绪和精神世界充实丰沛，洋溢着强烈的创作欲望，连续写下10个短篇小说，成为我业余创作历程中难以忘却的一年。
　　
　　阅读《百年孤独》也是读书记忆里的一次重要经历。我应该是较早接触这部大著的读者之一。在书籍正式出版之前，朋友郑万隆把刊载着《百年孤独》的《十月·长篇专刊》赐寄给我。我在1983年早春参加中国作协在河北涿州召开的“农村题材创作研讨会”期间，看到万隆正在校对《百年孤独》的文稿，就期盼着先睹这部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新世界文学名著。一当目触奥雷连诺那块神秘的“冰块”，我就在全新的惊奇里吟诵起来。我在尚不完全适应的叙述形式叙述节奏里，却十分专注地沉入一个陌生而神秘的生活世界和陌生而又迷人的语言世界。恕我不述这部在中国早已普及的名著初读后的诸多感受，这里只用一个情节来概括。1985年夏天，省作协在延安和榆林两地连续召开“长篇小说创作促进会”，我有几分钟的最简短的发言，直言阅读《百》著的感受，大意是，如果把《百》比作一幅意蕴深厚的油画，我截止到目前的所有作品顶多只算是不大高明的连环画。我的活没有形成话题，甚至没有任何反应，甚至产生错觉，以为我有矫情式的过分自贬。我也不再继续阐释，却相信这种纯粹属于自我感觉所得出的自我把握。这次阅读还有一个不期而至的效果，就是使我把眼睛和兴趣从苏联文学上转移了。
　　我关注有关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家和作品，尤其是介绍或阐释魔幻现实主义的资料。我随后在《世界文学》上，看到魔幻现实主义的开山大师卡朋铁尔篇幅不大的长篇小说《王国》，据介绍说这是魔幻现实主义的首创之作。同期配发了介绍卡朋铁尔创作道路的文章，我才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创立和发展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脉络。据说《王国》之前拉丁美洲尚无真正创造意义的文学，没有在世界上引起关注的作品和作家。《王国》第一次影响到欧洲文学界，是以其陌生的内容更以其陌生的形式引起惊呼，无法用以往的所有流派和定义来归纳《王国》，有人首创出“神奇现实主义”一词概括，且被广泛接受。《王国》引发了拉丁美洲文学新潮，面对一批又一批新作品新作家的潮涌，欧美评论界经过几年的推敲，弄出一个“魔幻现实主义”的词汇，似乎比“神奇”更能准确把脉这一地域独具禀赋的作品特质。
　　对我更富启示意义的是卡朋铁尔艺术探索的传奇性历程。他喜欢创作之初，就把目光紧盯着欧洲文坛，尤其是现代派。他为此专程到法国，学习领受现代派文学并开始自己的写作，几年之后，虽然创作了一些现代派作品，却几乎无声无响，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他在失望至极时决定回国，离去时有一句名言：在现代派的旗帜下容不得我。他回到古巴不久，就专程到海地“体验生活”去了。据说他选择海地的根本理由，这是拉丁美洲惟一一个保持着纯粹黑人移民的国家。他在那里调查研究黑人移民的历史，当然还有现实生存形态。他在海地待了几年时间我已无记，随后他就写出了拉丁美洲第一本令欧美文坛惊讶的小说《王国》。我只说这个人对我启示最深的一点，是关于我对乡村生活的自信被击碎了。我的生活史和工作历程都在乡村，直到读卡朋铁尔的作品，还是在祖居的老屋里忍受着断电点着蜡烛完成的。我突然意识到，我连未见过面的爷爷以及爷的兄弟们的名字都搞不准确，更不要说再往上推这个家庭的历史了，更不要说爷爷们曾经在我现在居住的这个屋院里的生活秩序了，我在家乡农村教书和在公社（乡）工作整整20年，恰好在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后，我一直自信对解放以后乡村经历的欢乐和灾难的全过程的了解和感受，包括我的父亲从自家槽头解下缰绳，把黄牛牵到初级农业合作社里将一孔废弃的窑洞改装成的饲养大槽上。这时，才意识到对于企图从农村角度述写中国人生活历程的我来说，对这块土地的了解太浮泛了。也是在这一刻，我突然很懊悔，在“文革”之初破“四旧”烧毁族谱时，至少应该将一代又一代祖宗的名记抄写下来；至少应该在父亲谢世之前，把他记忆里的祖辈们的生活故事（那怕传闻）掏挖出来。我随之寻找村子里几位年龄最高的老者，都说不清来龙去脉，只有本门族里一位一字不识的老者，还记得他儿时看见过的我的爷爷的印象，高个子，后脑上留着刷刷（从板刷得到的比喻，剪辫子的残余）头发，谁跟外村人犯了纠葛，都请他出面说事；走路腰挺得很硬，从街道上走过去，在门口敞怀给娃喂奶的女人，都吓得转身回屋去了。这是他关于我爷爷的全部记忆里的印象，也是我至今所能得到的惟一一个细节。这个细节从听到的那一刻，就异常活跃地冲撞我的情感和思维，后来就成为我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主要人物白嘉轩的一个体形表征，尽管那时候还没有这部小说的构想。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文坛呈现出“寻根文学”的鲜活生机。我不敢判断这股文学新潮是否受到拉美文学爆炸的启示或影响，我却很有兴趣地阅读“寻根文学”作品，尽管我没有写过一篇这个新流派的小说。我后来很快发现，“寻根文学“的走向是越“寻”越远，“寻”到深山老林荒蛮野人那里去了，民族文化之根肯定不在那里。我曾在相关的座谈会上表述过我的遗憾，应该到钟楼下人群最稠密的地方去“寻“民族的根。我很兴奋地处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坛里，多种流派交相辉映，有“各领风骚一半年”的妙语概括其态势。其中有一种“文化心理结构”的创作理论，使我茅塞顿开。人是有心理结构的巨大差异的。文化决定着人的心理结构的形态。不同种族的生理体形的差异是外在的，本质的差异在不同文化影响之中形成的心理结构的差别上；同种同族同样存在着心理结构的截然差异，也是文化因素的制约。这样，我较为自然地从性格解析转入人物心理结构的探寻，对象就是我生活的渭河流域，这块农业文明最早呈现的土地上人的心理结构，有什么文化奥秘隐藏其中，我的兴趣和兴奋有如探幽。卡朋铁尔进入海地，“寻根文学”和“文化心理结构”创作理论，这三条因素差不多同时影响到我，我把这三个东西综合到一起，发现有共通的东西，促成我的一个决然行动，去西安周边的三个县查阅县志和地方党史文史资料，还有不经意间获得的大量的民间轶事和传闻。那个长篇小说的胚胎渐渐生成，渐渐发育丰满起来，我感到真正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句子了。”
　　我并不以卡朋铁尔从欧洲现代派旗帜下撤退的行动，作为拒绝了解现代派艺术的证据。现代派艺术肯定不适宜所有作家。适宜某种艺术流派的作家，会在那个流派里发挥创造智慧；不适宜某种艺术流派的作家，就会在他清醒地意识到不适宜时逃离出去，重新寻找更适宜自己性气的艺术途径，这是作家创作发展较为普遍的现象。海明威把他的艺术追求归纳为一句话，说他一生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这个“句子”自然不能等同于叙述文字里的句子。既然是“一生”，就会有许多次，我们习惯用一次新的成功的探索或突破来表述这个过程和结果。卡朋铁尔到海地“寻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句子”，并创了拉美文学新的天地，以至发生爆炸，以至影响到世界文坛。今天坦白说来，《王国》我读得朦朦胧胧，未能解得全部深奥，也许是生活距离太大，也许“神奇”的意象颇难解读，也许翻译的文字比较晦涩。我的最重要的启示在于卡朋铁尔扎到海地去的行动，即他“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时富于开创意义的勇气，才是我的最有教益的收获，未必也弄出“人变甲虫“的蠢事来。
　　在昆德拉热遍中国文坛的时候，我也读了昆德拉被翻成中文的全部作品。我钦佩昆拉结构小说举重若轻的智慧。我喜欢他的简洁明快里的深刻。这是“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句子”的又一位成功作家。我不自觉地把《玩笑》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对照起来。这两部杰作在题旨和意向所指上有类近的质地，然而作为小说写作却呈现出绝然不同的艺术气象，我习惯从写作的角度去理解其中的奥秘，以为前者属于生活体验，后者已经进入生命体验的层面了。我在这两本小说的阅读对照中，感知到从生活体验进入到生命体验，对作家来说，有如由蚕到蛾羽化后的心灵和思想的自由。
　　2004年11月24日二府庄
　　


个园Ⅱ
■　　张　生
　　电车晃动了一下，车窗外高楼上的霓虹灯广告一闪而过，高架道路下笼罩在雨雾中的一条条流光溢彩的街道也向身后滑去。我不禁松了一口气，低头看了看手表。已经五点多了。这个时间应正值下班高峰，车厢中挤满了手提公文包和打领带穿深色西服的人。路还很长。我用刚学会的日语说了声对不起，从车门处向里面挪了挪，找了个地方站好了身子。
　　看来，东京十月份的天气和上海差不多。前天我从上海出发时就在下雨，到了这里还是一样的阴雨连绵。不同的是，因为早一个时区，东京比上海的天黑得还要早一些。我想起刚刚结束的学术会议，觉得毫无意义。这场由韩国一个大学和日本的一个大学共同发起的研讨中日韩，即所谓东北亚文化的会议让人感到不知所云。在会上发言时，每个人都试图把本国的文化和历史与对方挂上钩。我当然不反对这一点，事实上，这也是事实，关键在于，问题仅此而已，或者说，到此为止。至于挂上钩后所产生的影响及意义，却没有人多说。特别是在会议开幕式上，大会主席，一个韩国教授，用幽默的口吻提议与会代表举杯预祝大会圆满成功时说，他不仅要热烈欢迎韩国和日本的会议代表，还要热烈欢迎“既不懂日语，也不懂韩语的来自中国上海交通大学的代表张教授”，而那个张教授就是我。我虽然不是个敏感的人，但我不想掩饰我对这句话的反感，尽管我还搞不清楚我为什么会对他这句话感到不舒服。也许，是自尊心在作怪。他这么一说，好像我无形中变成了局外人。这显然是我不能接受的。因为，如果没有我，这个冠名为中日韩的会议就会只剩日韩两家，所谓的东北亚就更无从谈起了。
　　当然，他是用英语说这番话的，否则，我不知道我会有什么反应。今天在会议接近尾声时，一个日本教授向我走了过来。我以为他是要和我谈什么学术问题，谁知他用蹩脚的英语向我打了个招呼后，就迫不及待地告诉我，他就是在上海的虹口出生的，很喜欢上海。他向我伸出了一只手，感慨万千地说，那已经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我算了算，他可能是1945年日本战败后离开中国的。看到我若有所思的样子，他马上又说，他父亲不是军人，是个医生，给日本人看病，也给中国人看病。我明白他的意思，主动友好地向他笑了笑，他也很快露出了笑容。接着，他又把他的一个朋友介绍给了我，那个人的年纪和他差不多，背景也一样，不过，他是在大连出生的。但因为我还有事，怕耽搁了，所以没能和他们两个深谈。另外，用英语和他们交谈，太吃力了。这倒不是他们的英语有多差，实际上，我在讲英语的时候，也是像他们一样，不停地挥动着双手。如果是外人，看我们说话的样子，一定以为我们是在吵架，而不是为了相互理解对方的话。
　　经过五反田站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村上春树的小说《舞！舞！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