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5年第01期-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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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春天在扬州，你祖父张佩琨先生的诊所。”
　　竹下先生似乎早已经知道我在看这张照片。
　　“怎么像个花园？”
　　“哦，这就是个花园，是在扬州的个园里照的。”
　　“是吗？”
　　我还是有些疑惑。扬州的个园我去过，很大，我有点不敢相信我祖父会把一个小小的诊所开到这座声闻遐迩的古典名园。
　　“你祖父医术很高，因为治好了扬州一个富商的沉疴，所以那个人就把个园以很便宜的价钱出租给了你祖父。呵，你祖父可不是个庸医，当年在帝大读书时，成绩就很好，我们是竞争对手，每次考试不是他第一就是我第一，不过，我们更是好朋友。”
　　竹下先生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微笑着对我说。我不由得吃了一惊。但竹下先生却没有继续说下去，他转身推动轮椅，到身后的多宝格上取了一瓶酒。我忙走过去，接过了他手中的酒瓶。
　　“你能再陪我喝点酒吗？”他又拿了两只杯子，回头问我。
　　我看了看手中的酒，原来是一瓶绍兴产的黄酒，这种酒度数并不高，我在上海也常喝。不是吹牛，估计我就是把这一瓶喝下去也没问题。
　　“当然可以。”
　　“你这么远跑来和我见面，一定不是为了和我这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喝酒，可是看到你，我就忍不住想起过去。来，让我们先喝一杯，过去我在中国的时候，就经常和你祖父喝这种酒。”
　　也许是年纪大了，有些不胜酒力，我看他刚把酒喝下去，脸就开始红了起来。
　　“这杯酒，我等了很长时间了。自从去年联系上你后，我就买了这瓶酒，等着你过来喝，就像当年我和你祖父一起喝一样。”
　　他好像在慢慢地品着这杯酒的滋味。酒是温的，里面甚至还有姜丝。这种喝黄酒的方法也是江南一带的老传统了。这让我对竹下先生当年与我祖父的交往更感兴趣了。
　　“我是1941年的春天去的扬州，那时你祖父已经在扬州行了好几年医了。他医术高明，受人爱戴。”
　　竹下先生一边讲，一边看着杯中的酒缓缓冒出的热气，似乎过去的回忆正随着这一缕缕酒香渐渐复苏。
　　“我说过，你祖父张佩琨是我的好友，我的汉语就是他教的。所以，自从他回国后，我们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这次久别重逢，我们都感到十分愉快。我还应你祖父的请求，给他从日本带了很多中国紧缺的医疗用品，他很高兴。你知道，那时中日之间爆发战争，很多东西不易买到。”
　　他看了我一眼，见我正凝神细听，没有打断他的意思，就继续讲了下去。
　　“当时，我在一家日本的贸易公司工作，主要经营的是中国的茶叶生意。一天，当我准备到乡下去收购茶叶的时候，在城门口遇到一场中国的地下武装袭击日本军人的枪战，我躲避不及，被一颗子弹击中了左胸。我的中国随从赶紧把我送到了附近你祖父张佩琨先生的诊所，经过他的悉心抢救，我终于侥幸活了下来。但因我的身体不能马上复原，再加上我一个人孤身在中国，在你祖父的执意挽留下，我留在了他的诊所。
　　“实际上，即使他让我走，我也走不了，因为伤势实在太重。一直到一个月后，我才能在护士的搀扶下勉强下床走几步。我过去从未来过中国，对中国的文化也所知不多，住在这个美丽的诊所里，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新鲜。个园是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它不仅是个园林，还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缩影，或者是隐喻。我说的只是我的一些模糊的感受，并没有什么理论。有很多人都以为我们日本的文化和中国文化相差不大，可实际上却不是这样。当然，这种差别也只有像我们这种身临其境的人才知道，但有时候，哪怕就是我们自己也不一定知道。为了使我的身体尽快恢复，我经常在园林中散步，我走过那些假山，绕过那些亭台楼阁，经过那些池塘和曲折的流水，还有随处可见的竹子——你祖父告诉我，个园的个就是竹子的意思，因为它的形状就是竹叶的形状——我感到自己渐渐爱上了这个地方。”
　　他说到这里，看了我一眼，似乎在犹豫是不是还要讲下去。不过，也可能是我误解了，因为，在呷了一小口酒之后，他很快就又接着说了起来。
　　“当然，这也与我在养病期间受到的精心照料有关，特别是你祖父的夫人陈琪玉小姐。我可能忘了说了，她就是这个诊所的惟一的护士，他们燕尔新婚，夫妻十分恩爱。而在此之前，他们的诊所从未接受过像我这样的长期住院的病人。事实上，佩琨只出诊，正因为我是他的好友，他才破了这个例，临时在家里给我安排了一张病床。所以，陈琪玉小姐对我的照顾也十分周到。你知道，那时候中国人普遍对日本的行为很反感，刚开始见到我时，她虽然很客气，可也还是有些距离，但与我熟悉后，就不再那么矜持了。
　　“我很感激她，如果没有她当年的精心护理，我今天也许不可能坐在这里回忆过去了。不过，要是真的那样，也未必就是一件值得惋惜的事。唉，所有的事情都是在事后才知道对错，甚至永远不清楚是对还是错，也许，这世界上的一切都本无对错可言。
　　“你祖父张佩琨先生起初对我的康复并不是很有信心。手术后整整一个月，他都守护在我的床前没有到城外出诊，直到我度过危险期，能够下床走动后，他才重新开始出诊。他经常深入到偏僻的乡下去行医，对那些贫穷的病人，他不仅免费出诊，还自己出钱买药给他们治疗。他这样做并非一时心血来潮，在学校时，他就向我袒露了他的理想。他当初到日本来的时候学的是文学，但后来觉得文学固然让人着迷，但中国多的是贫穷和疾病。他想，与其学习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文学，再让那些自以为是的人评论来评论去，还不如当一名医生，为凋敝的祖国做一些踏踏实实的事。我虽然不能完全赞同他的意见，但却被他的献身精神所折服。他在回国后按计划先在上海开了个诊所，为了积累经验和资金，他拼命工作，两年后，他开始践行他的理想，到江浙一带的乡村行医，为贫苦的农民疗治病痛。他常在来信中向我描述江南的乡间如诗如画的景色和淳朴的人情。甚至他还描述了他的一位美丽的病人爱上了他，这让他陷入了两难，因为，作为医生，是不能和自己的病人发生这样的关系的，可他却不能自已，这似乎有悖医德。可最后，他们还是幸福地结合了。我后来才知道，这就是出身高贵为人贤淑的陈琪玉小姐。最后，还是陈琪玉小姐打破了他们之间的僵局，使书生气的佩琨不再优柔寡断。陈琪玉小姐不顾家庭反对，私自逃离了家庭的控制，偷偷追随佩琨到了外地。佩琨无奈之下，只得承认和接受了这份爱情。
　　“佩琨的文笔优美、传神，常把我不自觉地带往他所生活的世界，也使我渐渐迷上了他的那种浪漫的事业和生活。
　　
　　“可和他相比，我有时不禁对自己、对这个世界感到无所适从。我学医只是秉承家人的愿望，我一直不是很清楚自己喜欢什么，或者说要做什么。我只是被潮流，被时代的潮流推着走。大学毕业后，因为成绩优异，我被推荐到了东京的一家医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因为有着政府的背景，不仅薪资优厚，研究的条件也很好，很多同学都很羡慕我。但我对此并无多大的兴趣，我只是凭着一个科学家的良心在工作，我很刻苦，对业务也很钻研，在研究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不断受到同行的认可。我知道，这样下去，我在医学上的贡献肯定会很大，可这些并不能取代我内心的惶惑和迷惘。我觉得自己的生活枯燥无聊，自己的工作也可有可无，远没有佩琨的工作有意义。所以，与佩琨通信，并为他采购医疗用品也就成了我日常生活中最有意义的事情。
　　“我很想去冒险，那时我还很年轻，想通过冒险来改变自己的生活，从而也改变自己，但始终没有机会，直到一家贸易公司招聘，我才借机来到了中国。我的上司和同事们都为我的离去感到惋惜，觉得我放弃已有的研究去做这种普通的工作有些浪费，因为我的一项研究成果已经对我们整个研究项目的推进起了很大作用，但我还是坚决离开了。只是，我没想到，刚到中国就给佩琨添了这么大的麻烦，不过，我想这也是命中注定的事情。个人相对于命运，总是盲目的，因为命运并不盲目，盲目的只是个人。”
　　说到这里，竹下先生停下来，咳嗽了两声。在灯光下，可以看到他手中透明的酒杯发出琥珀一样的光芒，一股淡淡的酒香正无声地在我们之间流淌，他盯着酒杯，似乎正在思考着什么。过了一会，也许是想起我还坐在他身边，他皱着的眉头才舒展开来。
　　“好了，不谈命运了。你看看，人老了，就喜欢说这些说不清楚的东西，真是不中用了，还是谈谈扬州吧。扬州是个非常幽雅的中国古典城市，春天，空气里似乎都流淌着让人沉醉的因子。飘扬的柳絮之中，我拖着尚未完全康复的病体，在佩琨的陪同下，在那些看似陈旧冷清的街道和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园林中漫步，当然，更多的时候，是陈琪玉小姐陪在我身边。因为善良的她总是不放心我的身体，而我的身体也的确虚弱，佩琨又经常下乡，所以照料我的责任只能落在陈琪玉小姐的身上。和她在一起我感到非常愉快，她是那种传统的中国女性，虽然曾在上海受过西式的教育，但却并未失去东方女性的温柔和婉约。她为我换药，清洗伤口，扶着我在室外走动，还亲自用勺子喂我一口一口喝她烧的乌骨鸡汤，真是无微不至。而她之所以抛开自己原来尊贵的身份和爱好，愿意成为一名护士，都是为了帮助佩琨。我暗自为佩琨感到幸福，也很羡慕他的生活。我甚至想在病愈后离开那家公司，和佩琨一起在中国行医。甚至，这只是一种假设，也娶一位陈琪玉小姐那样有着一双含笑的杏眼和窈窕身材的江南姑娘为妻。我想，如果我真能离开公司，这也并非奢望。
　　“佩琨对我的这个想法只是笑了笑，他也许以为我是在开玩笑，或者是一时冲动。但我的这个念头就像花园里葱郁的竹木一样，一天比一天强烈和真实。当然，我也只能不了了之，我说过，相对于命运，个人总是软弱的，微不足道的。我不能脱离原有的公司。至于原因，很简单，因为我觉得我并未完成公司交给我的工作，如果此时突然推脱自己的责任，无疑是一种可鄙的行为。
　　“当时，我常和佩琨谈论日本对中国的占领，佩琨说这是侵略，我也是同意的。当然，我们的意见有一致的地方，也有不一致的地方。比如，我们一致认为，日本对中国的占领，或者是侵略是不对的。我虽然是个日本人，但也认为日本的的确确给中国带来了不少灾难，这是千真万确的，也都是我亲眼所见。我并不因我是个日本人就有意隐晦这一点。没必要。是什么就是什么。但我也不同意那种意见，其实就是佩琨的意见，他说既然这样，我就该反对日本这种违背国际正义和公理的行为。但我却很难接受他的这个意见，我觉得国家的利益大于个人的利益。就像佩琨自己，虽然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但由于我们身处彼此相互对立的国家，即使我们正常地交往，也难免受人诟病。我曾亲耳听见他的邻居在背后低声骂他是汉奸。这个骂他的声音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代表国家利益的呼声，他同样不能对此无动于衷。所以，我感觉到，这一点我也对他直说了，因为我们两人都不是那种可以对朋友隐瞒什么的人，随着我在他这里养病的时间变长，他所承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了。佩琨没有回避我的指责，他承认，最近，他也常有这种感觉，所以总是不自觉地想到外地出诊，以躲避邻居和他人投来的鄙夷的目光。但他希望我不要因此而产生压力，他相信，只要是真正的友谊，是经得起考验的。我点点头，表示赞同他的说法。可我知道，这只是个美好的愿望。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所处的时代，还有我们两人的身份，已经决定了我们的友谊必将承受更多的东西，而这也许就是我们之间的两难，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两难。有时，我想，如果我是中国人，或者佩琨是日本人就好了，我们之间的争端将不复存在，但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只有一种人呢？也许，就是因为我们是不同的人，我们才成为了朋友。因此，我们彼此所能做的，不管对错，也只能是尊重对方的选择了。而做到这一点，又何尝容易？
　　“每次，我们在花园里边走边谈时，陈琪玉小姐都会微笑着走过来招呼我们休息一下，或者过来平息我们的争论，请我们喝一碗她亲手烹制的冰糖莲子羹，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她对我们的讨论并非一点不懂，对现实更非一无所知，但她从不介入，对我的态度也始终如一。这也许是我能勉强在这里住下去的原因。但为了不使佩琨在当地的一些人面前感到为难，我还是在身体康复后尽快离开了个园。其实，无论是佩琨还是陈琪玉小姐，都没有让我走的意思，可又有什么办法呢？你可能不相信，后来有一阵子，来佩琨这里看病的人都少了很多。”
　　竹下先生再次沉默了下来。显然，这并不是件让人愉快的事，这么多年了，竹下先生的口气里还是充满了无奈，就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不过，我想，在当初那种特殊的情况下，祖父母这样做也算是难能可贵了。而从竹下先生此刻落寞的神情中，我也不难想像出他当时的痛苦，我忽然很想宽慰一下眼前这个诚挚且伤感的老人。
　　这时，有一个人的脚步声从身后传来，我扭过头，看到川口端着一个不锈钢托盘走了进来。
　　“不好意思，张先生，打扰你们的谈兴了。我是来提醒竹下先生吃药的。刚才我已经偷偷来过一次了，可看你们聊得正高兴，就没有舍得打扰你们。可竹下先生再不吃药，就要错过时间了。”
　　川口把托盘放在桌子上，上面除了一杯水外，剩下的全是各种颜色的药瓶。
　　“真不好意思，竹下先生，耽误您吃药了。”我看了看表，没想到已经很晚了。刚才我只顾听竹下先生讲话的内容，忘了他讲话的速度其实很慢，很轻，也很花时间。
　　“哦，是要吃点药，我的话还没讲完呢。”竹下先生端起杯子，接过了川口递给他的药片，“年纪大了，只能靠这些东西了。”
　　“张先生今天跑了这么远的路，很辛苦，是否早点休息？”川口转身向我递了个眼色。我马上明白了他的用意，他是想劝老人休息。
　　我这才注意到，竹下先生的脸上的那层因喝酒而产生的红晕早已褪去，变成了蜡黄色，他的背也佝偻了下来。
　　“说的是，都怪我太急了，恨不得把话一下子说完。”竹下先生吃完药，对我笑了笑，用沙哑的声音说。“那就这样，你看，现在时间也不早了，你今天就不要回去了，让川口先带你去休息，明天我们再聊如何？”
　　我看了看川口，他正盯着我，似乎很怕我拒绝竹下先生的建议。其实我并不累，竹下先生刚才所讲的那些往事不仅没让我感到疲倦，反而让我兴奋了起来。我很想知道接下来他和我祖父之间又发生了些什么故事。而且，我发现，竹下先生尽管嘴上说叫我去休息，可好像也并不想让我离开。但他脸上的气色的确不是很好。我犹豫了一下，决定既接受竹下先生的建